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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译的通信(并JK来信)

时间:2013/10/18 19:16:50  点击:3434 次
  敬爱的同志:
  
  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尤其是苏联的名著,因为它们能够把伟大的十月,国内战争,五年计画的“英雄”,经过具体的形象,经过艺术的照耀,而供献给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虽然,现在做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只是你个人和Z同志〔2〕的努力;可是,谁能够说:这是私人的事情?!谁?!《毁灭》《铁流》等等的出版,应当认为一切中国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
  
  你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决不欺骗读者”这一句话,决不是广告!这也可见得一个诚挚,热心,为着光明而斗争的人,不能够不是刻苦而负责的。二十世纪的才子和欧化名士可以用“最少的劳力求得最大的”声望;但是,这种人物如果不彻底的脱胎换骨,始终只是“纱笼”(Salon)里的哈叭狗。现在粗制滥造的翻译,不是这班人干的,就是一些书贾的投机。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这种努力变成团体的,——应当继续,应当扩大,应当加深。所以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这种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精力增加起来,使我们的小小的事业扩大起来。
  
  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穷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戏”。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纪的余孽,还紧紧的束缚着中国人的活的言语,(不但是工农群众!)这种情形之下,创造新的言语是非常重大的任务。欧洲先进的国家,在二三百年四五百年以前已经一般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就是历史上比较落后的俄国,也在一百五六十年以前就相当的结束了“教堂斯拉夫文”〔3〕。他们那里,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做了这件事。例如俄国的洛莫洛莎夫……普希金〔4〕。中国的资产阶级可没有这个能力。固然,中国的欧化的绅商,例如胡适之之流,开始了这个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的结果等于它的政治上的主人。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去彻底完成这个任务,领导这个运动。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严几道的翻译,不用说了。他是:译须信雅达,
  
  文必夏殷周。〔5〕
  
  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最近商务还翻印“严译名著”,〔6〕我不知道这是“是何居心”!这简直是拿中国的民众和青年来开玩笑。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现在赵景深之流,又来要求:宁错而务顺,
  
  毋拗而仅信!〔7〕
  
  赵老爷的主张,其实是和城隍庙里演说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气。这是自己懂得了(?)外国文,看了些书报,就随便拿起笔来乱写几句·所·谓通顺的中国文。这明明白白的欺侮中国读者,信口开河的来乱讲海外奇谈。第一,他的所谓“顺”,既然是宁可“错”一点儿的“顺”,那么,这当然是迁就中国的·低·级言语而抹杀原意的办法。这不是创造新的言语,而是努力保存中国的·野·蛮·人的言语程度,努力阻挡它的发展。第二,既然要宁可“错”一点儿,那就是要朦蔽读者,使读者不能够知道作者的原意。所以我说:赵景深的主张是愚民政策,是垄断智识的学阀主义,——一点儿也没有过分的。还有,第三,他显然是暗示的反对普罗文学(好个可怜的“特殊走狗”)!他这是反对普罗文学,暗指着普罗文学的一些理论著作的翻译和创作的翻译。这是普罗文学敌人的话。
  
  但是,普罗文学的中文书籍之中,的确有许多翻译是不“顺”的。这是我们自己的弱点,敌人乘这个弱点来进攻。我们的胜利的道路当然不仅要迎头痛打,打击敌人的军队,而且要更加整顿自己的队伍。我们的自己批评的勇敢,常常可以解除敌人的武装。现在,所谓翻译论战的结论,我们的同志却提出了这样的结语:“翻译绝对不容许错误。可是,有时候,依照译品内容的性质,为着保存原作精神,多少的不顺,倒可以容忍。”
  
  这是只是个“防御的战术”。而蒲力汗诺夫说:辩证法的唯物论者应当要会“反守为攻”。第一,当然我们首先要说明:我们所认识的所谓“顺”,和赵景深等所说的不同。第二,我们所要求的是: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白话。所谓绝对的白话,就是朗诵起来可以懂得的。第三,我们承认:一直到现在,普罗文学的翻译还没有做到这个程度,我们要继续努力。第四,我们揭穿赵景深等自己的翻译,指出他们认为是“顺”的翻译,其实只是梁启超〔8〕和胡适之交媾出来的杂种——半文不白,半死不活的言语,对于大众仍旧是不“顺”的。
  
  这里,讲到你最近出版的《毁灭》,可以说:这是做到了“正确”,还没有做到“绝对的白话”。
  
  翻译要用绝对的白话,并不就不能够“保存原作的精神”。固然,这是很困难,很费功夫的。但是,我们是要绝对不怕困难,努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难。
  
  一般的说起来,不但翻译,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样,现在的文学家,哲学家,政论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仓颉”〔9〕。这就是说,要天天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实际生活的要求是这样。难道一九二五年初我们没有在上海小沙渡替群众造出“罢工”这一个字眼吗?还有“游击队”,“游击战争”,“右倾”,“左倾”,“尾巴主义”,甚至于普通的“团结”,“坚决”,“动摇”等等等类……这些说不尽的新的字眼,渐渐的容纳到群众的口头上的言语里去了,即使还没有完全容纳,那也已经有了可以容纳的可能了。讲到新的句法,比较起来要困难一些,但是,口头上的言语里面,句法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很大的进步。只要拿我们自己演讲的言语和旧小说里的对白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可是,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创造,无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着·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凡是“白话文”里面,违反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就是说不上口的——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够存在。
  
  所以说到什么是“顺”的问题,应当说:真正的白话就是真正通顺的现代中国文,这里所说的白话,当然·不限于“家务琐事”的白话,这是说:·从一般人的普通谈话,·直·到大学教授的演讲的口头上的白话。中国人现在讲哲学,讲科学,讲艺术……显然已经有了一个口头上的白话。难道不是如此?如果这样,那么,写在纸上的说话(文字),就应当是这一种白话,不过组织得比较紧凑,比较整齐罢了。这种文字,虽然现在还有许多对于一般识字很少的群众,仍旧是看不懂的,因为这种言语,对于一般不识字的群众,也还是听不懂的。——·可·是,第一,这种情形只限于文章的内容,而不在文字的本身,所以,第二,这种文字已经有了生命,它已经有了可以被群众容纳的·可·能·性。它是·活·的·言·语。
  
  所以,书面上的白话文,如果不注意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如果不就着中国白话原来有的公律去创造新的,那就很容易走到所谓“不顺”的方面去。这是在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的时候,完全不顾普通群众口头上说话的习惯,而·用·文·言·做·本·位的结果。这样写出来的文字,本身就是·死·的·言·语。因此,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有勇敢的自己批评的精神,我们应当开始一个新的斗争。你以为怎么样?
  
  我的意见是: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这样的直译,·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为着保存原作的精神,并用不着容忍“多少的不顺”。相反的,容忍着“多少的不顺”(就是不用口头上的白话),反而要多少的丧失原作的精神。
  
  当然,在艺术的作品里,言语上的要求是更加苛刻,比普通的论文要更加来得精细。这里有各种人不同的口气,不同的字眼,不同的声调,不同的情绪,……并且这并不限于对白。这里,要用穷乏的中国口头上的白话来应付,比翻译哲学,科学……的理论著作,还要来得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只不过愈加加重我们的任务,可并不会取消我们的这个任务的。
  
  现在,请你允许我提出《毁灭》的译文之中的几个问题。我还没有能够读完,对着原文读的只有很少几段。这里,我只把茀理契序文〔10〕里引的原文来校对一下。(我顺着序文里的次序,编着号码写下去,不再引你的译文,请你自己照着号码到书上去找罢。序文的翻译有些错误,这里不谈了。)(一)结算起来,还是因为他心上有一种——“·对·于·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的·渴·望,这种渴望是极大的,无论什么别的愿望都比不上的。”更正确些:
  
  结算起来,还是因为他心上——“·渴·望·着·一·种·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这个渴望是极大的,无论什么别的愿望都比不上的。”
  
  (二)“在这种时候,极大多数的几万万人,还不得不过着这种原始的可怜的生活,过着这种无聊得一点儿意思都没有的生活,——怎么能够谈得上什么新的极好的人呢。”
  
  (三)“他在世界上,最爱的始终还是他自己,——他爱他自己的雪白的肮脏的没有力量的手,他爱他自己的唉声叹气的声音,他爱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行为——·甚·至·于那些最可厌恶的行为。”
  
  (四)“这算收场了,一切都回到老样子,仿佛什么也不曾有过,——华理亚想着,——又是旧的道路,仍旧是那一些纠葛——一切都要到那一个地方……可是,我的上帝,这是多么没有快乐呵!”
  
  (五)“他自己都从没有知道过这种苦恼,这是忧愁的疲倦的,老年人似的苦恼,——他这样苦恼着的想:他已经二十七岁了,过去的每一分钟,都不能够再回过来,·重·新·换·个·样·子·再·过·它·一·过,而以后,看来也没有什么好的……(这一段,你的译文有错误,也就特别来得“不顺”。)现在木罗式加觉得,他一生一世,用了一切力量,都只是竭力要走上那样的一条道路,·他·看·起·来·是·一·直·的·明·白·的·正·当·的·道·路,像莱奋生,巴克拉诺夫,图皤夫那样的人,他们所走的正是这样的道路;然而似乎有一个什么人在·妨·碍·他·走·上·这·样·的·道·路呢。而因为他无论什么时候也想不到这个仇敌就在他自己的心里面,所以,他想着他的痛苦是因为一般人的卑鄙,他就觉得特别的痛快和伤心。”
  
  (六)“他只知道一件事——工作。所以,这样正当的人,是不能够不信任他,不能够不服从他的。”
  
  (七)“开始的时很,他对于他生活的这方面的一些思想,很不愿意去思索,然而,渐渐的他起劲起来了,他竟写了两张纸……在这两张纸上,居然有许多这样的字眼——谁也想不到莱奋生会知道这些字眼的。”(这一段,你的译文里比俄文原文多了几句副句,也许是你引了相近的另外一句了罢?或者是你把茀理契空出的虚点填满了?)
  
  (八)“这些受尽磨难的忠实的人,对于他是亲近的,比一切其他的东西都更加亲近,甚至于比他自己还要亲近。”
  
  (九)“……沉默的,还是潮湿的眼睛,看了一看那些打麦场上的疏远的人,——这些人,他应当很快就把他们变成功·自·己·的·亲·近·的·人,像那十八个人一样,·像·那·不·做·声·的,·在·他·后·面·走·着·的·人·一·样。”(这里,最后一句,你的译文有错误。)这些译文请你用日本文和德文校对一下,是否是正确的直译,可以比较得出来的。我的译文,除出按照中国白话的句法和修辞法,有些比起原文来是倒装的,或者主词,动词,宾词是重复的,此外,完完全全是直译的。
  
  这里,举一个例:第(八)条“……·甚·至·于比他自己还要亲近。”这句话的每一个字母都和俄文相同的。同时,这在口头上说起来的时候,原文的口气和精神完全传达得出。而你的译文:“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的人们”,是有错误的(也许是日德文的错误)。错误是在于:(一)丢掉了“甚至于”这一个·字·眼;(二)用了中国文言的文法,就不能够表现那句话的神气。
  
  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
  
  再则,还有一个例子,比较重要的,不仅仅关于翻译方法的。这就是第(一)条的“·新·的……·人”的问题。
  
  《毁灭》的主题是新的人的产生。这里,茀理契以及法捷耶夫自己用的俄文字眼,是一个普通的“人”字的单数。不但不是·人·类,而且不是“人”字的复数。这意思是指着革命,国内战争……的过程之中产生着一种新式的人,一种新的“路数”(Type)——文雅的译法叫做典型,这是在全部《毁灭》里面看得出来的。现在,你的译文,写着“人类”。莱奋生渴望着一种新的……人类。这可以误会到另外一个主题。仿佛是一般的渴望着整个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而事实上,《毁灭》的“新人”,是当前的战斗的迫切的任务:在·斗·争·过·程·之·中去创造,去锻炼,去改造成一种新式的人物,和木罗式加,美谛克……等等不同的人物。这可是现在的人,是一些人,是做群众之中的骨干的人,而不是一般的人类,不是笼统的人类,正是·群·众·之·中的一些人,领导的人,新的整个人类的先辈。
  
  这一点是值得特别提出来说的。当然,译文的错误,仅仅是一个字眼上的错误:“人”是一个字眼,“人类”是另外一个字眼。整本的书仍旧在我们面前,你的后记也很正确的了解到《毁灭》的主题。可是翻译要精确,就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
  
  《毁灭》的出版,始终是值得纪念的。我庆祝你。希望你考虑我的意见,而对于翻译问题,对于一般的言语革命问题,开始一个新的斗争。
  
  JAKA一九三一,十二,五。
  
  回信
  
  敬爱的JAKA〔11〕同志: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从去年的翻译洪水泛滥以来,使许多人攒眉叹气,甚而至于讲冷话。我也是一个偶而译书的人,本来应该说几句话的,然而至今没有开过口。“强聒不舍”〔12〕虽然是勇壮的行为,但我所奉行的,却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12〕这一句古老话。况且前来的大抵是纸人纸马,说得耳熟一点,那便是“阴兵”,实在是也无从迎头痛击。就拿赵景深教授老爷来做例子罢,他一面专门攻击科学的文艺论译本之不通,指明被压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一面却又大发慈悲,说是这样的译本,恐怕大众不懂得。好像他倒天天在替大众计划方法,别的译者来搅乱了他的阵势似的。这正如俄国革命以后,欧美的富家奴去看了一看,回来就摇头皱脸,做出文章,慨叹着工农还在怎样吃苦,怎样忍饥,说得满纸凄凄惨惨。仿佛惟有他却是极希望一个筋斗,工农就都住王宫,吃大菜,躺安乐椅子享福的人。谁料还是苦,所以俄国不行了,革命不好了,阿呀阿呀了,可恶之极了。对着这样的哭丧脸,你同他说什么呢?假如觉得讨厌,我想,只要拿指头轻轻的在那纸糊架子上挖一个窟窿就可以了。
  
  赵老爷评论翻译,拉了严又陵,并且替他叫屈,于是累得他在你的信里也挨了一顿骂。但由我看来,这是冤枉的,严老爷和赵老爷,在实际上,有虎狗之差。极明显的例子,是严又陵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赵老爷引严又陵为地下知己,却没有看这严又陵所译的书。现在严译的书都出版了,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他所用的工夫,却从中可以查考。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14〕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头子吴汝纶〔15〕,不禁说是“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然而严又陵自己却知道这太“达”的译法是不对的,所以他不称为“翻译”,而写作“侯官严复达忄旨”;〔16〕序例上发了一通“信达雅”之类的议论之后,结末却声明道:“什法师〔17〕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慎勿以是书为口实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会有赵老爷来谬托知己,早已毛骨悚然一样。仅仅这一点,我就要说,严赵两大师,实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并论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干这一手把戏呢?答案是: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么阔气,社会上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尤其是自鸣钟——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来铿锵一下子,铿锵得吴汝纶也肯给他作序,这一序,别的生意也就源源而来了,于是有《名学》,有《法意》,有《原富》等等。但他后来的译本,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译经的简单的标本,有金陵刻经处汇印的三种译本《大乘起信论》,〔18〕也是赵老爷的一个死对头。
  
  但我想,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但就是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阅读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多就够。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远的例子,如日本,他们的文章里,欧化的语法是极平常的了,和梁启超做《和文汉读法》时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来信所说,一九二五年曾给群众造出过“罢工”这一个字眼,这字眼虽然未曾有过,然而大众已都懂得了。
  
  我还以为即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
  
  什么人全都懂得的书,现在是不会有的,只有佛教徒的“”字,据说是“人人能解”,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就是数学或化学书,里面何尝没有许多“术语”之类,为赵老爷所不懂,然而赵老爷并不提及者,太记得了严又陵之故也。说到翻译文艺,倘以甲类读者为对象,我是也主张直译的。我自己的译法,是譬如“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虽然创作,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在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种的“进攻”。在现在民众口头上的话,那不错,都是“顺”的,但为民众口头上的话搜集来的话胚,其实也还是要顺的,因此我也是主张容忍“不顺”的一个。
  
  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译者和读者,都有很大的益处。不过这些只能使甲类的读者懂得,于乙类的读者是太艰深的。由此也可见现在必须区别了种种的读者层,有种种的译作。
  
  为乙类读者译作的方法,我没有细想过,此刻说不出什么来。但就大体看来,现在也还不能和口语——各处各种的土话——合一,只能成为一种特别的白话,或限于某一地方的白话。后一种,某一地方以外的读者就看不懂了,要它分布较广,势必至于要用前一种,但因此也就仍然成为特别的白话,文言的分子也多起来。我是反对用太限于一处的方言的,例如小说中常见的“别闹”“别说”等类罢,假使我没有到过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捣乱”“另外去说”的意思,实在远不如较近文言的“不要”来得容易了然,这样的只在一处活着的口语,倘不是万不得已,也应该回避的。还有章回体小说中的笔法,即使眼熟,也不必尽是采用,例如“林冲笑道:原来,你认得。”和“原来,你认得。——林冲笑着说。”这两条,后一例虽然看去有些洋气,其实我们讲话的时候倒常用,听得“耳熟”的。但中国人对于小说是看的,所以还是前一例觉得“眼熟”,在书上遇见后一例的笔法,反而好像生疏了。没有法子,现在只好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像的白话。这白话得是活的,活的缘故,就因为有些是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有些是要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面去。
  
  临末,我很感谢你信末所举的两个例子。一,我将“……甚至于比自己还要亲近”译成“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的人们”,是直译德日两种译本的说法的。这恐怕因为他们的语法中,没有像“甚至于”这样能够简单而确切地表现这口气的字眼的缘故,转几个弯,就成为这么拙笨了。二,将“新的……人”的“人”字译成“人类”,那是我的错误,是太穿凿了之后的错误。莱奋生望见的打麦场上的人,他要造他们成为目前的战斗的人物,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但当他默想“新的……人”的时候,却也很使我默想了好久:(一)“人”的原文,日译本是“人间”,德译本是“Mensch”,都是单数,但有时也可作“人们”解;(二)他在目前就想有“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希望似乎太奢,太空了。我于是想到他的出身,是商人的孩子,是智识分子,由此猜测他的战斗,是为了经过阶级斗争之后的无阶级社会,于是就将他所设想的目前的人,跟着我的主观的错误,搬往将来,并且成为“人们”——人类了。在你未曾指出之前,我还自以为这见解是很高明的哩,这是必须对于读者,赶紧声明改正的。
  
  总之,今年总算将这一部纪念碑的小说,送在这里的读者们的面前了。译的时候和印的时候,颇经过了不少艰难,现在倒也退出了记忆的圈外去,但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还有《铁流》,我也很喜欢。这两部小说,虽然粗制,却并非滥造,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绍介,至少在后三年内,有关于内战时代和建设时代的纪念碑的的文学书八种至十种,此外更译几种虽然往往被称为无产者文学,然而还不免含有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如巴比塞〔19〕)和基督教社会主义〔20〕的偏见(如辛克莱)的代表作,加上了分析和严正的批评,好在那里,坏在那里,以备对比参考之用,那么,不但读者的见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来,就是新的创作家,也得了正确的师范了。
  
  鲁迅一九三一,十二,二八。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六月《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发表时题为《论翻译》,副标题为《答JAKA论翻译》。JAKA即瞿秋白。他给鲁迅的这封信曾以《论翻译》为题,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二十五日《十字街头》第一、二期。
  
  〔2〕Z同志指曹靖华,河南卢氏人,未名社成员,翻译家。当时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任教,译有《铁流》等。
  
  〔3〕“教堂斯拉夫文”即教会斯拉夫文,是十一至十七世纪东部斯拉夫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和南部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鲁特人)在祷告时使用的语文。在俄国,这种文字曾广泛用于宗教性著作和学术著作,对十八世纪以前的俄语有过很大的影响。
  
  〔4〕洛莫洛莎夫(1711~1765)通译罗蒙诺索夫,俄国学者,著有《俄国语法》等。现代俄国文学语言即由他开始建立,经过普希金而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普希金(1799—1837),俄国诗人,著有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上尉的女儿》等。
  
  〔5〕译须信雅达,文必夏殷周严复(几道)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三者(按即信、达、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又吴汝纶为《天演论》作《序言》中有“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等语。
  
  〔6〕“严译名著”指严复所译英国赫胥黎《天演论》、英国亚当·斯密(1723—1790)《原富》、英国甄克思(1861—1939)《社会通诠》、英国穆勒(1806—1873)《群己权界论》、法国孟德斯鸠(1689—1755)《法意》、英国斯宾塞(1820—1903)《群学肄言》、英国耶方思(1835—1882)《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书。这些书曾陆续出版,一九二○年前后商务印书馆把它们汇集重印,总称《严译名著丛刊》。
  
  〔7〕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这是对赵景深翻译主张所作的归纳,参看本书《几条“顺”的翻译》及其注〔2〕。
  
  〔8〕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学者,清末维新运动领导者之一。他用浅显的文言著述,撰有《饮冰室文集》。鲁迅复信中提到的《和文汉读法》,是他写的一本供中国人学日语用的书。
  
  〔9〕“仓颉”相传是黄帝的史官,我国最初创造文字的人。
  
  〔10〕茀理契(1870~1927)苏联文艺评论家、文史学家,曾为法捷耶夫的长篇小 说《毁灭》写了《代序——一个新人的故事》。
  
  〔11〕JAKA即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曾主持召开“八月七日党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书记时,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一九三五年三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逮捕,同年六月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杀害。
  
  〔12〕“强聒不舍”语见《庄子·天下》:“强聒不舍者也。”
  
  〔13〕“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语见《论语·卫灵公》。
  
  〔14〕桐城气息指桐城派的文章风格。清代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主张师法先秦两汉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讲义理、考据、词章,他们的创作形成一种文学流派。因为方、姚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
  
  〔15〕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后期作家。
  
  〔16〕严复关于“达癲”的话,见《天演论·译例言》,原文说:“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背)本文。题曰达癲,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17〕什法师(344—413)即鸠摩罗什法师,我国后秦高僧,佛经翻译家。原籍天竺(古印度),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他和弟子八百多人,曾用意译的方法,译出佛经七十四部,共三八四卷。
  
  〔18〕《大乘起信论》解释大乘教理的佛教经书。相传为古印度马鸣著,我国有南朝梁真谛和唐代实叉难陀的译本。南京金陵刻经处一八九八年曾出版收有这两种译文的《大乘起信论会译》。
  
  〔19〕巴比塞(HABarbusse,1873—1935)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火线》、《光明》及《斯大林传》等。
  
  〔20〕基督教社会主义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形成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把基督教的教义涂上社会主义色彩,认为只要实行基督教的“博爱”、“互济”等教义,就能使劳动人民摆脱一切社会苦难。代表人物有英国的莫里斯和金斯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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