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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完成学业尝试回国

时间:2016/10/28 8:35:26  点击:1521 次
    精神是苦闷的,形势是严峻的;但是我的学业仍然照常进行。

    在我选定的三个系里,学习都算是顺利。主系梵文和巴利文,第一学期,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讲梵文语法,第二学期就念梵文原著《那罗传》,接着读迦梨陀娑的《云使》等。从第五学期起,就进入真正的Seminar(讨论班),读中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这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拿手好戏,他的老师H·吕德斯(H.Lders)和他自己都是这方面的权威。第六学期开始,他同我商量博士论文的题目,最后定为研究《大事》(Mahvastu)偈陀部分的动词变化。我从此就在上课教课之余,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啃那厚厚的三大册《大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我的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上课。西克教授真正是诲人不倦,第一次上课他就对我郑重宣布:他要把自己毕生最专长的学问,统统地毫无保留地全部传授给我,一个是《梨俱吠陀》,一个是印度古典语法《大疏》,一个是《十王子传》,最后是吐火罗文,他是读通了吐火罗文的世界大师。就这样,在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从军期间,我就一方面写论文,一方面跟西克教授上课。学习是顺利的。

    一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另一个副系是斯拉夫语言学,我也照常上课,这些课也都是顺利的。

    专就博士论文而论,这是学位考试至关重要的一项工作。教授看学生的能力,也主要是通过论文。德国大学对论文要求十分严格,题目一般都不大,但必须有新东西,才能通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德国已经呆了六七年,学位始终拿不到,关键就在于论文。章用就是一个例子,一个姓叶的留学生也碰到了相同的命运。我的论文,题目定下来以后,我积极写作,到了1940年,已经基本写好。瓦尔德施米特从军期间,西克也对我加以指导。瓦尔德施米特回家休假,我就把论文送给他看。我自己不会打字,帮我打字的是迈耶(Meyer)家的大女儿伊姆加德(Irmgard),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孩子。这一年的秋天,我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因为梵文字母拉丁文转写,符号很多,穿靴戴帽,我必须坐在旁边,才不致出错。9月13日,论文打完。事前已经得到瓦尔德施米特的同意。10月9日,把论文交给文学院长戴希格雷贝尔(Deiehgrber)教授。德国规矩,院长安排口试的日期,而院长则由最年轻的正教授来担任。戴希格雷贝尔是希腊文、拉丁文教授,是刚被提升为正教授的。按规矩本应该三个系同时口试。但是瓦尔德施米特正值休假回家,不能久等,英文教授勒德尔(Roeder)却有病住院,在1940年12月23日口试时,只有梵文和斯拉夫语言学,英文以后再补。我这一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早晨5点就醒来。心里只是想到口试,再也睡不着7点起来,吃过早点,又胡乱看了一阵书,心里极慌。

    9点半到大学办公处去。走在路上,像待决的囚徒。10点多开始口试。Prof.Waldschmidt(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先问,只有Prof.Deichgrber(戴希格雷贝尔教授)坐在旁边。Prof.Braun(布劳恩教授)随后才去。主科进行得异常顺利。但当Prof.Braun开始问的时候,他让我预备的全没问到。我心里大慌。他的问题极简单,简直都是常识。但我还不能思维,颇呈慌张之像。

    12点下来,心里极难过。此时,及格不及格倒不成问题了。

    我考试考了一辈子,没想到在这最后一次考试时,自己竟会这样慌张。第二天的日记:

    心绪极乱。自己的论文不但Prof.Sieg、Prof.Waldschmidt认为极好,就连Prof.Krause也认为难得,满以为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考试;但昨天俄文口试实在不佳。我所知道的他全不问,问的全非我所预备的。到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极难过。

    这可以说是昨天情绪的余波。但是当天晚上:

    7点前到Prof.Waldschmidt家去,他请我过节(羡林按:指圣诞节)。飘着雪花,但不冷。走在路上,心里只是想到昨天考试的结果,我一定要问他一问。一进门,他就向我恭喜,说我的论文是sehrgut(优),印度学(Ihdologie)sehrgut,斯拉夫语言也是sehrgut。这实在出我意料,心里对Prof.Braun发生了无穷的感激。

    他的儿子先拉提琴,随后吃饭。吃完把圣诞树上的蜡烛都点上,喝酒,吃点心,胡乱谈一气。10点半回家,心里仍然想到考试的事情。

    到了第二年1941年2月19日,勒德尔教授病愈出院,补英文口试,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也参加了,我又得了一个sehrgut。连论文加口试,共得了四个sehrgut。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我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了。博士考试一幕就此结束。

    至于我的博士论文,当时颇引起了一点轰动。轰动主要来自Prof.Krause(克劳泽教授)。他是一位蜚声世界的比较语言学家,是一位非凡的人物,自幼双目失明,但有惊人的记忆力,过耳不忘,像照相机那样准确无误。他能掌握几十种古今的语言,北欧几种语言,他都能说。上课前,只需别人给他念一遍讲稿,他就能几乎是一字不差地讲上两个小时。他也跟西克教授学过吐火罗语,他的大著(《西吐火罗语语法》)被公认为能够跟西克、西格灵(Siegling)、舒尔策(Schulze)的吐火罗语语法媲美。他对我的博士论文中关于语尾-mathe的一段附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因为据说在古希腊文中有类似的语尾,这种偶合对研究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有突破性的意义。1941年1月14日我的日记中有下列一段话:

    Hartmann(哈特曼)去了。他先祝贺我的考试,又说:Prof.Krause对我的论文赞不绝口,关于Endungmatha(动词语尾matha)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他立刻抄了出来,说不定从这里还可以得到有趣的发明。这些话伯恩克(Boehncke)小姐已经告诉过我。我虽然也觉得自己的论文并不坏,但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得了。这样一来,自己也有点飘飘然起来了。

    关于口试和论文,就写这样多。因为这是我留德十年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所以写多了。

    我为什么非要取得一个博士学位不行呢?其中原因有的同一般人一样,有的则可能迥乎不同。中国近代许多大学者,比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鲁迅等等,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都会在学术史上有地位的。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可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头衔对他们毫无用处。但我扪心自问,自己并不是这种人,我从不把自己估计过高,我甘愿当一个平凡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如果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头衔,则在抢夺饭碗的搏斗中必然是个失败者。这可以说是动机之一,但是还有之二。我在国内时对某一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留学生看不顺眼,窃以为他们也不过在外国炖了几年牛肉,一旦回国,在非留学生面前就摆起谱来了。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学生,则一表示不平,就会有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的狐狸。我为了不当狐狸,必须出国,而且必须取得博士学位。这个动机,说起来十分可笑,然而却是真实的。多少年来,博士头衔就像一个幻影,飞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远,或隐或显。有时候近在眼前,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有时候又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即。有时候熠熠闪光,有时候又晦暗不明。这使得我时而兴会淋漓,时而又垂头丧气。一个平凡人的心情,就是如此。

    现在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我立即又想到自己的国和家。山川信美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归。适逢1942年德国政府承认了南京汉奸汪记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馆被迫撤离,撤到瑞士去。我经过仔细考虑,决定离开德国,先到瑞士去,从那里再设法回国。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张天麟那时住在柏林,我想去找他,看看有没有办法可想。决心既下,就到我认识的师友家去辞行。大家当然都觉得很可惋惜,我心里也充满了离情别绪。最难过的一关是我的女房东。此时男房东已经故去,儿子结了婚,住在另外一个城市里。我是她身边惟一的一个亲人,她是拿我当儿子来看待的。回忆起来她丈夫逝世的那一个深夜,是我跑到大街上去叩门找医生,回家后又伴她守尸的。如今我一旦离开,五间房子里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冷冷清清,戚戚惨惨,她如何能忍受得了!她一听到我要走的消息,立刻放声痛哭。我一想到相处七年,风雨同舟,一旦诀别,何日再见?也不禁热泪盈眶了。

    到了柏林以后,才知道,到瑞士去并不那么容易。即便到了那里,也难以立即回国。看来只能留在德国了。此时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年。虽然小的轰炸已经有了一些;但真正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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