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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 可楼记 〔明〕高攀龙

时间:2010/5/17 15:44:59  点击:3132 次
    【作者简介】

  高攀龙(1562~1626),明代文学家、政治家。初字云从,更字存之,别号景逸。南直隶无锡(今属江苏)人。祖父静成,被举为孝廉,曾任浙江黄岩县令。生父继成,生有五个子女,高攀龙是老二。静成的弟弟静逸无子,于是将高攀龙过继为嗣子。
  高攀龙从小喜读书,非常懂礼节。六岁开始读书,十二岁学写八股文,二十一岁中举。万历十四年(1586),无锡知县李元冲聘请江右学派的罗懋忠和顾宪成到黉宫讲学,高攀龙受其影响,开始潜心研究程朱学说,确定了治学方向。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不久,嗣父去世,他回家为嗣父守制三年。
  万历二十年(1592),高攀龙服满,被任命为行人司行人,开始了曲折坎坷的政治生涯。行人司行人执掌传圣旨、行册封等礼仪性的事务,比较清闲。高攀龙大量阅读了行人司中丰富的藏书,尤其是仔细研读了二程、朱子的著作和明朝山西大儒薛文清的《读书录》,并亲手摘抄。他尤其赞赏薛文清“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的处世态度,以后行事必自求无愧于这一原则。他还编写了《日省编》,将先朝大儒的语录附在《大学》章句之下,作为初学者的指南。高攀龙又将先朝大儒有关儒、释差异的言论汇集成《崇正编》,以抵制王阳明心学所提倡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也就在这一时期,高攀龙感觉自己读书虽多,但心得较少,于是采取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方法,涵养德性。此后几十年,从未间断。可以说,高攀龙之所以能不以自身的进退为怀,坦然面对政治生活中的腥风血雨,达到崇高的道德境界,与他长期的修身养性是分不开的。
  此时的明王朝已经进入了衰败期,神宗长期不理政务,朝中党派纷争,宦官横行,致使朝政混乱,国力日衰。高攀龙从政不久,就上了一道《今日第一要务疏》,提出要改变明王朝岌岌可危的形势,首先必须正本,即端正“人君之心”;其次要“除刑戮”、“举朝讲”、“用谏臣”、“发内帑”,以革新政治。但这道奏疏被皇帝留中不发。后来,首辅王锡爵等权贵在六年一度考察京官的过程中,大肆排斥异己,被贬削者总计达六十余人,朝廷上正直的官员为之一空。高攀龙为此愤激不已,上《君相同心惜才远佞以臻至治疏》,对神宗无故罢免大臣深表不满,并对王锡爵为泄私愤而斥逐异己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这道奏疏激怒了王锡爵,也得罪了神宗,结果高攀龙被贬为广东揭阳典史。高攀龙由水路从家乡前往广东就任。在揭阳,高攀龙每天在官衙内教授生徒,培养了不少学生。他还四处察访民情、吏弊,惩治地方恶霸。在揭阳停留的半年内,高攀龙结识了陆粹明及其老师萧自麓,以及明道先生、李材等人,对他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生境界也有很大的提高。  万历二十三年(1595)二月,高攀龙回到无锡,居家不仕近三十年。他在漆湖之畔(今蠡湖东岸)建造了一座“水居”,取名“可楼”,作为自己读书静坐的处所。“水居”坐落在湖山环抱之中,环境十分幽雅,他常常在此一住就是一个月。在读书静坐中,他的学术思想日渐成熟,成为当时的儒者宗师。他在学术思想上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反对王学末流的“空虚玄妙”之学。他认为“无用便是落空学问”,“立本正要致用”,把“治国平天下”看做是格物致知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必然结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因此后人评价他“居与游无出乎家国天下”。
  高攀龙回到家乡,除了读书静坐外,他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就是讲学。他与家乡另一位进士出身的学者顾宪成志同道合,交谊颇深。为了有一个讲学的场所,万历三十二年(1604),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支持下,高攀龙与顾宪成等人发起,在北宋著名学者杨时(龟山)的讲学之所重建了东林书院。重建后的东林书院由顾宪成主持,万历四十年(1612)顾宪成去世后,由高攀龙主持,直到天启五年(1625)书院被拆毁为止。
  高攀龙在讲学过程中,除了学术上的传授与交流外,更强调立志做人。他提出做人要真,要老老实实,强调做人要有气节。针对当时士风日下、追名逐利的情况,他指出读书不是为了求取功名富贵,而是为了正心修身。高攀龙等人在讲学的过程中,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标准来评议朝政,裁量人物,与他们志趣相近的在野士大夫闻风响附,纷至沓来。在朝的李三才、赵南星、邹元标、杨涟等正直官员也与他们互通声气,遥相应和,东林书院实际上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他们的反对派对此十分忌恨,诬之为“东林党”,污蔑他们是假借讲学以结党营私。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去世,皇太子即位,是为光宗。光宗在位仅二十九天便一命呜呼。其后,他的长子朱由校即帝位,是为熹宗。熹宗即位后,东林党人因拥戴有功,重新崛起。天启元年(1621)三月,高攀龙重获起用,被任命为光禄寺丞。九月,到京就任。这时,他已经是一位六十岁的老人了,长期的修身养性,使他早已超脱了名利甚至生死。
  天启二年(1622)正月,关外重镇广宁(今辽宁北镇)失陷,明军被迫退缩到山海关一线。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人心惶惶。高攀龙接连上书要求革新政治,以挽救国家濒危的命运。他在《破格用人疏》中提出要破格用人,加强战守之备,并推荐礼部右侍郎孙承宗担任防御大臣,负责处理战事。他的意见得到了皇帝的首肯,而孙承宗也不负众望,收复了广宁和辽河以西的土地,边境平静了四年之久。同时他还上疏追论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1,要求惩治郑养性、李如桢、崔文升等人。他还上了《恭陈圣明务学之要疏》,向明熹宗阐明读书的重要性。由于在疏中涉及到三案,触怒了熹宗,结果反而被罚俸一年。
  天启二年九月,高攀龙转任大理寺右少卿,十一月,升任太仆卿,次年晋升为刑部右侍郎,四年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此时,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日益扩张,控制了内廷和外廷的行政事务。东林党人向来嫉恶如仇,反对他们利用权势,擅作威福,翦除异己,荼毒内外,纷纷上书参劾。双方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高攀龙站在了这场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
  高攀龙担任左都御史后,就着手清除贪官污吏。他首先命令五城御史在九门张挂《禁绝书仪》。不久,又上《纠劾贪污御史疏》,弹劾御史崔呈秀。疏中揭露崔呈秀在巡按淮扬地区时,贪赃枉法,铺张浪费,要求将崔呈秀从重处分。吏部尚书赵南星经过认真复查,认为事实确凿,提议将崔呈秀遣戍。崔呈秀得知后,连夜投奔魏忠贤,认魏忠贤为义父。
  高攀龙认为,要治理好天下,地方官是否贤良十分重要,因此拟了一道《具申严宪约疏》,对地方官的职责作了“课农桑”、“兴教化”、“育人才”等共55条具体的规定,府、州、县据此层层考核。此时,魏忠贤、崔呈秀等人正借会推山西巡抚一事大肆迫害东林党人,结果高攀龙奏疏还未来得及呈上,就被借故罢斥了。
  高攀龙等人被罢黜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全面控制了朝廷内外大权。他们窃国乱政,大兴冤狱,开始对东林党人进行更大规模的迫害,编派了《缙绅便览》、《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黑名单,将不依附于魏忠贤的官员开列在内,统称为东林党人。高攀龙作为东林党的核心人物,自然成为阉党迫害的重点对象。
  天启五年(1625)四月,阉党诬蔑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受贿,将他们送到北镇抚司诏狱,严刑拷打,杨涟等五人死于狱中,顾大章自杀,史称“东林六君子”。八月,魏忠贤下矫旨,将全国的书院全部拆毁,首先就从东林书院拆起。当东林书院被魏忠贤阉党拆毁时,他写下悲愤激昂的诗句:“纵然伐尽林间木,一片平芜也号林。”
  天启六年(1626)二月,魏忠贤指使其党羽假造浙江税监李实的奏本,诬告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七人贪污袍价十余万两,企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高攀龙得知消息后,自知不免,却十分镇静。三月十六日一早,他整冠束带,衣袍整齐,去拜谒了先贤杨龟山祠。回家后与弟高士鹤及两位门生赏花于后花园池畔,谈笑自如。谈兴正浓时,有人叩门而入,告知阉党要抓他的确切消息,顿使高家满门惊惶,惟有高攀龙神情泰然,微笑着对亲人说,“吾视死如归耳”,叮嘱儿孙“无贻祖羞”。还说:“如果贪恋残生,岂不辜负了平生的学问!”当天晚上,全家款叙,高攀龙说笑无异平日。深夜,风声更紧,高攀龙悄悄起床至书斋,写《别友柬》,并提笔向熹宗皇帝奏最后一疏。书毕,即换上朝服自沉于后花园池中,以示不愿受辱于阉党。高攀龙在《遗疏》中写道:“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辱则国辱,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愿结来生。臣高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报皇上。”高攀龙自杀前曾遗言同年挚友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高攀龙《高子文集·答袁节寰中丞》)”,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 
  崇祯初,高攀龙冤案得以平反。
文学成就
  高攀龙能诗文。前人称他“立朝大节,不愧古人,发为文章,亦不事词藻而品格自高”。著有《高子遗书》12卷,还有《周易易简说》、《春秋孔义》、《正蒙释》、《《二程节录》、《水居诗稿》、《毛诗集注》等。 
  高攀龙的文章平易流畅,格调清遒。他的记叙性散文,如《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和《祭顾泾阳先生》,深情地描述了东林领袖顾宪成的生平事迹、东林书院建立经过及顾的为人品德,亲节感人。文中称:“先生于世,无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体,居取坐卧,不知其他。四壁不垩庭草,不除帷帐,不饰一几一榻,敝砚秃笔,终日俨然冥坐读书,四方酬答而已。忧时如疾痛,好善如饥渴。”素淡几笔,写出一位以清廉自守的正直士人形象。又如《薛文清公传》,仅载几件小事,而将薛□公正廉明、敢于力谏的品德勾画如生。他的游记散文虽不多,但也可见出善于借景抒情的功力。如《武林游记》,记杭州数日游,写湖中雨景道:“是时雨丝阴□,水烟笼树,远山层叠,浓淡相间。内湖荷香袭人,游人歌吹与点点渔舟错落,左右瞻眺,恍然自失。”读文如观画。又如《三时记》描绘大姑滩的险急,栩栩如生,由此想到“张旭、右军观之,书法当更适”,颇有深意。
  高攀龙的诗歌,朴素自然,文字简洁,恬淡中别有寄托,颇有陶渊明风格。沈德潜称他“无心学陶,天趣自会”。如《夏日闲居》:“长夏此静坐,终日无一言。问君何所为?无事心自闲。细雨渔舟归,儿童喧树间。北风忽南来,落日在远山。顾此有好怀,酌酒遂陶然。池中鸥飞去,两两复来还。”清幽的环境衬托出悠闲的情绪。高攀龙撰并书的诗文稿现藏上海图书馆。手迹。卷轴装。此手稿共7篇,依次为:《观梅诗》、《陈贲闻墓志铭》、《柬赵师》、《柬朱平涵阁老》、《和叶参之年兄过东林废院十首》、《柬刘念台太仆》、《水居饮酒诗》。与《高子遗书》互勘,颇见详略异同:"观梅诗"为《遗书》失载,"和叶参之年兄过东林废院十首"《遗书》仅存3首。卷末有叶恭绰校记,冒广生、汪兆镛诗及吴湖帆、吴梅题识;又有杨志濂题字及孙保圻跋等。
  静坐说 
  气功静坐著作。明·高攀龙撰。主说静坐功夫,静坐以平常为要诀,而平常即清静自然。“以其清静不容一物,故谓之平常”,“静中妄念即净,昏气自清,只体认本性、原来本色,还他湛然而巳”,“湛然动去,静时与动时一色,动时与静时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个平常也。故曰无动无静,学者不过借静坐中认此无动无静之体云尔”。在其后的《书静坐说后》中,又把理学的“主一”观引入作者的静坐论,认为“必收敛身心,以主于-----即平常之体也,主则有意存焉,如意非著意,盖心中无事之谓,一著意则非一也。”可见作者的静坐说并非一味讲静,具有以静为主,动静交养的含意。
明史文载
  高攀龙,字存之,无锡人。少读书,辄有志程朱之学。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授行人。四川佥事张世则进所著《大学初义》,诋程、朱章句,请颁天下。攀龙抗疏力驳其谬,其书遂不行。侍郎赵用贤、都御史李世达被讦去位,朝论多咎大学士王锡爵。攀龙上疏曰:近见朝宁之上,善类摈斥一空。大臣则孙鑨、李世达、赵用贤去矣,小臣则赵南星、陈泰来、顾允成、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贾岩斥矣。迩者李祯、曾乾亨复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选郎孟化鲤又以推用言官张栋,空署而逐矣。 
  夫天地生才甚难,国家需才甚亟,废斥如此,后将焉继。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弹冠,世道人心何可胜慨!且今陛下朝讲久辍,廷臣不获望见颜色。天言传布,虽曰圣裁,隐伏之中,莫测所以。故中外群言,不曰:“辅臣欲除不附己”,则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诸臣贤否陈于左右;而陛下于诸臣,亦尝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为皆由圣怒,则诸臣自孟化鲤而外,未闻忤旨,何以皆罢斥?即使批鳞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尝收录,何独于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断,而左右反借以行媢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遗以拒谏诤之诮。传之四海,垂诸史册,为圣德累不小。辅臣王锡爵等,迹其自待,若愈于张居正、申时行,察其用心,何以异于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诸臣罢斥,果以为当然,则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视至尊之过举,得毋内泄其私愤,而利于斥逐之尽乎?末力诋郑材、杨应宿谗谄宜黜。应宿亦疏讦攀龙,语极妄诞。疏并下部院,议请薄罚两臣,稍示惩创。帝不许,镌应宿二秩,谪攀龙揭阳添注典史。御史吴弘济等论救,并获谴。攀龙之官七月,以事归。寻遭亲丧,遂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屡荐,帝悉不省。熹宗立,起光禄丞。天启元年进少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郑养性,言:“张差梃击实养性父国泰主谋。今人言籍籍,咸疑养性交关奸宄,别怀异谋,积疑不解,当思善全之术。至刘保谋逆,中官卢受主之,刘于简狱词具在。受本郑氏私人,而李如桢一家交关郑氏,计陷名将,失地丧师。于简原供,明言李永芳约如桢内应。若崔文升素为郑氏腹心,知先帝症虚,故用泄药,罪在不赦。陛下仅行斥逐,而文升犹潜住都城。宜勒养性还故里,急正如桢、文升典刑,用章国法。”疏入,责攀龙多言,然卒遣养性还籍。孙慎行以“红丸”事攻旧辅方从哲,下廷议。攀龙引《春秋》首恶之诛,归狱从哲。给事中王志道为从哲解,攀龙遗书切责之。寻改太常少卿,疏陈务学之要,因言:“从哲之罪非止红丸,其最大者在交结郑国泰。国泰父子所以谋危先帝者不一,始以张差之梃,继以美姝之进,终以文升之药,而从哲实左右之。力扶其为郑氏者,力锄其不为郑氏者;一时人心若狂,但知郑氏,不知东宫。此贼臣也,讨贼则为陛下之孝。而说者乃曰‘为先帝隐讳则为孝’,此大乱之道也。陛下念圣母则宣选侍之罪,念皇考则隆选侍之恩,仁之至义之尽也,而说者乃曰‘为圣母隐讳则为孝’。明如圣谕,目为假托;忠如杨涟,谤为居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观,此大乱之道也。惑于其说,孝也不知其为孝,不孝也以为大孝;忠也不知其为忠,不忠也以为大忠。忠孝皆可变乱,何事不可妄为?故从哲、养性不容不讨,奈何犹令居辇毂下!”时从哲辈奥援甚固,摘疏中“不孝”语激帝怒,将加严谴。叶向高力救,乃夺禄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邹元标建书院,攀龙与焉。元标被攻,攀龙请与同罢,诏留之。进太仆卿,擢刑部右侍郎。 
  四年八月,拜左都御史。杨涟等群击魏忠贤,势已不两立。及向高去国,魏广微日导忠贤为恶,而攀龙为赵南星门生,并居要地。御史崔呈秀按淮、扬还,攀龙发其秽状,南星议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贤所,乞为义儿,遂摭谢应祥事,谓攀龙党南星。严旨诘责,攀龙遽引罪去。顷之,南京御史游凤翔出为知府,讦攀龙挟私排挤。诏复凤翔故官,削攀龙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杀之,窜名李实劾周起元疏中,遣缇骑往逮。攀龙晨谒宋儒杨龟山祠,以文告之。归与二门生一弟饮后园池上,闻周顺昌已就逮,笑曰:“吾视死如归,今果然矣。”入与夫人语,如平时。出,书二纸告二孙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扃户。移时诸子排户入,一灯荧然,则已衣冠自沈于池矣。发所封纸,乃遗表也,云:“臣虽削夺,旧为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谨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复别门人华允诚书云:“一生学问,至此亦少得力。”时年六十五。远近闻其死,莫不伤之。呈秀憾犹未释,矫诏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不能防闲其父,谪为徒。崇祯初,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授世儒官。初,海内学者率宗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识与不识,称高、顾无异词。攀龙削官之秋,诏毁东林书院。庄烈帝嗣位,学者更修复之。
高攀龙纪念馆
  水居苑位于无锡金城西路以南、蠡湖大桥东侧,占地15公顷,是蠡园面积的1.5倍。苑中主体建筑取名“五可楼”,其意既为“第五次重建可楼”,又寓含高攀龙所谓“可以望山、可以观水、可以清风送爽、可以阳光普照,可以明月作伴”的“五可”之意。园子细腻雅致,园中临湖筑有百米长廊,可遮风蔽日。同时建有工艺精湛的文化墙、高攀龙坐像。遍布全园的56块书法碑刻、9幅楹联、6块匾额浸润了高子“学问必须躬行实践”、“关注民生”的学风、“修身养心、德行为先”的品性和“廉洁自奉,当官为民”的政治主张,让游客在山水之间感受这位东林先贤的高风亮节。 
  高攀龙纪念馆位于“五可楼”上。入馆迎面即可见“实学、亲民、忧国,学者以天下为任”的高子精神,令人观之振奋。馆内图文并茂、泥塑和实物并存,从“高子生平”、“东林风骨”、“水居情怀”、“清遒诗文”、“天下己任”五方面生动再现了高攀龙磊落的一生。 
  水居苑的意义绝不止于回顾历史,它更是一个可以领略书法、石刻艺术精华的文化大观园。水居苑入口处的“高子水居”四个鎏金大字为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手迹,“高攀龙纪念馆”馆名由著名文史评论家、中国书画界名人金开诚题写。据悉,共有62位无锡籍知名书法家参与书写了所有楹联、匾额、碑刻。
高攀龙语录
  ●天下不患无政事,但患无学术。 
  ●人不患无才,识进则才进;不患无量,见大则量大。 
  ●子弟若识名节之堤防,诗书之滋味,稼穑之艰难,便足为贤子弟矣。 
  ●人生不向道理上去,总是虚生;道理不向身心上去,总是虚语。


  【原文】

  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为楼。楼可方丈,窗疏四辟。其南则湖山,北则田舍,东则九陆,西则九龙峙焉。楼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于山有穆然之思焉,于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风之爽,可以负日之暄,可以宾月之来而饯其往,优哉游哉,可以卒岁矣!”于是名之曰“可楼”,谓吾意之所可也。 

  曩吾少时,慨然欲游五岳名山,思得丘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托而栖焉。北抵燕赵,南至闽粤,中逾齐鲁殷周之墟,观览所及,无足可吾意者,今乃可斯楼耶?噫,是予之惑矣。 

  凡人之大患,生于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于有所不可;无所不可焉,斯无所不足矣,斯无所不乐矣。今人极力以营其口腹,而所得止于一饱。极力以营居处,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极力以营苑囿,而止于岁时十一之游观耳,将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可以寄吾之意而止。凡为山水者一致也,则吾之于兹楼也,可矣。虽然,有所可则有所不可,是犹与物为耦也。吾将由兹忘乎可,忘乎不可,则斯楼又其赘矣。--选自《国学基本丛书》本《明文在》 

  【译文】

  有一间水上的居室,室内偏左往上搭一间小楼。楼大一丈见方,四面开窗。南边有湖有山,北面有农田茅舍,平原延展在东,九龙山耸立在西。小楼筑成,高子登临纵目四望,说道:“可以了!山使我感到和顺舒畅,水使我觉得悠远闲静,可以享受清风的爽快,可以得到冬日的温暖,可以迎接皓月的来临,又欢送它的归去,多好呀!多快乐呀!可以终老此地了!”于是起名叫“可楼”,意思就是我心满意足以为可以了。 

  从前我年轻时,志向很大,想要游遍天下名山,寻找一个象桃花源那样美好的处所,寄居下来。我北方去了燕赵,南方到过闽粤,中原跨越了齐鲁殷周的故地,观览所及的,没有可以满我之意的,何以现在对这间小楼却以为可以了呢?咦,这倒是我的疑惑了。 

  大凡人的大患,产生于不满足。人的意向中的有所不满足,产生于人的意向中的有所不可以;无所不可以,这就无所不满足,这就无所不快乐了。现在的人极力谋求山珍海味,顶多享受一饱罢了;极力建筑高楼大厦,顶多享受起居活动的几席之地罢了;极力营造亭台花园,顶多一年中去游赏一两次罢了,这些都有何用呢!况且天下的好山好水很多,我不能每天去游玩,只要可以寄托我的志趣就行了。天下的山与水都是一样的,我有了这座小楼,也可以了。当然,有所可以也就会产生有所不可以,犹如事物都是有正有反对待的一样。我将由此忘掉可以,也忘掉不可以,这样说来这座可楼也是多余的了。(钱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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