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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

时间:2015/7/16 9:01:59  点击:1351 次
    我们为了时间等种种的困难,对于道家与道教的讲述,只能择其较为重要的,简介十之一二,以供研究者的参考而已,如要求其精详,非一二百万言,不能以尽道家、道教与中国文化的内容。在开始的时候,已经讲过形成道教的来源问题,归纳它有四个原因:(1)渊源于道家学术思想。(2)发生于政治社会的演变。(3)促进于外来宗教的刺激。(4)基本于神秘学术的迷恋。关于第一个原因的内容大概,讲到目前为止,暂且告一段落。如要从魏、晋以后,经隋、唐、宋、元、明、清的发展而讲到现在,那就不胜其繁,短期无法结束,现在需要简明扼要地讲述第二个原因,以便暂做收场。

(一)汉末道教形成的因缘

如要了解两汉道家的学术思想,如何一变而形成道教的原因,必须要留心春秋、战国到秦、汉以来政治与社会的演变趋势。当战国时期,由六、七百年来的周代政权与封建政治制度,因为历史现实环境的影响,与文化思想的转变,春秋王制,几已破坏无遗。由春秋到战国末年,四百年间长期大小战乱的结果,不但形成政局的一片紊乱,尤其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也已零落殆尽,我们衡之历史的成例,每当长期战争的结果,果然可以造成若干青史留名的人物,但只是留给后人的凭吊唏嘘而已,如在长期战乱的当时,必致民穷才尽。我所谓的“民穷才尽”,不仅是说社会的经济崩溃,就是各种人才,也会因战乱而一齐打光。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有句成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真正人才的造就,确是需要经济稳定的社会背景做土壤,以长治久安的文化背景做肥料,才能培养得出来,然而每每累积若干年代,培养出各地的人才精英,算不定就在一个胜利,或一个失败的战争中,随流而没。大家都知道,当战国时期的吴、越战争中,在历史上留下两句名言,那就是越国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可是,这两句话的真正价值;只能用在战争的兵源养成方面,却不能完全适合于长期建国的功效上面,中国人对于历史人物的经验之谈,却有“老成谋国”与“英雄出少年”两句尖锐对立的名言,确是缺一不可的明训。

在春秋、战国之间百余年中,自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等人物,各自建立阐扬他们的学说思想以后,后起之秀,大多传习相仍,反不如其初也。到了战国末期,老、庄的思想,入于道家,他们学术精神,便成为介乎入世出世之间,可以出世,也可以入世的指导原则。孔、孟的思想,却在一般知识分子中,扎下根基,完全趋向入世为人,做为精神行为的标准。至于墨子,开始出于道术,终而介乎道、儒之间而别走一路,遂与燕、赵、秦、晋的游侠精神结合,逐渐形成平民与贵戚社会之间特殊社会的变相。到了秦始皇蓄意并吞六国,要想达到统一局面的前期,天下才智勇力之士,都集中于纵横谋略的途径,竞相奔走权门以谋取功名,可是,到了最后,如苏秦、张仪一流的人物,也已逐渐减少,只有如李斯一流,便已足当大任,那得再能有向上一路的人才产生呢?但是坐议立谈,号称为儒家的儒生,与拔剑而起,介乎道、墨之间的游侠,仍能在一般社会中,隐然具有作用,所以在李斯的朋友韩非的观念中,便提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忌讳言论了。然而韩非果然看到了这种民间社会风气的趋势,但是他不知道造成时代风气的原因何在?更不知道这是只能疏导,不可遏止的大势所趋,他公然犯时代趋势的大忌,要想一一绳之于法,即使不遭李斯等人的所嫉而早死,纵然得志行法,也必会遭遇到犹如商鞅的结果。后来秦始皇用严刑峻法,罢斥儒、墨(侠),而治新兴的天下,但终以严刑峻法,而为儒、侠合作的新兴力量所推翻。总之,此中大有玄微,而存有历史政治哲学的妙用,希望学者自己留心去研究发掘。

汉兴以来,自刘邦平定天下称帝的初期,儒生因有住王兴治之功,已经在政治上占得一席重要的地位,以后只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便可立身仕途,自有进身之路,所以在朝廷与儒士之间,彼此相处,已很融洽。而在社会游侠方面,还是隐然存在着东西南北等五道的潜在力量;如朱家、季布一流,为彰明较著的人物,其余,默默无闻于草泽之间,安分于法外的,还是不少。可是汉高祖起自民间,他自己也来自游侠群中,深知彼此相处无事之道,所以终汉高之世,特殊社会的游侠分子,对于汉高,甚之,还有深厚的好感与拥护的热情。到了高级公子哥儿的太子出身的汉武帝手里,便完全不同了,汉武帝不像他的曾祖父刘邦那样豁达世故,对于民间社会的游侠,大有厌恶的心理,所以他会公然地杀掉郭解,以立其威信,但是游侠中人,也从此寒心隐遁,渐渐便与道家者流互通声气,形成西汉末年乱源的力量。到了东汉末代,因为历史社会的演变趋势,简直变本加厉,便与方外的道士合流,成汉末三国初期,借用旁门左道以称兵倡乱的形势了。

其次,便是两汉儒生进入仕途后,所造成的权门阀阅的门第风气,到了东汉时期,权门阀阅,声气相通,就以清议揄扬为手段,而霸占了汉末的选举取士的要津,使有才气的真才实学之士,既不肯巴结权势,又不屑于奔竞宦途与学阀之间,便退而隐遁,走入介乎入世与出世之间的道家路线,逐渐形成汉代社会,另有远处方外道士的一群形态。东汉末期这些方外的道士群,已具有后来佛教传入以后,出家为僧的比丘,与印度婆罗门教士的雏形,他们的思想精神,大半是有所激发,或遗憾人生世事而致此,相同于周、秦以前的“隐士”思想。至于唐、宋以后,佛教出家的男女僧众,与道教出家的男女道士,已经普遍存在,等于是法定所公认的遗世而独立者,既不完全受帝王政制的约束,只在普通法律以外,另有其合法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自南北朝、隋、唐以后,僧道不拜帝王,只须长揖为敬的仪礼,已经成为不必明文规定的惯例。因此,过去所走高隐远蹈的路线,到了唐、宋以后,不须再有迂回,只要退避现实,进入佛教为僧,或道教做道士,便可笑傲山林,把玩风月,远离时累了。所以宋代王安石说的,五代的杰出人才,大都入于禅林,不与世事的论调,也是大有道理的。东汉末期的朝野社会,当然有许多累积的原因,成三国时期的乱离局面,但我们现在站在道教立场来讲,只简单扼要地举出上面一二个因素,藉以说明自张道陵所创初期道教的雏形--五斗米道的经过,实是两汉以来读书知识分子,受到时代社会环境的刺激,因此而起为无言的抗争,便建立他们自己精神王国的道教了。

张道陵,在东汉末期,本来也是一个读书分子,因为不得志于当世,便客居于四川,后来他学道于鹄鸣山中,有了心得,便自造作道书,开创画符念咒道教符箓派的先声。陈寿在《三国志·张鲁传》中,很含糊地说:“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我们读了《三国志》有关于张道陵与他的孙子鲁的记述,对于张道陵一系道教的起源,在宗教史上,并无宗教神圣光荣的一面,甚之,只有使人鄙视;当然,关于五斗米道的学术内容,陈寿是外行人,没有详细提起,可能也根本无法了解,他说到张鲁秉承他祖父张道陵的遗教,是以“鬼道教民”,那倒是五斗米道符箓派的事实,因为这一派的符咒,都是用于驱神役鬼的作用上,对于形而上道方面,并不高明。我常怀疑,周、秦之际方士修炼的方术,以及秦、汉以后,道教符箓的兴盛,是否都有与印度婆罗门教,与瑜伽术派的法术互相影响,实在很难断言;而印度婆罗门的沙门(出家人),在秦始皇时代,已经与中国通往来,那是有资料可查的事实,而且符箓的形态,有若干与上古梵文的写法,大有相同之处,可是这些问题,暂时也把它算在题外文章,不去管它。我们再看鲁当时在汉中所行“以鬼道教民”的地方政治形态,却是中国的政治史上,汉末地方宗教政治之研究的好资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汉末政治与道教,由于秦、汉的游侠精神,与两汉不满现状的逃世方外之士相结合,造成建立精神王国道教的说明。如《三国志》所说,张鲁在汉中的鬼道治民情形:“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后来张鲁的地方治权,被曹操打垮,他投降了,拜为镇南将军,曹操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为子彭祖取鲁女。鲁薨,谥之曰原侯。子富嗣。”我们看了张鲁实行五斗米道的简短历史,实在非常有趣而滑稽,足以反映三国当时地方政治紊乱的怪现象,但是他比黄巾张角号召起义的太平道,却大有高明之处。如果陈寿所记的都是事实,那么,张鲁在汉中实行宗教性的地方政治,倒有近似“无为”之化,却能稍有合于道德的措施。陈寿著《三国志》的见地与历史笔法,当然远不及于司马迁,但是,他在张鲁等传记末了的评语,却也中肯,如说:“公孙瓒保京,坐待夷灭。度(公孙度)残暴而不节。渊(公孙渊)仍业以载凶。只足覆其族也。陶谦昏乱而忧死。张杨授首于臣下。皆拥据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无可论者也。燕(张燕)、绣(张绣)、鲁(张鲁),舍群盗,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则于彼为愈焉。”他说张鲁等人,倒能够逆取顺守,得保祖先子孙的宗祀,在当时群盗如毛,都是有始无终的乱世当中,比较起来,的确算是杰出的人物。然而陈寿还见不到张鲁后世的子孙族类,竟能南迁于江西,历宋、元以后,受朝野的尊敬,成为龙虎山正一派的张天师世家,累世备受宠封,可与山东曲阜的孔子世家相提并论,都成为中国文化世家巨室的特殊家世,岂非他的先世张道陵的道术,应有丰功阴德的余荫,才能如此吗?

陈寿著的《三国志》,自有陈寿的立场和主观,他笔下所述说的张道陵,等于是以“假道为骗”的术士,相反地,在葛洪所著的《神仙传》中,便不同于陈寿的记载了。

如说:

张道陵者,沛国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靡费钱帛。陵家素贫,欲治生,营田牧畜,非己所长,乃不就。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鹤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乃精思炼志。忽有天人下,千乘万骑,金车羽盖,骖龙驾虎,不可胜数,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即立祭酒,分领其户,有如官长。并立条制,使诸弟子随事输出米绢器物、纸笔、樵薪、什物等。领人修复道路,不修复者,皆使疾病,县有应治桥道。于是百姓斩草除溷,无所不为,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将为此文从天上下也。

我们看了葛洪所写的记载,便可了解陈寿记述张道陵的事实,不但简要不详,而且是有立场和成见的。张道陵的正一明威道术,到了晋朝,更有扩展,晋室的名公巨卿,朝野大族,都有信奉此道,例如王、谢等巨室,也都历世信奉不衰,以书法著名的王羲之,便是此道中的分子。所以他手写《黄庭经》,并不是专为习字而好玩的。

此外,我们再看葛洪所载张道陵在四川施行的教化,依照历史文化的功绩观念来讲,便会觉得他与文翁化蜀,同样具有文化教育上的价值。

如说:

“陵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罚。乃立条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记生身已来所犯之事,乃手书投水中,与神明共盟约,不得复犯法,当以身死为约。于是百姓计念,邂逅疾病,辄当首过。一则得愈,二使羞惭,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从此之后,所违犯者,皆改为善矣。”

在这段的记载里,述说张道陵化民成俗的方针,在于人人自觉自治,重廉耻,畏天命,行善举为其重点,根据道家思想的“为政不在多言”,唯重实行的原则,那么,张道陵这种措施,又何尝是不对呢?陈寿所谓“故世号米贼”,是从曹魏政权的立场,因袭治权的正统观念而来,并不全足取信。其次,关于张道陵个人修炼道术的经过。

如说:

陵乃多得财物,以市合丹。丹成,服半剂,不愿即升天也。乃能分形作数十人……行气服食,故用仙法,亦无以易。故陵语诸人曰:尔辈多俗态未除,不能弃世,正可得吾行气、导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数百岁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长。而后合有一人,从东方来,当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说长短形状。至时,果有赵昇者,从东方来,生平原相,见其形貌,一如陵所说。陵乃七度试异,皆过,乃授昇丹经。

这是说明张道陵所修炼的神仙道术,仍以外金丹的丹药为主,以服气、导引、房中等的内丹修炼为助伴,最后,仍以九鼎大要等道法为指归。

至于所说七次试验赵昇的道心,然后授以神仙道术,正是后世妄求学仙者先立道德根基的榜样,如说:

七试者:第一试昇:到门不为通,使人辱骂四十余日,露宿不去,乃纳之。第二:使昇于草中守黍驱兽,暮遣美女非常,托言远行过寄宿,与昇接床。明日又称脚痛不去,遂留数日,亦复调戏,昇终不失正。第三试昇:行道忽见遗金三十瓶,昇乃走过不取。第四试昇:令入山采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惟不伤身。昇不恐,颜色不变,谓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为非,故不远千里,来事神师,求长生之道,汝何以尔也?岂非山鬼使汝来试我乎?须臾,虎乃起去。第五试昇:于市买十余匹绢,付值讫,而绢主诬之云:未得。昇乃脱己衣,买绢而偿之,殊无恡色。第六试昇:守田谷,有一人往叩头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尘垢,身体疮脓,臭秽可憎。昇怆然为之动容,解衣衣之,以私粮设食,又以私米遗之。第七试:陵将诸弟子登云台绝岩之上,下有一桃树,如人臂,傍生石壁,下临不测之渊,桃大有实。陵谓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实,当告以道要。于时伏而窥之者,三百余人,股战流汗,无政久临视之者,莫不却退而还,谢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护,何险之有,有圣师在此,终不使吾死于谷中耳。师有数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从上自掷,投树上,足不磋跌,取挑实满怀。而石壁险峻,无所攀缘,不能得退。于是乃以桃一一掷上,正得二百二颗。陵得而分赐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异。陵乃以手引昇,众视之,见陵臂长三十丈,引昇,昇忽然来还。乃以向所留桃与之。食毕,陵乃临谷上,笑而言曰:赵昇心自正,能投树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试投下,当应得大桃也。众人皆谏,惟昇与王长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则连天,下则无底,往无道路,莫不惊叹悲涕。惟昇、长二人,良久乃相谓曰:师则父也,自投于不测之崖,吾何以自安!乃倒投身而下,正堕陵前。见陵坐局脚床,斗帐中,见昇、长二人,笑曰:吾知汝来。乃授二人道毕。三日,乃还归,治旧舍,诸弟子惊悲不息。后陵与昇、长二人,皆白日冲天而去。众弟子仰视之,久乃没于云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剂,虽未冲举,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试以度赵昇,乃如其志也。

我们读了葛洪所写这段张道陵授受道术的传记,对于一般妄求长生不老之方的人士,应知有所反省。须知道家与道教所标榜的神仙可学,必以立德为先。后世的人,以价值观念的小忠小勤,轻心慢心的意气用事,妄求出世超人的道术,岂非缘木而求鱼,哪有这种便宜的事呢?如果神仙不可学,就凭这种做人的德行为榜样,以此为人处事,亦正是儒家所谓大人君子的风规,这样的教化,又何尝有害世道人心呢?拚命大骂其为异端不可学,似乎有欠公允。我们非常简略地介绍了汉末道教形成的前因后果,便可大概了解秦、汉以后政治社会演变的关系,由道家思想促成道教建立的先声。

(二)魏晋以后的道家与道教

我们初步了解了汉末的学术情况,与社会人心逃避现实的趋向,促使道家形成道教的情形,然后再来研究魏、晋人对于学术思想转变的迹象,就有脉络可循,不致凭空臆度了。汉末时期,朝野上下,受到政治、经济、军事种种的激荡,社会的不安,随时随地呈现一片紊乱,因此应运而生的新创各种道术信仰,便能普遍传开,深入各个阶层,加上黠者利用游侠与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的情绪,纵横牵扯,一拍即合,就形成三国时代的局面了。我们想要了解历史文化的演变,必然不要忘记时代背景的影响,所以要讲魏、晋时期的学术思想,必须要追踪东汉末期学术思想的情况,然后才能了解魏、晋学术思想的原因。

我在讲述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因缘中,曾经讲到影响时代学术思想的重心,在于当权执政者的领导作风,当汉末及曹魏执政的先后阶段,传习儒家的经学,绍述孔、孟的遗教,除如郑玄、卢植等少数的大儒,稍具规模以外,一般所谓儒生者,都以文学见长。如王粲等人,醉心于辞章的意境,其余济济多士,大多从事于救亡图存的时事,或奔竞于当世功名的途径,即使从事学术思想,也都以见用于现实的世务为主,如研究科学而哲学的易经象数之学,也只有少数有志之士,肯在业余作部分专长的研究,如郑玄的爻辰,费直、荀爽的升降,虞翻的纳甲等有数几人而已。此外,如华佗的医道,管辂的术数,尚有正统道家的遗风,至于以道家法术见长,如于吉、左慈等人,虽然名动公卿,影响人心至巨,但到底不能见重于士林,由此而知由汉末到三国时期,学术思想界的情形,正同当世的时事是一样的紊乱。

曹魏时代,因曹氏父子擅长文学的关系,帏幄中的文士,亦多以文学见长,对于义理学术的探求,已经减色,到了魏、晋转移的阶段,少年贵胄的世家公子,如何晏、王弼之流,既不能做絜静精微的学问工夫,又不能疏通知远,于是,仅于思而不学的心得之下,便以老、庄思想来解释《易经》;不但易经汉学传承的原意,由此丧失,即如老、庄的思想,也从此大为变质。加以名公巨卿,世家大族们对于时势国事,有心挽救而无力挽回,就与当时一般名士们群居终日,手把尘尾,清谈玄理以逃避现实,等于任何一个世纪末期的人,趋向声色歌舞、醇酒美人、玩牌跳舞,是同为时代颓废的心理作用,因此以《易经》、《老子》、《庄子》为主的三玄之学,便应运而兴,所谓清谈与三玄,便是如此这般所成。恰当那个学术思想中心无主的时代,又加西域佛学的名僧居士们,如支谦、支遁等人,开始源源东来,灌输般若谈空,讲论“神我”“涅槃”的思想,蔚为一时的风气。在另一方面,受到衰乱颓风的影响,故作旷达而流于疏狂,如嵇康、阮籍、山涛、刘伶等人,便是受到这种世风刺激的牺牲者。

然而魏、晋之际,除了这般人物,足以影响时代的风气以外,其他讲究学问德业,从事挽救世道人心的工作者,难道真正无人吗?这又不然,人间世事,本来就如自然物理一样,有了黑暗,自然也有光明,有正的一面,当然也有反的一面。魏、晋时期,从事挽救世风的人物,大多走入道家与道教的路线,例如三国时期张道陵的创教以外,便有南方的许逊(族阳),在江西创建净明忠孝教,内用道家、儒家修身敦品立行的传统精神,外用符箓等法术,做为积功累德的修道基础,他的遗风流泽,覆荫千余年以下,成为魏、晋以后南方道教的开建者,也就是唐、宋以后,庐山道术一派的渊源,江西南昌道教胜地的万寿宫,便是为许旌阳而立的千秋庙祀。据道教的传述,许族阳一派的道术,是带家室同修,不必离尘出俗的法派,所以相传许真人道成之日,全家大小,都拔宅飞升,俨然犬吠云中,成为富贵神仙的榜样。其实,许族阳的德业,除如道教所说的术妙通神以外,他的最大的功德,就是对江西及三江上游水利的开发与建设,的确留有极大的功劳,虽然不及秦代李冰父子开建都江堰的源远流长,但泽及南方,诚为不可泯灭的事实,据黄元吉所写的许真君传记,我们简择它的要点,稍作介绍:

如说:

真君姓许氏,名逊,字敬之。曾祖琰。祖父玉。父肃。世为许昌人,高节不仕,颍阳由之后也,父汉末,避地于豫章之南昌,因家焉。吴赤乌二年己未,母夫人梦金凤衔珠,坠于帐中,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焉。生而颖悟,姿容秀伟。少小通疏,与物无忤。尝从猎,射一鹿,中之,子堕,鹿母犹顾舐之,未竟而毙。因感悟,即折弃弓矢,克意为学。博通经史,明天文、地理、律历、五行、谶纬之书。尤嗜神仙修炼之术,颇臻其妙,问西安吴猛得至人丁义神方,乃往师之,悉传其秘。遂与郭璞访名山,求善地,为栖真之所。得逍遥金氏宅,遂徙居之。日以修炼为事,不求闻达。乡党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义……乃于太康元年,起为蜀旌阳令。时年四十二。视事之初,诫吏胥去贪鄙,除烦细,脱囚絷,悉开谕以道教忠孝慈仁忍慎勤俭,吏民悦服,咸愿自新……蜀民为之谣曰:人无窃盗,吏无奸欺,我君活人,病无能为。真君知晋室将乱,乃弃官东归。民感惠赢粮而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还者,有随至其家愿服役不返者。乃于宅东之隙地,结茅以居,状如营垒,多改氏族以从真君之姓,故号许家营焉。……真君生于吴大帝赤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八日,住世一百三十六年。凡来参学净明弟子,皆尊之曰道师君。真君既飞升之后,里人与其族孙,简就其地立饲。……隋炀帝时,焚修中辍。唐永淳中,天师胡惠超重兴建立。明皇尤加宣奉。宋朝太宗、真宗、仁宗皆赐御书,改赐额日玉拢仍禁名山樵采,蠲租赋。政和二年,徽宗降玉册,上尊号曰神功妙济真君。正和六年,改观为官,仍加万寿二字。……元成宗皇帝,加封号曰至道玄应神功妙济真君。

我们了解了许旌阳与魏、晋之间关于南方道教开建的简略情况,便可知道从东汉到三国时期,中国朝野学术思想的趋向,以及民间社会风气转变的情形。所以张道陵创建教雏形于桓帝、灵帝之际,黠狡者便利用它的作法,在民间纷纷成立各种道门,如黄巾张角等利用太平道而作乱、开三国紊乱局面的先河。但在魏、晋之际,在南方吴、蜀之间,又另有许族阳一派净明忠孝教的发展,综合传统文化儒、道两家的精神,建立即在人间,由积功累德的善行升华,而成为天上神仙的超人境界,其功诚不可灭,岂可独以历史记载中的片面之辞,认为魏、晋学术,唯有清谈玄学足以代表吗?

此外,如与许族阳同学的郭璞,发展易经象数、纳甲、及五行之理,对于地球物理的研究,开创后世地理(也有专称为堪舆)占验学术的先声,可惜他德业的成就,不及他的同学许族阳,立身的方针,又不及葛洪的自处,后世学道家学术,流入江湖之辈,都同有犯了郭璞的错误。葛洪研究神仙丹道,著作《抱朴子》,概括内养精神、服气、炼气、丹砂、服药、符箓等道家传统的学术,外涉用世之学,包括政治哲学原理,以及为人处世的规范等等,都足以垂范千古,富有科学、哲学的宝贵价值。如抱朴子的自序说:

道士弘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至于时有好事者,欲有所修为,仓卒不知所以。而意之所疑,又无足咨。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冀悱愤之徒,省之可以思过半矣。岂谓暗塞,必能穷微畅远乎?聊论其所先觉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而笑之,又将谤毁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余驳难通,释名曰外篇。

据《晋书·葛洪传》所载,他除著作有《抱朴子》一百十六篇外,还有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伎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匾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又云:。

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

我们试读修撰《晋书》的唐代大儒房玄龄等人,对于郭璞与葛洪两人的中肯评语。如说:

景纯(郭璞)笃志绨缃,洽闻强记。在异书而毕综,瞻往滞而咸释。情源秀逸,思业高奇。袭文雅于西朝,振辞锋于南夏。为中兴才学之宗矣。夫语怪征神,伎成则贱。前修贻训,鄙乎兹道。景纯之探策定数,考往知来,迈京管于前图,轶梓灶于遐篆。而官微于世,礼薄于时。区区然寄客傲以申怀,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块流形,玄天赋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虽稽象或通,而厌胜难恃。禀之有在,必也无差。自可居常待终,颓心委运。何至衔刀被发,遑遑于幽秽之间哉!晚抗忠言,无救王敦之逆。初惭智免,竟毙山宗之谋。仲尼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悲夫!

至于对葛洪个人的评语,却说:“稚川(葛洪)束发从师。老而忘倦。紬奇册府,总百代之遗编。纪化仙都,穷九丹之秘术。谢浮荣而捐杂艺。贱尺宝而贵分阴。游德栖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优乎?”我们只要读了魏、晋以后,神仙传中的人物,如郭璞、葛洪的传记及其评语,便可了解后代的人所谓:“英雄到老皆归佛”,“未有神仙不读书”真正含义的道理了。

简单扼要地了解了汉末、魏、晋以来,由道家学术思想形成道教的大势,便可明白道教在北魏扩大建立的趋势,及其前因后果了。由魏、晋学术思想遗风的影响,到了北朝的北魏时期,自然更加崇尚玄奇,又因北魏政权是崛起西北的边陲氏族,当然很容易接受佛教文化的思想,由于当权执政者的信仰,风气所及,遂至于朝野奉行。如果从中国佛教发展史的立场来看,北魏对于弘扬佛教的史实与功迹,应当极其重要,但在北魏太祖、世祖的阶段,道教也随佛教之后,勃然而兴。而且综罗汉末张道陵、许旌阳等道教同异的道术,另成一格而别创规模,成为初唐正式建立道教的张本,其中得力分子,便是道士寇谦之,及其信受弟子魏国的权臣崔浩所成。关于寇谦之的学道,大有如张道陵经历的事迹,他的弘扬建立道教的经过,却因崔浩的推荐,当时便受魏国的封诰,以天师的姿态出场,大展其法术。后来北魏武帝一度摧毁佛教,在佛教史上,便将所有罪过,都记在寇谦之与崔浩的头上,其实,寇谦之对于当时灭佛灭僧的措施,并不完全赞同,崔浩弄权,主张灭佛,那倒真是事实。不过,据《魏书》的史料,崔浩本人,不但不信佛教,同时也不相信真正的老子遗教与遗文,他自己是一个读书不多,而喜欢玩弄阴阳、五行、术数的人物,自比为张良,对于真正佛、道的精神,可谓一窍不通,所以便造成当时历史上的宗教惨案。如欲研究北魏时期,道教建立的大略情形,可读《魏书》——释老志、崔浩传,及道教《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的寇谦之传,与佛教《佛祖历代通载》中有关的资料,大约可以思过半矣。

1.唐代的道教

道教真正建立的阶段,根据史实的资料,当以唐太宗建国的时期为准。唐太宗立国之初,由于传统宗法思想的观念,要拉出一个名垂万古,而天下人人都知其德业的远祖做炫耀,便晋封老子李耳为道教的教主,确定其尊称为太上老君。并且正式命令天下,以道教为国教,位居佛教之先,后来虽然引起佛教徒们一度的争辩,但始终不变道、佛地位次序的成命,尽管他在信仰上,是倾向于佛教的学术思想,但在中国人传统观念的祖宗信念中,仍然不变其初衷,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质之一,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特点的长处。所以其他外来宗教,要想完全采用宗教信仰来推翻中国人的祖宗传统精神,违反以孝道治天下的思想,那是既愚且蠢,违背原则的作为,结果恐其难有太好的收获。我们论唐代的文化思想,固然不要忘记佛教与禅宗,但是要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自唐代以后,便确定以儒、释、道三家并称的源流,一直传到近代为止,道教与道家,的确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唐代的文学、小说、艺术、工业、建筑、日常生活等等,许多都是道、禅合壁的成品,不可举一而偏废其他。简单扼要地说,诗人如李白的作品,便是道家神仙思想的气质,杜甫是儒雅风流的正统,王维以佛学的成分为重,其余诸诗人,不归于佛,即归于道,否则,便是儒、佛、道混合,难以严加分别的综合体。

唐代道、佛风气的隆盛,影响唐代文化非常巨大而普及,但是人事物理的因果,必然自相互为因缘,因为唐代文化在时间历史上,乃综罗秦、汉以下的所长;在空间上,是融会中国、印度、阿拉伯的特质,所以它的雄浑博大,几乎有远迈秦、汉的趋势。道教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正式建立它的宗纲,混合周、秦之际,阴阳、老、庄、儒、墨、兵、农、法、杂等等家的学术,抄袭佛教密宗修法与婆罗门教的方法,一概归入道教的醮坛,蒙上道袍法服,披发仗剑,口诵真言咒语,驱神役鬼以炫耀它的宗门,这便是它受到唐代博大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时终唐代三、四百年之间,道教本身,产生正反两个特殊人物,成为完成道教建设的两支生力军。(1)是晚唐时代的吕岩吕纯阳)。(2)是唐末五代的杜光庭。吕纯阳从道家正统修炼神仙丹道的途径,吸收魏、晋以后而至隋、唐之间,佛家禅宗修养的长处,建立唐代以后丹道修炼的中心体系,永为世法,使道教在后世的价值,为之提升不少,同时也使道家学术思想,普遍流到中国民间社会,乃至后来宏扬到亚洲各地区,也都是他的功劳。杜光庭在西蜀,力排佛学,笃信道教,除了收集有关道术的遗书以外,又自动伪造很多的道书,以充实道教的内容,所以后世称人师心自用,乱造的文字,便有“杜撰”的称谓。但自唐到五代以后,道教思想内容,纯粹研究自然物理功能的变化,而推及人能变化成仙的理论,最著名而最难研究的,便有谭峭的《化书》,亦名《谭子化书》。其次,设想以人力的修为,吸收太阳光能,变化生理气质,想要利用人生血肉的身体,变为光能而飞升直达太阳、月亮之中的,便有道教的《日月奔磷经》的思想产生,后世所谓修道的神仙,吸收日精月华的作用,便由此而来。不管这种虚幻的理想,是否可能成为事实,但人要向太空追究的理想,和寻求太阳能和月亮究竟的观念,在中国的学术思想中,早已渊源在三千年以上,直到唐代,才有这种正式追求方术的出现,凡是科学家的理想,开始都如儿戏,为什么我们忘记了自己祖先的儿戏,而不反省警觉,岂非怪事吗?

2.宋元明清的道教

宋元明清的道教,它的本质,虽然依循唐代道教的源流而来,但是宗派的分立,与正邪混杂的演变,却大有异同,唯限于时间,不能一一详细分述。宋代的道教,因为宋真宗开始利用宗教信仰,来掩饰在军事、政治、外交上种种失败的耻屏,便奠定后来徽宗、钦宗迷信假道士们的谎言,至于国破家亡的后果。总之,我们要记住中国文化一个不易的原则,要讲治国、平天下之道,就不能专以宗教来搞政治,从为政的立场而言,宗教仅为辅导治化的一端,如果专以宗教而言治道,鉴之汉、唐、宋、元、明、清的经验,就未有不败的先例。如汉末三国时期的黄巾张角,宋、元之间白莲教的韩山童,清代的太平天国与红灯照、义和团等等,都是历史的殷鉴。但从纯粹的道教立场而言,这些得失是非,与正统的道家学术思想,以及道教本身,概不负责,只在领导者睿智的拣择而已。而道教在宋代,因为宋徽宗的提倡,却完成了一件学术上的大事,那便是张君房遴选道教的旧藏道书,分门别类,编辑一部《云芨七签》,成为研究道教学术不世的宝典。

当南、北宋之际,在中国西北部与北方河朔之间,正当夏、辽、金的势力,互相消长的时期,王重阳在陕西开创全真道,再由他弟子邱长春的继续宣扬,便普及于山东、河北之间,而建立道教全真派的门庭,明、清以后,成为道教北派主流龙门派的根源。当元朝崛起蒙古,成吉思汗远征印度边境的时期,他为了邱长春,曾经派兵通过西夏,到山东来请邱长春,间关万里,远出沙漠,在印度北方的边境见面,后来便给邱长春以铜符铁券,做为信守的契约。当元兵进入中国,凡持有全真道的信符,可以免除杀戮与劫掠,这事是否为邱长春在事前有先见之明,或后人有指他为汉奸的嫌疑,实在不可乱下断语,总之,这是中国文化宗教史上的一个大案,暂时无法多讲。但在《元史》,以及元相耶律楚村遗留的资料上,对于邱长春,并无多大的好感,所以有人怀疑邱长春及全真道的价值。其实,所谓全真道的内容,是因袭宋、元以来禅宗的心法,配合丹道家主清静专修的方法,它虽然属于道教的门派,实是融会儒、佛、道三家精神的新兴道术,至于它的作为,是因边陲氏族入侵中原的变乱阶段当中,民族文化意识,受到重大的刺激,因此形成新兴的教派,暗中在作振衰起弊的工作。但是元朝帝室政权,本来就无文化的根基,后来成吉思汗崛起塞外以后,从上到下,自始至终,便以佛教的密宗学术思想做为重心,耶律楚材不但笃信密法,而且为鼎力维护佛教的重臣,同时他又学习北方的禅宗,为其中的能手,所以他对于邱长春等全真道的观念,不但在政治关系上,当然互相对立,就在宗教的信仰上,也自然视为敌对,我们只要仔细研究《元史》中有关于佛、道两家文化思想互争雄长的情形,便可了然于胸了。

明代的道教,与明朝帝室政权的关系,闹过许多历史性的丑剧,其间功过是非,一言难尽,在道教本身而言,却有两件划时代的大事,具有特别的价值。(1)便是永乐时代,完成《道藏》的修辑。将汉、唐以来所有关于道教、道家的书籍、经典,仿照佛教《大藏经》的组织,构成三洞(洞真、洞元、洞神)、四辅(太元、太平、太清、正一),十二类(本义、神符、玉块、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表奏),成为完整保留中国道家传统文化的一部巨著,其中收罗的丰富,内容的庞杂,实在多足观者,虽然选材不够严谨,内容太多支离,但道家与道教的本身,本来就是如此复杂,如非穷毕生精力,集思广益以类别繁芜,恐怕谁也无法能够对它清理出具体的系统。(2)便是修炼神仙的丹道学派,从宋、元以后,如万派朝宗一样,都归元宗奉唐代仙人吕纯阳为祖师,到了宋代紫阳、白玉蟾以后,被称为丹道南宗正脉以来,再到明末清初之间,复分为四派,其中主要的南宗北派;以张紫阳为主的,称为南宗丹法,含有单修性命,与性命双修,乃至男女夫妇合藉双修的法派。北派,当然以元初邱长春的全真道为主,主张清静专修的丹法。西派以李涵虚为主,认为直接传承吕纯阳的丹法,是属于性命双修的单修派。东派以陆潜虚为主,也认为是直接承受吕纯阳的嫡传口诀,是属于男女合藉的双修派。总之,道家的丹法,到了明末四大宗派出现以后,虽然各有专主与所长,但支离蔓芜,弊漏也随分派而百出,而且与佛家的禅宗与禅定,始终不无关系。因此到了明末清初阶段,路径愈走愈仄,所有丹法道术,便都以伍冲虚、柳华阳一系的伍柳派为主,既不知有汉,更遑论魏、晋了,故终满清以来两三百年间,无论道家或道教,都只在鬼画桃符,与拨弄精神的末流上,随俗浮沉,了无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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