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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集 序言

时间:2013/10/18 12:59:02  点击:2052 次
这是第一篇
  文三十七篇,末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文一篇。一九三二年十月由上海合众书店初版。出版不久即被国民党政府禁止。后由合众书店送交国民党图书审查机关审查,将删余的十六篇,改题为《拾零集》,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出版。本版与初版相同。
  
  这里是一九三○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
  
  当三○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语丝》〔1〕和《奔流》〔2〕,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延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1〕。所以在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
  
  此外还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4〕,那时无人记录,讲了些什么,此刻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5〕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6〕。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样的话,真可谓已经大有蜗牛气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7〕谨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8〕的幸福了。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新月社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9〕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10〕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
  
  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11〕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12〕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13〕,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FranzMehring)〔14〕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15〕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后来却未必“外御其侮”〔16〕。例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难道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编讫并记。
  
  〔1〕《语丝》参看本卷第8页注〔10〕及《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2〕《奔流》文艺月刊,鲁迅、郁达夫编辑,一九二八年六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卷第五期停刊。
  
  〔3〕《萌芽》文艺月刊,鲁迅、冯雪峰编辑,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从第一卷第三期起,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一九三○年五月出至第一卷第五期被国民党政府禁止,第六期改名为《新地月刊》,仅出一期即停刊。
  
  〔4〕作者一九三○年在上海各大学讲演的情况,据《鲁迅日记》,这年二月二十一日、三月九日先后两次在中华艺术大学讲演,三月十三日在大夏大学、三月十九日在中国公学分院、八月六日在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各次讲稿都没有保存下来。据当时报刊所载消息和与会者的忆述,前四次讲题分别为《绘画杂论》、《美术上的写实主义问题》、《象牙塔与蜗牛庐》、《美的认识》。最后一次讲题不详。
  
  〔5〕象牙塔原是十九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1804—1869)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6〕“蜗牛庐”据《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东汉末年,隐士焦先“自作一瓜(蜗)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携火以自炙,呻吟独语”。
  
  〔7〕指上海《民国日报》登载的一篇短文。一九三○年三月十八日《民国日报·觉悟》在“呜呼,‘自由运动’竟是一群骗人的勾当”的栏题下,刊载署名敌天(自称是大夏大学“学文科”的学生)的来稿,攻击鲁迅的讲演,其中有“公然作反动的宣传,在事实上既无此勇气,竟借了文艺演讲的美名而来提倡所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组织,态度不光明,行动不磊落,这也算是真正的革命志士吗?”等语。《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成为该党机关报,一九二五年末为西山会议派把持,变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
  
  〔8〕“庶几得免于罪戾”语出《左传》文公十八年:“庶几免于戾乎”。
  
  〔9〕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参看本卷第9页注〔12〕。新月社成员梁实秋也散布过这类言论,参看本书《“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0》《文坛贰臣传》一九三○年五月七日《民国日报》载有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鲁迅》,恶毒诬蔑左翼文艺运动,特别对鲁迅进行了集中的攻击,如说“鲁迅被共产党屈服”,“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首先列名,所谓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大作讲演,昔为百炼钢,今为绕指柔,老气横秋之精神,竟为二九小子玩弄于掌上,作无条件之屈服”等等。
  
  〔11〕唐有壬的信札参看本卷第113页注〔9〕。《晶报》在发表唐有壬这封信时,以《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为题目。
  
  〔12〕“通虏”、“通海”都是所谓“通敌”的意思。宋代的“虏”,指辽、金、西夏等;清初的“海”,指当时在台湾坚持抗清的郑成功。
  
  〔13〕“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语出唐代韩愈诗《拘幽操——文王羑里作》。皇,原作王。
  
  〔14〕梅林格(1846—1919)通译梅林,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著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莱辛传说》等。
  
  〔15〕“不满于现状”这是引用梁实秋的话,参看本卷第6页注〔2〕。
  
  〔16〕《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诗歌三○五篇,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相传曾经过孔丘删订。“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见该书《小雅·常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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