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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女性精神出轨成时尚

时间:2014/3/7 15:46:31  点击:3885 次
  唐代人要求的节妇的节,和后世还是不太一样的,只是对肉体的贞操看得比较重,至于精神上的出轨,好像还是一件风雅事。

  唐代妇女的贞操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不过这个淡薄,并不意味着没有,至少在官方的正史里头,还是非常强调的,因为关乎社会风气好坏的问题,典型总是要树的,像李世民登基后即在《即位大赦诏》中明确表示:“节义之夫,贞顺之妇,州府列上,旌表门闾。”可见唐朝立国之初,就要求地方官员每年都要将贞女烈妇的先进事迹上报。当然,和后世不同的是,这种彰表不仅仅局限于女性,对于节义的男子也一视同仁。

  再来看《新唐书·列女传》,文章一开头就写道:“唐兴,风化陶淬且数百年,而闻家令姓窈窕淑女,至临大难,守礼节,白刃不能移,与哲人烈士争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贵矣。今采获尤显行者著之篇,以绪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懿云。”

  在谈完了大道理之后,所数的第一个典型是一个叫做裴淑英的女子:

  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闻乡党。德武在隋,坐事徙岭南,时嫁方逾岁,矩表离婚。德武谓裴曰:“我方贬,无还理,君必俪他族,于此长决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愿死无他。”欲割耳誓,保姆持不许。夫姻,岁时朔望裴致礼唯谨。居不御薰泽。读《列女传》,见述不更嫁者,谓人曰:“不践二廷,妇人之常,何异而载之书?”后十年,德武未还,矩决嫁之,断发不食,矩知不能夺,听之。德武更娶尔朱氏,遇赦还,中道闻其完节,乃遣后妻,为夫妇如初。

  这个故事应该是唐代比较极端的例子了。为了守节,裴淑英选择了用割耳自残的方式来表明心志,不过却在保姆的阻拦下没有成功。要是换到明代,十个保姆阻拦也没用,因为明代的烈女是真心想割的(这点,我在下本书中会谈到)。当然了,也有割成的,比如《太平广记》就记载,唐朝卫敬瑜的妻子年纪十六岁时丈夫就死了,她割掉耳朵立誓,决不改嫁。

  其实撰写《新唐书》的作者也有耳目未到的地方,比如《全唐诗》就收录了一个真正“白刃不能移”的女诗人程长文的诗篇。因为写得颇好,就全文摘录了(本人这样的做法可绝对不是为了赚稿费,而是爱敬女同胞的缘故,因为这本《性的历程》中,男人的话实在太多了,包括作者本人,在这里一起鄙视一下哈)。

  妾家本住鄱阳曲,一片贞心比孤竹。当年二八盛容仪,红笺草隶恰如飞。

  尽日闲窗刺绣坐,有时极浦采莲归。谁道居贫守都邑,幽闺寂寞无人识。

  海燕朝归衾枕寒,山花夜落阶墀湿。强暴之男何所为,手持白刃向帘帏。

  一命任从刀下死,千金岂受暗中欺。我心匪石情难转,志夺秋霜意不移。

  血溅罗衣终不恨,疮黏锦袖亦何辞。县僚曾未知情绪,即便教人絷囹圄。

  朱唇滴沥独衔冤,玉箸阑干叹非所。十月寒更堪思人,一闻击柝一伤神。

  高髻不梳云已散,蛾眉罢扫月仍新。三尺严章难可越,百年心事向谁说。
 
  但看洗雪出圜扉,始信白圭无玷缺。 (《狱中书情上使君》)

  此女的生平事迹其实不详,不过,从诗篇的内容可知,年少二八之时是个容颜极美的女子,出嫁之后,可能是夫君外出不归,一直独守空闺,有一个好色的登徒子居然手持白刃闯入其家,程长文宁死不从,以至于血溅罗衣,但在她的拼死反抗下,这个登徒子没有得逞。可能在挣扎的时候,防卫过当使得登徒子受伤的缘故,她居然被抓进了官府。在监狱之中,悲愤难抑的程长文写了这样一首长诗托狱卒转交给长官。

  当然了,这种激烈的反抗的精神即便是现代,我们也还是提倡的,毕竟还是关乎妇女本人的个人意志。仅仅把着眼点放在守贞守节上,那是男人的自我臭美,不足为训。

  其实,唐代的烈女对贞节注重起来当是在中唐之后,这种注重和儒家大师韩愈等人提倡的复古潮流不无关系。由于藩镇割据,中央政府如何与藩镇争夺人民的向心力呢?首先是付诸武力解决,如宪宗的元和中兴,可惜昙花一现,之后只能依赖意识形态领域的高调宣传了,宣传那些忠臣孝子,比如韩愈对玄宗时期坚守睢阳的张巡的推崇。对男子要求尽忠尽孝,那么相应地,对女子的要求则是守贞守节了。

  我们这里不妨来看看韩孟诗派(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与新乐府运动同时崛起的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是韩愈、孟郊)的领军人物孟郊的代表作,就很有道学家的气息了。

  贞妇贵徇夫,舍生亦如此。波澜誓不起,妾心井中水。 (《烈女操》)

  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君听去鹤言,哀哀七丝弦。 (《去妇》)

  不过,唐代人要求的节妇的节,和后世还是不太一样的,只是对肉体的贞操看得比较重,至于精神上的出轨,好像还是一件风雅事。像唐诗里头,就有不少诗人和有夫之妇的酬唱文字,这样的例子我就不多举了。这里只和大家分享唐诗三百首里头比较出名的一首: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

  写下这首诗的是中唐诗人张籍,他是贞元十五年(799年)进士,后经韩愈推荐,得为国子博士等官职。许多当时的名士,都乐于与他同游。当他就任水部员外郎的时候,为当时割据淄青十二州的藩镇李师道所看重,欲笼络他进入自己的幕府,以扩充藩镇的实力。张籍对于朝廷一片忠心,对于藩镇割据无比的厌恶,在不愿去又不能明显表示拒绝的情况下,写出了这样一篇实为政治声明的诗作。

  然而这位唐代被虚拟出来的“节妇”,到了明清时代,就一点也不“节”了,因为一个真正的节妇,是连精神也不能出轨的。有位叫做瞿佑的诗人甚至很不着调将该诗改写成:“还君明珠恨君意,闭门自咎涕涟涟。”(《续还珠吟》)

  这种让人崩溃的观念的并不是瞿佑的故作高明之举,我们不妨来看看明清两代诗歌选本对此诗的评价:

  彼妇之节,不几岌岌乎? (唐汝询《唐诗解》)

  节妇之节危矣哉! (贺贻孙《水田居诗筏》)

  然玩辞意,恐失节妇之旨,故不录。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

  只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说,唐汝询、贺贻孙、沈德潜三个人都是老顽固、保守派、反动文人。因为我们如果拿我们今天的观点去看明清人的时代观念,正如他们拿他们那个时代的观念去看唐代,又有什么两样呢?

  毕竟世易时移,替古人担忧发愁反省诸如此类的事,我们大可不必掺和,不然读书读成一个道学出来,就太无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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