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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王有龄境况不好举目无亲

时间:2018/1/13 11:11:09  点击:463 次

  有个福州人,名叫王有龄,他的父亲是候补道,分发浙江,在杭州一住数年,没有奉委过什么好差使。老病侵寻,心情抑郁,死在异乡。身后没有留下多少钱,运灵柩回福州,要好一笔盘缠,而且家乡也没有什么可以倚靠的亲友,王有龄就只好奉母寄居在异地了。

  境况不好,而且举目无亲,王有龄混得很不成样子,每天在“梅花碑”一家茶店里穷泡,一壶“龙井”泡成白开水还舍不得走,中午四个制钱买两个烧饼,算是一顿。

  三十岁的人,潦倒落拓,无精打采,叫人看了起反感。他的架子还大,经常两眼朝天,那就越发没有人爱理他了。

  唯一的例外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年,王有龄只知道他叫“小胡”。小胡生得一双四面八方都照顾得到的眼睛,加上一张常开的笑口,而且为人“四海”,所以人缘极好。不过,王有龄跟他只是点头之交,也识不透他的身分,有时很阔气,有时似乎很窘,但不管如何,总是衣衫光鲜,象这初夏的天气,一件细白夏布长衫,浆洗得极其挺括,里面是纺绸小褂裤,脚上白竹布的袜子,玄色贡缎的双梁鞋,跟王有龄身上那件打过补钉的青布长衫一比,小胡真可以说是“公子哥儿”了。

  他倒是有意结交王有龄,王有龄却以自惭形秽,淡淡地不肯跟他接近。这一天下午的茶客特别多,小胡跟王有龄“拼桌”,他去下了两盘象棋,笑嘻嘻走回来说:“王有龄,走,走,我请你去‘摆一碗’。”摆一碗是杭州的乡谈,意思是到小酒店去对酌一番。

  “谢谢。不必破费。”

  “自有人请客。你看!”他打开手巾包,里面包有二两碎银子,得意地笑道:“第一盘‘双车错’,第二盘‘马后炮’,第三盘,小卒‘逼宫’,杀得路断人稀。不然,我还要赢。”

  为了盛情难却,王有龄跟着去了。一路走到“城隍山”——“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吴山,挑了个可以眺望万家灯火的空旷地方,一面喝酒一面闲谈。

  酒到半酣,闲话也说得差不多了,小胡忽然提高了声音说:“王有龄,我有句话,老早想问你了。我看你不是没本事的人,而且我也懂点‘麻衣相法’,看你是大贵之相,何以一天到晚‘孵’茶店?”

  王有龄摇摇头,拈了块城隍山上有名的油饼,慢慢咬着,双眼望着远处,是那种说不出来的茫然落寞。

  “叫我说什么?”王有龄转过脸来盯着小胡,仿佛要跟他吵架似的,“做生意要本钱,做官也要本钱,没本钱说什么?”

  “做官?”小胡大为诧异,“怎么做法?你同我一样,连‘学’都没有‘进’过,是个白丁。哪里来的官做?”

  “不可以‘捐班’吗?”

  小胡默然。心里有些看不起王有龄。捐官的情形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做生意发了财,富而不贵,美中不足,捐个功名好提高身价,象扬州的盐商,个个都是花几千两银子捐来的道台,那一来便可以与地方官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否则就不算“缙绅先生”,育事上得公堂,要跪着回话。再有一种,本是官员家的子弟,书也读得不错,就是运气不好,三年大比,次次名落孙山,年纪大了,家计也艰窘了,总得想个谋生之道,走的就是“做官”的这条路,改行也无从改起,只好卖田卖地,拜托亲友,凑一笔去捐个官做。象王有龄这样,年纪还轻,应该刻苦用功,从正途上去巴结,不此之图,而况又穷得衣食不周,却痴心妄想去捐班,岂不是没出息?

  王有龄看出他心里的意思,有几杯酒在肚里,便不似平时那么沉着了,“小胡!”他说,“我告诉你一句话,信不信由你,先父在日,替我捐过一个‘盐大使’。”

  小胡最机警,一看他的神情,就知道决非假话,随即笑道:“唷!失敬,失敬,原来是王老爷,一直连名带姓叫你,不知者不罪。”

  “不要挖苦我了!”王有龄苦笑道,“说句实话,除非是你,别人面前我再也不说,说了反惹人耻笑。”

  “我不是笑你。”小胡放出庄重的神态问道,“不过,有一层我不明白,既然你是盐大使,我们浙江沿海有好几十个盐场,为什么不给你补缺?”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捐官只是捐一个虚衔,凭一张吏部所发的“执照”,取得某一类官员的资格,如果要想补缺,必得到吏部报到,称为“投供”,然后抽签分发到某一省候补。王有龄尚未“投供”,哪里谈得到补缺?

  讲完这些捐官补缺的程序,王有龄又说:“我所说的要‘本钱’,就是进京投供的盘缠。如果境况再宽裕些,我还想‘改捐’。”

  “改捐个什么‘班子’?”

  “改捐个知县。盐大使正八品,知县正七品,改捐花不了多少钱。出路可就大不相同了。”

  “怎么呢?”

  “盐大使只管盐场,出息倒也不错,不过没有意思。知县虽小,一县的父母官,能杀人也能活人,可以好好做一番事业。”

  这两句话使得小胡肃然起敬,把刚才看不起他的那点感想,一扫而空了。“再说,知县到底是正印官,不比盐大使,说起来总是佐杂,又是捐班的佐杂,到处做‘磕头虫’,与我的性情也不相宜。”

  “对,对!”小胡不断点头,“那么,这一来,你要多少‘本钱’才够呢?”

  “总得五百两银子。”

  “噢!”小胡没有再接口,王有龄也不再提,五百两银子不是小数目,小胡不见得会有,就有也不见得肯借。

  两人各有心事,吃闷酒无味,天也黑上来了,王有龄推杯告辞,小胡也不留他,只说:“明天下午,我仍旧在这里等你,你来!”

  “有事吗?”王有龄微感诧异,“何不此刻就说?”

  “我有点小事托你,此刻还没有想停当。还是明天下午再谈。你一定要来,我在这里坐等,不见不散。”

  看他如此叮嘱,王有龄也就答应了。到了第二天下午,依约而至,不见小胡的踪影。泡一碗茶得好几文钱,对王有龄来说,是一种浪费,于是沿着山路一直走了过去。城隍山上有好几座庙,庙前有耍把戏的,打拳卖膏药的,摆象棋摊的,不花钱而可以消磨时光的地方多得很。他这里立一会,那面看一看,到红日衔山,方始走回原处,依旧不见小胡。

  是“不见不散”的死约会。王有龄顿感进退两难,不等是自己失约,要等,天色已暮,晚饭尚无着落。呆了半天,越想越急,顿一顿足,往山下便走,心中自语:明天见着小胡,非说他几句不可!他又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境况,在外面吃碗茶都得先算一算,何苦捉弄人?

  走了不多几步,听见后面有人在叫:“王有龄,王有龄!”

  转身一看,正是小胡,手里拿着手巾包,跑得气喘吁吁,满脸是汗。见着了他的面,王有龄的气消了一半,问道:“你怎么这时候才来?”

  “我知道你等得久了,对不起,对不起!”小胡欣慰地笑着,“总算还好,耽迟不耽错。来,来,坐下来再说。”

  王有龄也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默默地跟着他走向一副设在橱下的座头,泡了两碗茶。小胡有些魂不守舍似的,目送着经过的行人,手里紧捏住那个手巾包。

  “小胡!”王有龄忍不住问了:“你说有事托我,快说吧!”

  “你打开来看,不要给人看见。”他低声地说,把手巾包递了给王有龄。他避开行人,悄悄启视,里面是一叠银票,还有些碎银子,约莫有十几两。

  “怎么回事?”

  “这就是你做官的本钱。”

  王有龄愣住了,一下子心里发酸,眼眶发热,尽力忍住眼泪,把手巾包放在桌上,却不知怎么说才好。

  “你最好点一点数。其中有一张三百两的,是京城里‘大德恒’的票子,认票不认人,你要当心失落。另外我又替你换了些零碎票子,都是有名的‘字号’,一路上通行无阻。”小胡又说:“如果不为换票子,我早就来了。”

  这里王有龄才想出来一句话:“小胡,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

  “朋友嘛!”小胡答道,“我看你好比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一定要拉你一把,才睡得着觉。”

  “唉!”王有龄毕竟忍不住了,两行热泪,牵连不断。

  “何必,何必?这不是大丈夫气概!”

  这句话是很好的安慰,也是很好的激励、王有龄收拾涕泪,定一定神,才想起一件事,相交至今,受人绝大的恩惠,却是对他的名氏、身世,一无所知,岂不荒唐?

  于是他微有窘色地问道:“小胡,还没有请教台甫?”

  “我叫胡光墉,字雪岩,你呢,你的大号叫什么?”

  “我叫雪轩。”

  “雪轩,雪岩!”胡雪岩自己念了两遍,抚掌笑道:“好极了,声音很近,好象一个人。你叫我雪岩,我叫你雪轩。”

  “是,是!雪岩,我还要请教你,府上”

  这是问他的家世,胡雪岩笑笑不肯多说:“守一点薄产过日了,没有什么谈头。雪轩,我问你,你几时动身?”

  “我不敢耽搁。把舍间咯略安排一番,总在三、五日内就动身。如果一切顺利,年底就可以回来。雪岩,我一定要走路子,分发到浙江来,你我弟兄好在一起。”

  “好极了。”胡雪岩的“好极了”,已成口头禅,“后天我们仍旧在这里会面,我给你饯行。”

  “我一定来。”

  到了第三天,王有龄午饭刚过,就来赴约。他穿了估衣铺买的直罗长衫,亮纱马褂,手里拿一柄“舒莲记”有名的“杭扇”,泡着茶等,等到夭黑不见胡雪岩的踪影,寻亦没处寻,只好再等。

  天气热了,城隍山上来品茗纳凉的,络绎不绝。王有龄目迎目送着每一个行人,把脖子都摆得酸了,就是盼不着胡雪岩。

  夜深客散,茶店收摊子,这下才把王有龄撵走。他已经雇好了船,无法不定,第二天五更时分上船,竟不能与胡雪岩见一面话别。

  在王有龄北上不久,浙江的政局有了变化:巡抚常大淳调湖北,云南巡抚黄宗汉改调浙江,未到任以前由布政使——通称“藩司”、老百姓尊称为“藩台”的旗人椿寿署理。

  黄宗汉字寿臣,福建晋江人。他是道光十五年乙未正科的翰林,这一榜人才济济,科运甚隆,那年,咸丰二年,当到巡抚的就有三个,广东叶名琛、江西张芾,当到二品大员的有何桂清、吕贤基、彭蕴章、罗惇衍,还有杭州的许乃钊,与他老兄许乃普,都当内阁学士。

  这黄宗汉据说是个很能干的人,但是关于他的操守与治家,批评极坏。到任以后,传说他向椿寿索贿四万两银子,椿寿没有买他的帐,于是多事了。

  其时漕运正在改变办法。因为海禁已开,而且河道湮淤,加以洪杨的起事,所以江苏的苏、松、太各属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椿寿既为藩司,又署理巡抚,责无旁贷,当然要亲自料理这件公事。

  漕运的漕,原来就是以舟运谷的意思。多少年来都是河运,先是黄河,后来是运河,而运河又有多少次的变迁兴作,直到康熙年间,治河名臣靳辅,于成龙先后开“中河”,历时千余年的运河,才算大功告成。

  这条南起杭州,北抵京师,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全长两千多里的水道,为大清朝带来了一百五十年的盛运。不幸的是,黄河的情况,越来越坏,有些地方,河底积淤,高过人家屋脊,全靠两面堤防约束,“春水船如天上行”,真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而运河受黄河的累,在嘉庆末年,几乎也成了“绝症”。于是道光初年有海运之议。

  在嘉应末年时有齐彦槐其人,著有一篇《海运南僧议》,条分缕析断言“一举而众善备”,但地方大吏不愿轻易更张。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由安徽巡抚调江苏,锐意革新,消除盐、漕两事的积弊,齐彦槐的建议,才有一个实验的机会。

  这次实验由陶澍亲自主持,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他亲自雇好专门运载关东豆麦的“沙船”一千艘,名为“三不象”的海船几十艘,分两次运米一百五十多万石到天津,结果获得极大的成功,省时省费,米质受损极微。承运的船商,运漕而北,回程运豆,一向漕船南下“回空”,海船北上“回空”,现在平白多一笔收入,而且出力的船商,还“赏给顶戴”做了官,真正是皆大欢喜。

  但是到了第二年,这样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复河运。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人靠这条运河的漕船来剥削老百姓,他们不愿意革新!

  漕运的弊端与征粮的弊端是不可分的,征粮的权责属于州县,这七品的正印官,特称为“大老爷”,在任两件大事:刑名、钱谷。延请“绍兴师爷”至少亦得两名:“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县大老爷的成名发财,都靠这两个人。

  钱谷师爷的本事不在算盘上,在于能了解情况,善于应付几种人,第一种是书办,世代相传,每人手里有一本底册,哪家有多少田?该纳粮多少?

  都记载在这本册子上,为不传之秘。第二种是“特殊人物”,他们所纳的粮,都有专门名称,做过官的绅士人家的“衿米”,举人、秀才、监生是“料米”,这两种米不能多收,该多少就多少,否则便有麻烦。再有一种名为“讼米”,专好无事生非打官司的讼棍所纳的粮,也要当心。总而言这一名话,刁恶霸道,不易对付的那班“特殊人物”,必须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误。甚至虚给“粮串”——纳粮的凭证,买得个安静二字。

  有人占便宜,当然有人吃亏,各种剥削耗费,加上县大老爷自己的好处,统统都出在良善小民头上,这叫做“浮收”,最“黑”的地方,“浮收”到正额的一半以上,该纳一石米的,起码要纳一石五斗。于是有所谓“包户”,他们或者与官吏有勾结,或者能挟制官吏,小户如托他们“包缴”,比自己到粮柜上去缴纳,便宜得多。

  第三种就是漕船上的人。漕船都是官船,额定数字过万,实际仅六千余艘,分驻运河各地,一地称为一帮。这就是游侠组织“青帮”之帮的出典。帮中的管事及水手,都称为帮丁,其中又有屯丁、旗丁、尖丁之分。尖丁是实际上的头目,连护漕的千总、把总都得听他的指挥。州县衙门开仓怔粮,粮户缴纳,漕船开到,验收装船,名为“受兑”。一面征粮,一面受兑,川流不息,那自然是再顺利不过的事,但是这一来漕船上就玩不出花样来了。他们的第一个花样是“看米色”。由于漕船过淮安时,漕运总督要“盘粮”点数,到通州起岸入仓时,仓场侍郎要验看米质,如有不符,都由漕船负责,因此,他们在受兑时,验看米色,原是分所当为。但米色好坏,仅凭目视,并无标准,这样就可以挑剔了,一廒一廒看过去,不是说米色太杂,就是不够干燥,不肯受兑。

  以一般的情况而言,开仓十日,所有的仓厥就都装满了,此时如不疏运上船,则后来的粮户,无仓可以贮米,势必停征。粮户也就要等待,一天两天还不要紧,老百姓无非发发牢骚而已,日子一久,废时失业,还要贴上盘缠,自然非吵不可,这叫做“闹潜”,是件极严重的事,地方官往往会得到极严厉的处分。倘或是个刮地皮的贪官,这一闹漕就不定就会激起民变,更是件可以送命的大祸。

  因此,钱谷师爷,便要指挥书办出来与“看米色”的旗丁讲斤头,倘或讲不下来,而督运的委员,怕误了限期,催令启程,那些帮丁就不问兑足不兑足,只管自己开船。这时的州县可就苦了,必须设法自运漕米,一路赶上去补足,称为“随帮交兑”。

  幸而取得妥协,漕米兑竣,应该出给名为“通关”的收据,这时尖丁出面了,先议“私费”,就是他个人的“好处”,私费议妥,再议“通帮公费”,是全帮的好处。这些看米色所受的勒索,以及尖丁私费、通帮公费,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浮收来支付。

  这以后,就该帮丁受勒索了,首先是“过淮”投文过堂,照例有各种陋规,一帮船总要花到五六百两到一千两银子。这一关一过,沿路过闸过坝,处处要送红包,大概每一艘船要十几两银子。最后到了通州,花样更好,要投四个衙门的文,有人专门代办,每船十三两银子,十两铺排四个衙门,三两是代办者的酬劳。等漕米上岸入仓,伸手要钱的人数不清,总要花到三五十两。所以帮丁勒索州县,无非悖入悖出。

  帮丁的苦楚犹不止此,一路还要受人的欺侮。在运河里,遇到运铜运铅的船,以及木排,千万要当心,那是在运河是蛮不讲理出了名的,撞沉了漕船,他们可以逃散,帮丁则非倾家荡产来赔不可,因为如此,帮丁便格外团结,以求自保,“青帮”之起因如此,所以,他们的“海底”名为“通漕”,并不是世俗所称的“通草”。

  一度行之有效,但以积习已深,惯于更张的南漕海运,终于咸丰元年旧事重提。这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地。

  这个人是两江总督陆建瀛,湖北人,极能干,而且善于结交,所以公卿延誉,负一时物望。他颇有意步武陶澍,留一番政绩。陶澍改盐法,淮北行之大效,而淮南依旧,陆建瀛在淮南继陶未竟之功。漕运也是如此,他得到户部尚书孙瑞珍的支持,准备恢复海运。

  适逢其会的是,运河出了问题,在徐州附近的丰县以北决口,“全河北趋,由沛县之华山、戚山分注微山、昭阳等湖,挟清水外泛,运河闸、坝、纤堤,均已漫淹”,朝廷一方面拨巨款抢救,一方面也加强了改用海运的决心。

  海运之议,奉旨由两江总督陆建瀛、江苏巡抚杨文定、浙江巡抚常大淳,会同筹划。结果决定咸丰二年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四府一州的溜米,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但其间又有反复,未成定议。

  就在这段期间中,椿寿由湖南布政使调浙江。当朝命初下时,黄宗汉是掌理一省司法的浙江按察使,通称“臬司”,等椿寿到任时,他已经调差了。第二天,洪军由广西而湖南,湖北吃紧,清文宗把善于“捕盗”的常大淳,调为湖北巡抚。浙江巡抚由藩司椿寿署理。

  椿寿的运气太坏。这年的浙江,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县,自五月以后,雨量稀少,旱荒已成,于是对他发生两大不利,第一是钱粮征收不起,第二是河浅不利于舟行,影响漕运。

  江苏的海运,非常顺利,四府一州的漕粮,糙米三十二万多石,白米二万七千余石,于三月间出海北上,安然运到。而浙江的漕米,到九月间还未启运,这是前所未有现象。

  在此以前,也就是渐江正闹旱灾的五月间,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各省巡抚有个小小的调整,云南巡抚张亮基调湖南,遗缺由甘肃布政使黄宗汉接充。他不愿意去云南,经过一番活动,很快地改调浙江。不过一年的功夫,重回杭州时,已非昔比。

  署理巡抚椿寿交卸以后,仍旧干他的藩司。据说黄宗汉在第一天接见椿寿时,就作了个暗示,椿寿的“纱帽”在他手里,如果想保全,赶快送四万两银子的“红包”过去。黄宗汉敢于作此勒索,就因为椿寿在漕运上,已经迟延,如果上司肯替他说话。可以在天灾上找理由,有处分,亦属轻微。否则,耽延了“天瘦正供”,将获严谴。

  椿寿没有理会他,于是黄宗汉想了个极狠毒的手法来“整”人。他认为本年漕粮,启运太迟,到达通州交仓,粮船不能依照限期“回空”,这样便要影响下一年的漕运。就在这个言之成理的说法上来整椿寿。

  心里已有成算,表面丝毫不露,把椿寿请到抚院来谈公事,问起清运的情形。

  一提到这上面,椿寿自己先就紧张,“回大人的话,”他说,“今年浙江的漕运,无比如何要担处分了!”

  “谁担处分啊?”黄宗汉故意这样问。

  “自然是司里。”藩、臬两司向巡抚回话,照例自称“司里”。“这也不担处分的事。”黄宗汉用这句话先做一个伏笔,却又立即撇开不谈,“贵司倒先说说看,究竟因何迟误?”“自然是因为天旱水浅,河道干淤。已经奏报过的。”“天旱是五月以后的事。请问,照定例,本省漕船,每年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过淮’,什么时候‘回空’?”一连三问,把椿寿堵得哑口无言。照定例,江西和浙江的漕船,限在二月底以前尽数开行。年深日久,定例有变,但至迟亦不会过四月。现在秋风已起,漕船开行的还不过一半,这该怎么说呢?

  他迟迟不答,黄宗汉也不开口,是逼着他非说不可。椿寿无奈,只好这样答道:“大人也在浙江待过,漕帮的积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漕丁有种种花样,譬如说陈漕带私货罗??”

  椿寿的话未完,抚台便一个钉子碰了过来:“天下乌鸦一般黑,各省漕丁都是一样的。”

  “今年略微不同,因为奉旨筹议南漕海运,漕帮不免观望,这也是延误的原因之一。”

  “观望什么?”黄宗汉大声问道,“议办海运是来年新漕之事,跟今年何干?”

  振振有词一问,椿寿语塞,既然来年有此改变之议,漕丁自不免有所瞻顾,以致鼓不起劲来,但身为藩司,署理抚院,这些地方正该督催,否则便是失职,所以椿寿无同可解。

  “现在怎么办呢?”黄宗汉又忧形于色地说,“事情总要办通才行啊!”

  “是,是!”椿寿赶紧答道,“司里尽力去催,总在这个把月里,一定可以全数启运。”

  “个把月?”黄宗汉皱着眉说,“说老实话,这上面我还不大弄得清楚。

  反正本年漕运,自前任常中丞调任以后,都由老兄一手经理。以后该如何办理,等我商量了再说。”

  他这段话有两层用意,第一是说目前还不甚了解漕运的情况,等了解了又当别论,留下翻覆的余地,第二是“一手经理”四个字,指明了全部责任。椿寿原是“上三旗”的公子哥儿,这几年在外面历练了一番。纨袴的积习,固已大减,而人心的险,却无深知,哪里去理会得黄宗汉的深意?还只当抚台语气缓和,事无大碍,所以连声应诺,辞出抚院,赶紧召集手下,商议如何设法把未走的船,能够早日开行,只要一出浙江省境,责任就轻得多了。于是椿寿即刻召集督粮道和其他经办漕运的官员,一面宣达了抚台的意思,一面力竭声嘶地要大家“各秉天良”,务必在最短期间内,设法让漕船全数开出。别处都还好办,麻烦的是湖属八帮,浙江湖川府是东南膏腴之区,额定漕粮三十八万八千余石,关系重大,偏偏这八帮的漕船,一艘都动弹不得。椿寿看看情势严重,不得不亲自到湖州去督催。

  湖州运漕,有朵运河的支流,往东沿太湖南岸,入江苏省境平望的大运河。这种交流不到一百里长,但所经的双林,南浔两镇,为膏腴中的膏腴。南浔的殷富,号称“四狮八象”,海内闻名。听得藩台驾到,照例以捐班道台的身分,尽地主之谊,他们饮食起居的讲究,虽不比盐商、河工的穷奢极侈,但已远非一般宫贵之家可比。

  身处名匠经营的园林,坐对水陆并陈的盛馔,开宴照例开戏,南浔富家都有自己的戏班,砌末、行头,无不精美,这时集合精英,奏演名曲,而椿寿索然寡欢,却又不得不勉强敷衍,因而这样豪华享受的场台,在他反觉得受罪,耳中听着《长生殴》的《夜雨闻铃》,心里想的却是怎得下他三天三夜的大雨,运河水满,让搁浅的漕船,得以趁一帆西风,往东而去?

  想着漕船,椿寿无论如何坐不住了。托词“身子不爽”,向主人再三道歉告辞,回到行辕。

  行辕里已经有许多人在等着。这些人分为三类,一类是漕帮中的“领运千总”,名义上算是押运的武官,照原来的传统,多由武举人中选拔,一类是临时委派的押运官,大多为候补州县,走路子钻上这个差使,多少弄几文“调剂调剂”,再一类就是各帮中真正的头脑:“尖丁”。

  “尖丁”的身分是小兵,这还是明朝“卫所”演变下来的制度。小兵与二品大员的藩台,身分相差不知几许?照平日来说,连见椿寿的面都难,但此刻也顾不得这些官派了!要设法能让漕船开动,非找尖丁来谈,才商议得出切实的办法,所以椿寿吩咐,一体传见。

  行辕借在一家富户的两进屋子,时已入夜,轩敞的大厅上,点起明晃晃的火油灯,照出椿寿的满面愁容!他居中坐在红木炕床上,两旁梨花木的“太师椅”上,坐的是候补州县身分的押运官,千总和尖丁便只有站的份儿了。在鸦雀无声的沉重的气氛中,椿寿扯开嘶哑的嗓子说道:“今年的漕粮,到底还运得出去,运不出去?”

  这一同大家面面相觑,都要看一看对方的脸色。最有资格答话的是尖丁,但以身分关系,还轮不到他们开口。

  “我在抚台面前,拍了胸脯的,一个月当中,一定全数开船。现在看了实在情形,我觉得我的话说得过分了。今天一定先要定个宗旨出来,船能动是动的办法,不能动是不能动的办法。这样子一天一天等下去,非把脑袋等掉了不可。”

  这是提出了要砍脑袋的警告,在座的人,无不悚然!坐在左首太师椅上的一名候补州县,便欠身说道:“总得仰仗大人主持全局,属下便赔上性命,也得把漕船开出去。漕粮关乎国家正用,今年天旱水浅,纵然耽迟,还有可说,倘或不走,那就是耽错了。”

  “耽迟不耽错”这一说,凡是坐在大师椅上的,无不齐声附和。这些候补州县,没有一个不闹穷,有些在省城住了十几年,始终没有补上一个缺,穷得只剩下一叠当票,好不容易才派上这一个押运的差使,指望着漕船一动,便好先支一笔公费安家。至于这一去什么时候才能到达通州,他们不必担心,迟延的处分,落不到他们头上。

  倘说漕船不走,他们便回不得省城,因为船不走,便无所谓押运,不仅万事全休,而且比不得这个差使还要坏——不得这个差使,不必借了盘缠来到差。现在两手空空回杭州,债主那里如何交代?

  椿寿当然明白他们的用心,而且也知道这些人无足轻重,既出不了什么力,也担不了什么责任,所以不理他们的话,望着站在他们身后的“领运千总”说:“他们有什么主意,说出来商量。”

  “领运千总”的想法,与那些候补州县差不多,只是他们不能胡乱作主,凡事要听尖丁的招呼,因而有个年纪大些的便这样回答:“请大人作主!”

  “如果我说不走呢?”

  大家都不响,没有一个人赞成他的主意,只是不敢驳回。但这样不作声,也就很明显地表示出反对的意思了。

  在座的一个实缺同知,此时忍不住开口:“跟大人回话,还是让他们推出一两个人来,看看有何话说?”

  “他们”是指尖丁,椿寿点点头,对那些尖丁说:“我看也非你们有句话不可。”

  “是!”有个“有头有脸”的尖丁答应一声,请个安说:“请大人先休息。我们商量出一个宗旨,再跟大人回禀。”

  “好,好,你们商量。”椿寿坐在炕床上咕噜噜吸水烟,八帮的尖丁便退到廊下去悄悄商议,好久尚无结论,因为各帮的情况不同,看法各异,牵涉的因素很多。今年的漕运,吃力不讨好是公认的看法,但走与不走,却有相反的主张,一派认为赔累已不可免,不加不走,还省些事,一派则以在漕船上带着许多私货,不走则还要赔一笔,“公私交困”,简直要倾家荡产了。

  谈来谈会,莫衷一是,椿寿已经派人来催了,只好听凭上面云决定走与不走。不过总算也有了一点协议“那就是走也好,不走也好,各帮的赔累,只能一次,不能两次。

  “如果不走,本年的漕粮便要变价缴纳,户部定章是每石二两银子,现在市价多少?”椿寿问。“这要看米的成色。”被推定去回话的那个尖丁答道:“总在七钱到八钱这个数目之间。”

  “船上的漕粮有多少?”“一共二十七万六千石。”

  “那么,”椿寿问道,“就算每石赔一两二钱银子,共该多少?”

  那尖丁的心算极快,略略迟疑了一下,便报出确数:“共该三十三万一千二百两银子。”

  “如果漕船不走,奏请变价缴银,上头一定会准的。不过,”椿寿面色凝重地问,“这三十三万两银子,该谁来赔?”“大人晓得的,湖属八帮是‘疲帮’,力量实在够不上。总要请大人格外体恤,留漕丁一条命。”

  “哼!”椿寿冷笑,“你们要命,难道我的命就可以不要?”这是双方讨价还价,有意做作。漕帮有“屯田”,有“公费”,遇到这种情形,便得从公众的产业和收入中,提出款子来赔,赔累的成数,并无定章,但以上压下,首先要看帮的好坏,公产多的“旺帮”便赔得多,负债累累的“疲帮”便赔得少。说也奇怪,越是富庶的地区,漕帮越疲,第一疲帮是江苏松江府属各帮,溯州府属八帮的境况也不见得好,这因为是越富庶的地区,剥削越多的缘故。

  这赔累的差额,除了漕帮以外,主要的使得由藩司从征收漕粮的各种陋规和“浮收”中,提成分赔。所以处理这件棘手的案子,实际上只是藩台衙门和湖属八帮间的事。椿寿软哄硬逼,总算把分赔的成数谈好了。

  然而这也不过是万不得已的退路。眼光总是朝前看的,能够把漕船开出去,交了差,也免了赔累,何乐不为?所以椿寿又回过头来问:“照你们看,漕船到底能不能动呢?能动还是照开的好。”

  这一句话自然大受欢迎,在座的候补州县,一看事有转机,无不精神夏振,纷纷颂赞椿寿的明智。惟有那名代表漕帮说话的尖丁,大摇其头。不过他首先声明,他自己有点意见,并有代表漕帮,不知该说不该说?“说,说!集思广益,说出来商量。”照那尖丁个人的看法,漕船要能开行,首先得要疏浚河床,同时在各支流加闸,提高运河中的水位,然后另雇民船分载漕米,减轻漕船的载重,这样双管齐下,才有“动”的可能。

  “那就这样办啊!有何不可呢?”有个押运官兴奋地说。那尖丁苦笑了一下,没有作声。椿寿却明白他的意思,以讥嘲的口吻答道:“老兄说得容易!可知道这一来要多少钱?”“于其赔累,何不把赔累的钱,花在疏浚河床和雇用民船上?不但交的差,而且治理了运河,也是大人的劳绩。”这两句话说动了椿寿的心,点着头沉吟,“这倒也是一说。”他自语似的问:“就不知道要多少日子?”疏浚的计划,施工的日程,要多少工、多少料,都要仔细计算,才能知道确数,在这样人多口杂的场台中,是不可能得到结果的,所以椿寿叫大家散一散,别外找了些实际能负责,能办事的人来重作商量。

  这个少数人的集议,首先要谈的就是工料的来源。这实在也只有一个字:钱。漕帮中被推派出来说话的那名尖丁,以久历江湖的经验,预感到此举不妥,但人微言轻,无法扭转椿寿的“如意算盘”,便很干脆地答应了所派的经费,而且保证漕帮一定全力支持这件事。不过他也很郑重地声明,漕帮出了这笔钱,漕船不管如何非走不可。如果再出了什么花样。漕帮不能负责。于是疏浚河道的计划,很快地便见诸实际行动。这件事地方官原来也有责任,只是湖州府和运河所经的乌程、归安、德清三县,要办这件事惟有派工派料。公文往返,以及召集绅士磋商,需要好久才能动工,未免缓不济急。为了与天争时,自己拿钱出来征雇民工是最切实的办法。等这一切安排好了,预计八月底以前,漕船一定可以开行。这样,椿寿才算松了一口气,动身回省。

  走的那天,秋风秋雨,一般行旅闷损不乐的天气,在椿寿却大为高兴,心里在想,这雨最好落大些,连下几天,前溪水涨,起漕的时间,还好提前。

  ***

  回到省城,他第一件事便是去见抚台黄宗汉。

  听完报告,黄宗汉还夸奖了一番,说他实心办事。还告诉他一些京里来的消息,说朝廷已有旨意,严饬直隶总督和驻北通州的仓场侍郎,自天津杨村地方,调派一千五百艘驳船到山东临清,准备驳运漕粮。不过直隶总督已经复奏,怕杨村的驳船,到达临清,河水已经结冰,所以这样请求:江浙的漕粮在临清、德州一带卸下来,暂时存贮,到明年开春解冻,再转漕北上,这个请求,能不能奉准,尚不可知。

  椿寿认为这是个好消息,他原有顾虑,怕北地天寒,到了十月以后,河里结冰,漕船依旧受阻。现在既有直隶总督据实奏陈,等于为他把心里想说的话说了出来,格于事实,朝廷不能不准,这样就只要到了临清,便算达成任务。倘说迟延,则各地情形相同,处分的案子混在一起,变成“通案”就不要紧了。椿寿吃了这颗定心丸,对于疏浚河道的工程,进度不甚理想,就不太着急。他最关心的是直隶总督那个复奏的下文,等漕船开出,才看到明发上谕:“浙江嘉杭等帮米石,如能拨船赶运,当仍遵前旨,酌拨杨村船只,趁此天气晴和,迅往拨运。设或沿途必须截卸,临情、德州等仓,是否足资容纳?着仓场侍郎、直隶总督、漕运总督、山东巡抚各将现在应办急务,迅速妥为办理,毋得听任属员推诿恶习,各分畛域,再赴贻误。懔之!”

  “亏得赶运出去。”椿寿心里在想,“照上谕来看,在临清、德州截卸,暂时存贮,已经准了。不过粮仓恐怕不够,湖帮的漕米到了那里,倘或无仓可储,倒是棘手之事。”

  于是,他“上院”去见抚台。黄宗汉一见他就说:“啊,来得正好。我正要叫‘戈什哈’去请你,有件要紧事商量。”

  “请大人吩咐。”“不,不!你有事你先说。”

  椿寿便说明来意,意思是想请抚台出奏,浙江湖属八帮的漕米,已出省境北上。如果到了临清,无法驳运,需要截卸时,请饬下漕运总督及山东巡抚,预留空仓。他是怕湖属八帮的漕船最后到达,仓位为他帮捷足先登,所以有此要求。

  黄宗汉一面听,一面不断摇头,等他说完,俯身向前问道:“漕运一事,贵司内行,而且今年由贵司一手料理,我要请问,可曾计算过‘回空’的日子?”

  原来是这一层顾虑,椿寿略略放了心,“回大人的话,”他说,“回空自然要衍期??”“衍期多少时候?”黄宗汉不待辞毕,枪着问道,“请贵司算与我听一听。”

  “这要看临清的情形。如果在那里截卸,等明年开冻驳运,又要看前面漕船的多寡,多则慢,少则快。

  “最快什么时候?”

  “总要到明年四月。”“回空呢?”“也要两个月。”

  “这就是说,漕船明年夏天才能回家,还要经过一番修补,又得费个把月,最快也得在七月里才能到各县受兑漕米。请问贵司,明年新漕,不是又跟今年一样,迟到八九月才能启运吗?”

  “是!”椿寿答道,“不过明年改用海运,亦无关系。”“什么叫没有关系?”黄宗汉勃然变色,“你说得好轻巧。年年把漕期延后,何时始得恢复正常?须知今年是贵司责无旁贷,明年就完全是我的责任。贵司这样子做法,简直是有意跟我过不去呀!”

  椿寿一看抚台变脸,大出意外,他亦是旗下公子哥儿出身,一个忍不住,当即顶撞了过去:“大人言重了!既然我责无旁贷,该杀该剐,自然由我负责,大人何必如此气急败坏?”

  “好,好!”黄宗汉一半真的生气,一半有意做作,脸上一阵青,一阵红地说:“你负责,你负责!请教,这责任如何负法?”

  “本年漕运虽由我主管,但自从大人到任,凡事亦曾禀命而行。今年江苏试办海运,成效甚佳,请大人出奏,明年浙省仿照江苏成例,不就行了吗?”“哼,哼!”黄宗汉不断冷笑,“看贵司的话,好象军机大臣的口吻,我倒再要请教,如果上头不准呢?”“没有不准之理。”

  “又是这样的口吻!”黄宗汉一拍炕几,大声呵斥,“你到底是来议事,还是来抬杠?”

  椿寿做了二十几年的官,从未见过这样的上司,心里在想:我是科甲出身,我亦不是捐班佐杂爬上来的,受惯了气的,论宦途经历,我放浙江藩司,你还不过是浙江臬司,只不过朝中有人,道光十五年乙未那一榜??

  转念到此,椿寿打了个寒噤,暗叫一声:大事不好!黄宗汉的同年,已有当了军机大臣的,那是苏州的彭蕴章。还有户部两侍郎,一个是福建的王庆云,最爱照应同乡,另一个又是他的同年,而且是好友的伺桂清。

  俗语说得好,“朝里无人莫做官。”黄宗汉敢于如此目中无人,无非仗着内有奥援,而且听说他今年进京,皇上召见六次之多,圣眷正隆,自己无论如何碰不过他。这些念头雷轰电掣般闪过心头,顿感气馁,只得忍气吞声地陪个罪。

  “大人息怒。我岂敢跟大人抬杠?一切还求大人维持。”这一说,黄宗汉的脸色才和缓了一些,“既为同僚,能维持总要维持。

  不过,”他使劲摇着头,一字一句地说:“难,难!”

  椿寿的心越发往下沉,强自镇静着问道:“大人有何高见?要请教诲。”“岂敢,岂敢。等我想一想再说吧!”说完,端一端茶碗,堂下侍候的戈什哈便拉开嗓子:“送客!”这送客等于逐客。椿寿出了抚台衙门,坐在轿子里,只催轿扶加快,急急赶回本衙门,让听差把文案请到“签押房”,关上房门,细说了上院的经过,惊疑不定地问道:“各位看看,黄抚台这是什么意思?”“黄抚台外号‘黄阎罗’,翻脸不认人是出名的,这件事要好好铺排一下。”

  “唉!”椿寿摇摇头,欲言又止,失悔在黄抚台刚到任,不理他索贿的暗示。

  “‘天大的公事,地大的银子’,”有个文案说很很率直,“先去探探口气看,院上到底打的什么主意?”于是连夜走路子去打听,总算有了确实的消息,据说黄宗汉为了明年的新漕得以早日受兑装载,照限期抵达通州,决定上奏,把湖属八帮的瘤船追了回来,漕米卸岸入仓,连同明年的新漕,一起装运。这样做法,只苦了漕帮,白白赔上一笔疏浚河道的费用。其次,那些奉委押运的候补州县,没有“公费”可派,一笔过年的盘缠便落空了。椿寿心中虽有不忍,但到底是别人的事,藩司能够不赔,已是上上大吉,只好狠一狠心不理他们了。

  果然,第二天抚台衙门来了正式公事,惟恐影响来年新漕的期限,“所有本年湖属八帮漕船,仰该司即便遵照,全数追回,候命办理。”椿寿不敢怠慢,立即派出人去,把湖属八帮的漕船截了回来,同时上院去见抚台,请示所谓“候命办理”是如何办法?

  黄宗汉一直托病不见。过了有五、六天,一角公文送到,拆开一看,椿寿几乎昏厥,顿足骂道,“黄寿臣,黄寿臣,你好狠的心!我与你问冤何仇,你要置我于死地!”黄宗汉的手段,的确太毒辣了,他以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地位,统筹漕运全局的理由,为了使来年新漕的输运,如期完成,以期此后各年均得恢复正常,作了一个决定,本年湖属八帮的漕米,留浙变价,全部漕米二十七万六千石,照户部所定价格,每石二两银子,共该五十五万二千两,限期一个月报缴。

  这是椿寿与尖丁早已算过了的,市价与部价的差额,一共要三十三万两银子。如果在他第一次到湖州开会之前,抚台就作了这个决定,那么漕帮赔大部分,藩司赔小部分,这笔小部分的赔款,也还可以在浮收的款项中拨付,说起来只是今年白吃一场辛苦,没有“好处”而已。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漕帮负担了疏浚河道的全部经费,事先已经声明,出了这笔钱,漕船非走不可,于今截回不定,已觉愧对漕帮,再要他们分赔差额,就是漕帮肯赔,自己也难启齿,何况看情形是决无此可能的。

  至于浮收的“好处”,早已按股照派,“分润”有夫人员,哪里再去追索?即使追索得到,也不过五、六万银子,还差着一大截呢!

  事情的演变,竟会弄得全部责任,落在自己一个人头上。椿寿悔恨交并,而仍不能不拼命作最后的挣扎,愁眉苦脸地召集了亲信来商议,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惟有去求抚台,收回“变价”的成命,应解的二十多万石漕米,随明年新漕一起启运。就这样起卸入仓,从船上搬到岸上,明年再从岸上搬到船上,来回周折的运费、仓费,以及两次搬动的损耗,算起来也要赔好几万两银子,而且一定还会受到处分,但无论如何总比赔三十三万两银子来得好。

  两害相权取其轻,椿寿只得硬着头皮上院,把“手本”送了进去,门上出来答道:“上头人不舒服,请大人回去吧!上头交代,等病好了,再请大人过来相叙。”

  棒寿愤不可遏,吩咐跟班说:“回去取铺盖!抚台不见我不走,就借官厅的炕床睡。”门上一看,这不象话,赶紧陪笑道:“大人不必,不必!想来是有急要公事要回,我再到上房去跑一趟。”

  于是椿寿就在官厅中坐等,等了半个时辰,黄宗汉出来了,仰着头,板着脸,一见面不等椿寿开口,就先大声问道:“你非见我不可?”

  “是!”椿寿低声下气地回答:“大人贵恙在身,本不该打搅,只是实在有万分困难的下情上禀。”“如果是湖属漕米的事,你不必谈。已经出奏了。”这句话就如焦雷轰顶,一时天旋地转,不得不颓然坐倒,等定定神看时,黄宗汉已无踪影,抚院的戈什哈低声向他说道:“大人请回吧!轿子已经伺侯半天了。”

  椿寿闭上眼,眼角流出两滴眼泪,拿马蹄袖拭一拭干净,由听差扶掖着,一步懒似一步地走官厅。

  就在这天晚上,椿寿在藩司衙门后院的签押房里,上吊自杀。第二天一早为家人发觉,哭声震动内外,少不得有人献殷勤,把这个不幸的消息,飞报抚台。

  黄宗汉一听,知道闯了祸,逼死二品大贝,罪名不轻。但转念想起一重公案,觉得可以如法炮制,心便放了一半。

  他想起的是陕西蒲城王鼎尸谏的往事,这重公案发生在十年以前,王鼎与奸臣穆彰阿,同为大学士值军机。这位“蒲城相国”性情刚烈,嫉恶如仇,而遇到穆彰阿是阴柔奸险的性格,每在御前争执,一个声色俱厉,一个从容自如,宣宗偏听不明,总觉得王鼎不免过分。

  道光二十二年,为了保荐林则徐夏用,王鼎不惜自杀尸谏,遗疏痛劾穆彰阿。那时有个军机章京叫陈孚恩,是穆彰阿的走狗,一看王鼎不曾入值,亦未请假,心里一支,借故出宫,赶到王鼎家一看,听得哭声震天,越发有数。趁王鼎的儿子,翰林院编修王抗骤遭大故,五中昏瞀的当儿,劝他把王鼎的尸首解下来,同时把遗疏抓到手里,一看内容,不出所料,便又劝王抗以个人前程为重,不必得罪穆彰阿,又说“上头”对王鼎印象不佳,而大臣自杀,有伤国体,说不定天颜震怒,不但王鼎身后的恤典落空,而且别有不测之祸。

  这一番威胁利诱,教王抗上了当,听从穆彰阿更改遗疏,并以暴疾身故奏报。宣宗也有些疑心,但穆彰阿布置周密,“上头”无法获知真相,也就算了。

  陈孚恩帮了穆彰阿这个大忙,收获也下小,不久,穆彰阿就保他当山东巡抚。而王抗则以不能成父之志,为他父亲的门生,他自己的同年,以及陕甘同乡所不齿,辞官回里,郁郁以终。

  穆彰阿是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会试的大主考,黄宗汉是他的门生,颇为巴结这位老师。秦桧门下有“十客”,穆彰阿门下有“十子”,黄宗汉与陈孚恩都在“穆门十子”之数,自然熟知其事。所以,一遇椿寿的变故,他立即遣派亲信,以釜底抽薪的宗旨,先设法把椿寿的遗嘱弄到手,然后亲自拜访驻防的将军和浙江学政,因为这两个人是可以专折奏事的,先要把他们稳住,才可以不使真相上闻。

  当然,另一方面他还要间接拜托旗籍的官员,安抚椿寿的家属,然后奏报藩司出缺。上吊自杀是瞒不住的,所以另外附了个“夹片”,说是“浙江钱漕诸务支出,本年久旱岁歉,征解尤难,该司恐误公事,日夜焦急,以至迫切轻生。”把湖属八帮应运漕米,留浙变价的事,只字不提,同时录呈了经过修改的椿寿的遗嘱。咸丰帝此时初登大宝,相当精明,看遗嘱内有“因情节所逼,势不能生”两句话,大为疑惑,认为即令公事难办,何至遽尔自尽?是否另有别情,命令黄宗汉“再行详细访察,据实奏闻,毋稍隐饰。”接着,浙江学政万青藜也有专折奏报,说椿寿身后,留有遗嘱,“实因公事棘手,遽行自尽。”与黄宗汉的奏折,桴鼓相应。皇帝批示:“已有旨,令黄宗汉详查具报。汝近在省垣,若有所闻,亦可据实具奏。”看来事情要闹得很大,但事态真正严重的关键所在,只有黄宗汉自己知道。因为椿寿的自尽,如果真的是由于他的措施严峻、则虽良心有愧,亦不过课以道义上的责任,在公事上可以交代得过,那就不必有所畏惧。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椿寿之死,是死在他虚言恫吓的一句话上。

  所谓“留浙变价”,原是黄宗汉有意跟椿寿为难的一种说法,暗地里他并不坚持这样做,不但不坚持,他还留着后手,以防椿寿无法做到时,自己有转圜的余地。

  由于在军机处和户部都有极好的关系,所以黄宗汉对来年新漕改用海运,以及本年湖属各帮漕米,不能如限北运的处置办法,都有十足的把握,私底下书函往还,几乎已有成议。但这些情形,椿寿无从知道,他亦瞒着不说。以改用海运并无把握,河运粮船难以依限回空的理由,下令截回漕船,留浙变价,这一套措施与他所奏报的改革办法,完全不符。他向椿寿所说的,留浙变价一事,“已经出奏”,事情到了推车撞壁的地步,再也无可挽回,这才使椿寿感到已入绝路,不能不一死了之。其实,“已经出奏”这句话,根本是瞎说。

  就凭这句谎言,黄宗汉便得对椿寿之死,负起全部责任。因而他必须多方设法掩饰遮盖,不使真相上闻,一面活动万青藜等人,帮着他瞒谎,一面遣派亲信,携带巨贤,到京师活动。当然,象军机大臣彭蕴章那里,是不必也不能行贿的,只有以同年的身份,拜托关顾照应。

  不过这样一件案子,也不是轻易压得下去的。椿寿是“上三旗”的旗人,亲戚之中,颇有贵官,认为他的死因可疑,自然要出头为他讲话,这样军机处要帮黄宗汉的忙,就不能不费一番手脚,来遮人耳目。

  照一向的惯例,类似这种情况,一定简派大员密查。既称密查,自然不能让被查的人知道,可是一二品的大员出京,无论如何是件瞒不住的事,于是便有许多掩护其行踪及任务的方法,一种是声东击西,譬如明发上谕:“着派某某人驰往江苏查案”,这人便是“钦差”的身分,所经之处,接待的礼节极其隆重。这样一路南下,到了济南,忽然不定了,用钦差大臣的关防,咨会山东巡抚,开出一张名单,请即传提到案,迅雷不及掩耳地展开了查案的工作。

  再有一种是暗渡陈仓,乘某某大员外放到任的机会,密谕赴某处查案。

  这道密谕照例不发“邸抄”,被查的省分,毫无所知,行到目的地,拜访总督或巡抚,出示密谕,于是一夕之间,可以掀起大狱。查黄宗汉逼死椿寿一案,就是用的这一种办法,所以在表面上看不出黄宗汉出了毛病的痕迹。这当然又是军机处帮他的忙。

  这位钦差名叫何桂清,是黄宗汉的同年。在他们乙未一榜中,何桂清的年纪比较轻,仪表清俊,吐嘱渊雅,人缘极好。这年秋天,由户部侍郎外放江苏学政,在京里饯行送别的应酬甚多,所以一直迟迟不能启程。就在这殷摒挡行囊,准备到任的期间内,出了椿寿这件案子,彭蕴章和他一些在京同年商量的结果,奏请密派问桂清于赴江苏学政途中,顺道查办。“上头”只对椿寿的死因怀疑,不曾想到是他所信任的黄宗汉干的好事,自然不会以何桂清与黄是同年为嫌,便准了军机处的建议。

  这个消息,很快、很秘密地传到了杭州,黄宗汉等于服下一位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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