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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母又屠弟 雍正为何将自己的十大“罪状”出版成书?

时间:2014/4/4 10:46:09  点击:3109 次
  往事导语:曾、张案件中牵涉到大量“反面材料”,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是曾静列举雍正帝谋父、逼母、游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侫的“十大罪状”。而这些都收录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一些死抱“华夷之辨”的士大夫,在著作中处处表露憎恨清廷、思念明朝的思想感情。康熙时期的浙江“东海夫子”吕留良即是其中之一。

  湖南永兴人曾静原是县学生员,因考试劣等被革退,于是放弃举业在本地教书,失意无聊之中常杂记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对吕留良宁可削发为僧也不赴清之荐举的事迹深为敬仰,于是在其著《知几录》、《知新录》中多有抒发愤懑的“悖逆”文字。

  曾静还将思想付诸行动。雍正五年(1728年),曾静派学生张熙到吕留良家乡去访书。此时吕留良已过世。张熙于途中听到手握三省重兵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已上书指责雍正帝(实无此事)。这使希望“变天”的曾静产生了将要“变天”的感觉。他决定以岳钟琪为策反对象。

  雍正六年,曾静与张熙商拟策反信,派张熙前往投呈。九月二十六日傍晚,张熙在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拦住正乘轿回署的岳钟琪。岳钟琪接过书函,见封面所写收件人名号是“天吏元帅”,不由十分诧异,当即把投书人带进署中交巡捕看守,自己连忙拆读书函。原来,“天吏元帅”是写信人对岳钟琪的敬称,写信人自称“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信中对雍正帝极尽责骂之词;又认岳钟琪为岳飞后裔,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岳钟琪,劝他掉转枪头指向金人的后裔满洲人,为宋、明二朝复仇。

  岳钟琪是雍正帝破例重用的汉大臣,早就遭到部分满洲贵族的忌恨和猜疑;但雍正帝仍对他格外信任,当然会令他感恩图报。然而,“张倬”心存警戒,无论是套供还是动用大刑,均不肯实说。次日,岳钟琪单独见“张倬”,假意与之盟誓,表示愿意聘请“夏靓”同谋举事。“张倬”信以为真,于是将实情通通说了出来。

  案情弄清之后,雍正帝在震惊之余,一面作朱批赞扬岳钟琪,一面传谕捉拿吕留良亲族、门生和曾静、诸“同谋”及各家亲属。雍正六年十一月,雍正帝又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到长沙审问曾静等人。经过一番攻心战,曾静当场痛哭流涕,俯首认罪;后来又照清廷的安排写了悔罪颂圣的《归仁录》,颂扬雍正帝得位之正和勤政爱民的圣德。

  雍正七年,所有在押人犯被解到京师等待最后处理。成竹在胸的雍正帝得意地向宠臣田文镜、鄂尔泰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倾耳以听可也。”雍正帝的处理方式真可谓奇特:

  曾、张案件中牵涉到大量“反面材料”,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是曾静列举雍正帝谋父、逼母、游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侫的“十大罪状”。按理说,这类材料应该严格保密,可雍正帝却有意公开。他下令编辑两年中关于此案的《上谕》,附以曾静口供及其《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一书,让大量“反面材料”公开成书。

  雍正帝命免罪释放曾静、张熙,同时宣布将来继位的子孙也不得诛杀他们。理由是:岳钟琪已与张熙盟过誓,岳是股肱大臣,不能使他失信;曾静遣徒投书,使朝廷得以顺藤摸瓜,查出谤言的制造者。这样说来,曾静当“有功”。

  《大义觉迷录》刊印后,雍正帝下令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曾静到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张熙到陕西各地去宣传这部奇书,为雍正帝作宣传。

  然而,雍正帝驾崩仅两个月,雍正十三年十月,已经继位尚未改元的乾隆帝即违背父训,公开翻案,于十二月下旨把曾静、张熙二人凌迟处死。当初雍正帝的宽容,是为了显示自己光明正大,问心无愧。而乾隆帝这样做,说明他极不赞成雍正帝对此案的处理。本来,禁毁谤书才是封建统治者的一贯立场与方法。
 

雍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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