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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子罕第九

时间:2015/7/1 16:02:19  点击:1972 次
利害交关的生命意义

第九篇《子罕》,可以说是第五篇《公冶长》、第六篇《雍也》两篇内容的引申。多半是讲孔子的思想,与学问教育的观点,以及一般历史思想观念的阐扬。第一句话是: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这一句话,我们要特别注意。由这一篇的记载,就知道孔子平常很少讲“利”。所谓“利”,现代的观念每每就只对钱财而言,而在这里的内容,同时也具有“利害关系”的意思,我们听了这句话好像有点不大服气,因为我们平常也似乎不大谈利害的关系。其实不然,仔细研究起来,尤其研究历史,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随时随地,打利害关系的主意。尤其春秋战国期间,人与人之间的来往,国与国之外交,随时随地都在利害的观点上。我们知道中国的法家,荀子、韩非子,尤其韩非子有一篇《说难》,就谈到说话之难。在春秋战国时候还没有考试,人要取得功名富贵、事业地位,多半要靠游说。所谓游说之士,并不是乱吹就行,必须要学问渊博,同时具备丰富的现代知识。去见各国的领导人,拿出个人的特别见解,指出当时的利害关系,所谓动之以利害,取得人主的信任,就可荣获功名地位。所以这句话中“利”字的涵义,我们先要了解。对人“说之以利害”,几乎没有人不动心的,人生能做到对一切名利无动于衷,就是真正最高的学问。由这一篇书看,孔子讲不讲利害?“罕言利”,并不是绝对不讲,而是很少讲。如果我们想象到一个圣人,绝对不讲利害关系,那也是过分地“高推圣境”,是绝不可能的事。

其次,孔子讲不讲命?后世以算命看相的“命”为命,但是这里的命是广义的,包涵生命来源的意义而言。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在说生命的来源,尤其说生命是神所创造的,几乎每个宗教都有类似的说法。但由宗教发展到哲学、科学,一直到现在,究竟生命的来源怎样?还没有搞清楚。从这一点,可见人类文化,不论东方、西方,都还幼稚可笑,对人类本身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宗教家解决不了而演变成哲学,哲学家解决不了而发展成科学,科学家分门别类去追究,向太空、向物理、向医学追究,都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中国人不大追究生命来源这个问题,尤其孔子思想,在下论中就提到“未知生,焉知死?”不要问,所以对于“命”,孔子很少讲。因此,学校里念哲学的人、教哲学的人,并非真通哲学,只能说是替哲学家传播哲学知识。真正哲学家,都不是学哲学出身的。曾有一个在日本学医的学生说,学了医以后,感到痛苦,反而对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发生许多怀疑,所以需要学哲学,否则脑子要崩溃。他这个意见很对,但从书本上学哲学很糟糕,结果只成为一个哲学书呆子,而不是哲学家。真正的哲学家大多不是学哲学出身的,像现在流行的存在主义,也是一个医生搞出来的。很多人懂得哲学而不是哲学家,譬如乡下没有读过书的人,往往就是大哲学家。去问一位乡下老太太,这样大热天为什么还工作得那样辛苦?她说:“命不好啊!”这是大哲学家,她辛苦了还是心安理得,没有烦恼痛苦。真有哲学知识的人,没有她痛快。所以有许多学哲学的,最后学疯了,究竟人生为了什么?越搞越不清楚,后来觉得人生没有道理,为了解决自己,弄到只好自杀,这就是不懂命。孔子在教育方面,知道哲学上生命来源的道理,很难讲得清楚,所以很少讲。

第三,孔子很少说“仁”,这是一个大问题了。我们讲中国文化,动辄讲孔子,而且动辄讲孔子思想中心的仁道。现在我们根据《论语》,至少它的内容是孔子学生们直接的记载,这不能不承认的。而这里说孔子很少说“仁”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孔子思想的中心是仁,但这里又说孔子很少讲仁;再说《论语》第四篇就是《里仁》,全篇都是有关仁的记载,这不是矛盾吗?所以我们讲《里仁》篇的时候,有一个重点,那里所讲的只是仁的作用、仁的性质,对于“仁”本身究竟是什么,《里仁》篇中并没有下定义。所以这里说孔子很少讲“利”,很少讲“命”,很少讲“仁”。这三种中心问题都很难讲。现在讲到这里,我们暂时保留,因为下论讲到时,大家可以从《论语》全书中,自己找出答案。

历史文化先驱

下面继续叙述孔子。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达巷是一个地名。党人的党不是现代观念的党,古代所谓党,就是地方社会的观念。在达巷这地方有人说,伟大的孔子,有这样渊博的学问,他什么都懂,而不是仅仅某一样的专家。这里“无所成名”的成名是指专学之名,就是不固定为某一项学问的名家。在古代的书上常有“名家”这个名词,如对三民主义的教授,可称为“某某先生是擅讲党义名家”。他自成为一家了,就是他的成名表达了他的专长。

在这里所说“博学而无所成名”,就是说孔子样样懂,不止是哪一种学问的专家。孔子听到了人家的这种评论,就很风趣地对他的弟子们说,这叫我抓住哪一点?作哪一种专家好呢?我去当骑马驾车的专家好?还是当军事射箭的专家好?我还是学驾驶吧!从字面上看,这段文章,就这样解释完了。所以这些书,我们小时候读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头大得很。这有什么意思呢?老师还要我们背诵,一边背诵一边在摇头晃脑,就是表示抗议。老师要我们背诵只好背诵,不过就是靠这个办法,背诵以后经过几十年时间,如今一张口就念出来了。后来仔细想一想,大有道理,他这个“执御”的驾驶人,意思是要领导文化,作一个历史时代的先驱者。所以弟子们把他这句话记下来,是有深意的,并不是对不要紧的话都死记不忘。

礼的变态

下面是讲孔子的思想: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这是孔子的思想,他看到当时的时代感到悲哀。上古时候,长辈死了,丧帽是麻做的,很考究。孔子说这虽然是古礼,但现在的人,越来越简化了,用纯麻披孝就够了,比较节俭。孔子对丧礼也取节丧的意义,他也同意节俭、简化。中国本是礼义之邦,古代与人相见,跪下来拜,孔子说这是礼貌,“拜下,礼也。”但现在的人,没有行礼的诚恳,“拜乎上”,拱拱手就算了,很讨厌跪拜行礼的事,只求自己舒服一点而偷懒,就是不诚恳。对于这一点,孔子认为敬礼的精神,须要绝对的诚恳,这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即使是违背了时代,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做法,但还是要保持我们古礼为上,因为它内涵传统文化的精神,并非徒重外表而已。

孔子当时所处时代的情势,可以说和我们今日所处的环境是相同的。人与人之间的礼貌,都流于形式,只重外表不重精神。甚至外表的形态上也成问题,譬如现在的敬礼,变成纯粹的招呼,就是打个招呼而已。不但内心没有诚意,连外面的形态姿势都是花样百出,像希特勒式的举一举手、傲慢式翘翘下巴,欧美式的哈啰、嗨,统统出笼,洋洋大观。这个时代问题,你我都有责任,尤其是家庭教育,更不可忽略。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这句话很容易解释,很容易懂。可是这不止是文字的问题,要在这一生中行为修养上做到,实在很难。这里说孔子对于这四点,是绝对做到了。第一是“毋意”,(这个“毋”与有无的“无”字通用,不过在《论语》上以及古书的否定词,多半用这个“毋”。)这是说孔子作人处世,没有自己主观的意见,本来想这样做,假使旁人有更好的意见,他就接受了,并不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第二“毋必”,他并不要求一件事必然要做到怎样的结果。这一点也是人生哲学的修养,天下事没有一个“必然”的,所谓我希望要做到怎样怎样,而事实往往未必。假使讲文学与哲学合流的境界,中国人有两句名言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人生的事情,十件事常常有八九件都是不如意。而碰到不如意的事情,还无法向人诉苦,对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都无法讲,这都是人生体验来的。又有两句说:“十有九输天下事,百无一可意中人。”这也代表个人,十件事九件都失意,一百个人当中,还找不到一个是真正的知己。这就说明了孔子深通人生的道理,事实上“毋必”,说想必然要做到怎样,世界上几乎没有这种事,所以中国文化的第一部书——《易经》,提出了八卦,阐发变易的道理。天下事随时随地,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变,宇宙物理在变、万物在变、人也在变;自己的思想在变、感情在变、身心都在变,没有不变的事物。我们想求一个不变、固定的,不可能。孔子深通这个道理,所以他“毋必”,就是能适变、能应变。第三是“毋固”,不固执自己的成见。“毋我”,专替人着想,专为事着想。这就是孔子学问修养的伟大处。

这里发挥起来,便要与别家的思想作一比较。如一般人认为高深莫测,甚至有恐惧感的佛家思想中有名的《金刚经》。(所谓“经”,也便是“四书五经”的“经”的意思。)这部书中也有四个类似上面所说的观念,所谓:“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在佛学中所谓“相”,就是形象或现象。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往往感觉到很痛苦、烦恼,总是被现象困住了。人生在世界上一定有我,无法做到“无我”。有我就有你,有他。有你、我、他,就有烦恼。结果忘记了你也是人,我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样的。“大家一样”就是佛学所说的“平等相”。而孔子的四绝观念,也就是平等相。

关于这一点,我曾在一次某大学社团举办的哲学讨论会中,讲过一个“我与无我”的专题。我们常在哲学上看到作人做事要做到无我的境界。可能吗?先就事实来说,不可能。譬如有人说:“我告诉你,我绝对客观。”这句话对不对?不对。这已经非常主观,因为“我很客观了。”这就是“我”的主观。哪里是客观?等于说“中”,天下有没有一个“中”?因为“中”是对两边而言,才构成了“中”这个观念。其实对比出的这个“中”,对另一点来说又是偏了,没有绝对的中。又用方位来说,你站在一个房间,说自己是在中,前后左右是东南西北,可是站在北方看你是站在南方,在南方看你是站在北方,没有中间的。所以说绝对“无我”,在观念上有这个名称,真要做到无我,几乎没有这样的人。但不是绝对没有,一旦真的做到无我的话,就会非常快乐。

我们所有的痛苦,都因为自己“有我”而来的。如果我们手里拿了一件东西,别人需要时,一定舍不得给人,因为别人需要它时,也正是自己需要它的时候。假如能在这个时候,放弃了而给别人,就是最快乐的境界。有一位学佛的朋友来问,什么叫“菩萨”?我说这是印度梵文的名称“菩提萨埵”,音译成中文,简称“菩萨”,所含的意义就是“觉悟有情”。自己对于人生哲理觉悟了,可是对于这世界,对于一切的事物非常多情,而尽量施以助力。所以中国人说“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这就是菩萨的境界,等于中国人说的圣贤,名称不同,发音不同而已。他们又问学佛的人是否都成菩萨?我说没有,至少我没有看到过菩萨。

不过我朋友曾经看到一个人,可以说得上是菩萨。那是二十年前,有一艘驶往澎湖的船,途中遇难了。船上有一个认识的人,他本有肺病,因事乘了这船到澎湖去。在海难来时,有船员看见他有病,丢了一个救生圈给他,要他先离船逃生。他接到救生圈后,仍然很从容,并没有立即套上。后来看见一个妇人抱了一个孩子逃上甲板,他就把那个救生圈转送给了这对母子。他说他是有肺病的人,早死晚死一样的。原来丢救生圈的船员,忙了一阵子回来,见他还逗留在船上,救生圈也没有了,问他怎么还不逃命?救生圈哪里去了?他只笑笑,(这种状况下,他还能安详地微笑,可见是什么样的胸襟了。)也不讲话。这位船员东找西找,又找了一个救生圈给他,他又送给了另外一个人逃生。结果船沉了,他也沉了,非常从容。这是“无我”。他这样做不是被强迫的,完全是自动的,这就叫做“无我”、爱人。我们心里觉得这件事情很悲惨,但在他的心境却很安然。他不是自杀,他觉得别人更值得同情、怜悯。但在事实上,平常一般作人做事,没有办法真无我。每个人同样画画,画出来各有不同。你写文章如在文章里“无我”,就没有你的意境了,就不要写了。同样一件事情做起来就有“我”的精神。要将全副的我,摆到无我的境界里,才可以达到真的“无我相”。孔子的这四点,大概用佛家的这观念来相互衬托一下。实际上这四点是全部孔门学问的中坚,所以孔子教我们学问修养,就要效法他做到这四点,“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接下来以一个事实,来讲孔子为什么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道理: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这是孔子一生中遭遇几件大事之一。匡是一个地名,在宋国。当时有一个坏人叫阳货,据说阳货貌如孔子,他的相貌长得和孔子一样,宋人都要杀掉他。孔子带了一大堆学生,经过那里,大家以为他就是阳货,把他包围起来,要杀他。这是有名的“子畏于匡”事件。古代的文字简单,只用一个“畏”字。实际上这个字代表很严重、很可怕、很危险的一件事故。当然孔子的学生们感到很严重,也可以说吓死了。可是孔子说,没有事,你们放心好了。他非常相信命,不过这个命不是普通算命的命。他说自文王死后,五百年来,中国文化衰落到现在,难道中国文化的命运真要断了?不要流传吗?如果上天有意一定要把我们中国文化的根基断绝,那么就应该是我一辈子都不会接触到文化,可是事实上我要担负起这个责任来。假如说上天并无意断绝中国文化的根本,而要让他流传下去,那么今日就还要留着一点。如果这样,老实说,我今天对于中国文化,是全心全力贡献在这件事上;也只有我对于中国文化,能够接受、能够发挥。像这样,那么你们放心,我死不了,匡人也不会把我杀死。

我们看到孔子在一个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他始终不以宗教精神,来个祷告,求神保佑。再说,这个时候,他如果谈军事精神,把学生马上一组织,变成战斗的力量,也很容易。但是他不来这一套,所以他始终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他始终建立一个人文之道,处一切人、事,要自己增加自信。这一段说明他作人处世,处困难当中的精神。他这一次困难,如果不是身历其境的人,不容易体会。等于现在和年轻人讲抗战时期的情形,讲死了他们也体会不出那种味道。没有跑过警报,没有躲过炸弹,没有逃过难,那种味道年轻人始终不知道的。孔子当时的处境是万分危险,但他始终不动声色,不在乎。他反而慰勉学生,放心!死不了的。中国文化的责任落在我们的肩膀上,上天有意断绝中国文化,那是我们该死。假使上天无意断绝中国文化,那我们不会死的。这是孔子处患难中的精神。

良冶之门多钝铁

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大”读“太”,大宰是春秋时代的职官名称。有位大宰问子贡说,孔夫子这位老师,真是圣人,他为什么这样渊博,样样都会?子贡当然捧自己的老师,他说,那当然!天生的圣人,(等于现代说“他是当圣人的天才”。)而且学问又渊博。后来有人把他们的这段谈话报告孔子,孔子听了这个话就说,你们以为大宰真的了解我吗?不然,因为我是孤儿出身,从小从艰难困苦中站起来的,贫贱中什么事情都做过,人世间一切人情世故都通达了,所以对于人世间乃至下等的事都懂。君子对自己要求很高,始终怕自己人生经验不充足,谁够得上称学问渊博呢?这种都是恭维的话,不能听信的,天下的知识是求不完的。《庄子》也有一段话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生命是有限的,知识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求无限的知识,太危险了。这个道理是很对,但对年轻的学生,这下半截话,我们就打住不讲了。否则,他们正好引《庄子》这句话为不读书的理由。

孔子这里讲的“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一点要特别注意,由此我们回过来看东西两方面的文化,人类的历史中凡是成大功、立大业、做大事的人,都是从艰苦中站起来的。而自艰苦中站出来的人,才懂得世故人情。所以对一个人的成就来说,有时候年轻多吃一点苦头,多受一点屈折艰难,是件好事。我经常感觉这二十多年在台湾长大的这些青年们,大学毕业了,乃至研究所也毕业了,这二十多年中,从幼稚园一直到研究所,连一步路都不要走。在这么好的环境中长大,学位是拿到了,但因为太幸福了,人就完蛋了,除了能念些书,又能够做些什么呢?人情世故不懂。真正要成大功、立大业、做大事的人,一定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老实说,我们这老一代,比他们都行。为什么?我们所经历过这一时代的大乱,今日的年轻人看都没有看到过。逃难、饿饭、国破家亡的痛苦,更没有经历过;也许说在电影上看过,但那是坐在冷气里的沙发上看的。学问是要体验来的。所以孔子的这句话,要特别注意。

古之学者为己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牢是孔子的学生琴子开。他说,孔子说“吾不试,故艺。”这句话很妙了,如以现代观念来说笑话,孔子没有参加联考——考试,所以学问渊博了。好像反过来说,一参加考试,就完了。有没有这个道理?当然没有。也有人解释说,孔子是说,因为我不轻于尝试,所以就多才多艺了。这是怎么说法呢?他们说,在大庭广众之中,或在宴会里就看得到,凡是喜欢说话的人,总容易被人家看穿;而坐在那里,一问三不知,不表示意见的人,谁也不知他的学问多高深,实际上也许一点学问都没有。这个道理,宋太祖赵匡胤曾经运用过。当时江南还没有平定下来,江南来的使臣是文学家,有名的才子,南唐的徐铉,奉命出使到宋朝来。赵匡胤就考虑,在宋朝有哪一个大臣的学问可以压倒徐铉?经过一番讨论,决定不下来,结果宋太祖在自己卫队中,选了一个相貌堂堂的卫士,穿了外交礼服,去对付徐铉。徐铉到了宋朝,一一表演,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哲学、科学、文学都搬出来。而这位冒充外交官的卫士,唯唯是应,什么都不谈。三天以后,徐铉就认为宋朝的确有人才,以这位负责接待的先生来说,深藏不露,不知道有多大的学问。所以“吾不试,故艺。”也可以从这第二个笑话去理解。还有第三个笑话,是拿童二树的不考试来解释。童二树这个人,我似乎提过,是清代的画家,梅花画得很好,也是有名的理学家、学问家,但没有参加过考试而没有功名。古代考试都很麻烦,为了防止“夹带”要搜身。童二树在进考场时,门口的警卫要搜查他。他说国家开科取士,目的是要甄选天下的人才,现在我来应试,却先把我当小偷看待,我的人格就首先丧失了,那我何必参加考试?他就这样提着考篮走了。从此不参加考试,在家里读书作学问。作学问自己用得着,然后就成大名。这是第三点解释。这些都是拿《论语》当笑话讲的解释。

那么我们来寻求这句话的真正涵义,上面孔子刚刚讲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而下面由他的弟子琴牢说出,孔子说:“吾不试,故艺。”这样连起来看,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的求学问,是为自己学问而学问,并不是为了要尝试什么,并不是拿学问来作工具求取功名。秦汉以后的儒家多用孔、孟思想做敲门砖,求取功名,这不是孔子的精神。孔子因为是为自己作学问,不以学问作功名富贵的尝试工具,所以他的学问,到达最高的艺术境界。我们现在读书,进学校是为了将来求职业,为了前途,所以书读得没有艺术境界,很痛苦。过去我们读书,像我个人,喜欢研究佛学,喜欢研究禅。在当时来说,是开倒车,没有人理的古董,但是我喜欢,有兴趣,爱学什么就学什么。若是让我学政治、银行或经济,恐怕打死我也学不好,说不定圈圈都会画错,一万元多一个圈就是十万元。谁知道当年所走的冷门,几十年后的今天都变成这么热门,真是我想不到的。那当年为什么求这个学问?为自己作,没人要求,只是自己兴趣所在,非做不可。因为这样,才没有条件,没有限制,也不考虑这一套东西学了能不能混饭吃。没有饭吃喝稀饭,没有稀饭还有西北风,谁管它那么多!必须有这个精神,才能深入,才能称为学问,所以“吾不试,故艺。”大概可由此看到一些名堂了。

下面说到孔子真正学问的修养境界: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这是孔子的真正修养,尤其是反映前面所讲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道理。孔子说,你们以为我真正有学问吗?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一点学问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懂。有不曾受教育的人来问我,我实在没有东西,就他的程度所问的,我便就我所知的答复。如果他本身很鄙俗,来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确答不出。那我怎么办?因为没有主观,没有成见,就“叩其两端而竭焉”,反问他提出问题的动机,就他相对思想观念的正反两面研究透了,给他一个结论。所以我没什么学问,不是我给他答复,是他自己的意见提出来问我时,我替他整理作个结论而已。教育本来就是这样,真正的学问修养也是这样。知识最高处就是“无知”,就是始终宁静,没有主观,先没有一个东西存在,这是最高的学问境界。不但孔子如此,世界上很多大宗教家、教主、哲学家,都是如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西方文化中的孔子——苏格拉底,也和孔子一样,出身贫苦,什么都懂,行为作人也很相似于孔子,他说:“你们把我看成有学问,真笑话!我什么都不懂。”这是真话。释迦牟尼也讲过这样的话。他十九岁放弃了王位而出家修道,到了三十二岁开始传教,八十一岁才死。四十九年之间,他最后自己的结论说:“我这四十九年中,没有讲过一个字,没有说过一句话。”真理是言语文字表达不出来的。我们可以退一步说,孔子所讲的“无知”,是俗语说的“半罐水响叮当,满罐水不响。”学问充实了以后,自己硬是觉得不懂,真的自己感觉到没有东西嘛!空空洞洞的没有什么,这是有学问的真正境界。如果有个人表现出自己很有学问,不必考虑,这一定是“半罐水”。从学武的人就很容易看到,那些没练到家的人,就喜欢比划,他是筋骨发胀,并不是故意的。而练到了家的人,站在那里好像风都会把他吹倒,打他两个耳光,他会躲开,绝不动手。学问也是一样,一个人显得满腹经纶的样子,就是“有限公司”了。所以孔子这一点,就是学问修养成就的真正境界。

下面是孔子晚年的感叹: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这是感叹时代,孔子认为自己一点希望都没有。他的希望不是对他个人,而是对于时代,感叹时代的无法挽救。我们中国文化中,有几样东西很奇怪的,就是龙、凤、麒麟。中国文化是龙的文化。黄帝的时候,就对龙的观念非常重视,而且一直流传到现在,中国文化的标志就是龙。讲到这里是一个大的问题了。西方人据《圣经》,认为龙是恶魔,所以有一派教会,不准家里有龙的画及模型。而且更认为第一次“黄祸”是元朝;还有第二次“黄祸”,就是东方这个“魔鬼”要来了。这是西方文化的秘密。过去英国人已经做了一百多年的试验,促使中国的孤儿与外国的孤儿结婚,结果第一代生下来,眼睛变黑了;再生一代,头发也变黑了;到了第三代皮肤也变黄了。随便怎样配都是这样。所以西方人看到中国人的东西,他们内心上都在防备。我们身为中国人,对这件事,不能不知道。所以西方政治方面的人物,知识分子,尽管对中国文化敬佩,但他们内心还是处处防着我们。西方人有了这种思想,所以认为“龙”是可怕的,国内某一教派的人也有这种错误的观念。

另外,西方文化有一派认为中国的龙就是恐龙,这也错了。我常告诉西方朋友,不要把恐龙当作中国文化中的龙。但中国文化中的龙到底有没有?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在中国的历史上,始终没有一个人看到整个的一条龙,“神龙见首不见尾”看了龙头,看不见尾,看到身子,看不到头尾。所以把恐龙当作中国的龙,是一个大笑话。但究竟有没有这个生物,不去管它,这只是代表中国文化的精神。到底是代表什么呢?八个字,就是《易经》的文化所表示的:“变化无常,隐现莫测。”所以我们对中国文化,要有“子畏于匡”的那种信心,永远打不倒的,永远站起来的。为什么要用龙来代表?因为中国人所讲的龙,是空中能飞,陆上能走,水里能游的动物,说大可以塞满宇宙,说小可以细如发丝,这就是我们的龙。中国文化就像这个龙。至于凤,同龙一样,在画上画得和野鸡相似。但始终没人看到过,只是传说上,要世界真正太平,圣哲的皇帝出来了,凤鸟才出来一下。所以孔子用凤来感叹这个时代,所谓“凤鸟不至”,这句话的涵义,等于现在的说法——“这时代不是我们的了!”而“河不出图”这句话的意思呢?中国古代文化的来源是《易经》八卦,而八卦的来源,据说是黄河中出现了一条龙,龙变成了一匹马,这马的背上背了一个图案出来,这就是《河图》。另有《洛书》,是大禹治水的时候,对于天文地理工程的计算没有办法,后来在洛水里有一只白色的乌龟背了一个图案出来。大禹看了以后,发明了数学最高原理,因此而计算出工程的结构,治好了水患。于是《河图》、《洛书》就成为了中国文化科学与哲学的先导。

孔子的感叹就是说像“凤鸟至”、“河出图”这样两个了不起的时代,再不会出现了。换言之,他虽想挽救这个变乱的时代而达到太平,但自己想想年纪大,也办不到了。这段表示孔子文化修养的高超,做事作人,挽救历史时代是那么热忱,那么有心,可是他觉得时间不属于他,大有力不从心的感慨。

行为心理学

下面再叙述孔子的行谊: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这几件事,从文学上看起来很平常,许多人都可以做到。孔子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深入研究,就觉得不同。这节所记载的,是孔子作人态度的诚敬。尤其对这三种人,他是特别严肃的。“冕衣裳”,“冕”是头上戴的帽子,古代代表执政的人,所谓贵人,掌政权的。古代中国的衣服是上下装,“衣”是上装,“裳”是下装,像裙子一样,男女都是穿裙子一样的下装,后世才演变为裤子。我们所看到的古代衣冠,如孔子的塑像,长袍只到膝下,再下还有一截露出来的就是裳。“冕衣裳”就是官方的礼服,代表贵官执政的人。“瞽者”是瞎子。孔子看到这三种人,“虽少必作”。这个“少”字就是年轻。过去讲儒家思想的人,说这个“少”是印错了,应该是“坐”,孔子虽然坐在那里,也必定要站起来。这在朱熹注的四书上也有这样的解释,说孔子如果看见这三种人,即使坐在那里,也要很严肃地站起来。其实并不需要改这个字,少就是少,意思是说孔子看见这三种人,不问他年龄的大小,他必“作”。“作”就是变了脸色,也就是态度严肃起来。看“齐衰”的人,是一种同情;看到执政的人,等于我们现在看到国旗,必定要致敬;对于瞎子,是怜悯。孔子对于这些人都是非常肃敬,不问他们多大年纪,“过之必趋”,如果要经过他们前面,一定很快的走过去。

字面是这样解释的,深一层看他的意义,为什么孔子看到这三种人神态都会变,而且还特别记载下来,指出这是孔子了不起的地方呢?仔细研究,与心理的观念、个人的道德修养有关。现代有一门新的学问,所谓“行为科学”,或者叫做“行为心理学”,如果以这一种新的科学观点,来分析一个人的个性,和他作人做事的思想才具都有关系。由此研究,就可以看出一个道理来了。

平时我们在街上看到出殡的行列,不伦不类,没有礼仪,乱七八糟,以致一般人对丧仪都无诚敬之心,所以一般人对死者也没有什么同情之感,有时候还觉得很讨厌。这并不是对死者不怜悯,也不是对丧家遭遇的变故不同情,实际上是社会风气把礼仪弄坏了。以前常看见人家门前贴了“当大事”、“制中”、“严制”、“慈制”等白纸条——现在恐怕有许多人对这些字条都看不懂了。中国的礼仪,重视人生哲理,素来认为生死是一件大事,从出生到死亡,在人生过程中,实在是一件大事。所以家中有人死了,便称“当大事”。“制中”就是表示在服行丧事当中。平日称父为“严”,称母为“慈”。“严制”就是服父亲的丧制,“慈制”就是服母亲的丧制。过去的教育里,我们对这种家庭,非常诚敬,到了他们的门口,都不敢喧哗。这个态度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这方面素来诚敬;其次是表示自己的同情心,同情这个家庭发生了变故。从前在大陆的农村里,如有人家办丧事,邻居亲友都会自动去帮忙。因为孝子心情太悲痛了,所以由大家帮忙,不让他管事。现在变成好玩的了。

还有,过去我们读书,就受过这样的教育,即使自己的地位很高,官做得很大,回到家乡,如果经过祖坟或祠堂的时候,在相距一百步以外的地方,骑马的要下马,坐轿的要下轿,然后走路步行经过,乘船的要在船上站起来。直到离开了一百步以外,才能再骑马或上轿,绝不可以骑马坐轿经过祖坟或祠堂的。否则要被人骂,被人看不起。我们从小在家里,看见父母长辈从自己的面前经过,都一定要站起来,两手还要拱一拱。我个人的经验,几十岁了,回到家乡还是如此。就是现在想起父亲,心里还是一种敬畏之心。只是几十年来,学制改了,改成了所谓洋学堂,把这些礼仪都废了。所以现在我们的国民礼仪,变得很可笑,中国礼仪没有了,洋礼节也不懂。

这里就说到孔子对礼仪的重视。他看到有丧事的人,心里发生一种同情心,态度也随之肃然。至于对第二点冕衣裳,穿制服的人,执政的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执政者的制服代表了国家的体制,就等于我们现在看到国旗,自然肃敬。对于瞽者,就是对可怜的人,范围扩大包括了残废的人,看到这种人,心里自然肃然起来。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小动作,没有什么要紧,但是从这上面可以看出一个人学问的修养、作人的修养到达什么程度。拿行为科学来说,一个人看见别人遭遇痛苦的事情,而毫无同情心,甚至于像小孩子看到烧死老鼠一样,在旁拍手欢呼。试问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孔子看到不但肃然起立,且“过之必趋”,一定走快几步,不敢多看,这就显示他心理上的修养。

不见顶相

下面引用了颜回对孔子的赞叹: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这是颜回对孔子崇敬的评论。

“喟然叹曰”的“喟”字,是叹气的意思。距今两百多年前的一位才子金圣叹,许多人都知道他的。他对《三国演义》、《西厢记》等有特别见解的评论。他的名字就叫“金喟”,又名“圣叹”。据说他姓张,并不姓金。他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因为金圣叹出生时,他的祖父焦急地在厅中等待,当时厅上挂了一幅孔子的像,突然听见画中的孔子喟然叹了一口气,这时丫环从里面出来报喜,说生了一个孙少爷。他祖父心里很难过,孙子生出来,孔子在叹气,觉得这个孙子将来会有问题,所以取名金喟,又名圣叹,这是一个传说,在此当闲话一提。

颜回赞叹孔子“仰之弥高”,就是抬头一看,越看越高。后来印度传过来的佛教文化,对释迦牟尼也有类似的形容词。佛经上说释迦牟尼有三十二种特殊的相,与众不同,其中有一种相名为“不见顶相”。佛教徒们研究佛经很好玩的,起初研究,有些人奇怪,为什么看不见头顶,后来多读了书才明白。所以有人来问我,为什么释迦牟尼会看不见头顶?我说如果看不见他的头顶,那不是佛,是妖怪,应该打倒。实际上所谓“不见顶相”,就是“仰之弥高”的意思,太崇高了。有些佛教徒或研究佛学的人,把这句话当成真的了,说释迦牟尼没有天灵盖,殊不知这是崇高伟大、没有止境的意思。“钻之弥坚”,是赞叹孔子人格与学问造就的深厚,越钻研越厚实。“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如果这两句话照字面讲,孔子有隐身法了,以武侠小说来看,功夫很高,抓不住了。看见他在前面,追过去追不到,他突然又到了后面,好像太极拳、八卦拳,内功到了家似的。实际上四句话连起来,可用一句土话解释,就是“这个人摸不透”。他的学问到底有多深,人格到底多么崇高,无法估计,所以用这四句话的文学境界来形容,益见孔子的伟大。这是颜回跟从孔子,对孔子所加赞叹的结论。对于一个哲学家,一个民族文化伟大的圣人,譬如西方人尊重耶稣,以后都变成宗教性的“神格化”,替他穿上宗教的外衣,而犯了“高推圣境”的毛病,把圣人的境界推崇得太高了,好像摸不到顶,事实上是否这样呢?这点我们要注意。事实上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最平凡。我们反过来,随便找一个乡下很土的种田人,一个老实人,对他研究研究看,就可发现一个平凡的人,也就是一个伟人。所以说学问真正好的人,最后是最平凡。如感觉到不凡,那是犯了“自命不凡”的毛病,有了这种心理,就可见这个人有限。真正了不起的人,看起来是最平凡的,所以在哲学的观点上,就有“大智若愚”的说法。如果真有学问的人,学问到了家,自己又变成很平凡、很普通,不“自命不凡”,那就是颜回所讲孔子这四句话的境界。

见与师齐 减师半德

下面跟着说孔子教育人的态度:“夫子循循然善诱人”。注意“循循”这两个字,“循”是跟着走。不但是教育如此,作人处世也是如此,讲理论容易,做起来很难。在学校里教学生,就常会感到非常讨厌,有时候心里会想:“你还没有懂?真蠢!”当我们有了这个心理的时候,马上感觉自己到底不是孔子。颜回这里说孔子,对学生不会发这种脾气。“循循然善诱人”,教育是诱导的,东方和西方都是一样。什么是诱导?这是好听的名词,说穿了只是“骗人”而已,善意的“骗”。好像小孩子玩火柴,这是多危险的事,你如说不准玩,他非玩不可,就要赶快拿另外一件玩具骗他,要诱导他,使他觉得别的玩具更好玩,把火柴丢了,来拿其他的玩具。这就是“循循善诱”,就是这样“骗”人。

教育如此,推而广之,诸位出去做领导的人,从事政治,都要做到“循循然善诱人”。“循循然”就是循他的意志,循他的个性,循他的道理,把他带一个圈子,还是把他带上正路。人性就必须这样处理。所以从孔门思想的推演,到了孟子讲到人性,就主张堵不得的。你说:“不可以!不行!”他就非做不可。尤其是对一个小孩的教育,你说不准,他非反抗不可,至少在心理上反抗,表面上你是父母、是老师,听你的,但心里非常反感,从心理学来看,就只这一点反感,慢慢积累起来,到最后他对一切事物都有了反抗性的习惯了。越是受压制的孩子,反抗越大,所以要想办法,循循然善诱。当然有时候有例外,像军人带兵,老实说没有那么多理由,命令就是命令,教你如何就如何,没有理由,因为战场上必须这样,也就是孔子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平常的教育则还是要“循循然善诱人。”像对年轻人有一件事就感觉得到,有些书越禁止,他越偷偷的看。所以循循善诱是一个原则。方法怎样运用,则和用兵一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孔子的教育是依受教者的思想、品格而施教,不勉强人,不压制人,不挡住人,把门打开给他看,诱导他进去。但用什么诱导他呢?用什么“骗”他呢?“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所谓人文的学问,就是这两句话。什么是“博我以文?”就是知识要渊博。我时常感觉到,现在的教育,从五四运动白话文流行以后,有一大功劳,知识普及了,现在的青年知识渊博了,这就是“博我以文”。尤其现在加上传播事业发达,每个家庭有电视,在社会上有电影、报纸、刊物、广播,各种传播知识的工具,以致现在十几岁的青年,对于常识,比我们当年二三十岁时还知道的更多。当年我们书是读得多,对于普通知识还是傻傻的。乡下出来,看到飞机、轮船,还叫“飞轮机”、“火轮船”。现在七八岁的孩子都知道太空了。可是知识越渊博,学问越没有了,缺乏了下面“约我以礼”的涵养。我们要了解,“博我以文”的“文”并不限于文字,而包括了一切知识。知识要渊博。但知识越渊博的人,思想越没有中心。所以中国政治,在过去领导上有一个秘密。当然,这在历史上不会写出来,任何一个皇帝成功了,都不会传给徒弟的。这秘密是什么呢?他尽管采用知识多的人,渊博的人,而真守成的干部是找老实而学识不多的人,他稳得住。凡是知识越渊博的人越靠不住,因为他没有中心思想。对于这种人,给予的官位、头衔非常大,而真正行政的权力,并不交给他。知识多了的人,好的可以说成坏的,坏的可以说成好的。像现在的人好讲逻辑,把西方的一种思想方法,也当哲学来讲。例如说到法理学的话,如果我们抓到小偷,送官署是对的。但是打了他一下,他可以要求验伤,告你伤害。他说他做小偷是犯了法,但你打他是侵犯人权,至少在判决确定前,他还只是一名嫌疑犯,你打他,侵犯了人权,人权第一,你犯了伤害罪。讲法律逻辑,这是对的。但从另一面讲,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坏人就该打,可以不跟他讲这一套。像我们现在讲人权,而有些人却把人权、自由、平等当成了他的武器。这就是说死守逻辑的坏处,也就是说仅仅是“博我以文”的流弊。以下面这句“约我以礼”来救这个流弊就对了。知识要渊博,思想要有原则,走一个专精的道路,作人做事要保持文化思想的中心精神。这是颜回第二点说到孔子教育他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他的心得。

第三点他说自己受孔子教育,大有“欲罢不能”之感,他说有时候自己想想算了,不再研究了,可是却像谈恋爱一样,藕断丝连,总摆不下来。“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颜回说他自己,尽所有的才能、力量跟他学,然后感觉到很不错、很成功,好像自己建立了一个东西,自己觉得“卓尔”站起来了,可以不靠孔子,不依赖老师了,好像行了,结果冷静下来一反省,还是不行。

“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虽然跟着他的道路走,跟着他的精神那么做,但茫无头绪,不晓得怎么走,简直一点苗头都找不到。这是颜回口中所描写出来的孔子,就是这样一个人,讲他的作人,崇高、伟大、平实,而摸不透。第二点讲到孔子教育人家,是那么善于诱导,而且那么注重多方面的知识,知识渊博了以后,同时注意中心思想的建立。第三点说明自己努力的结果,不论怎么,老是跟不上孔子。

讲到这里,我们联想到禅宗百丈大师的几句话:“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说够得上作一个禅宗大师的徒弟,要有一个条件——比老师还高明。他说如果学生的学问见解和老师一样,已经是矮了半截了。为什么?因为老师已经走了几十年了,这个学生还是在几十年以前的程度,在后面跟着老师走。教育的目的希望后一代比前一代好,要年轻一代的学问见解,超过了老师,才可以作徒弟。所以我经常有个感想,我们年纪大一点的朋友们,领导青年们,所期望于后一辈青年的,就要效法这几句话,希望后面的青年比我们行。因为这几十年中,国家民族的时代遭遇太悲惨了。有一次演讲,谈到命运的问题,我说我们这一代,不包括现在的青年,不必算命,如果要算八字,我对大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已经批断好了八个字:“生于忧患,死于忧患。”我们这一代是命中注定垫墙基的。但是不要自认悲哀,这是神圣的,一个建筑物基础不稳固就不好。所以我们这一代要认清楚,是未来一代的基础,自己要建立得稳固,同时希望后一代,要胜过于我们,见解学识都超过我们,这是我们国家民族所最值得欣庆的事。如果现在发现不及我们,这有什么用?要现在超过了我们。如孟子说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种“见过于师”的青年就是英才,但是这种人才,始终很难得。

大丈夫当如是乎?

下面继续说孔子作人处世的态度: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这是说孔子的修养。由这一段话看出两点,第一可见当时学生们,尤其子路、子贡这些人,对孔子的尊敬。以另一个观点来研究,我个人经常认为——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注意,我个人见解不一定对,只是提供大家作一个参考——孔子了不起的地方,除了他的学问、道德、修养以外,我以前说过,他在当时的确可以推翻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取而代之,但他绝不这样做。

说到取而代之,我们讲一点题外话。读《史记》,刘邦和项羽两个人,分别看到秦始皇出巡的那种威风与排场。项羽看后,对朋友说“彼可取而代之。”用白话说是“老子可以把他拿下来,我来干!”刘邦看后则说“大丈夫当如是也。”用白话来说:“一个大丈夫,应该做到这样,才够味道。”根据行为心理,同样一个观念,但两个人表达的气度,就完全不同。一个是非常粗犷的,好比你坐在椅子上,一个人走进来,把你拉下来:“你下来!我要坐。”而另外一个人说:“这个位子,可让我坐坐吧?”然后坐下来。气量就不同。所以我们读历史,这些文字上的要点,应该特别注意。

我们回头再说正题:孔子当时那么多门弟子,而在那么少人口对比下,等于现在一个非常大的党组织。尤其在孔子那个时期,春秋战国的变乱已经那么久了,他又有三千弟子,都是各国的优秀分子,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人才都有。只要稍微动一动,任何一国的政权,他都可以取而代之,但孔子始终不干这种事情。为什么呢?他认为这样,影响并不久,不是千秋万代的事业,要影响得悠久而博大,不在于权力,而在于文化与教育。在这节书里可以看到,这些弟子们对他,简直捧成一个大党魁。所以后来儒家称誉孔子为“素王”,这是真正的王。所谓“素王”,是没有土地、没有人民,只要人类历史文化存在,他的王位的权势就永远存在。称孔子为“素王”,等于佛教中称释迦牟尼为“空王”是同样的道理。不需要人民,不需要权力,而他的声望、权威和宇宙并存。第二点看到孔子本身,始终是一副救人救世的心肠,并没有把富贵、权位当一件事情。这里说,孔子有一段时间生病,子路就把同学组织起来。把孔子视同一个皇帝或社会组织的领袖,而叫同学们为臣,好像是层层节制的部属。这里的“臣”是阶级的观念,俨然显示出政府组织的味道。

后来孔子病好了一点,知道了这件事,就感叹:“久矣哉!”他说我病了这样久,在这段期间“由之行诈也。”他就骂子路,你怎么光做些欺骗的事情,自己欺骗了良心,违背了道德。“无臣而为有臣”,我本来是个平民老百姓,又不是帝王,为什么把同学们组织成这样?把我变成这样?“吾谁欺?欺天乎?”你骗人,这个罪过可是我背了,我本来是老百姓,你硬把我变成这样,这不是骗人吗?骗自己?还是骗天呢?

看到这里,我们有个感想,这感想要从经验来。我们发现,有时候当一个领导人,往往会被部下捧坏了。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自己并不想这样,下面的人会把我们捧成这样。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要注意,假使将来有那样的地位,要留心被别人捧,到了那样地位,别人都说你的话说得对,都对你说“是的”。这时你要考虑,不要给人捧坏了。历史上有很多人,到了某一阶段会昏了头,就是被下面捧坏的。还有,当一个领导人,自己要想下台下不了,下面的人不让你下来,像有位工商界的朋友,不想做。我劝他说,你做做好事,你现在关门是舒服了,可是你要想到你下面一万多员工,加上他们的家属,有好几万人靠你吃饭,你不能说不干。我劝他不要以工商的观点,而以社会事业的观点继续做,这样就伟大,所以人到某个时候,自己想下台,有下不了台的痛苦。

解脱生死

回头说到正题,孔子说“吾谁欺?欺天乎?”用土话来说,就是“你为什么替我摆这个臭架子?反而替我丢了人!”的意思。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孔子的态度,子路对他恭敬,而他责备子路,当然没有像我们那样用土话痛快地骂子路一顿,他反而是“引咎自责”的态度,觉得自己没有把子路教育好,所以说“吾谁欺?欺天乎?”

下面又申述理由:“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他说我与其以君臣的关系,死在臣子的手边,还不如以师生的关系,死于你们学生的手边更好些。这个话假如没有到那个位置去体会,是不知道的。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过,有些帝王死了好可怜,曾有好几个帝王死了以后,尸体发臭,生虫没人管,几个儿子,去争着当皇帝,真还不如一个老百姓。明朝的崇祯皇帝,最后亡国自尽的时候,拿起宝剑要杀公主,公主年纪小,跪下来问自己有什么罪,皇帝说你没有罪,错在作了皇帝的女儿。这便同南北朝时刘宋顺帝所说:“愿后身世世勿生帝王家。”是一个道理。所以一个人死得光明磊落、痛痛快快很难。我有些朋友,其中学佛、学道,或打坐的来问我修道的工夫,我总是劝他们不要搞这一套,是有这种方法,但做不到,也不要想成佛成仙,一个人健康快乐的活着,死的时候干脆利落,不牵累别人、不拖累自己,就是第一等人。这个话也是经验中得来的。因为我的老朋友太多,而有许多老朋友真可怜,死得不干脆利落,拖累了别人,也苦了自己。所以不要拖累别人,不要拖累自己。如何安排自己将来的死,最好找一个洞,先进去睡好,自己差不多了,搬块石头把洞门一堵,好了。否则拖累别人很痛苦。不过,这也不够解脱,倒不如梁启超说的:“求仁得仁又何怨,老死何妨死路旁。”

说到这里想起了两位老朋友与殡仪馆的故事。一位是上将军某公,有一次,他说真想在殡仪馆附近,最好隔壁找一幢房子。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有两点理由。第一,老朋友一个个凋零,经常要跑殡仪馆,方便些。第二,有一天自己要去的时候,就走过去了,也方便。第二个朋友也是一位将军,十多年前一个春节,碰到我说,今年真倒楣。我向他为什么?他说刚过年,大正月坐三轮车去吊一个朋友的丧,到了门口付了车钱,那个三轮车夫问道:“先生你还回去不回去?”可真把他气得不得了,大骂车夫:“你才不回去!”不料几个月后,这位朋友真到那里不再回去了。就是这样巧的事情。这是两个故事,也是两种绝对不同的观念。

由这一段,看到孔子思想的通达,他意思说,为什么死还要摆这种排场。第三点,他告诉子路,你怕我死后不得大葬——就是国葬、公葬——得不到你们认为死后的光彩。我们经常看到“生荣死哀”四个字,生的时候享尽了荣华,死后的荣耀,就是大家都会哀痛。可是我们现在到殡仪馆吊丧,有许多人在那里已经没有哀痛之情了。

孔子这里是说,我虽然不得大葬,没有生荣死哀,“予死于道路乎?”我也没有惨死,总是寿终正寝。我们常常看到讣文上有“寿终正寝”这四个字,但现代往往与事实不符,因为现在的人都是死在医院,有几个寿终正寝的?古代说寿终正寝,是指死在自己的房间里,断气以后,才抬到正门的大厅上,所以是寿终正寝。现在都死在医院,送到太平间,哪来的正寝?还有现在殡仪馆中,有许多太太挽丈夫,儿子挽父母的挽联,都不合理的。因为照古礼,自己是当事人,没有心情在文学境界上作诗作联,所以亲人是没有挽联的。若是自己不会写,由别人代写,更是莫名其妙。挽联要与死者有感情才挽得出来,与之毫无感情,怎么代写?有感情的自己写,很简单。白话的:“你死了,我也快来了!”或:“你先走一步,我会跟来的,你安心的去吧!”不很好吗?所以讲到中国文化,目前许多地方都是问题。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孔子对于他自己的生死,却看得非常平淡。

卖不出去的无价宝

下面这段文章,转了一个气势。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第二个“贾”字在这里念“姑五切,音古。”行商坐贾,是古代商贾两个字的分别意义。流动作生意的称为商;开店固定在一个地方做生意的称为贾。子贡有一天和老师幽默一番,他说有一块美玉在这里,老师!你说我是把它放到保险柜里藏起来好呢?或者找一个好价钱把它卖掉了好呢?孔子一听就懂了,他说:决定卖!决定卖!我在这里等人来买的,可是卖不出去,没有人要!这是他师生之间的幽默。也就是说孔子感觉到生不逢时,吾道不行,而借子贡的幽默表达出来。所以接下来就叙述孔子的另一个想法: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这是孔子平居时的一段闲话。九夷是东南方一带蛮夷之地,当时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南方省份的边区。这些地方还没开发,还是披发文身,非常落后的地区。孔子当时想另外开辟一个天地,保留中国文化。但有人说,那个地区太落后,没有文化,野蛮得很,怎么办?孔子说地区不怕落后,只要真有道德、真有学问的人,去任何地方,在任何时代,自己都有自处的办法,那有什么关系?读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最后的一句话“孔子云:何陋之有?”就是从这里来的。他引用时,说出了“孔子云”,便不算千古文章一大抄,只能算是借用的。

讲到这里就想到,书读多了,便会觉得今古文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谓“千古文章一大抄”,于今为烈!有人到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或别的什么地方,把几十年前的报纸找出来,多抄几篇报屁股的文章,都变成了新的。或者一瓶浆糊、一把剪刀,拼拼凑凑,就是一本书,新著作。还有的人叫学生研究了半天,把资料拿来,拼凑一番,就是著作。最近有一个学生,留学法国,暑假回来,找论文题目,他说法国老师要他作关于中国问题的某一个题目。我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中国老师这样,外国教授也这样。他根本不懂这个问题,所以指定你的博士论文作这个题目,他做指导老师,名义是他挂了,实际上是你替他研究,今日学术界,作学问都不老实,真是孔子讲的“吾谁欺?欺天乎?”统统都是这样干。自己不懂的问题,要学生作论文,去研究。学生要想拿这个功名——学位,只好去找资料,苦死了。找来了以后都交给他,学生的学位完成了,他的知识也得到了,又不要费力气。这是学术界的秘密,全世界一样。绝不像古人教学生是“传道授业”的精神了。人老了,对这些也看透了,实在也不想看了。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研究孔子的生平,这里也是他重要的资料。这是孔子周游列国以后,到了晚年,他深感即使拿到了权力,也平定不了世界。要想对社会、历史有贡献,只有从事文化与教育。因此决定回到鲁国来,整理中国文化,由此产生了六经。他说,我自从由卫国回到鲁国整理文化以后,中国文化的中心,把它改正了。所以我们说“文化复兴”这个名词,在孔子这个时候,是一个阶段。(在此以前大乱了一个时期后,经过孔子的整理,一直流传了几千年。)文学的路子,与文化、文艺的路子配合,才走到正路上。

不落醉梦中

下面说孔子平常的生活: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孔子说自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在外面,参加政府会议的时候,(“出则事公卿”的事字是动词。)与这些高级的国家大臣一起,参加会议,正式从事于国家的政务。回到家里则“事父兄”,规规矩矩是一个家族里的成员,也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官架子。在父亲的立场就尽到父亲的责任;在弟弟的立场,对兄长、对家里的人就应该尽到作弟弟应尽的义务。这两句话,以现代的观念来说,当一个公务员,上班的时候,规规矩矩从事公家的事,尽我的责任,守我的本分。回到家里,做家庭中一个很好的成员,当父亲尽父亲的责任,当丈夫尽丈夫的责任,当妻子尽妻子的责任。

“丧事不敢不勉”,对于生死大事,尽量的周到,朋友之中有人家里出了大事,有人死亡,就尽量的帮忙。对于朋友的红白帖子,喜事可以礼到人不到;对于丧事,礼到人也到,这是最后一次了,不去殡仪馆行个礼是讲不过去的。对于丧家,要安慰问讯他们,有没有事需要自己帮忙,如果有,立刻就去。这是孔子说的丧事不敢不勉,就是在患难时需要朋友,否则人类交朋友有什么意义?光景好的时候才来往,那不是多余!光景好到处都是朋友。

第四点孔子“不为酒困”,喝酒没有喝醉过。我是天生不会喝酒,也讨厌喝酒的人。不过因为不会喝酒,我也自己试验过,看看喝醉了什么滋味。我的结论是不相信人会喝醉,如果有人喝了酒乱说话,我照样认为是装疯。没有人会喝醉的,试试看他绝不会吃大便,他绝不会骂他的妈妈,不会揍他最爱惜的人。孔子说“不为酒困”不只是喝不醉的意思。实际上人都在醉梦中,如果以哲学看人生,几乎没有一个人清醒过。爱情的醉,富贵功名的醉,没有哪样不醉。道家的吕纯阳有两句诗说:“浮名浮利浓于酒,醉得人间死不醒。”吕纯阳以道家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大家都在醉中,临死都没有清醒过。现在《论语》上记载孔子“不为酒困”,在我个人的看法,就有这种意味。当然,孔子的酒量很大的,在《乡党》篇中说孔子“唯酒无量,不及乱。”如果解释为酒量很大,怎么说“无量”呢?也许一点都不会喝。但也不对,否则又怎么说“不及乱”?所以研究起来,大概是酒量很大,从来没有喝醉过。不过也不能说不会喝醉,“不为酒困”应该是不迷醉于酒,没有酒瘾,而且始终保持清醒,不会在喝酒以后,有酒态醉意,更不装疯卖傻的。孔子说除了这几点以外,“何有于我哉!”意思说,我这个人非常平凡,出去作公务员就规规矩矩是个公务员,回到家里就规规矩矩是家里的一分子,朋友之间有困难,尤其是有丧事这类患难,则一定尽力帮忙,平常作人,不在迷醉中。除了这几点以外,一无长处,一点学问都没有。

水流花谢两无情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在这里讲,为了体会得更亲切一点,就借用碧潭这个地方吧!孔子去郊游,他站在碧潭吊桥上,看到下面的流水说:“过去的就像这下面的流水一样,白天晚上都在流。”这两句话的文学气息非常重,全部《论语》中,最富于哲学意味的,也就是这两句话。从这里,有几个要点可以了解。

第一,道家思想方面,老子也和孔子这个观念一样,经常用水代表人生哲学。老子教我们效法水,中国有一句老话“人往高处爬,水向低处流。”老子教我们学下流——不是普通所指不高尚的下流,是指水的下流——大海。天下的水都向下流汇归成大海。所谓下流,就是谦下,站在最下面,“人之所弃,我则取之。”人要有容量,像大海一样包罗万象。老子又教我们“上善若水”,最高的品德像水一样。道家形容水很妙,水是绝对干净的,脏的东西到水里,都被水冲洗干净了。让我们的心境,以及人品的修养,效法水一样,冰清玉洁,不受一点尘埃。虽然容纳了许多废物、污垢,但仍然是水,水的性质没有变,而且永远自强不息。

第二,佛家也说过水,我们看到流水,永远只是一股流水而已。照佛学的分析,人的心理就和流水一样,如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永远在流,真的吗?错了。等于看到电灯光,说它一直亮着,也错了。当我们看到一个浪头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浪头已经过去了,是接上来的另一个新浪头,当在看到这新的第二个浪头时,它又已经过去了。灯光也是一样,当我们刚一打开开关时,所发出的光波已经消失了。我们的思想、感觉、年龄、身体,当一个钟头乃至一分钟前坐在这里的我,与此刻坐在这里的我,已经不知道经过多少变化了。所以“今我非故我”,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前一分钟的我了。都过去了,像流水一样,不断的向前去。所谓“江水东流去不回”,历史永远不会回头,时间永远不会回头。人生永远像浪头一样,一波又一波地过去了,要想拉回来是做不到的。

这些都是另一面的说法,也可以说是消极的人生,许多宗教家、哲学家,都从这一面看,花落了再不会开了。大家都看过的,《红楼梦》中林黛玉葬花。这位小姐病兮兮的,花落了还要去收回来,还要葬下去,情调非常美,文章也作得很好,葬花词名句:“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此之为林黛玉!怎么不生肺病?怎么不那么痴迷的死?你管他谁葬你,死了就死了。说到这里,龚定庵的诗就比林黛玉高明多了,他的诗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刚才说过的某先生,他死后有人问我送什么挽联给他,我说我会另作一副。但送给他的挽联最好是这两句诗,因为他的为人始终是忠心耿耿的,虽然人死了,而其耿耿的忠心仍令人感动,在文学境界上,就是龚定庵的这两句诗。以上这些都是从悲观的角度来看“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但孔子并没有以悲观的态度来说这句话,而很多的意义包括在内,极高明。从另一面,用积极的观点来看人生。人生如流水一样,不断的向前涌进。所以我们要了解,人生就像这股流水一样。孔子所以站在上流告诉学生们:“注意呀!你们看这水,过去的都像这样,向前面去!向前面去!而且是昼夜不断的向前去。”他这话的意义,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易经》乾卦的卦辞。乾代表了天,中国文化是用乾代表了天体,现在的名词就是宇宙。《周易》就是文王的思想,也就是孔子所效法的。文王解释宇宙,是永远在转,永远在动,没有一分一秒停止,假使一秒停止,不但地球完了,没有人类了,整个宇宙也垮了,所以宇宙是动态的。这就是中国的哲学了。我们有两位现代的学者是在思想界很有影响力的,他们评论中国文化,属于静态的。我对他们说,老兄,谁告诉你们中国文化是静态的?讲中国文化,第一部书就是《易经》,里面就告诉了你“天行健”,宇宙没有静态,永远是动的。中国文化并不主张静态的宇宙。人生也是这样,要不断求进步。静是缓慢的动态,没有真正绝对的静。譬如人坐在椅上好像很静,其实并不静,身上的血液正在分秒不停地循环,各个器官也都各司其职地工作着。“天行健”是永远强健地运行。“君子以自强不息”是教我们效法宇宙一样,即如孔子所说“逝者如斯”,要效法水不断前进,也就是《大学》这部书中引用汤之盘铭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道理。人生思想、观念,都要不断的进步。满足于今日的成就,即是落伍。

所以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包括各方面很多意义,可以说孔子的哲学,尤其人生哲学的精华,都集中在这两句话中,它可以从消极的、积极的各方面看,看宇宙、看人生、看一切。我们自己多多去体验它,应该了解很多的东西。在这里所提供大家去研究的意见,还只是其中的一点点。实际上,根据这两句话,可以写很多很多的文章。历史是不能停留的,时代是向前迈进的,宇宙如此,人生也是如此。

女人未必皆祸水

这里是另起一节。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这句话里面说的色,包括了女色、物欲、嗜好三重意义。但根据历代的看法,只是偏重在女色这一面,认为这是孔子对卫灵公的感叹。孔子周游列国时,对孔子比较重视的是卫国,但卫国的政权,当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是大臣蘧伯玉,而左右卫君的是美丽妃子——卫灵公嬖好的南子,所以有这句感叹,而成了一句名言。事实上不止卫灵公,从人情世故上看,人都是好德不如好色。如果一定要以最高的道德要求,世界上很少有合乎标准的人。

像我们看到很有名的唐明皇与杨贵妃这段历史故事,唐明皇这个皇帝的确是不错,少年时代非常好,晚年时因嬖好杨贵妃,致使国家发生了变乱,成为知名的历史故事。在过去的历史,很多人都把这个罪过,推到场贵妃身上去,这也是很难说的。说一个女子对于政治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也有可能。就是西方也有这种情形,所谓英雄征服了天下,女人征服了英雄。不过要看哪种女人,真能征服英雄的女人,并不容易。我们看到蜀亡国以后,蜀王妃子花蕊夫人被俘。宋太祖赵匡胤就问她,你们国家有十几万大军,为什么今天你会到我身边来。这位妃子作了一道诗答复他,大意是说我本在深宫中养尊处优的女子,对国家大事不了解,但这首诗的结论却骂尽了男人,她说:“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这也是历史上,女人关系历史命运的一个故事。再其次,大家都说唐明皇是误在杨贵妃手里,尤其是诗人们都如此说——中国的诗人多半对于历史大事,有谨严的批评——但也有另一面的看法,如袁枚的诗说:“空忆长生殿上盟,江山情重美人轻。华清池水马嵬土,洗玉埋香总一人。”当安禄山造反,兵逼长安,唐明皇出走到长安南面马嵬坡的时候,发生兵变,部队不肯走了。大家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把杨贵妃杀死。唐明皇没有办法,只好让杨贵妃自缢死。所以后人评论历史,认为唐明皇不一定是为了杨贵妃而误国的,这首诗就是这个意思。建温泉池给杨贵妃洗澡的,让杨贵妃自杀的,都是唐明皇做的,不要把历史的罪过,推到一个女人身上去。

同样,清代的龚定庵也提了一个反调,他的一首诗说:“少年已自薄汤武,不薄秦皇与汉王。设想英雄迟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他说一个英雄到了晚年没事情做了,不让他住在温柔乡里,又要他干什么?龚定庵这个理论,和现代的心理学、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有点类似。我们要特别注意,性心理学与马克思的理论,严重的影响了近一百年思想。今日除了马克思的影响不小以外,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对近百年来历史文化转变的影响更大。不过这一方面不像政治理论受重视——如果依据性心理学的看法,有过分的精力,就有杰出的事业。因此英雄、豪杰、才子,几乎个个行为不检,都是孔子所讲的“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然而孔子所要求的真正圣人的境界,这是非常难的事,一般心理状况,凡是了不起的人,多半精力充沛,所以难免要走上女色这条路子。这是我们就这一点,对历史的看法。扩而充之,“好色”不但是指男女之间的事,凡是物质方面的贪欲,都可以用“色”字来代表。尤其是以佛学的立场看,那就更明显了。照儒家的思想,一个领导人,简直任何嗜好都不应该有。但是人很难做到完全没有嗜好。譬如有些人什么嗜好都没有,就是好读书,这也变成一个嗜好,于是左右的人都是读书人。南朝梁元帝读书读呆了,敌兵临境,还要文武诸臣戎服听他讲书。最后终于亡了国。他在投降时,放一把火,把收藏的十四万卷图书烧了,他说“文武之道,今夜尽矣。”有人问他为什么烧了书,他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可见读书也很害人,真成呆子。

从此我们了解,上面有一点偏好,下面就偏向了,这就是“物必聚于所好”的道理。我们要看古董,就必须到好古董的人家才看得到。有些人好石头,有些人好怪木,有一些人就是好钞票。某公说,有一个老朋友,每天入睡以前,要一张张点过他铁柜里的钞票以后才能睡着。所以孔子这句话,是一个最高的目标。同时提高我们的警觉,凡是作一个领导人,不但是好色,任何一种嗜好,都会给人乘虚而入的机会,因而影响到事业的失败。所以接着下面引用孔子的话: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一切的进德修业,都是如此。不但是学问的成功、道德的成功、事业的成功,原则都相同:不是进步,就要退步。没有进步,停留在原地,也是退步。尤其对于自己道德的要求,更难!我曾说过,英雄征服了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圣人不想征服天下,而能够征服自己。事实上征服自己比征服天下更难。所谓道德的修养,就是征服自己。上面孔子的话,就是说这个道理。他说譬如我们去挑泥土来堆成一座山,要挑一百担泥土的,已经挑了九十九担,最后“未成一篑”,少了一畚箕泥土。“止”,停止了,因此便不能登峰造极到顶点。是谁使你停止的?我们一件事没有成功,往往推之于客观的环境、社会的因素,但是孔子在这里说那是不可能的,“吾止也”,还是自己心理的疲劳与退缩,不是客观因素。他又说,譬如填平一块土地,倒一畚箕泥土上去,就看到更高一点,这个进步,也不是外来的因素,而是自己的成功,这里他所强调的,是指一切的作为,其成功或失败,都在于一个人自己,不要推之于外来的因素。外来因素之所以形成,也是自己本身的关系。

到这里为止,结束了孔子上面站在河川上所发的感叹。下面是孔子的教育经验,对于个人的评论。

学而有成之难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孔子说在他的学生中,能依照他的教导去做,而不懒惰的,只有颜回这一个学生。这句话好像很普通,但如果在教学上或在领导位置上工作久了,就可以体会到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话。我们现在常常发现有些年轻人,吩咐他们去做一件事,譬如去照顾一位老年人,他有这个心,但没有这份热情,他会觉得是老师叫他去做的,而没有感觉到这件事情是他应该去做的,就只差了这么一点。讲理论时,他讲得和大家一样,知道应该爱人,应该尽心,但做起来是另外一回事。我和年轻的同学们说,许多社会上已经做了的事情,如“张老师”、“生命线”这些,已经有人做了,不要再重复,你们应该去做一些需要做却还没有人做的事。据我的资料,一些老年人很可怜,子女不在身边。可以发动年轻人对老年人服务,绝不接受招待,自己带便当去。青年们都说得头头是道,但我告诉他们,要经得起往后的困难。有些老年人替他服务久了,他会觉得应该。第一次有感谢之意,第二天他觉得差不多,第三次也许你迟到了,他会骂人,那么年轻人还要准备行礼、道歉。由此可知做一件好事,也有如此的困难。所以理论与事实配合起来,要“语之而不惰”,讲到了就做到,而且非常勤快,又持之以恒地去做,实在是非常难的事。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论,一个人总有些熟人有事相托,如果做得到的事情就答应了,答应以后有时又觉得烦了,摆在那里两三天,就把事情“惰”下去了。有时候提高警觉,赶快办,办了以后,有没有结果不知道。办不到的也要早告诉人家。否则等于医生替人看病,看不好的,给人家一点平安药吃,好不了也死不了,就是拖,这就是罪过。所以孔子讲颜回的这句话,表面上看很普通,真正体会一下,这种修养实在是不容易的。

下面接着再赞叹颜回: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这并不是对颜回本人说的话,是他对学生们说颜回的。颜回不是只活了三十二岁就死了吗?孔子说可惜得很,我只看到他的进步,没有看到他的成就。有进步应该有很大的成就,可惜短命死了,所以成就没有看出来。因此孔子有下面对人的感慨: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所谓苗就是根苗。有些植物,种籽种下去,发出的芽非常好,应该前途无量,但结果却长不大,枝叶并不茂盛,这是“苗而不秀”。也就是说有许多人,小时了了,大时糊涂。尤其在教育界更看得到,有些年轻人非常好,眼看他慢慢变,变到最后不成器。再更进一步是“秀而不实”,虽然花叶扶疏,但没有结出果实来。如果我们把这两句话,回转来看看自己的人生,大多可以说是“秀而不实”的。在这个非常时代里,年轻时,想如何如何。结果到了现在,得了结论,晓得自己是“起不了”。而这个重点,就是孔子上面所讲的“止,吾止也。进,吾往也。”在乎自己,不关他人,尤其作学问更是如此。我们常看到年轻人文章写得好,有许多人寄以厚望,我说不见得,这就是“苗而不秀,秀而不实。”真正文章写得好,能称得上是一个文学家的,以整个人类文化历史看,古今中外不到两三百人。这仅就文章这一行而言,写了许多书的人,能流传的又有几本?这都是“秀而不实”。

所以文学也好,学问也好,无论哪方面,能够做到历史上有成就的,很不容易。这也就是孔子对人物的感叹。有许多人,聪明而进取,有前途,但最后并没有结论。许多人的事业、道德、学问,都在这两句话的范围中。

勿轻后学

因此孔子又对学生们讲到对年轻人的观感: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这句“后生可畏”是孔子的名言,切不要轻视后一代的年轻人。从古至今,对年轻的后一代都非常重视。孔子说后来的年轻人可畏,并不是怕他,而是说值得用心培养,值得重视。“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千万不要轻视后一代,不要以为未来的不如现在的。这一点我们不要冤枉孔子了,我们学术界经常都把孔子描写成非常古板、保守的。实际上孔子的思想最前进,他不轻视后一代,更不轻视后来的历史,认为未来的社会不比现在差。所以他说你何以知道将来就不及我们?以人来说也是如此。不过一个人到了四十、五十,还没有成就的话,那也就算了,再没有什么可观的了,这也是事实。

前面说过,我个人的看法,人类文化永远是年轻的,到现在为止,永远都在幼稚的阶段,还没有成熟,假使真正成熟,在文化的立场来看,此时人类的生活就永远安定了。这个理论是最麻烦的历史哲学问题,在此我们不去多讨论它。这一段也是孔子在鼓励青年们努力,我们过去有一句格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就是这个道理。

下面还是他对于学生们的鼓励:

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这固然是他对学生的鼓励,也是我们一生作人做事值得效法的地方。“法语”,就是我们现在普通说的“格言”。古人的名言,古时也称“法言”,有颠扑不破的哲理。我经常告诉来学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不要走冤枉路,最直捷的方法是先去读“三百千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四本书,努力一点,三个月的时间,对中国文化基本上就懂了。三字一句的《三字经》,把一部中国文化简要地介绍完了。历史、政治、文学、作人、做事等等,都包括在内。尤其是《千字文》,一千个字,认识了这一千个字以后,对中国文化就有基本的概念。中国真正了不起的文人学者,认识了三千个中国字,就了不起了。假如你考我,要我坐下来默写三千个中国字来,我还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慢慢地去想。一般脑子里记下来一千多个字的,已经了不起了。有些还要翻翻字典,经常用的不过几百个字。所以《千字文》这本书,只一千个字,把中国文化的哲学、政治、经济等等,都说进去了,而且没有一个字重复的。这本书是梁武帝的时候,一个大臣名叫周兴嗣,据说他犯了错误,梁武帝就处罚他,要他一夜之间写一千个不同的字,而且要构成一篇文章,如果作不出来就问罪,作得出来就放了他。结果他以一日一夜的时间写成了《千字文》,头发都白了。即“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四个字一句的韵文,从宇宙天文,一直说下来,说到作人做事,所谓“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不要以为千字文简单,现代人,能够马上把《千字文》讲得很好的,恐怕不多。至于格言,也有一本书《增广昔时贤文》,是一种民间的格言。过去读旧书的时候,等于一种课外的读本,个个都会念,包括作人做事的道理在内。当然里面也有一些要不得的话,如“闭门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的作风。但有很多好的东西,都被收进去了。到了台湾以后,发现市面上发行的《昔时贤文》,又把闽南语的一些民间格言也放进了。

讲中国文化,除四书五经以外,不要轻视了这几本小书,更不要轻视那些传奇小说。真说中国文化的流传与影响,这几本小书和一些小说发生的力量很大。四书五经,除了为考功名以外,平常研究起来又麻烦,就很少人去研究。而这几部书,浅近明白,把中国文化的精华都表达出来了。这是说到“法语”而引出来格言的道理。

孔子说历代的格言,构成了“法语之言”,“能无从乎?”能够说不信从它吗?譬如我们看到了很好的名言,一定因欣赏而背诵下来,默记在心。“改之为贵”,仅仅欣赏也没有用,要把它当成一面镜子一样,照照自己,反省反省,发现自己的毛病,然后彻底改正,这样读书,才是学以致用。“巽与之言”就是顺从的话,顺着你的意思的话。有人编了一则笑话,说有一位侨领之流,年纪也大了,人家请他在一家豪华饭店吃饭,坐在首席。这位老先生经常放屁,联珠直响以后,他道歉说:“对不住!”旁边有人说:“没关系,不臭。”这位放屁的老先生说:“真的吗?那就糟了,听人家说老年人放屁不臭,命就不长了。”此话一出,那位说“不臭”的朋友愣住了,其他的人也很尴尬,过了不到一分钟,又有人用鼻子嗅嗅说:“唔,现在有一点点味道。”这也就是巽言的刻薄形容。还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出国前找到一幅祝枝山的画送给一位朋友,这位侨商展开画,看了祝枝山的名字后说:“啊!他画的,我认识他的,他为什么不写我的名字?”这位朋友听了,不好意思说穿是明代古书,只好说“巽与之言”:“那恐怕他忘记了,我回去要他替你加上好了。”

高帽压人低

这位朋友说的笑话,虽然非常刻薄,但他的经验阅历非常多,对事情看得非常透。人的经验阅历多了,也容易变成尖酸刻薄。我现在老了,有资格对年轻学生们说,他们骂我们老年人老奸巨滑,我绝对承认,而且认为是恭维的话。老奸不是巨滑,因为年龄越增加,经验越多,讲话就只好保留一点,这也是一种修养的工夫。如果年龄增加,人情经过多了,把人事看透了,而转来对自己的朋友,非常厚道,宁可你不对,我不挖苦你,不刻薄你,仍诚恳对你,这是道德,这是学问。各位要注意,假使作领导人,自然有好听的话要来的。孔子说,顺耳的话,听了难道会不高兴吗?捧两句总比骂两句听来舒服,明知道那两句捧的话是假的,可是总舒服点。清代才子袁枚有名的故事,他二三十岁就名满天下,出来作县长,赴任之前,去向老师——乾隆时的名臣尹文端辞行请训,老师问他年纪轻轻去做县长,有些什么准备?他说什么都没有,就是准备了一百顶高帽子。老师说年轻人怎么搞这一套?袁枚说社会上人人都喜欢戴,有几人像老师这样不要戴的。老师听了也觉得他说的有理。当袁枚出来,同学们问他与老师谈得如何?他说已送出了一顶。这就是孔子说的“巽与之言,能无说乎?”好听的话谁不愿听?

所以我们要注意“绎之为贵”,绎就是演绎,要反省、研究、推敲、分析一下。“说而不绎”,光喜欢好听的话,自己不加反省、推敲。“从而不改”,对于好的格言,只是欣赏,而不依格言去改自己的毛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孔子说对于这种人,我也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了。这也是说知识分子讲理论,告诉人家如何如何很容易,要做到就很难,如果做不到,也没有办法。孔子的学问是讲实际行谊的,能够做到,才是真的学问。

子曰: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这句话是重复的,前面说过,不再讲了。重心在“无友不如己者”,千万不要依古人的解释,认为交朋友一定选比自己好的,那就错了。要尊敬每个人,认为所有的朋友,不可能不如自己的。

意气凌云

下面是讲学问之道,除了知识以外,要注意气节的培养。气节是人格的中心。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这是说一个人中心思想的养成。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讨论过的,佛家、儒家都主张作人要作到无我,这无我是对个人道德修养而言。处理事情则要有我,要有正确的意志思想,用现代话说,便是主义的中心思想。“三军可夺帅也”,古代作战,如果把对方主帅抓住了,三军失去了领导人,就整个崩溃了。对人而言,“匹夫不可夺志也”,任何一个人真有气节,立定了志向,怎么样也不会动摇。我们看到抗日战争,多少年来,许多朋友,为国家、为主义牺牲,很多人值得钦佩的,他们可歌可泣、有气节的事太多了,像许多敌后工作人员,无论受到怎样的折磨,始终志向不屈,气节不变,就是说个人的思想与意志,是很难征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人对于思想、文化侵略的严重,还不大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每一个国家对于这一点都懂了,在战略上先侵夺对方的意志,先把敌人的思想意志变更。在人类文化的战争史上来说,到这几十年来,他们才真正懂得运用这个道理。拿中国历史来说,我们中国自南北朝以迄满清,经过好几次的亡国,为什么中华民族始终站得住,外来的民族结果都被我们的文化所同化,就因为文化力量的伟大。

有个哈佛大学的教授来问我,全世界的国家亡了就亡了,永远站不起来,唯有中国经过好几次的大亡国,但永远打不垮,永远站得起来,理由在什么地方?我答复他说,关键在一个很简单的名词“统一”,文化的统一,思想、文字的统一。现代的欧洲,和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一样,交通不统一,经济不统一,言语也不统一。我们中国言语,到现在也还没有统一过,广东话、福建话,各省各地都有他的方言。但秦汉文化统一以后,不但是整个中国,即使整个亚洲,包括日本、东南亚各国,都是中国文字。最近东南亚曾经先后想改,不用中国字,结果没有办法,改不了。越南在变,变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马来西亚也在变,有从那里回来的学生告诉我,他们把“窓”字变成“ ”,去掉中间的两点,但学生还是写“窓”字,老师就说那是以前的窓,现在新来的 不必要中间的两点,新式的 不用那两个螺丝钉了,可是学生说字典上窓还是有螺丝钉。据说这一类的趣事很多,所以统一的文化非常重要。因此文化不能亡,不能挖根。我们有些国人,自己去做文化挖根的工作,这是自取灭亡的事情。

因此孔子讲到个人“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志节,表现于日常生活上的情形:

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

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这是孔子描画出的子路。如果现在遇见子路这样的人,是很有味道的;有侠气,讲话直,有点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水浒传》中的李逵,没什么心机,宋江想打一个鬼主意,就往往被李逵叫开了。孔子弟子中,子路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人。当然,子路有学问,他并不像张飞、李逵的粗鲁,但个性豪迈,慷慨尚义。孔子说他,穿着破旧的袍子,与富贵中人穿了皮袍的——大陆北方冬季严寒,非穿皮袍不可,至少穿羊皮,高级的穿狐皮、貂皮、灰鼠,相当贵的——站在一起。“而不耻者”,他没有自卑感,丝毫不觉得不如别人,这种气魄不容易养成。通常穿一件蹩脚的衣服,到一个豪华的场所,心理上立即会觉得自己扁了。这就要有真正学问的气度,即使穿一件破香港衫,到一个华丽的地方,和那些西装笔挺的人站在一起,内心中能真正的满不在乎,不觉得人家富贵自己穷,实在要有真正的修养。孔子说这种气度,这种修养,只有子路做到。如孟子所说“说大人则藐之”,见到了不起的人,也看得很平凡,很普通。下面孔子引用《诗经·邶风·雄雉章》中两句诗称赞子路“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子路能够做到,凭四个字“不忮不求”。“不求”,大家都知道,你官大,我不想作官;你钱多,我并不以为钱是了不起的东西,我并没有觉得穷是悲哀,对你无所求嘛!什么是“不忮”?以现代观念解释,就是心中很正常、坦荡,你地位高,有钱,但你是人,我也是人,并没有把功名富贵与贫贱之间分等,都一样看得很平淡。对人不企求、不寄希望,自己心里非常恬淡、平静。如此作人做事,“何用不臧”?哪里还行不通?有此心理,自然就气度高华。所以说培养气质,不是衣服装饰可以培养得出来的,要在内心上具有这种修养,风度、气质自然就出来了。子路听了老师用《诗经》这两句奖励他,就“终身诵之”。孔子又说他,我说你好,你就得意起来了。我讲你对,这不过是学问的过程,而学问永无止境,以此到处炫耀,你就已经不行了。因此孔子的结论: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天气冷了,所有的草木都凋零,只有松树与柏树永远是碧绿的——台湾的气候看不出来,大陆上四季分明,就看得很清楚——这是孔子的感叹。人生要在最后看结论,人要在艰难困苦中才看得到他的人格,平常看不出来。如文天祥就是一个例子,国家无事时,他是一个风流才子,谁看得出他后来竟是一个如此坚贞而正气浩然的人。所以古人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大风来了,所有的草都倒下去,只有山顶上有一种草,可以作药用的,台湾也可看到,名叫“独活”,在海拔很高的地方,所有草都不生长,只有这种草生长,所以叫“独活”,就是劲草,大风都吹不倒。时代的大风浪来临时,人格还是挺然不动摇,不受物质环境影响,不因社会时代不同而变动。国家一乱,就看到了忠臣,也就是孔子说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三达德的重心

下面孔子说到人格修养的三个重点。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孔子告诉我们,一个人要达成完美的人格修养,重要的有三点,缺一不可。智慧,我们要注意,“知”在东方文化里并不是知识。书读得好,知识渊博,这是知识。智慧不是知识,也不是聪明。研究佛学,就看出来了。照梵文的音译,“般若”这两个字,中文来解释,相当于智慧。当时我们翻译佛学经典中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其中的“波罗密多”、“般若”都是梵文译音。“般若”的解释是智慧,为什么不译成《金刚智慧波罗密多经》呢?因为中国过去翻译有“五不翻”,外文有此意义而中文无此意义的不翻,为“五不翻”中的一种。现在对外国学生上课,就常有这种情形。譬如“境界”一词,外文里就没有这个字,勉强翻成“现象”,但并不完全是境界的意义。“现象”是科学上的名词,“境界”是文学上的名词。譬如说有人常引宋代辛稼轩有名的词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就是境界,若隐若现。再说诗的境界,如“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好境界!如改作“飞机轰轰对愁眠”那是噪音不是诗了。李后主词的名句“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若是“月如团,红烧鸭子一大盘。”那就没有境界了。这是讲文学的境界。如把境界翻成现象,就只有“月如团,红烧鸭子一大盘”,才是现象。又如中国文字的“气”如何翻译?西方文字不同,氧气、氢气、瓦斯气,究竟用哪一种气来代表?中国字就不同了,一个“电”字,就有许多的妙用。在外文就不得了,现在外文有十几万字,真正常用的几千字而已。外文系的学生可不得了,新字一年年增加,我看照这种情形下去,七八十年以后,谁知道要增加到多少字,将来非毁弃不可。而中国只要一个“电”字就够了,发亮的是电灯,播音的是电唱机,可以烧饭的是电锅、电炉,还有电影、电视、电熨斗,只要两个一拼就成了,谁都懂。外文可不行,电灯是电灯的单字,电话是电话的单字,所以他们的物质越进步,文字越增加,增加到最后,人的脑子要爆炸的。所以现在中文翻外文,就是采音译的方法,然后加注解。我们过去的翻译,不像现在,尤其南北朝佛学进来的时候,政府组织几千个第一流的学者,在一起讨论,一个句子原文念过以后,然后负责中文的人,翻译出来,经过几千人讨论,往往为了一个字,几个月还不能解决。古人对翻译就是那么慎重,所以佛法能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现在的人学了三年英文,就中翻英、英翻中,谁知道他翻的什么东西?所以翻来覆去,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给他们搞翻了。

当时“般若”为什么不翻成“智”?因为中国人解释“智”往往与“聪明”混在一起,所谓“聪明”是头脑好,耳聪目明,反应得快就是聪明,是后天的;而智慧是先天的,不靠后天的反应,天分中本自具有的灵明,这就叫智慧。他们考虑梵文中这个字有五种意义,智慧不能完全代表出来,所以干脆不翻,音译过来成“般若”。这里孔子说的“知者不惑”的“知”,也等于佛学中智慧的“智”,而不是聪明。真正有智慧的人,什么事情一到手上,就清楚了,不会迷惑。

“仁者不忧”,真正有仁心的人,不会受环境动摇,没有忧烦。“勇者不惧”,真正大勇的人,没有什么可怕的。但真正的仁和勇,都与大智慧并存的。

圣人之道与才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这是作人做事最要注意的事。讲到这种人生的经验,孔子真是圣者,实在了不起。他说有些人可以同学,年轻做朋友蛮好,但没有办法和他同走一条道路,不一定能共事业。假如有一个事业,认为是好朋友,拉在一起做,往往后来朋友变成冤家,真不划算,如不共事业,还是好朋友,多圆满!朋友是难得,结果变成冤家,等于离婚一样,该多痛苦?所以汉光武找严子陵,而严子陵始终不干,始终和皇帝是好朋友,多舒服!如果他作了汉光武的官,最后历史的记载,两人有没有这光荣史迹,就不知道了。

“可与适道,未可与立。”有些人可以共赴事业,但是没有办法共同建立一个东西,无法创业。我们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再回过来看这节书,真感到孔子的了不起。明太祖朱元璋,最初尊孔子,反对孟子,把圣庙里孟子的牌位丢掉,说孟子没什么了不起。后来观念转变,翻开《孟子》一看,读到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那一段,他又立即认为孟子真是圣人,恢复了孟子在圣庙的牌位。这就是说明要人生的经验多了,才体会得出圣贤之言的可贵。“可与立,未可与权。”有些人可以共同创业,但不能给他权力,无法和他共同权变。这在历史上很多故事中可以看到,有些人学问、道德都不错,作别人的高级干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不错,但权力一集中到他手里,他自己会害了自己,就坏了。譬如现代史中的袁世凯,和曹操差不多,是乱世奸雄,治世未必能。如果一个人大权在手,又有道德学问的修养,把权力看成非常平淡,那就高明了。

赞元禅师与王安石

再说,由“可与共学”到“未可与权”这三句话,我们可以借用宋代蒋山赞元禅师对王安石说的话,作为更进一层的了解。王安石与赞元禅师交情犹如兄弟,一个出家当了和尚,一个作了宰相,王安石每个月都要写信给赞元,而赞元始终不打开来看。有一天王安石问他能不能学道,赞元禅师说:“你只有一个条件可以学道。但有三个障碍永远去不了,只好再等一世,来生再说学道的事吧!”王安石听了很不痛快,要他说明。他便说,你“秉气刚大,世缘深。”你的气大,又热心于人世的功名事业,成功与失败,没有绝对的把握,你心里永远不会平静,哪里能够学道呢?并且你脾气大,又容易发怒。作学问,重理解,对学道来说,是“所知障”,你有这三个大毛病,怎么可以学道?不过,不大重视名利,而且生活习惯很淡泊,很像一个苦行僧,只有这一点比较近道而已。所以说你可以先研究修道的理论,等来生再说吧!

我们看了这一段对话,再研究一下王安石的一生与宋神宗时代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便可以了解孔子所说的这三句话的份量了。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孔子所引用这四句古诗,用得很妙。“唐棣”是一种植物,像栗子一样,台湾也有栗子,五月间开白色的花。这诗上说到看见唐棣开的花朵,好像是反偏在一面的情形,因此引起一时的感想,了解任何一件事物,都有正反两面。有些事所以一时看不清楚,都是因为它太亲近,反而使自己受到蒙蔽,其实,道理就在你的面前,就像在你家里一样,只要多多精思,就可以知道是自家本有的。所谓“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便是此意。唐棣之花的四句诗,它包含有两个意思。第一是说前面有一朵花,真是好看,可惜偏向了一点。第二是映射偏差的过失,是由自己不注意去深思所致。作事业或作人,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就是不太注意最浅近之处和偏信最亲近的人。由人生的经验以及历史上的教训,我们便可知道,一个人的失败,整垮你的不是敌人,往往是你左右最亲信的人。也不是左右的人有意整垮你,而是他无意犯一个错误或太多的错误,结果却帮忙你拆垮了台。所以人最不容易看清楚的,是自己同室的人和最亲近的事。好像我们戴眼镜,可以看见外面的事,往往忘记了自己的眼镜,把镜片撞破了,也把眼睛伤害了。四句话连起来就是说,我们有爱好,就有偏私,有了偏私,往往就看事情不清楚,越亲近的事物越看不清楚。这要特别注意。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这是孔子的结论,他说实际上都是自己不肯用心去深思,才看不清楚。其实,最高远的道理,就是最平凡、最浅近的。我们往往把摆在面前的事情看得漫不经心,不屑去考虑,才种下失败的种子。

一般把《论语》二十篇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面十篇为上论。《论语》上半部的最后一篇,也就是上论第十篇《乡党》,因为这一篇多半是记录孔子日常作人处世的态度,比较枯燥一点。事实上以现在的观点来说,也就是孔子日常生活的素描。本篇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和为人处世的一方面,等于研究孔子的一个结论,我们暂时把它保留。上论到此就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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