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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皇后贤淑佐太宗

时间:2014/2/11 19:16:49  点击:2070 次
  有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唐太宗大治天下,盛极一时,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长孙皇后是隋朝骁卫将军长孙晟的女儿,母亲高氏之父高敬德曾任扬州刺史;长孙皇后生长在官宦世家,自幼接受了一整套正统的教育,形成了知书达礼、贤淑温柔、正直善良的品性。在她年幼时,一位卜卦先生为她测生辰八字时就说她“坤载万物,德合无疆,履中居顺,贵不可言。”

  长孙氏十三岁时便嫁给了当时太原留守李渊的次子、年方十七岁的李世民为妻,她年龄虽小,但已能尽行妇道,悉心事奉公婆,相夫教子,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小媳妇,深得丈夫和公婆的欢心。

  李世民少年有为,文武双全,十八岁时就单枪匹马突入敌人阵营之中,救出身陷重围的父亲;二十岁时便有王者之风,能折节下士,疏财广招天下豪杰;二十一岁随父亲李渊在太原起兵,亲率大军攻下隋都长安,使李渊登上天子宝座,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之主——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封李世民为秦王,负责节制关东兵马,数年之内,李世民就挥兵扫平了中原一带的割据势力,完成了大唐统一大业;唐高祖因之加封他为天策上将,位置在其他诸王公之上。在李世民征战南北期间,长孙王妃紧紧追随着丈夫四处奔波,为他照料生活起居,使李世民在繁忙的战事之余能得到一种清泉般温柔的抚慰,从而使他在作战中更加精神抖数,所向无敌。

  李世民被封天策上将后,便享有特殊的权力,能够自设一套官署,伊然一个小朝廷的架式,当时归于他麾下为他效劳的,武将有李世劾、程咬金、秦叔宝、翟长孙、秦武通、尉迟恭等能征善战的骠勇大将;文臣则有杜如海、房玄龄、虞世南、诸葛亮、姚士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清明、孔颖达、盖文远、许敬宗等“十八学士”,真可谓贤臣如云,势力盖天。李世民拥有这样通人的局面,自然令当时贪酒好色的无能太子李建成不安,出于猜疑和嫉妒之心,他联合三弟李元吉企图谋害同胞兄弟李世民;陰谋却被李世民手下的谋士察觉,迫于无奈,在大舅子长孙无忌和谋臣房玄龄的力劝下,李世民终于痛下决心,在玄武门除掉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不久,李世民被立为太子。事实上,唐太祖李渊心中最赏识的也是他这个二儿子。对于这种骨肉相残的惨剧,长孙王妃原本是极力反对的,但面对残酷的政治斗争,她一个女子又能怎么样呢?她只好勉力地理解丈夫。

  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李渊因年事已高而禅位给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就成了唐太宗。水涨船高,长孙王妃也随即立为母仪天下的长孙皇后,应验了卜卦先生说她“坤载万物”的预言。作了至高无上的皇后,长孙氏并不因之而骄矜自傲,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她十分恭敬而细致地侍奉,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怎样调节他的生活起居,象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力尽着孝道。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她并不一心争得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正因如此,唐太宗的后宫很少出现争风吃醋的韵事,这在历代都是极少有的。当初隋文帝的独孤皇后虽然也曾把后宫治理得井然有序,但她靠的是专制的政策和手腕;而长孙皇后只凭着自己的端庄品性,就无言地影响和感化了整个后宫的气氛,使唐太宗不受后宫是非的干扰,能专心致志料理军国大事,难怪唐太宗对她十分敬服呢!虽然长孙皇后出身显贵之家,如今又富拥天下,但她却一直遵奉着节俭简朴的生活方式,衣服用品都不讲求豪奢华美,饮食宴庆也从不铺张,因而也带动了后宫之中的朴实风尚,恰好为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治国政策的施行作出了榜样。

  因为长孙皇后的所作所为端直有道,唐太宗也就对她十分器重,回到后宫,常与她谈起一些军国大事及赏罚细节;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她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认为男女有别,应各司其职,因而她说:“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唐太宗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而已,其它妾就不了解了。”她提出的是原则,而不愿用细枝末节的建议来束缚皇夫,她十分相信李世民手下那批谋臣贤士的能力。

  李世民牢牢地记住了贤妻的“居安思危’与“任贤纳谏”这两句话。当时天下已基本太平,很多武将渐渐开始疏于练武,唐太宗就时常在公务之暇,招集武官们演习射技,名为消遣,实际上是督促武官勤练武艺,并以演习成绩作为他们升迁及奖赏的重要参考。按历朝朝规,一般是除了皇宫守卫及个别功臣外其他人员不许带兵器上朝,以保证皇帝的安全,因此有人提醒唐太宗;“众人张弓挟箭在陛下座侧,万一有谁图谋不轨,伤害陛下,岂不是社稷之大难!”李世民却说:“朕以赤心待人,何必怀疑自己左右的人。”他任人唯贤,用人不疑的作风,深得手下文武诸臣的拥护,由此属下人人自励,不敢疏怠,就是在太平安定的时期也不放松警惕,国家长期兵精马壮,丝毫不怕有外来的侵犯。

  关于任贤纳谏一事,唐太宗深受其益,因而也执行得尤为到家,他常对左右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容貌,必须借助于明镜;君王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依靠直言的谏臣。”他手下的谏议大夫魏征就是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耿介之士。魏征常对唐太宗的一些不当的行为和政策,直接了当地当面指出,并力劝他改正,唐太宗对他颇为敬畏,常称他是“忠谏之臣。”但有时在一些小事上魏征也不放过,让唐太宗常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一次,唐大宗兴致突发,带了一大群护卫近臣,要表郊外狩猎。正待出宫门时,迎面遇上了魏征,魏征问明了情况,当即对唐太宗进言道:“眼下时值仲春,万物萌生,禽兽哺幼,不宜狩猎,还请陛下返宫。”唐太宗当时兴趣正浓,心想:“我一个富拥天下的堂堂天子,好不容易怞时间出去消遣一次,就是打些哺幼的禽兽又怎么样呢?”于是请魏征让到一旁,自己仍坚持这一次出游。魏征却不肯妥协,站在路中坚决拦住唐太宗的去路,唐太宗怒不可遏,下马气冲冲地返回宫中,左右的人见了都替魏征捏一把汗。

  唐太宗回宫见到了长孙皇后,犹自义愤填膺地说:“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老顽固,才能一泄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柔声问明了原由,也不说什么,只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她这一举措弄得唐太宗满头雾水,不知她葫芦里埋的什么药,因而吃惊地问:“何事如此慎重?”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回答:“妾闻主明才有臣直,今魏征直,由此可见陛下明,妾故恭祝陛下。”唐太宗听了心中一怔,觉得皇后说的甚是在理,于是满天陰云随之而消,魏征也就得以保住了他的地位和性命。由此可见,长孙皇后不但气度宽宏,而且还有过人的机智。

  长孙皇后与唐太宗的长子李承乾自幼便被立为太子,由他的侞母遂安夫人总管太子东宫的日常用度。当时宫中实行节俭开支的制度,太子宫中也不例外,费用十分紧凑。遂安夫人时常在长孙皇后面前滴咕,说什么“太子贵为未来君王,理应受天下之供养,然而现在用度捉襟见肘,一应器物都很寒他。”因而屡次要求增加费用。但长孙皇后并不因为是自己的爱子就网开一面,她说:“身为储君,来日方长,所患者德不立而名不扬,何患器物之短缺与用度之不足啊!”她的公正与明智,深得宫中各类人物的敬佩,谁都愿意听从她的安排。

  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文武双全,早年即与李世民是至交,并辅佐李世民赢取天下,立下了卓卓功勋,本应位居高官,但因为他的皇后妹妹,反而处处避嫌,以免给别人留下话柄。唐太宗原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宰相,长孙皇后却奏称:“妾既然已托身皇宫,位极至尊,实在不愿意兄弟再布列朝廷,以成一家之象,汉代吕后之行可作前车之鉴。万望圣明,不要以妾兄为宰相!”唐太宗不想听从,他觉得让长孙无忌任宰相凭的是他的功勋与才干,完全可以“任人不避亲疏,唯才是用”。而长孙无忌也很顾忌妹妹的关系。不愿意位极人臣。万不得已,唐太宗只好让他作开府仪同三司,位置清高而不实际掌管政事,长孙无忌仍要推辞,理由是“臣为外戚,任臣为高官,恐天下人说陛下为私。”唐太宗正色道:“朕为官择人。唯才是用,如果无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例子;如果有才,虽仇不避,魏征是例子。今日之举,并非私亲也。”长孙无忌这才答应下来,这兄妹两人都是那种清廉无私的高洁之人。

  长乐公主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掌上明珠;从小养尊处优,是一个娇贵的金技玉叶。将出嫁时,她向父母撒娇提出,所配嫁妆要比永嘉公主加倍。永嘉公主是唐太宗的姐姐,正逢唐初百业待兴之际出嫁,嫁妆因而比较简朴;长乐公主出嫁时已值贞观盛世,国力强盛,要求增添些嫁妆本不过份。但魏征听说了此事,上朝时谏道:“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长幼有序。规制有定,还望陛下不要授人话柄!”唐太宗本来对这番话不以为然。时代不同,情况有变,未必就非要死守陈规。回宫后,唐太宗随口把魏征的话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却对此十分重视,她称赞道:“常闻陛下礼重魏征,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言,实乃引礼义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情深意重,仍恐陛下高位,每言必先察陛下颜色,不敢轻易冒犯;魏征以人臣之疏远,能抗言如此,实为难得,陛下不可不从啊。”于是,在长孙皇后的躁持下,长乐公主带着不甚丰厚的嫁妆出嫁了。

  长孙皇后不仅是口头上称赞魏征,而且还派中使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口讯说:“闻公正直,如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不要转移。”魏征得到长孙皇后的支持和鼓励,更加尽忠尽力,经常在朝廷上犯颜直谏,丝毫不怕得罪皇帝和重臣。也正因为有他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谏臣,才使唐太宗避免了许多过失,成为一位圣明君王,说到底,这中间实际上还有长孙皇后的一份功劳呢!

  贞观八年,长孙皇后随唐太宗巡幸九成宫,回来路上受了风寒,又引动了旧日痼疾,病情日渐加重。太子承乾请求以大赦囚徒并将他们送入道观来为母后祈福祛疾,群臣感念皇后盛德都随声附和,就连耿直的魏征也没有提出异议;但长孙皇后自己坚决反对,她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左右。若修福可以延寿,吾向来不做恶事;若行善无效,那么求福何用?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道观也是清静之地,不必因为我而搅扰,何必因我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度!”她深明大义,终生不为自己而影响国事,众人听了都感动得落下了眼泪。唐太宗也只好依照她的意思而作罢。

  长孙皇后的病拖了两年时间,终于在贞观十年盛暑中崩逝于立政殿,享年仅三十六岁。弥留之际尚殷殷嘱咐唐太宗善待贤臣,不要让外戚位居显要;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

  唐太宗并没有完全遵照长孙皇后的意思办理后事,他下令建筑了昭陵,气势十分雄伟宏大,并在墓园中特意修了一座楼台,以便皇后的英魂随时凭高远眺。这位圣明的皇帝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贤妻的敬慕和怀念。

  长孙皇后以她的贤淑的品性和无私的行为,不仅赢得了唐太宗及宫内外知情人士的敬仰,而且为后世树立了贤妻良后的典范,到了高宗时,尊号她为“文心顺圣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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