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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雨

时间:2009/7/23 10:57:27  点击:3512 次
郁达夫-雨

    周作人先生名其书斋曰“苦雨”,恰正与东坡的喜雨亭名相反。其实,北方的雨,却都可喜,因其难得之故。象今年那么大的水灾,也并不是雨多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责备治河的人,不事先预防,只晓得糊涂搪塞,虚糜国帑,一旦有事,就互相推诿,但救目前。人生万事,总得有个变换,方觉有趣;生之于死,喜之于悲,都是如此,推及天时,又何尝不然?无雨哪能见晴之可爱,没有夜也将看不出昼之光明。
  我生长江南,按理是应该不喜欢雨的;但春日暝蒙,花枝枯竭的时候,得几点微雨,又是一位多么可爱的事情!“小楼一夜听春雨”,“杏花春雨江南”,“天街细雨润如酥”,从前的诗人,早就先我说过了。夏天的雨,可以杀暑,可以润禾,它的价值的大,更可以不必再说。而秋雨的霏微凄冷,又是别一种境地,昔人所谓“雨到深秋易作霖,萧萧难会此时心”的诗句,就在说秋雨的耐人寻味。至于秋女士的“秋雨秋风愁煞人”的一声长叹,乃别有怀抱者的托辞,人自愁耳,何关雨事。三冬的寒雨,爱的人恐怕不多。
  但“江关雁声来渺渺,灯昏宫漏听沉沉”的妙处,若非身历其境者决领悟不到。记得曾宾谷曾以《诗品》中语名诗,叫作《赏雨茅屋斋诗集》。他的诗境如何,我不晓得,但“赏雨茅屋”这四个字,真是多么的有趣!尤其是到了冬初秋晚,正当“苍山寒气深,高林霜叶稀”的时节。
        原载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立报·言林》

郁达夫个人生平(1896.12.7~1945.8.29) 
    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浙江富阳满洲弄(今达夫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幼年贫困的生活促使发愤读书,成绩斐然。1911年起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1912年考入之江大学预科,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14年7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东京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1922年3月,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归国。5月,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7月,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发表。1923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底返沪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发表了《小说沦》、《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 
    1928年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12月,小说《迟桂花》发表。 
    1933年4月移居杭州后,写了大量山水游记和诗词。1936年任福建省府参议。1938年,赴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 
    1938年12月至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写了大量政论、短评和诗词。1942年,日军进逼新加坡,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化名赵廉。1945年在苏门答腊失踪,关于其死亡的推测最早出于胡愈之的文章,胡文中推测郁达夫是为日本宪兵所杀害。建国后此一推论基本被延续下来,在1985年郁达夫的纪念会上,日本学者玲木正夫提出郁达夫系由日本宪兵掐死在森林里的观点,但是其对“凶手”却用英文字母表示,似嫌证据不足。此外还流传着其他的看法,如郁达夫系由印尼游击队杀害(郁达夫曾当过日本宪兵队的翻译)。故现在在学术界郁达夫只能谨慎地称为是失踪,而不能武断地认为其为日本宪兵杀害。 
    夏衍先生曾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郁达夫在文学创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搞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并曾赴台儿庄劳军。1938年底,郁达夫应邀赴新加坡办报并从事宣传抗日救亡,星洲沦陷后流亡至苏门答腊,因精通日语被迫做过日军翻译,其间利用职务之便暗暗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居民。1945年8月29日,被日本宪兵残酷杀害,终年四十九岁。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
    郁达夫的一生,胡愈之先生曾作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著作书目:
    《沉沦》(短篇小说集)1921年,泰东 
    《茑萝集》(小说、散文合集)1923年,泰东 
    《小说论》(理论)1926年,光华 
    《文艺论集》(理论)1929年,光华 
    《戏剧论》(理论)1926年,商务 
    《寒灰集》(《达夫全集》第1卷)1927年,创造社 
    《文学概说》(理论)1927年,商务 
    《日记九种》1927年,北新 
    《鸡肋集》(《达夫全集》第2卷)1927年,创造社 
    《过去集》(《达夫全集》第3卷)1927年,开明 
    《孤独者的愁哀》(戏剧集)1927年,创造社 
    《迷羊》(中篇小说)1928年,北新 
    《奇零集》(《达夫全集》第4卷)1928年,开明 
    《达夫代表作》(小说、散文合集)1928年,上海春野书店;1930年,现代 
    《敝帚集》(达夫全集》第5卷)1928年,现代 
    《在寒风里》(小说、散文合集)1929年,厦门世界文艺书社 
    《薇蕨集》(《达夫全集》第6卷)1930年,北新 
    《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篇小说)1932年,湖风 
    《仟余集》(小说、散文合集)1933年,天马 
    《达夫自选集》(小说、散文合集)1933,天马 
    《断残集》(《达夫全集》第7卷)1933年,北新 
    《浙东景物纪略》(散文集)1933年,浙江铁路局 
    《屐痕处处》(散文集)1934年,现代 
    《达夫日记集》1935年,北新 
    《达夫短篇小说集》(上下册)1935年,北新 
    《达夫游记》(散文集)1939年,创造社 
    《达夫散文集》1936年,北新 
    《闲书》(散文集)1936,良友 
    《我的忏悔》(散文集)1936,良友 
    《藤十郎的恋》(剧本)1937,上海文化书局 
    《郁达夫文集》(小说、散文合集)1948,春明 
    《达夫诗词集》1948,广州宇宙风社 
    《郁达夫游记》(散文集)1948,上杂 
    《郁达夫选集》(小说、散文合集)1951,开明;1954,人文 
    《郁达夫南游记》(散文集)1956,香港世界书局 
    《郁达夫选集》(小说、散文、政论合集) 1959,人文 
    《郁达夫诗词钞》 1962,香港上海书局 
    《达夫文艺论文集》(1—3卷)1978,香港港青出版社 
    《郁达夫诗词抄》1981,浙江人民 
    《郁达夫文集》(1一12册)1982一1984,花城 
    《达夫书简》1982,天津人民 
    《郁达夫游记集》(散文集)1982,浙江人民 
    《郁达夫抗战诗文抄》 1982,福建人民 
    《郁达夫致王映霞书简》 l982,天津人民 
    《郁达夫小说集(上下册)1983,浙江文艺 
    《郁达夫日记集》1984,陕西人民 
    《郁达夫散文选集》1985,上海文艺 
    《郁达夫散文集》 1985,浙江文艺 
    《郁达夫文选集》 1985,浙江文艺 
    《郁达夫日记集》 1986,浙江文艺 
    《沉沦》(短篇小说集)1986,百花 
    《郁达夫书信集》 1987,浙江文艺 
    《沉沦.迷羊》(短篇小说集)1988,人文 
    著名作品:中篇小说《出奔》《她是一个弱女子》短篇小说《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银灰色的死》  

郁达夫感伤情调的积极意味
    这种积极的意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郁达夫的颓废以及这种颓废的具体表现——性苦闷,不仅是一己的感受,而且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的。这种颓废和性苦闷,是当时青年的普遍心态,郁达夫则以自己的感受,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时代病”,从而将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到了历史与社会面前,所以,具有积极性。第二,郁达夫的感伤、颓废包含着对封建旧道德的自觉的挑战。正如郭沫若在《郁达夫》中所说:“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要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郁达夫散文中的“自叙传”色彩
    郁达夫的散文无一例外是“自我的表现”,而且是“自叙传”式的自我表现,是最为坦诚、露骨的自我表现。在郁达夫看来,小说带有作家的自叙传,“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他自己的散文就是循着这一原则构造的。他不加掩饰的表露他的身世、思想、感情、癖好,将自己的信仰、习惯、性格甚至病态也大白于天下,以一己的身世、感受,集中表现了在旧社会的压迫、窒息下青年一代的精神苦闷,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散文特色。这种特色就是感伤的弱者的情调,浪漫的青年觉醒者的理想,反压迫的民主主义者的倾向。
郁达夫的散文创作阶段特色
    早期:(1920年—1933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一共写了二十六篇抒情性散文和六十——七十篇议论杂文,表现了他从日本回国时满怀希望的心情和见到满目疮咦的祖国后无限失望的感叹,既有他对革命的前途感伤悲观的思想,又有对革命慷慨激昂,疾声呐喊的激进的理论。
    中期:(1933年—1938年) 。这个时期,是他思想的一个低潮期,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使他走上了消极避世的道路,追求一种落后的“名士”风度,留连往返于山林江湖。这就充分暴露出他作为从封建旧营垒中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软弱性和妥协性。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他憎恶现实,不愿同流合污,才逃遁的这一面。
    晚期:(1938年—1945年)。1938年春,他参加了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他用笔参加战斗,写下了许多政论文章,用自己热情的声音来鼓舞人们战斗。
郁达夫早期散文创作的风格
    首先,强烈地表现作家个性,这是郁达夫散文创作的理论认识,也是他“散文的心”。他在散文中无所顾忌地对自己的思想、生活细节进行详细的描写,非常强效地表现了他“自叙传”的独特风格。第二,忧郁感伤的情凋。郁达夫的散文,与小说一样与众不伺,忧郁感伤的情调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创作中。第三,恣肆坦诚、热情呼号的自剖式的文字。第四,回肠荡气的诗的调子。另外,郁达夫散文中那种不拘形式纵情宜泄的抒情方式,郁达夫的散文发出的是带有强烈个性的自己的声音,篇篇洋溢着回肠荡气的诗的情调,热情坦白,毫无遮掩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情,展现出一幅幅感伤,忧郁而又秀丽、隽永的情景交融的画面。
郁达夫散文中的伤感情绪的表现形式及其意义
    在郁达夫散文中,其强烈的伤感情绪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颓废,一是憎恨。既然生活是无味的,自然是死板的,自我也是废物——既不能事业有成,又不能摆脱苦闷,郁达夫就干脆自我放纵,手中有几个钱就大嚼一番,喝个乱醉;情感与性欲无法得到正常满足,就偷看女人,寻妓女,听土娼与客人调情,想上妓院(见《还乡记》、《感伤的行旅》、《归航》)。拼命地发泄一个人的本能,竭力要在病态中满足自我。这种情感和行为显然具有消极性,这是郁达夫散文中不健康的内容,但却绝不是反动的内容,绝不是与时代思潮格格不入的情调。郁达夫主要是以这种病态来发泄一个从封建礼教羁绊中觉醒了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的苦闷。这种不健康的色彩下面仍有着五四“人的发现”所寄寓的积极的意味。
    与之相比,郁达夫由感伤所发生的憎恨情绪其积极意义就更为鲜明了。他恨什么呢?首先是恨社会,在《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郁达夫以愤世嫉俗的笔调,在几分玩世不恭,几分无奈,几分感慨中将社会的黑暗,下层人的不幸,来了个痛快的揭露,将自己对社会的憎恨作了十二分的强烈的表现。
    由这种对社会的恨,郁达夫又自然地慨叹自己生不逢时,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表示了不满。在郁达夫的笔下,他所处的这个军阀混战的时代,是最黑暗、最糟糕、最不人道、最无趣味,最无价值的时代,也当然就是最可憎恶的时代。在这里,这位被伤感折磨得无处解脱的人,将他的所有不幸,所有烦恼,所有悲苦,一齐倾向这个黑暗的时代,向一个不人道的制度发出了一个哀鸣着的青年的控诉,表现了显而易见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虽不能说很深刻,但鲜明的态度、强烈的情绪却也给这种倾向涂上了积极战斗的色彩。
郁达夫散文感伤情调的时代意义
    郁达夫虽然在散文中伤感得无以复加,但他也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无论是伤感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还是几乎坠入颓唐境地的时光,他的心中总有一个诱惑着他的理想。这个理想谈不上崇高,也不具备多么深刻的内涵,但对郁达夫来说,却具有巨大的人生魅力,是推动他奋斗,创造的动力,这就是女人的爱。1927年郁达夫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若能得到王女士(即王映霞—引者注)的爱,那么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郁达夫研究资料》下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551页。)在这之前,郁达夫在日记中还多次写道:“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是肯的。”“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 女人,在郁达夫的笔下被圣化了,爱,在郁达夫的意识与情感中被神化了,于是,他在自己的散文中只要写到女人,特别是美丽的少女,他的笔下就充满了浪漫的诗意。在轮船上他见到一个“年约十八九的中西杂种的少女”,她的美,使郁达夫用近三百字来细细地刻划她的外貌、衣着、姿态,还有她那肉体蒸发出来的“香味”。最后禁不住在心中暗暗地想:“我头上那一块板,就是她曾经立过的地方。啊啊,要是她能爱我,就叫我用无论什么方法去使她快乐,我也愿意的。啊啊,所罗门当日的荣华,比起纯洁的少女的爱情,只值得什么?”郁达夫对女性的这神圣、痴想的情感,一方面当然是“自我”理想的表现,另一方面有分明映射着五四人的发现的光芒。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曾说过,女人和儿童的发现,是欧洲近代文明的产物。而对五四时期的中国来说,对女性的赞美和痴爱,那就不仅仅是一种现代意识的表现,也是对封建礼教最直接的批判,因为,女性在封建规范中,不是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就是被当作玩物,从来没有独立的人格尊严。所以 ,郁达夫将女性作为自己的理想来追求,这种行为和艺术倾向,虽然在力度,深度上都不具备“崇高”的属性,但反封建的民主意识却是鲜明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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