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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时间:2016/10/14 15:35:09  点击:1652 次
    现在我真正紧张了。我原以为自己既无辫子也无尾巴。可人家“革命家”一抓就是一大把,而且看上去都是十分可怕的,有的简直是鲜血淋淋的“铁证”。尽管我对自己没有失去信心,但是对这些“革命家”我却是完全没有办法了。在派性加形而上学的控制之下,我能有什么办法说服他们呢?

    这是决不可能的。

    我于是连夜失眠。白天神经紧张到最高限度,恭候提审,晚上躺在枕头上,辗转反侧,睁大眼睛,等候天明。我茶不思,饭不想,眼前一片漆黑,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黑暗才会过去。能不能过去?我也完全失掉了信心。我白天好像都在做梦。夜里,在乱梦迷离中,我一会儿看到那一把菜刀,觉得有什么人正用那一把刀砍我,而不是我砍别人。我不禁出一身冷汗,蓦然醒来。我一会儿又看到那一只装满了烧掉一半的信件的篮子。那篮子忽然着起火来,火光熊熊,正在燃向我的身边。我又出了一身冷汗,蓦地醒来。我一会儿又看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蒋介石张开血盆大口,露出了满嘴的硃齿獠牙,正想咬我。宋美龄则变成了一个美女蛇。我又出了一身更大的冷汗,霍地从梦中跳了出来。

    这难道是一个人过的日子吗?

    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一些东西。

    最可怕的是环顾眼前,瞻望未来。

    环顾眼前,我已经坠入陷阱,地上布满了蒺藜和铁刺,让我寸步难挪。我反对那一位“老佛爷”,这一下子可真捅了马蜂窝。站在我对立面的不都是坏人,我相信绝大部分是好人。可是一旦中了派毒,则不可以理喻。他们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我自惟二十多年以来,担任东语系的系主任,所有的教员,不管老中青,都是直接或间接由我聘请的。我虽有不少缺点,但从不敢作威作福,总以诚待人。如今一旦分派,就视若仇人,怒目相向,我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原来我认为是自己的一派,态度与敌对的一派毫无二致。我被公社“打倒”了,井冈山的人也争先恐后,落井下石。他们也派自己的红卫兵到我家来,押解我到属于井冈山的什么地方去审讯。他们是一丘之貉,难兄难弟。到了此时,我恍如大梦初觉,彻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

    最让我难以理解也难以忍受的是我的两个“及门弟子”。其中之一是贫下中农出身又是“烈属”的人,简直红得不能再红了。学习得并不怎样。我为了贯彻所谓“阶级路线”,硬是把他留下当了我的助教。还有一个同他像是“枣木球一对”的资质低劣,一直到毕业也没有进入梵文之门。他也是出身非常好的。为了“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我在课堂上给他吃偏饭,多向他提问。“可怜天下老师心”,到了此时,我成了“阶级报复”者。就是这两个在山(井冈山)上的人,把我揪去审讯,口出恶言,还在其次。他们竟动手动脚,拧我的耳朵。我真是哭笑不得,自己酿的苦酒只能自己喝,奈之何哉!这一位姓马的“烈属”屡次扬言:“不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金童玉女!”然而狐狸尾巴是不能够永远掩盖的。到了今天,这一位最理想的革命接班人,已经背叛了祖国,跑到欧洲的一个小国,当“白华”去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己吐出的吐沫最后还是落在自己脸上!我脑袋里还有不少封建思想,虽然我不相信“一日师徒,终身父子”这样的说法。但是对自己有恩无怨的老师,至少还应该有那么一点敬意吧!

    总之,我在思想感情中,也在实际上,完全陷入一条深沟之内,左右无路,后退不能,向前进又是刀山火海。我何去何从呢?

    一年多以来,我看够了斗争走资派的场面:语录盈耳,口号震天;拳打脚踢,耳光相间;谩骂凌辱,背曲腰弯;批斗完了,一声“滚蛋!”踢下斗台,汗流满面。到了此时,被批斗者往往是躺在地上,站不起来。我作为旁观者,胆战心颤。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现在岂但辱而已哉!早已超过了这个界限。我们中华古国,礼义之邦,竟有一些人沦落到这种程度,岂不大可哀哉!原来我还可以逍遥旁观,而今自己已成瓮中之鳖,阱中之兽,任人宰割,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了!何况还有别人都没有的装满半焚信件的篮子、一把菜刀和蒋介石的照片。我就是长出一万张嘴,也是说不清了,我已是“罪大恶极,罪在不赦”。但是要我承认“天王圣明,臣罪当诛”,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我知道,我的前途要比我看到的被批斗的走资派更无希望。血淋淋的斗争场面,摆在我眼前。我眼前一片漆黑……

    我何去何从呢?

    我必须做出抉择。

    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忍受一切,一是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个世界。第一条我是绝对办不到的;看来只有走第二条道路一途了。

    这是一个万分难做的决定。人们常说: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倘有万分之一的生机,一个人是决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况且还有一个紧箍咒:谁要走这一条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自绝于人民”。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手中还剩下惟一的一点权利,就是取掉自己的性命。如果这是“自绝于人民”的话,我就自绝于人民一下吧。一个人到了死都不怕的地步,还怕什么呢?“身后是非谁管得?”我眼睛一闭,让世人去说三道四吧。

    决定一旦做出,我的心情倒平静下来了,而且异常地平静,异常地清醒。

    我平静地、清醒地、科学地考虑实现这个决定的手段和步骤。我想了很多,我想得很细致,很具体,很周到,很全面。

    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北大自杀的教授和干部。第一个就是历史系教授汪某人。“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几天,革命小将大概找上门去,问了他若干问题,不知道是否动手动脚了。我猜想,这还不大可能。因为“造反”经验是逐步总结、完善起来的。折磨人的手段也是逐步“去粗取精”地“完善”起来的。我总的印象是,开始时“革命者”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开放,一般是比较温和的。然而我们这一位汪教授脸皮太薄,太遵守“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连温和的手段也不能忍受,服安眠药,离开人间了。他一死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某”的大标语,赫然贴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引起了极大震惊和震动。汪教授我是非常熟悉的。他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地下党,为人治学都是好的。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我实在不理解。但是我同情他。

    第二个我想到的人是中文系总支书记程某某。对他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是解放前夕地下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担任过北大学生会的主席。年纪虽不大,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杀了。他的罪名按逻辑推断应该是“走资派”,他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这个杠杠。他挨过批斗,六一八斗“鬼”时当过“鬼”,在校园里颈悬木牌劳动也有他的份。大概所有这些“待遇”他实在无法忍受,一时想不开,听说是带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敌敌畏,离家到了西山一个树林子里。恐怕是先喝了白酒,麻痹了一下自己的神智,然后再把敌敌畏灌下去,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我一想到他喝了毒药以后,胃内像火烧一般,一定是满地乱滚的情况,浑身就汗毛直竖,不寒而栗。

    我还想到了一些别的人,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道上去卧轨,身首异处而死。这都是听说的,没有亲眼见到。类似的事情还听到不少,人数太多,我无法一一想到了。每个人在自杀前,都会有极其剧烈的思想斗争,这是血淋淋的思想斗争,我无法想下去了。

    我的思绪在时间上又转了回去。我想到了很多年前的五十年代,当时有两位教授投未名湖自尽。湖水是并不深的。他们是怎样淹死的呢?现在想来,莫非是他们志在必死,在水深只达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头硬埋入水里生生地憋死的吗?差不多同时,一位哲学系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血流如注,无论怎样抢救也无济于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

    我的思绪在时间上更向后回转,一转转到了古代,我想到了屈原,他是投水死的。比屈原稍晚一点的是项羽,他是在四面楚歌声中自刎死的。对自刎这玩意儿我实在非常担心。一个人能有多大劲能把自己的首级砍下来呢?这比用手枪自杀原始得多了。我想,如果当年项羽有一把手枪的话,他决不会选择刀剑。

    我的思绪不但上下数千年,而且纵横几万里,我想到了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法西斯头子们。据说,他们自知罪恶多端,每个人都准备了一点氰化钾,必要时只要用牙齿一咬,便可以上天堂或入地狱了。德国化学工业名震寰宇,他们便把化学技术应用到自杀上,非其他国家所能望其项背。日本人则以剖腹自杀闻名于世,这是日本人的专利,没听说其他国家向日本学习的。不过这种方式一个人还实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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