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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乌篷船

时间:2009/7/23 14:53:14  点击:3557 次
周作人-乌篷船

子荣君:
    接到手书,知道你要到我的故乡去,叫我给你一点什么指导。老实说,我的故乡,真正觉得可怀恋的地方,并不是那里;但是因为在那里生长,住过十多年,究竟知道一点情形,所以写这一封信告诉你。    
    我所要告诉你的,并不是那里的风土人情,那是写不尽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会明白的,不必罗唆地多讲。我要说的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这便是船。你在家乡平常总坐人力车,电车,或是汽车,但在我的故乡那里这些都没有,除了在城内或山上是用轿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两种,普通坐的都是“乌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别的风趣,但是你总不便坐,所以我就可以不说了。乌篷船大的为“四明瓦”(Symenngoa),小的为脚划船(划读uoa)亦称小船。但是最适用的还是在这中间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圆形的,用竹片编成,中夹竹箬,上涂黑油,在两扇“定篷”之间放着一扇遮阳,也是半圆的,木作格子,嵌着一片片的小鱼鳞,径约一寸,颇有点透明,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这就称为明瓦。三明瓦者,谓其中舱有两道,后舱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橹,大抵两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头着眉目,状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则无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约可以使你直立,舱宽可以放下一顶方桌,四个人坐着打马将,--这个恐怕你也已学会了罢?小船则真是一叶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顶离你的头有两三寸,你的两手可以搁在左右的骇上,还把手都露出在外边。在这种船里仿佛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时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风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发生危险,但是也颇有趣味,是水乡的一种特色。不过你总可以不必去坐,最好还是坐那三道船罢。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的那样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们那里的里程是很短,一里才及英里三分之一),来回总要预备一天。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柏,河边的红寥和白殇,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偏门外的鉴湖一带,贺家池,壶筋左近,我都是喜欢的,或者往娄公埠骑驴去游兰亭(但我劝你还是步行,骑驴或者于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苍然的时候进城上都挂着薛荔的东门来,倒是颇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静,你往杭州去时可于下午开船,黄昏时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这一带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记了。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只可惜讲维新以来这些演剧与迎会都已禁止,中产阶级的低能人别在“布业会馆”等处建起“海式”的戏场来,请大家买票看上海的猫儿戏。这些地方你千万不要去。--你到我那故乡,恐怕没有一个人认得,我又因为在教书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谈闲天,实在抱歉而且惆怅。川岛君夫妇现在偁山下,本来可以给你绍介,但是你到那里的时候他们恐怕已经离开故乡了。初寒,善自珍重, 不尽。
            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夜,于北京。(1926年11月作,选自《泽泻集》)

    注:子荣,是周作人的笔名,始用于1923年8月26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医院的阶陛》一文。以后,1923年、1925年均用过此笔名,在本文之后,1927年9、10月所作诅咒》、《功臣》等文中,也用过“子荣”的笔名。一说“于荣”此笔名系从周作人在日本时的恋人“乾荣子”的名字点化而来。本文收信人与写信人是同一人,可以看作是作者寂寞的灵魂的内心对白。

《乌蓬船》的故乡情思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后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逐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念到他。我在浙东住了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三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了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故乡。 
    这是周作人《故乡的野菜》中的第一段,集中体现出一个学者的“家园情结”。诺瓦利斯所说:“哲学就是随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这个家园不是狭义的出生地,而是“来源与归属”。从理性而言,故乡是一个偶然的地点,与异地无异,但人生根本疑问的跟随,“来源与归属”的探求,使人无法摆脱故乡的影子。理智的周作人、虚无感很强的周作人要上述文章中极力淡化对于故乡的眷念,却在另一面常常表现着对故乡的草木、风土熟悉至入微的境地,凸现着感情的丰腴沉着,显示出一腔深情。在他的极大一部分作品,他频频描述故乡的乡土风情,创作出一批代表作,如《苦雨》、《乌篷船》、《北京茶食》……他童年的生活、故乡的点点滴滴,有着说不尽的话题。人的最初存在境,总是较深的渗透于人的思想、观念、道德、乃至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中去。故乡像肉体上一道擦不去的符咒,不时闪耀的灵光,如影随形。 
    周作人出生于有着长期文化传统、人物辈出的绍兴。自吴越以来,绍兴像一架出产文化名人的机器(可以发现,其中的名人以时代叛逆者和独立人格者居多,也许伟人就是对传统社会的反动而成其大名的),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生命力极强的文化氛围,该地人性格坚韧,理智发达,善于生存,杰出之士更多是特立独行。幼年的周作人未必能意识于此,但他一成熟就主动地从绍兴人物中汲取营养。他几乎收罗到三千年来会稽、山阴人的所有著作,亲自编注,连野语村言的“徐文长的故事”也自己撰写。他的整个文艺观(创作观、神话观、歌谣观、民俗观等),甚至人生态度、世界观,都处处有出典与来历,几乎都可追究于绍兴,成了思想的库藏和结构基架。 
    林语堂回忆道:“……我上文说作人冷而鲁迅热,冷热以感情言也,两人都是绍兴师爷,都是深懂世故。” 
    周作人说:“……二、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本来师爷与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但是他那种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都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我有志为京兆人,而自然乃不容我为浙人,则我亦随便而已耳。”( 
    绍兴的环境据说是山水相应,峰壑竞秀,一般表现于人方面是心思慎密,俊丽深远。我们不能判定某个地域只会产生某种类型的人,但可以经过归纳得出粗线条的结论,绍兴的士人(知识分子)务实,深刻,思想趋于偏激,常露锋芒。周作人不是例外,可能主观上还以此为归属(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旧梦》中说:“我于别的事情都不喜讲地方主义,惟独在艺术上常感到其中区别。……所以固未必执守乡曲之见去做批评。但觉得风土的力在文艺上是极重大的。”)。 
    周作人在绍兴的童年生活并不是美好如意的。他天性内向温和,不好玩乐。家庭的巨变给他留下尖锐的创伤(一如鲁迅),他对于童年生活津津乐道不过是经过滤后的记忆。他对故乡的人事之浇薄很不以为然,在晚年他屡次引用古句“五月杨梅三月笋,为何人不住山阴”。兴旺时捧场献花,衰败时落井下石,是常人的本能,并非绍兴的特产,却被鲁迅称为“这时别人的心肝也似乎有此了然”,周作人自然也看得真切仔细(周作人在《雨天的书》中与废名说到:“凡怀乡怀国的以及怀古,所怀者无非空想中的情景,若讲事实一样没有可爱……所以在史迹上很负盛名的于越在我心中只想到毛笋杨梅以及老酒,觉得可以享用,此外只有人民之鄙陋浅薄,天气之潮湿苦热等等,引起不快的追忆。”)。弗洛伊德在《诗人与幻想》中指出,作家的创作总是对过去的,特别是儿童期受抑制的经验的回忆。回忆恢复了过去被潜抑的经验的动力,从而产生了要求补偿实现它的愿望。童年的阴影深远而沉痛。我相信,成年后的周作人一回忆从前,胸臆间会立刻充满对世事炎凉的失望对他人势利的本能反感,无论后来的他摆出何等平和的姿态,都无法压制心头的憎恶和对人生的狰狞阴暗的刻骨铭心的失望。 
    形式影响内容,语言影响思想。周作人讲到: 
    “故乡的山水风物,因为熟习亲近的缘故,的确可以令人流连记忆,不过这如隔绝了便愈久愈疏,即使或者会形诸梦寐,事实上总没有关系了。在另一方面,他给予我们一个极大的影响,就相要摆脱也无法摆脱的,那就是语言。普通提起的方言似乎注重那特殊的声音。我所觉得有兴趣的乃在其词与句,即名物云谓以及表现方式。我尝猜一个人的文章往往暗中受他方言的支配。假如他不去模拟而诚实地表现自己。”
    文章即思想,人的性格差异与语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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