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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南朝的道教与陶弘景

时间:2015/9/12 22:03:22  点击:1056 次
  自寇谦之在北魏创建正统的天师道,使之成为正式的宗教以来,不但在北朝已深植根基,由此渐及南朝六代,亦普开风尚。当此时期,佛教的传布基础已立,但未能独步天下的原因有二:

(一)由于民族意识的反感,士大夫们据传统文化中儒家所标榜的“三纲五常”为之力争,而斥佛教为“无父无君”的异端。

(二)因道教外冒黄、老的传统,内主老子、列子、庄子的思想,与神仙方士的学术,以及儒、道不分的形态,无论在政治地位,以及朝野信仰上,或明或暗,随处与之抗衡对立。但风气所及,所有六朝学术与文学的著作,普遍的共通思想,都已不离道、佛两家的范围。因历史背景与社会风气的影响,朝野上下,在百余年间,都被道、佛思想所左右,并且皆以此种思想形态,笼罩一切。尤其到了南朝的梁武帝,遂在这种思想风气的潮流中,成为时代的牺牲者。因梁武帝笃信佛、道两教,曾亲自三度舍身僧寺为奴,宣讲佛经,而又同时亲讲《老子》,并且亦崇尚孔、孟之学。他不但对三教有同好,而其兴趣尤多偏重超脱的出世情调,在行为生活方面,有许多地方,俨然如一宗教家。可惜时代英雄,使他作了皇帝,倘使他一生从事学术或宗教的研究,也许在千秋事业的成就上,较为一代之雄更为伟大。唐代贤臣魏徵论史,对于梁武帝与宗教关系,曾有最中肯的论断,如云:

高祖固天攸纵,聪明稽古,道亚生知,学为博物,允文允武,多艺多才。爰自诸生不羁之度,属诸凶肆虐天伦之祸,纠合义旅,将雪家冤,曰纣可伐,不期而会,龙跃樊汉,电击湘郢,剪离德如振槁,取独夫如拾遗,其雄才大略,故不可得而称矣。既悬白旗之首,方应皇天之眷,而布泽施仁,悦近来远,开荡荡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学,盛饰礼容,鼓扇玄风,阐扬儒业,介胄仁义,折冲樽俎,声振寰区,泽周遐裔,干戈载戢凡数十年,济济焉!洋洋焉!魏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也。然不能息末敦本,斫雕为朴,慕名好事,崇尚浮华。抑扬孔墨,流连释老,几终夜不寐,或日旰不食,非弘道以利物,唯饰智以惊愚。且心未遗荣,虚厕苍头之位。高谈脱屣,终恋黄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饮食男女。至于轩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惠。高祖屏除嗜欲,眷恋轩冕,得其所难而滞其所易,可谓神有不达,智有所不通矣。

又如《新唐书·萧瑀传》赞曰:

梁萧氏兴江左,实有功在民,厥终无大恶,以浸微而已,故余社及其后裔。以此验魏徵之论,益见其为平允。

陶弘景调和道佛的主张

梁武帝酷好道、佛两教,故两教的奇才异能之士,亦应运而兴。在佛教,有宝志禅师(又称志公)、傅翕(又称善慧大士)等人,杰出诸方,在粱武帝朝中处于师友之间的关系。在道教,有贞白先生陶弘景,隐居修道于句容茅山,亦与梁武帝处于师友之间,时人号为“山中宰相”。如史所云:

粱处士陶弘景,仕齐为奉朝请,弃宦隐居茅山。梁主早与之游。及即位,恩礼甚笃,每得书,焚香虔读。屡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国家每有大议,必先咨之,时人谓之“山中宰相”。将殁,为诗曰:夷甫(王衍字)任散诞,平叔(何晏字)坐空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盖因时人竞谈玄理,不习武事,弘景故作诗讥之。

陶弘景在南朝的政坛上是负有时代重望的人物,而其毕生致力学术的方向,始终以修道炼仙为目的,从南北朝的道教史而论,他与北魏时代的寇谦之,都是建立道教的中坚分子。但寇谦之是以纯粹道教的宗教姿态从事传道的活动。陶弘景犹有道家老、庄的风格,参合神仙方士的道术,介乎入世出世之间,隐现风尘,游戏三昧。而他的道家思想已经渗入佛家思想的成分,而且是趋向融会道、佛两家思想与方法的前驱。至于修炼神仙与采用道术的方法,注重养生丹药而近于抱朴子,故亦著有关于医药方伎的《肘后百一方》等书。但在天人的观念上,他亦如寇谦之一派,注重斋忏醮仪的祈祷,著有道教著名内典的《真诰》一书。但对于神仙事业的地位,他与抱朴子及寇谦之等观念,又有迥然不同之处,如其所著《真灵位业图序》云:

夫仰镜玄精,睹景耀之巨细。俯盼平区,见岩海之崇深。搜访人纲,究朝班之品序。研综天经,测真灵之阶业。但名爵隐显,学号进退,四宫之内,疑似相参。今正当比类经正,譬校仪服,埒其高卑,区其宫域。又有指目单位,略说姓名,或任同秩异,业均迹别者,如希林真人,为大微右公,而领九宫上相,末委为北宴上清,当下亲相职耶。诸如此类,难可必证。谓其并继所领,而从高域粗,事事条辨,略宜后章。辄以浅识下生,轻品上圣,升降失序,梯级乖本,惧贻谪玄府,络咎冥司。今所诠贯者,实禀注之奥旨,存向之要趣,祈视跪请,宜委位序之尊卑,对真接异,必究所遇之轻重。虽同号真人,真品乃有数。俱自仙人,仙亦有等级千亿。若不精委条领,略识宗源者,犹如野夫出朝廷,见朱衣必令史。句骊入中国,呼一切为参军。岂解士庶之贵贱,辨爵号之异同乎。

关于道、佛两教学术的争执,当北齐之际已有正式下诏敕诸沙门与道士达者,如陆修静等,亲自校对法术理论的事实。及南朝梁武帝时代,道、佛两教的纷争,虽愈趋尖锐,但在修炼证真的思想与方法上,已经开始融通互会,渐次入于同流的趋势,名士如沈约、刘勰,隐士如何点、何胤。佛教法师如慧文、昙鸾等人,都是领导此一风气的人物。尤其如陶弘景对于道、佛两教的论断,当时已有极其深刻的名言,如其《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云:

至哉嘉讯,岂蒙生所辨。虽然,试言之:若直推竹柏之匹桐柳者,此本性有殊,非今日所论。若引庖刀汤稼,从养溉之功者,此又止其所从,终无永固之期。夫得仙者并有异乎此。但斯族复有数种,今且谈其正体,凡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时,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其非离非合,佛法所摄。亦离亦合,仙道所依。今问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铸炼之事极,感变之理通也。当埏埴以为器之时,是土而异于土,虽燥未烧,遇湿犹坏,烧而未熟,不久尚毁,火力既足,表里坚固,河山可尽,此形无灭。假令为仙者,以药石炼其形,以精灵莹其神,以和气濯其质,以善德解其,众法共通,无碍无滞,欲合则乘云驾龙,欲离则尸解化质,不离不合,则或存或亡,于是各随所业,修道进学,渐阶无穷,教功令满,亦毕竟寂灭矣。

中国文化,自上古至三代为一变,历商以至周代开国之初又为一大变。在春秋、战国时期又为一变,自秦、汉历南北朝至于唐初开国为一大变。渐次及于宋、元之际为一变,再由明、清两代至于现代,又为一大变。当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巨变的主因,实因西北边疆民族的侵凌,以及佛教文化输入的刺激所引起。历时约经二百余年,佛经翻译,与佛教传布事业的开展,由教(宗教仪式)理(哲学根据)行(修证方法)果(实证圆成)有系统的迻译,已渐次渗入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且已普遍为国人所接受,而又加以融会阐述。因此渐有中国佛教各宗的兴起,一变印度佛教而成为中国的佛教,尤其融通儒、道两家思想而崛起为中国禅宗的成长,更促使南北朝服膺道教及笃信神仙修证者流相率努力,遂有综合儒、道、墨、法、名家等精要,而扩展为唐代以后道教的规模。然所遗憾者,自战国以来的道家统,虽亦师弟相继,但皆时异势易,以隐密秘传为能事,并无直接接受的踪迹可寻。故到南北之间,虽北有寇谦之,南有陶弘景,亦皆各自为政,不能联合统一,使其学术思想成为一贯而有具体的组织,以此与有传承严整的佛教相较,自然处处逊于一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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