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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齐家治国

时间:2015/7/23 12:09:42  点击:3689 次
    三八、从治国必齐其家说起

所谓治国必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

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我们研究《大学》,在前面已经提起大家的注意,到了修身齐家的阶段,是由“内明(圣)”的学养,转进为“外用(王)”的发挥。但必须更要了解,我们过去的历史文化,从孔子开始的儒家,乃至传承孔门心法的曾子、子思,甚至孟子,始终是禀承三千年来“宗法社会”的伦理传统,发扬人道的人本位思想。

 ■ 中国上古社会以“礼治”为主

大家庭的家族,便是人群社会的基本,犹如一个小国的雏形,而且它所注重的是礼治,而不是“法治”。“礼”是文化的教养,道德榜样的感化。“法”是人为建立适应时(间)空(间)环境的规矩,用来管理人的行为,使其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可起平衡利益、调整利害冲突的作用。殷、周以前,中国文化的政治指标是以礼治为主,法治仅是辅助礼治不足的偶尔作用。如果要研究讨论礼治和法治的比较,哪样才对?那可问题不简单,必须要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经济发展史等学科来综合研究。

我们现在提到礼治、法治的问题,只是要大家了解孔门儒家的传统学问的主旨所在,是以人本位的“人伦”之道出发,外及“为政”的原则原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道理,都不外于这个范围,它并不是讲政术、政法的运用法则。明白这个道理,才好去学习了解原本《大学》、《中庸》等书的精义所在。

同时,更要了解,由于传统文化以“宗法社会”的“家族”为主,从夏朝开始,由尧、舜以来的“公天下”,一变为“家天下”,到了周、秦以后,确立以一姓一家为代表的国家、天下,“大家长”号称“帝王”。这个制度习惯,一直运作了两千多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才与西方后期的民主等思想相结合。恰如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完全一致。但在我们的文化思想习惯的血液中,直到现在还存在着“宗法社会”帝王“大家庭”的阴影。

以我的经历来说,在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我还亲自碰到由来自田间的农民七八人,手执杏黄旗,身背大关刀,冲进成都“皇城”大殿,登上皇帝宝座自称“天子”。这不是演戏而是真人真事。在这个世纪当中,如军阀、政客、学人们,也还有不少如曹操所说,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思想呢!再说,距离现在七十多年前,有一位满清遗老亲口对我说:“你看吧!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了吗?他们不知道北伐成功,正好是政治南伐呢!”那时我还年轻,不懂就问。什么叫“政治南伐”啊?他说:“做官、玩法、贪赃、腐败、无能、争宠、争权,哪一样,都跟清朝以前的帝制时代,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外表不一样而已。而且他们还不像帝制时代有水平,那时还较为文雅多了!你父亲要你读书不做官,是对的。‘一代赃官九代牛’来偿还罪孽,可怕啊!”老实讲,他这一番话,我数十年来记忆犹新,世事几经反复,愈看愈不是滋味。这真如张问陶的诗所说:“一编青史太陈陈,上下千秋笑转轮。”将近一个世纪的革命,百年来的岁月,反反复复,依然如故,真的令人气结。

 ■ 谈“民主”要从自己身上做起

而且,更要明白,从西方后期文化的民主、自由思想东来,开始冲击中国的固有传统文化,渐渐又互相沟通了解而结合。你看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美式的民主选举作代表来说,当他们为了竞争登上国家领导人的宝座时,互相揭发缺点,甚至作人身攻击。对于他青年时代的学业成绩、男女恋情,甚至夫妇之间的嬉笑怒骂,都要拉上电视来讽刺。大家还公认,这才是真正民主的风范。诚然,好玩是好玩极了,但是世上真有多少人是白璧无瑕的圣贤啊!照这样说来,自三代以后,有才能而德行有缺点;有高尚的品德,恰恰又缺乏掀天揭地的才能;在才、德和学识三者之间,又要别有雄才大略的气魄,这样的人,恐怕只有向印象派画里去找了。而且,这是在要求别人是圣贤,不是在人人要求自己是圣贤啰!似乎有欠公平吧!但不管怎样说,现代西方美式的民主选举挑剔病,正如B型的流行感冒,风靡一时,归根结底,还不及我们传统文化中孔门学派的《大学》、《中庸》之道,说得更明白透辟呢!并且它不是要求他人,而是要人人能明白自己要达到的学养目标。“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要“诚心”地要求自己,虽然没有完全做到,也不太远了,总会达到目的。

那么,原本《大学》,关于“治国必齐其家”的原文怎样说呢?“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在这一节里,先要了解所说的“教”字,照传统文字学的解释,教者效也。这个字的内涵,便有教化、教育和效果的意思。因此,便知他所说的是人人要求自己的学养,发挥“外用(王)”,先要从齐家做起。而且更要了解这个“齐”字,在传统文字学的解释上,有平等、平衡、持平、肃静的内涵。

因为你从“成人”而进入“大学”的阶段,既已养成“致知、物格、诚意、正心、修身”的“内明(圣)”之学,自然也可以因“身教”而影响自己的家人,使他们能够了解作人处事的标准方向,而使整个家庭,安和利乐。假使对于亲如家人都不能达到教化、教育的影响效果,那么,你说进入社会,担任公职,或替别人做事业,反而能有教化、影响大家的效果,那是肯定不可能的事。所以说,一个真有学养成就的君子,即使不走出家门一步,他也能够对于整个的社会、国家,会起教化、教育影响的效果。

上面是根据《大学》原文,姑且试着来略加说明。但我现在犹如《礼记》上所说的:“猩猩能言,不离走兽。鹦鹉能言,不离飞禽。”我也是学话的鹦鹉而已。而且一边说,一边自己冒汗,心里发毛,惭愧之至。只有一句话:“我所不能也。”因此,我也常告诉一般学佛修道、或信任何宗教的朋友们说,请你先平实一点,不要老是说,我要学佛度众生、救世人。自己的家人,不是众生之一吗?也是世人吧!既不能影响家人,便说要度众生、救世人,可能吗?也许你能,我实在自惭不能。所以一辈子也不敢以师道自居,既不认为有学生,更不敢自认为是你们的老师了!

所以更要了解如《中庸》所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意义了。这是子思说明孔子所推崇宣扬的传统文化,是以尧、舜的道德教化作标准,以周文王、武王的接近道德的“宪章”制度作榜样。有关尧、舜的大略历史背景,前面已经提到过。现在,我们将对周文王的历史资料,先有一个认识,了解他是怎样影响“齐家、治国”的经过,就可明白孔门传统儒家所指的“治国、齐家”的榜样所在了!

 

三九、周室治国齐家的故事

姬周家族的来源,根据历史的资料,始于公元前二三五七年的时代,但我们并不是在研究远古史,姑不具论。现代所要取用的,是从商朝殷纣以后,有关周文王以及武王的兴起,建立了周室王朝约八百年的封建和中途的共和政权,奠定中国文化历史的传统根基,而且为孔子所赞扬为“郁郁乎文哉”周朝上辈的“家世”。它的兴起时代,约在公元前一三二〇年(同期,摩西率希伯来人出埃及,登西奈山受十诫,为犹太教的开始)。乃至从公元前一二五〇年之间,希伯来人征服巴勒斯坦故土,腓(腓 拼音:féi)尼基人开始殖民时代,恰是周室王朝上辈,历史上的著名贤王“古公亶(亶 拼音:dǎn)父”与季历(即周文王之父)先后同是百余年之间的事。直到公元前一一二三年间的周室王朝兴起的历史故事,这些都是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但我们只用一小片段来说明重点。

周室是尧、舜时代,为人民发展农业最有功的后稷(稷 拼音:jì)的后代。到了夏朝末代政治衰败,不重视农业的发展,因此后稷之子不窋(窋 拼音:zhú)失去了公职,就避世避地到了当时所谓文化非常落后的戎、狄之间,就是现代的甘肃弘化县一带。到了不窋的孙子公刘手里,他虽然在当时那文化落后的地方,仍然重新振兴祖传农业发展的精神,如记载所说:“备耕种,行地宜。”普及到了渭水之南,“取材用(开发农林经济),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徙 拼音:xǐ,迁移)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

再传八九代以后,到了古公亶父手里,也就是殷朝开始没落的前期。因他重兴祖先公刘的农业发展政策,所谓“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人民都拥戴他)”。但是,那时西北文化落后的戎、狄少数民族“薰育”,却来侵占攻打他的地盘,“欲得财物”。给了他以后,还不满足,又要再来进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

有民立君(有了人民群众,拥立一个君主),将以利之(那是因为这个君主,可以为人民谋福利)。今戎狄所为攻战(现在戎狄想来侵略我们的目的),以我地与民(是因为我们有了土地和人民群众)。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人民群众在我这里,和在他那里,只要生活得好,那有什么关系呢)?民欲以我故战(现在人民大众,想为了我的关系,愿意战斗),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战争是要死人的,为拥护我而战,那是为我而杀了别人的父兄子弟,然后,又自做大家的君主。我实在不忍心做这种事)。

因此,古公亶(亶 拼音:dǎn)父就悄悄地与近亲私属一群人,学他的远祖不窋一样,避地去了现代的陕西,重新定居在梁山西南的岐山之下。但被原来所有的人民群众知道了,大家就扶老携幼,离开戎狄而追到岐山来,照旧跟着他。而且附近的邻国,也久仰古公的仁义贤名,都来归附于他。因此,他只好开始传播文化,改革了戎狄的陋习和旧俗,建设城郭和屋室,划分地区,分配给人民群众来居住。同时又建立官制与职责,形成了一个“国家”的初步规模,所以历史称他是周朝的“大王”。

在这一节所讲的历史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东西两方历史文化的演变,往往有先后同出一辙的故事。古公亶父的东迁,和摩西的出走埃及,都是上古历史上最有意义、最有兴趣的事。但与后世所建立的民族国家的思想,就有很大的区别和不同的理念。这点必须要了解清楚,且待稍后再来研究讨论。现在,再来看一段历史记载: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仲雍)。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即周文王姬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和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 “三太”的母仪

古公有贤妃曰“太姜”,即季历等三兄弟之母。太姜有美色,而且性情贞静柔顺,并且极有智慧。教导诸子,至于成人,从来没有过失。古公谋事,必与太姜互相商量。随便古公要迁徙到什么地方,她都不辞劳怨,顺从追随。

季历即位,又娶有贤妃曰“太任”,史载,称其端庄诚一,德行无缺失。及有身孕,即自开始胎教,所谓“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因此而生文王。

文王又有贤妃,曰“太姒(姒 拼音:sì)”。《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列女传》称其“生十男,亲自教诲。自少及长,未尝见邪僻之事。文王继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周室由古公亶父到季历、文王三代,都有贤妃良母助兴周室。所以能形成姬周王室七八百年的宗室王朝,都是由其上辈“齐家、治国”的德育教化而来,并非偶然徒然地提三尺剑,一战功成而得的天下。因此,后世尊称别人的妻子叫“太太”,便是从周室有三位“太”字辈贤妻良母,母仪可风的典故而来,并非是随随便便的口头语。

 ■ 太伯推位让国的遗风

如要了解“齐家、治国”之道,兄弟之间“推位让国”的遗风余德,便须再看七百多年以后《史记》所载《吴太伯世家》的历史故事。

太伯和其弟仲雍两人,为了孝顺父亲古公亶父想立小弟季历为王的意愿,他两兄弟就出奔到当时所谓没有文化的落后地区荊蛮(就是现在的江苏、无锡、苏州一带),断发文身表示自甘隐遁没有用处,因此自号“句吴”(就是后来周武王分封为吴国的开始)。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兄弟先后相继五世。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封为诸侯。到了《春秋》时期,就有吴王寿梦崛起。寿梦生有四子,“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札 拼音:zhá)。季札贤,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攝行事当国”。大哥诸樊在除了父王寿梦的丧服以后,就要照父亲的遗愿,让位季札。季札又极力辞谢,并且“弃其室而耕(自愿下乡种田务农,做个平民)”。因此,大哥诸樊死后,就由其二弟余祭即位,他们兄弟的用意,仍然希望最后由季札来即位。余祭过后,就由其三弟余昧即位。余昧卒,大家仍要依照父兄的遗愿,要授位给小弟季札。季札推辞不掉,就躲开逃走了。季札在吴国的封地是延陵,因此后人便称他为“延陵季子”。因为季札的逃避王位,吴人不得已,才立余昧的儿子僚为吴王。历史上有名的专诸刺僚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阶段。这已是周室政权衰微没落,到了所谓春秋末期的时代了。

但季札在他二哥余祭当政的时候,曾经奉命出使去鲁国,因此顺路“请观周乐”,这也是历史文化上有名的故事。其实,是季札对周代以来文化历史演变的论评,极其精彩。

 ■ 周末第一文化大使---季札

可是更精彩的,是季札顺道访问齐、郑、卫、晋等诸侯各国,对于当时四国的名相、大政治家,都有精辟的建议和劝告,那些大智慧的名言,影响当时和后世,都很重要,因此要特别附带介绍。

季札去鲁,遂使齐。说晏(婴)平仲曰:子速纳邑与政(你快点把封邑和政权交出去)。无邑无政,乃免于难(你既然没有分封的采邑财产,又没有政权在手,就可以免了杀身之祸了)。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难未息也(齐国的政权,看来将要另会归属他家了。如果还没有得到另一归属,恐怕争夺政权的灾难,很难得到平息哩)。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

去齐,使于郑,见子产(郑国的贤相),如旧交(一见如故)。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太夸张自负了)。难将至矣,政必及子(恐怕马上会有政变,最后一定会要你出来执政)。子为政,慎以礼(你如当政,应该谨慎小心,注重文化道德的教化)。不然,郑国将败(如果不这样做,郑国恐怕就会垮)。

子产听了季子的忠告,果然成为当时郑国救亡图存的贤相。

去郑,适卫。说蘧(蘧 拼音:qú,姓)瑗(瑗 拼音:yuàn)(伯玉)、史狗、史鱼、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舍于宿(地名,河北濮阳[濮 拼音:pú,濮阳:地名,在中国河南省]县北部)。闻钟声,曰: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口头理论很多,实际政治道德太差),必加于戮(恐怕难免于残杀)。夫子(指晋臣孙文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可以畔乎(他孙先生既然已得罪了晋侯,所以避祸到这里。恐惧反省还来不及,岂可以另有图谋,要想反叛吗)?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殡,而可以乐乎(他孙先生避难到这里,好像燕子筑巢在布幔上,是很危险脆弱的。况且晋君新亡,还未出殡,怎么可以敲钟打鼓来作乐呢)!遂去之(因此,季子就不去晋国了)。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孙文子从旁人那里听到季札对自己的评语,在他的后半生,就始终不听音乐,表示惭愧和忏悔)。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家乎!(后来果如其言,韩、魏、赵三家分晋。)将去,谓叔向曰:吾子勉之(你要特别小心呵),君(晋侯)侈(太昏庸自负),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而且这许多的当权大臣都很富有实力。很快,晋国的政权,就要归到三家的手里了)。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难(你老兄是个忠直的人,必须预先做好准备,不要在这场政变灾难中做无谓的牺牲了)。

不但如此,季子在出使回吴的途中,再经过徐国还做了一件“挂剑徐君墓树”的千古佳话。《史记》: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冢 拼音:zhǒng,坟墓)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这就是季札的高尚情操,不因为朋友的死生变故,而自负初衷的心愿。对朋友的心知而不负心,更何况是对君臣父子兄弟之间。人生学问修养到此境界,算不算得上是一个真、善、美的完人呢?

有关吴太伯和季札推位让国的结论,太史公司马迁写了第一篇《吴太伯世家》,评语如下:

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吴太伯的德行,可说是高尚到了极点)!三以天下让(他一生三次把现成可以统治天下的权位推让出去),民无得而称焉(实在使人们欲赞无辞)!”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王于延陵季子的仁义之心),慕义无穷(使人无限的敬仰钦佩)。见微而知清浊(尤其对事理的观察,透彻微末,由某一点上就可分别清浊好坏)。呜呼!又何其闳(闳 拼音:hóng,宏大)览博物君子也(何以他能有如此的远见?因为他是一个深通人情物理,有真学问的君子啊)。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季札的生存时期,了知“乱世多贤”的历史事实。正当这个“春秋”末期的半个世纪之间,圣如孔子,以及孔门的诸多弟子,乃至晏子、子产、蘧(蘧 拼音:qú,姓)伯玉、延陵季子等辈诸大贤哲,都出生在这个时期,只是“贤者不在其位”,“能者不当其职”,但在文化史上,他们却留下不朽的立言功业,以及千古的流风余事,影响了中国后世两千年来的文化思想。

另外,在这个时期,可称为第二个成功的,而非职业性的外交大使,那便是子贡为救鲁国的国难,出使吴、越、晋之间的纵横外交。子贡和季札,应该都算是中国外交史上最成功的两种榜样。后来的苏秦、张仪,并不足以和季札、子贡二人相提并论了。

 ■ 孝、弟、慈的道理

我们为了深入研究《大学》所谓“治国必齐其家”的道理,花了不少时间,引用《周本纪》及《吴太伯世家》的相关资料,说明《大学》所讲“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的内涵。这也正是孔子“祖述尧舜”的公天下时期,以及从夏、商、周的家天下以后,治国必齐其家的主旨所在。现在我们采用历史事实来作引申说明,比较确切。然后,便顺理成章可以了解它的后文,所谓“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的道理。

有关这一篇孝、弟、慈三者的事实说明,我们只要回转上面,由周室初期,太伯、仲雍两兄弟,为了要真实做到“推位让国”,就不惜舍弃个人对父母的孝养,离家出走,逃隐荆蛮,断发文身,以示无用。正是如古人所说“移孝作忠”的事君之道。因为从私来讲,古公亶父是太伯、仲雍的父亲,他们父母子女之间,并无彼此失德不和之处。只是古公亶父正位居国君,从“天下为公”来说,太伯、仲雍兄弟,虽然身为人子,但身居臣位。他们既然明白了为父为君的明智意向,既不能避世,就只有避地、避人一个方法,才可以解脱“宗法社会”君臣父子之间的矛盾烦恼。所谓“知进退存亡之机,而不失其正者”,才能“知止而后有定”,然后做到“孝者,所以事君也”的实效。唐、宋以后的儒家们,特别提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论调,也许不完全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或者是把孝与忠的定义,只范围在一种小忠、小孝的个人人格圈圈以内!

同样,由前面所引用太伯、仲雍兄弟的故事,以及延陵季子的再三推让,逃避三位哥哥依次要传位给他的行为,便可说明“弟者,所以事长也”的道理。至于“慈者,所以使众也”的要点,我们只要真实理解古公亶父避居岐山以前所说的话“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以及“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便知其中的道理。正如《大学》接着引用《康诰》所说“如保赤子”并说明“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不过,讲到本文最后一句,我不免也要对曾子幽默一声说,曾子真是落后的古人。他没有看到二千余年以后的现在,和将来的时代,大多数都是“先学养子而后嫁”的呢!甚至还有专门教导未嫁而先养子的教育法。希望曾子再也不要叹息今不如古才好呢!

 ■ 推位让国与统一江山

我们讲到《大学》“治国先齐其家”一节,都有引用孔子再三推崇尧、舜和周文王祖先的话。在有意无意之间,更是赞叹周文王的大伯父吴太伯和二伯父仲雍几个人的“推位让国”的伟大行为。因此,引用史实,说明这是很了不起的千古典型。

但是,孔子的本意,是不是要后世的人都要效法吴太伯兄弟一样,一定要推位让国才算是真君子呢?可以说,不论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都没有明确地说出来。只是赞叹敬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已。

推位让国,是中国上古“公天下”或“家天下”的历史中,所表现出帝王体制时代的真民主,也是政治道德的最高品德。如果“高推圣境”,这是要求它在三代以上的政治情操,并不必过分强调在三代以后的作为。周、秦以后,如果都须依照古公亶父的“避地”,或是吴太伯、季札等先贤的“遁世无闷”,那么,秦、汉两代,早应归顺于匈奴;隋、唐初期,亦应早让给突厥或胡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的纷争,难道是无理取闹的局面吗?至于五代以后的宋朝和辽、金、元,以及明朝以后的“满汉”明辨,都变成是多余的纷扰啰?

其实,推位让国的最高理则,并非如此。它的主旨,只是局限在“齐家”范围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礼让行为,并非是加于领导有国者的大君主,或大领导统治者的要求。我们只要冷静读一读历史,从秦、汉以后,直到明、清,几乎所有“家天下”的帝王家庭,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为了争夺权位而互相残杀,甚至因此而亡国亡家的,岂可胜数。

到了现代,这种推位让国的精神和真修养,倘使用在真正民主政治,和真正民选的政治团体,或是大企业集团的大老板们,倒是成为至高无上的个人为政品德了!

如果是一统大国的领导理念,那么,又须另行参读司马迁论说唐尧、虞舜三代以上的王道德治,和秦、汉以后的一统江山,都不是草草匆匆,随随便便的事。实在值得一读,并且须要慎思明辨,就大有助益之处。如云: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

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

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前面说到唐虞传天下之难(人),再说到秦“盖之一统天下,若斯之难也”(事)。但刘邦之天下,自认马上得之,但未必能马上治之。所以上古之时,用“道”、“德”来理天下,战国以后,历代帝王以“霸”和“术”来治天下或争天下。所谓“霸”就是武力和权威,而“术”就是方法、手段。如果以“明明德”、“亲民”为出发点,那就可以成为历史上的“民君”了,正如西方马丁·路德所说的,不择手段,以达到最高道德目的。但说起来简单,古往今来,做到的又有几人呢?所以玩弄手段、自欺欺人毕竟是很危险的。

刘邦以一无赖子得天下,长期的楚汉相争,称帝时已快六十岁,到了暮气沉沉的时候,加之本人不学无术,也就没什么作为了。但是刘家出了两个不错的子孙---文、景二帝,他们从小所处的环境及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变成了一代守成之主,为汉朝厚植了国力基础。所以才有武帝的崛起,用了两代的积蓄,屡伐匈奴,一洗汉朝六十年来的屈辱外交;并解决秦汉以来的边疆问题,灭南越,伐朝鲜,奠定了中国初期的版图。这就是历史上造成所谓“汉唐盛世”之一的汉武帝刘彻。

武帝本身是一个既迷信而又任性的人,关于迷信的部分,司马迁在《孝武本纪》中一开始就说:“尤好鬼神之祀(祀 拼音:sì,祭)”,接下来用了大半的文字,叙说武帝的求仙等等,所以文遗山才有“神仙不到秋风客”之句了。其余如尊儒术、通西域、征大宛等,无一不是自大任性所造成的。惟因如此,才有汉朝的盛世;也因如此,才种下了西汉没落的初因。真正谈历史的人,还必须深入研究,自有启发之处,这才真正是《大学》一书最好的旁证。

 

四十、治国当家的原则

曾子著《大学》,秉承孔子遗教,从夏、商、周以后,以“宗法社会”的“家天下”为主,由“治国必齐其家”为中心,特别引用周室王朝时代《康诰》中“如保赤子”的一句,作为执政治国者的目标和信条,告诫执政者的内明存心,必须对于全国的人民,确切具有“如保赤子”的仁慈之念,不可徒有口号而自欺欺人。但是历来秉国执政者的领导人,或者被才能和德性所限,或是被当时的社会环境条件所牵掣,是否具有这种存心,甚至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也是势所难免的事。因此曾子便提出“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的名言,作为勉励之辞。

 ■ 自知与知人

然后他便提出作为秉国执政者,或是身负任何社会团体的主管,以及身任地方政府的领导者,必须要有“知人之智”、“自知之明”的道德原则。而且这个大原则,并没有时代的局限性,更不是任何政治主义,或是唯物、唯心等思想逻辑,乃至人治或法治的治理方法,以及帝王政体、民主政体等理念。这就是《大学》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戾 拼音:lì,暴恶),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偾 拼音:fèn,偾事:搞坏事情),一人定国”的道理。

假如我们用曾子所说这几句名言作历史论文的题目,就只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立论,几乎可以分别开来,各写一部一两百万言的专著或小说。

现在我们姑且简单从秦、汉以后说起。汉朝自汉文帝倡导节俭,一二十年之间,就使社会富有丰裕,从此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成为历史上所推崇的文景时代。因此,到了汉武帝手里,才能发挥汉室雄威,开疆辟土。

接着,由汉宣帝的以儒、道、法并用,整顿吏治,实行他刘家天下的王道和霸道并存理想,才形成了汉室前期的大汉规模。

到了汉元帝以后,就开始根植了王莽一流的儒生政治风气,所谓:“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一言偾事”,“其机如此”。

在中国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上,比较值得称道,能够做到齐家治国的榜样,以我个人肤浅的认定,大概算来,只有东汉中兴之主的光武帝刘秀一人。而且他本身虽然来自田间,但也是从儒学出身,对于《诗经》的文化教育,更有心得。至于他的文章简练,虽然只有短短几篇诏书,便已足以启发东汉以后汉文的先声。

东汉末期,魏、蜀、吴三国分立,但是曹操父子富于哲学性的文学才华,开启了建安七子的文采风流,影响后世很大。曹孟德的称王称帝事功,哪里比得上他在中国文坛上的千秋价值呢!因此,而有魏、晋初期老、庄、易学“三玄”的兴起。青年士子,如王弼(弼 拼音:bì)注《老子》,郭象注《庄子》,好坏不说,但不能不说都是受曹家父子深富哲学性的文学影响而来。

再说,历史上的“以孝道治天下”的宣传口号,很奇怪,恰恰是历史政治最糟糕一代的晋朝的高调。

至于南北朝时代的宋、齐、梁、陈,乃至隋朝和初唐之际的文学,柔靡婉丽,就像南北朝的历史形态一样,犹如“东风无力百花残”的败局,实在零乱不堪。然而,它的风流潇洒风气,却影响了唐朝开国一代名王李世民。

中国的历史,我们自己对过去最值得称道的就是汉、唐。但是,李唐建国,为什么一开始就能有他的独特风格呢?那便不得不归功于唐太宗李世民一人。所谓唐诗、书法,甚至唐朝初期一代才子形成的政治风气,也都是受唐太宗的影响而来。从中国的书法来讲,初唐时期的虞世南,甚至稍后的颜真卿、柳公权、裴(裴 拼音:péi,姓)休等人,都超不过李世民本人的韵味。何况他的诗及文章,也是南朝六代以来的第一人。因此才有唐代的文学,照耀古今。这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结果。同时,因为他喜好哲学,钻研佛理,才使中国的禅宗,在盛唐以后崛起,影响了日本,而且普及到东南亚各国。直到现在,仍为世人所揣摩猜测,摸不着边际,正如雪窦禅师所谓:

 潦倒云门泛铁船,江南江北竞头看。

 可怜多少垂钩者,随例茫茫失钓竿。

唐末五代之乱的后期,就出现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赵宋王朝。但很遗憾,就是开国之初的宋太祖赵匡胤(胤 拼音:yìn)和宋太宗赵匡义两兄弟,却是爱好文事的军人而兼学者的人物。尤其是宋太宗赵匡义更为特别,在他带兵作战的一二十年间。虽在马上行军,还是手不释卷读书不倦。因此而养成“守文弱主”的格局。致使南北宋赵家三百年的中国天下,始终是和辽、金、元并存共治。等于在历史上,重新出现一个南北朝的时代,并不能算是真正的江山一统,故无法与汉、唐两代并美争辉。可是在南北宋三百年之间的朝廷政府,重视文人学者,礼遇宰相,尊重儒林、道学的风气超越古今。因此而有“五大儒”,如周濂(濂 拼音:lián)溪、张横渠、程颐、程颢(颢 拼音:hào)乃至朱熹(熹 拼音:xī)等人的出现,形成宋儒特有的“理学”,与佛、道两家,互争胜场。然而始终难免三百年来,赵家所有的职业皇帝,照例都是“守文弱主”的遗风,造成年年纳贡、岁岁捐输北国的奇耻大辱。这可不能误解是“一家让,一国兴让”的明训。宋儒们虽然拼命讲《大学》、《中庸》,实在都没有教导养成“一人定国”的历史成果,应该是难免愧对先圣先贤吧!

接着而来,便是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统治了中国将近百年的局面。当时蒙古族缺乏文化水平,特别信奉边疆少数民族所崇拜的喇嘛教,使元朝八十年间的政治,完全是与喇嘛和番、胡人等共治中国,使唐、宋以来的儒、佛、道三家文化的基础,几乎完全为之伤残殆尽,黯然失色。

 ■ 出使西藏的禅宗大师

好在很快也就出了一个和尚皇帝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政权,使蒙古族归还本位,返回他们的草原大自然之中。因为朱元璋,曾经为了生活无着而做过和尚,因此他对宗教,尤其是佛教,到底不太外行。所以在他建立明朝,登位做皇帝的初期,对于东南亚信仰佛教等地区,以及西藏只派了一个禅宗大师的和尚出使“番邦”,协调西藏,就此便使西陲相安无事,甘心臣服。永乐帝即位,用老办法,敕封(敕 拼音:chì。敕封:帝王的诏书、命令)哈立麻喇嘛为“大宝法王”,也就相安无事了。有关西藏现存密教中的“大手印”与“大圆满”等法门,都与宋、元、明时期输进禅宗佛法,息息相关不可或分。不过,这个奥秘实在“只可和智者道,难与愚痴者言”。佛曰:“不可说!不可说!”其然乎?其不然乎!

有问:明初朱元璋所派安抚西番的和尚大使是谁?在历史上并没有明确记载,请顺便一讲。

答:中国过去的历史,都是自称为儒家的大学者所编纂。他们都是戴上有色眼镜,凡是碰到佛、道两家或不懂的事,就毫不客气地删除。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正为此故。

明初在洪武三年、四年之间,朱元璋特别请金陵(南京)天界寺觉源慧昙(昙 拼音:tán)禅师出使安抚西藏,禅师原籍浙江台州人,俗姓杨,十六岁出家为僧,在杭州中天竺(竺 拼音:zhú)寺笑隐大欣和尚处参禅悟道。悟后便说:“只为分明极,翻令所得迟。”笑隐问道:“汝见何道理?”他便展开两手说:“不值半文钱。”他在西藏期间,极受尊重,后来便圆寂(死)于西藏。朱元璋很难过,请宗泐(泐 拼音:lè)禅师等,收奉慧昙禅师留在天界寺中的衣钵,建塔在雨花台的左边以表崇敬。宗泐禅师,也是朱皇帝所最钦敬的和尚禅师之一,曾经要他还俗做官,禅师不肯。后来因为涉及宰相胡惟庸一案,被朱元璋贬遣到他的故乡凤阳修建佛寺三年。可是朱皇帝有了疑问,就很想他。因此,有诗送他说:“泐翁去此问谁禅,朝夕常思在目前。”又召他回转南京,再住天界寺。

但从朱元璋和永乐以后,明朝三百年的天下,所有朱家王朝后代的职业皇帝,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人君。而且大多都如他的祖先朱皇帝一样,内在有极恐惧的自卑感,因此轻视儒生侮辱臣僚,使朱明一代三百年来的政权,操纵在那些不男不女的太监手里。正如《大学》所说:“一人贪戾,一国作乱”,极其可悲。我有时读《宋史》的感受,大有如北宋初期名相晏殊的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味道。当我读《明史》的感受,就完全不同,好像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味道。赵宋和朱明两家的天下,同有三百年的执政时期,收场几乎都很可悲。李闯王进到北京,看到崇祯吊死煤山,很感叹地说:“君非亡国之君,而臣皆亡国之臣也。”但也有人说,这是崇祯在临死前的自语。不论此话是谁讲的,实在不是公平的论断,只是推过于人的遁辞而已!朱明一代的王朝,虽没有一个出色的人君,可是却是江山一统的中国。至于赵宋一代,尤其在北宋初期,在文事政治方面,君臣都有可观可法之处,只不过仅是半统山河的局面,比之明朝不免大有逊色。

明朝后期,满族兴起于东北。这个时期,以现在惯用公元来计算,已是十六世纪后期到十七世纪的中期阶段。如果不谈三百年前“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但从大中华文化的华夏文明来讲,正如民国初年开始,早已了解汉、满、蒙、回、藏,乃至许多的少数民族等,在五千年前,由黄帝轩辕前后时期,寻根究底,原本算是一家。

不过,在十六世纪时期,满族在东北仍属少数民族的一系。但满族在东北建国的初期,虽然是“草昧初创”、“利建侯”的阶段,而在有形无形之中,也早已吸收中原的文化,只是水平不高,还在学习适应的阶段而已。

到了明朝垂危的最后时期,正好碰上吴三桂妄想利用满清武力,反击李闯,才使皇太极的孤儿寡妇,率领十来万八旗子弟,俨然像煞正义之师,轻轻易易进入山海关坐取北京,从此便统治了四亿人口的中国又将近三百年的天下。这个历史镜头,使人想起唐人的诗句,真是“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的写照。如果用《史记》的笔法,便可说:“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奇怪的是“时无英雄,徒使孺子成名”而已!

因此而使明末遗老们,不甘心满族少数民族的统治,高呼“华夷之辨”、“满汉之分”,倡导民族主义,始终与满清两百余年来的政权,或明或暗反抗斗争到底。直到孙中山先生崛起鼓吹革命,奔走海内外,终于赢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才推翻了满清政权,然后提倡“五族共和”,重新建立大中华民族的故国。

其实,初期满清的入主中国,实在是“乘时而兴”机会给予的时代幸运,并非是满族的文治武功,另有特别高明之处。至于后来所谓的“八旗雄风”,甚至被人们最痛恨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劣迹,都还不是依史论史的关键所在。

 ■ 从清朝得到的历史教训

我们如果要认真吸收历史的教训和经验,“鉴往而知来”,那就要:

一、应该要切实明白中国两三千年的内忧外患,重点都是起于边疆的边政、边防问题。以中国的地理立论,由西到东,所谓满、蒙、西域、番藏等问题,在历史的时间、空间上,一直存在三千多年,直到现在,其中包括文化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更是核心。至于由北到南,在海疆问题的海防上,也是极其重要,但须另作专论。元朝的蒙古族和明末的满清入关,都是中国三千多年来的历史对于治理边疆问题上的败笔,希望后之来者,再也不要重蹈覆辙。

二、有关满清入关的战略问题,实在是过去历史上的创举。如果真要研究满族在关外东北崛起的初期,就是满族对蒙古各旗的征服,的确并不简单。到了入关之后,若说满族是用武力统一中国,那是根本文不对题。满清的统一中国,所用武力,完全是一种代理战争的战略,八旗兵力只是作为指挥监督的作用而已。明白地说,满清是利用蒙古兵和汉族人本身来作代理战争,他自坐观其成唾手而得地统一了中国。如洪承畴和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三藩”,都是汉人汉兵,正如后人在崖山的吊古诗所谓“镌(镌 拼音:juān)功巨石张洪范,不是胡儿是汉儿”,同出一辙。

三、满清入关前后,他们的领导上层,初期所吸收的文化,是受《三国演义》和老子《道德经》的影响最大,并未认真接受儒家的思想(《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在日本如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幕府,也都受它影响最大,罗贯中先生真亦足以千秋矣)。可是到了入关之后,由顺治开始,到康熙、雍正、乾隆三四代一百多年之间,都是受佛学禅宗、律宗的影响,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但却为一般治历史学者所忽略、轻视过去了。如果用严格的比喻来说,大家都知道,西汉的“文景之治”,是重用黄(帝)、老(子)的道家文化思想。后世称它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那么,满清在康、雍、乾三代,是“内用禅佛”、“外示儒家”。这是绝对正确的事实,如假包换。只可惜后世一般人,对禅佛之学太过生疏,反而不能学以贯通,自被成见所瞒了。

假定,你能明白前面所讲的要点以后,你就可以了解在满清初期一百多年,甚至与后来百余年来,他们并没有像汉、唐、明朝各代所谓历史上最头痛的外戚、女祸、宦官、藩镇等祸国殃民的大乱出现,岂是偶然的幸运吗?当然不能以他最后末代的慈禧、李莲英,或者,拿过去历来的“反清复明”,有意尽量描黑的“清朝宫闱内幕”等小说来讲,那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而且最重要的,我们只要反证历史,由汉、唐以来的中国,所谓幅员之广,版图之大,收内外蒙古、西域新疆等于一统山河,全形如秋海棠叶的中国地图,便是这个时期的杰作。这总可算是功高一等,超越历代吧!同时,由康熙开始,亦收亦放,似紧又松地漫天散布法网,留给雍正即位,再来收紧网罗,整顿吏治、财政,奠定后来乾隆以来将近百年的承平岁月,使全国上下的百姓和知识分子,都醉心在文章华丽、词赋风流、功名境界之中。因此而有享受乾、嘉时代的青年士子们所谓“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的幽默话。乾隆也志得意满地自作御制春联,唱“乾坤春浩荡,文治日光华”的高调,这似乎也不是大吹牛皮,过分夸大。只是他却忘了,能做到这样的成果,都是受之于父祖的余荫而来,并非完全是他一手所造成的大功德。但是历史和人生,毕竟超越不过因果的定律,两百多年后的满族,仍然是由孤儿寡妇,挟着皮包,坐上马车,黯然出关而去,可怜的只是末代皇帝溥仪,不过,他的故事,现代大家都知道,就不必画蛇添足了!

接着而来,我们如果讲现代史,那就比研究“二十五史”更为麻烦。现代史必须要从清朝乾嘉时期开始追溯前因。同时又须和西洋的文化史搭配起来研究,由十五世纪以后西方文明的演变,以及十七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航海、工商、科技、政治、经济等等的革命性文明,如何逐渐影响东方和中国,搭配起来。直到现在,东西文化虽还未完全融化结合为一体,但已有整合全体“人类文化”的趋势,以便迎接未来“太空文明”的到临。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学为政,切不可目光如豆,掉以轻心,只当这些是狂妄幻想的妄语而已!

问:但是,我们现在为了讲《大学》的“治国必齐其家”一节,而且只在研究“一家仁,一家让”的影响,和“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一言偾事,一人定国”的小段,为什么却乱七八糟地引出历史来“讲古”,又没有把历史的真实经过和每一小段话一一对证说明呢?

答:实在是为了时间和精力的有限,只能提纲挈领地说一点能够作为启发性的作用。至于“闻一而知二三”,可以自启“虑而后能得”的效果,那就全在诸君的慧力了!至于说,为什么当在过去“家天下”的帝王体制时代,大讲其“治国必先齐家”的道理,忽然使我想起在隋末的时候,当李世民规劝、怂恿他父亲李渊起义造反,李渊最后被时势所迫,不得已地对儿子李世民说:“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自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由于李世民的建议,才有李唐一代三百余年的天下。这是“一言偾事,一人定国”的样板,也是“一人贪戾,一国作乱”的反面对照。至于李唐家族有关“治国齐家”的功过得失,其中因果,姑且置而不说,以后可以专论。

其实,不管是封建的帝王时代,或开明的民主时代,不论是为治国、为家族或社团,即如任何一个人,要立志做工商业,或其他的事业,也随时可能会有“破家亡躯”的危险,同时也有“化小家庭而利邦国”的可能。所以对于“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以及“一言偾事,一人定国”的原则修养,就不能不深加体会。“贪戾”一句,是一个人心志发展的“行为”的阴暗面,“贪”字所包括的心理、行为作用,大小、明暗的无所不有,一时阐述不完,将来或专讲“心性”、“内明”之学时再说。“偾事”一句,是指一个人在言语上最需谨慎的关键。在这里必须要作补充的说明,因为这两样心行,在历史上,及现实人生的经历上,事例太多,希望大家有所会心,便可明白“知止而后有定”的功用对于自反自省的重要,便会后福无量了!

 

四一、法治与治法

下文所讲的,就是说明“治国安邦”有关为政的“法治”和“人治”的共通要旨。曾子就引用上古史的经验来作说明,如说:

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

这是很浅显的古文,等于白活,我们不必另加发挥,大家一读就会明白。下文接着,便说:

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这是说明治国的要旨,无论是过去的君主体制时代,或是后世的民主体制时代,其政治和法令,都必须先从自己本身和家人开始体会设想,怎样领导人民,怎样制定法令,必须完全适合于人情物理,才能行得通。假定所领导的办法和所制定的法令,使用在自己本身,或自己的家人,都觉得无法忍受,无法宽恕。那么,便要求别人或下属人民来遵守,那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说“治国在齐其家”,便是这个道理,读来并不难理解。

 ■ 为什么“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

但是,如果拿来对照现实的世间,我读它读了六七十年,还是不能理解。原因是什么呢?例如我们读历史,当然也包括外国史,以过去的经验来说,不论是哪一国或哪一种族的人民,他们当时在很长远的一段年代里,为什么就能够忍受那种暴政,一直要等到“人亡政息”,才有所反弹起而改革?就像前文所说,“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到底是为了什么?现代史上如意大利当时兴起的墨索里尼与德国的希特勒“法西斯”,我们都是亲身耳闻目睹的事实。但当时多少人为之疯狂倾倒,多少人为之顶礼膜拜?甚至还留给现世的后人,在憧憬欣羡,乃至私自摹仿(摹 拼音:mó。摹仿:仿效,照着样子做),这又是为了什么?可以说“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阅世愈久、涉世愈深,才完全明白这是一个人性哲学上的大问题,不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所能彻底明白的问题。如要从社会科学讲起,最后回归到“哲学的科学”问题上去,多少年、多少字也讲说不完,我就不必自找麻烦了,自然会有将来的贤者去阐述明白。

话说回来,我们在前面,是在讨论过去在“家天下”帝王制度的各个时代里,即使如《大学》所说,“其所令,反其所好”,而人们却依然服从忍受,好像也是很难理解的事。其实,不只是过去的历史是如此,即使在十七世纪以后,由欧洲开始,二百多年来高唱“民主”和“人(民)权”的西方国家,甚至如现在的美国,他们自己认为是世界上最民主、最有人(民)权的国家。事实上,就存在着有许多法令,多是反其人民的所好。但是,人们依然在遵守流行,并未完全改正过来使其完善。仔细看来,古今中外善恶美丑的事实都是一样,只是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人们,把善恶美丑的外形,粉饰打扮得各有不同而已。

当我在美国居留做过客的两三年之时间,审慎观察研究他们的各阶层社会,人们最厌恶的便是律师。其次,最恐惧的是医生和医药。号称为世界民主、文明的美国,也难免如老子所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社会。他们的法令也多如牛毛,各州的立法,有的和联邦法律有所不同难免抵触。法官们对于法律的解释,有时候也犯了如中国历代酷吏一样的错误,“周纳罗织”,入人于罪的也不少。因此,作为律师的一行,就有不少懂得钻法律的漏洞,犹如中国明、清时代的一些刁钻师爷或恶讼师一样,也会使打官司的当事人,弄得家破人亡的事确也并不太少。尤其有关税法方面,追缴、追补的多,逃税、漏税的也很公开普遍。这也就是美国式的民主“人(民)权”一面的热闹事。点到为止,也是一言难尽。

有关于美国医学界方面的“法令”,也是不堪领教。医生、医药的费用,昂贵得很难想象。等候排时间治疗,有时超过一两个月,可以拖死病人,也很平常。他们间接在压榨病人的费用,实际上是把持医药法令,直接在敲政府卫生部门,尤其保险公司的竹杠。如是私人出钱,向医生、医院求治,那就“贵不可言”了!但无论是间接或直接地要钱,其实,就是攫(攫 拼音:jué,抓取)取人民社会的财富而归于己有。但他们是“于法有据”,习以为常,不认为早已根本违犯医德和医药对于人类救苦救难的基本原则了。

如照我在过去中国几十年前,亲眼看到那个古老的农村社会,现在人所谓的封建社会的医生和药店,几乎和现代西方或美国的医生、药店完全相反。医生如果太摆架子,拖延时间去看病人,当场会为病家及大众所咒骂。药店在过新年的正月初一,绝对不可关门,而且也不许关门,那是千多年来的风俗习惯。不论半夜三更,正月初一或除夕,请医生看病,或到药店买药,绝对没有推迟拖延的行为,不然就会被社会群众所唾弃的。至于民间社会,不论妇女村农,懂得几个祖传偏方或治病方法,给人方便治疗,得到一般老百姓的爱戴,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或药不对症,庸医杀人,不免有之,但到底是少之又少。决不像美国式的“民主”法令,以保障人命做借口,随便指为“无照医生”,就绳之于法。我在美国,也随时看到有些病人,明明是被他们医药错误,但也绝对不敢施之援手,甚至也不敢多说,稍一不慎,就会触犯他们的法令,不堪设想。国际间能把新旧中外医药一例公费,减少人民负担的国家,据我所知,只有在八十年代前的中国,已经做到,虽然并未完善。那也确是当时历史上一个难能可贵的善政了。

总之,我们只是略举美国式的民主“人(民)权”有关法治的一些表面皮毛现象,说明“其所令,反其所好”而人民依然服从也是常事。只是一般来自外国,久居其邦,或为侨民的人们,始终在心理上,存有主、客之别,潜在意识的客气,并没有完全深入观察,就不觉得他们民主、法治的社会,仍然还有许多太不文明的阴暗面,不要只见其“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了!不过,他们到底是历史文化年轻的国家,像一般人群中的青年人一样,容易犯有自傲自满、轻视一切的习气。但也确有“知过必改,善莫大焉”的好处,倒很希望他们真能产生一个雄才大略的领导人,和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相互合作,共同为人类谋福祉。

讲到这里,让我穿插一则往事。在一九八五年的冬天,我到美国还不到四个月,有一位担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级的人,经过朋友介绍特来访问。在闲谈的时候,他问我对于美国的观感,我说,我刚来贵国,差不多每天都在找房子,由最便宜的十万美元一幢房屋看起,到达两百多万美元一幢的,大约看了大小两百多幢房屋,都需要登堂入室看个究竟;同时也和社会福利的社团有所交往,很忙,没有了解清楚。但他就从这个问题上,再三追问。我就很随便对他说,据我的初步观察所了解,现在的贵国,只有三句活:“最富有的国家、最贫穷的社会,也是世界上负债最大的国家。”但你们不怕,因为国力很强啊!他听完了我的活,特别站起来和我握手说,你说得真透彻,你的观察力太敏锐了!我们很想你能留在美国。我说,请不要见怪,我是随便说说,不足为凭。我原是过客,到了贵国,能得合法的居留,安心暂住一时,已很感谢盛情了!我欢迎你常来我家做客,喝中国茶、吃中国菜,也是一乐也。于是,彼此相互欢笑而散。

 ■ 制定法令的基本原则

我们再回转到《大学》本节中所提,有关建立和颁布法令的基本原则,所谓:

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诸”字古代是通“于”字用)

这是说,从事政治的当权者或立法者,当你要发布命令,或建立法制的时候,不要忘了自己也是一个最基层的平民群众,也是对象的当事人。只是现在立场不同,处境不一样而已。如果要是我自己接受这个命令,是不是可以做得到、行得通呢?假定人人是我,如果在我自己的心中,也是有所碍难,也是很不妥当的,那就不能随便下令或立法而要求别人遵守了。不过,这几句活的内涵很广也很重要,它是有关法律和政令的法理问题,也就是法律学的哲学问题。人类的社会原本无法,“法由人造”,“令自人兴”。以传统的文化历史来说,三代到西周的时期,姑且统归在礼治的社会。所谓礼治的精神,首先的原则,注重在教化。因为那个时期,文化知识教育,只属于官府和士大夫所有,教育并不普及。平常的人们,客气一点都叫作“庶民”,不客气一点,都算是愚氓,用俗话来讲,也叫作“细民”。“细”字,就是小的意思。“细人”就是小人。如要研究这个字的读音,应该照客家话、广东话来发音,就合于古音了。那么,所谓“庶民”,便是“细民”的变音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礼治,不但在于要求上层阶级的士大夫们,同时也是要教化一般的庶民。所谓“不教而诛之”,则过在士大大们所从政当权的官府,并不完全重责于庶民,这是礼治文化最重要的精神所在。

到了东周以后,姑且以秦始皇上辈秦襄公时代作代表,来划定界线,从商鞅变法开始,才使主张法治的法家之学,崭然露其锋芒。因此,到了秦始皇建立帝王政权,专门注重法治,法令严密。才有历史上所称秦法綦(綦 拼音:qí,极,很)严的说法。但帝王政体的法治,只是对皇帝以下的上下一切人等来说;独有皇帝本身,自有特权,不受他自己所制定颁布的法律所管。皇帝是“出言为经”、“吐语为法”的一个怪东西。所以秦、汉以后的许多帝王,本来都是前朝依法所称的盗贼或叛臣出身,一旦取得天下,登上宝座以后,便自又颁定法令,依法管理臣民了。早在春秋末期的庄子,就说过这样的话:“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出焉。”而在唐代的历史上,记载着开国功臣徐(李)世勣的自白,用庄子这几句名言做注解,便很恰当,也另具有双向的内涵。徐世勣说:

我年十三时为亡(亡 拼音:wú,古同“无”,没有)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惬 拼音:qiè,满足,畅快)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阵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

千古英雄,大都不外于此例,只是徐世勣肯说坦白话,仍然不失其英雄本色。如从法律的观点来判决他的罪刑,我们也许可以说徐世勣在十三岁时,是一个失去教养的无赖儿童,随便就犯杀人罪。十四五岁有所改变,但碰到对他不合理的人,因气愤才动手杀人。十七八岁,改邪归正,除非在战场上,才杀敌人。二十岁正式参军,因功封为大将,却是用兵来救人了。他在十三岁到十四岁时期,年少失学,岂无被杀者有关原告提出告诉,于法无据,家庭社会自应负责。今又自首坦承改过从新,依例(判例)不问。他自十七八到二十岁时,参加起义有功被封为大将,临阵杀敌功在“党国”,应稽核其屡次累积战功,依法加封“英国公”,以褒忠荩(荩 拼音:jìn。忠荩:忠诚之臣)。此判!

汉代建国初期,大都只注意刘邦初入咸阳,还军灞(灞 拼音:bà)上,悉召父老豪杰谓曰:“父老苦苛秦法久矣。遂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

这只是刘邦在天下未定,收买人心的战略作为上的措施,并非是正式建立刘汉的皇权以后,都是用当时的约法三章来治理天下国家的。汉代建国以后,初期所用的法律,还是因袭“秦法”,但取其便民利国者,稍加修整而已。如汉初的开国丞相萧何、曹参,都是原在秦代的县级单位担任官吏、师爷,他们也都是从小学习秦法,并有从政执法的经验,也可勉强地说,都是法家出身,并非齐鲁儒生一样讲究诗礼,他们都是法家的门徒。

到了汉文帝即位以后,重视人身,对于原有刑法上的残酷有所不忍,下令加以裁减修正,因此,就贏得历史上万古留芳,有“汉文除肉刑”的德政盛名。但在他儿子汉景帝即位以后,对他父亲皇帝的宽大政策,发现流弊,又稍加收紧,重视法治,这就使后来的历史,虽然赞美“文景之治”,但对汉景帝,便要加上一个“严酷”的微辞了。跟着而来的汉武帝也很注重法治,例如有关李陵败降匈奴一案,司马迁旁观不平,稍为辩解,武帝一怒,便被降罪而受腐刑(阉割了男性生殖器),你说这有多么冤枉。而且可见,汉法之严,并没有比秦法好过多少啊!所以汉宣帝便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是真话。注重法治的管理,便是霸道的效用。王道的礼治和道家的“慈俭”,固然是应时良药温和清勤,有时的确难以治愈重病或急症。

我们如要了解历代传统的法令、法律,大多已经不可考。但《唐律》、《明律》和《大清律例》,并未散失,我觉得很值得研究,也只有从这些文献下手,才可以从它的反面,知道当时社会有关的各种情况,怎么可以只向“法律”本科一面去看呢!但自本世纪以来,我们为了推翻几千年来帝王专制的政体,便向西方文化中学习西洋的法律,初期引进,和日本差不多,是学习欧洲的“大陆法系”为主,稍有参考以英国为首的“海洋法系”的精神。至于如埃及、印度、阿拉伯、罗马、巴比伦、犹太、波斯、希腊等法系,只当作学术上的事,并不实际采用,而且也完全不顾我国传统法系优劣好坏的精神。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演变,还是相当紊乱,一言难尽。总之,直到这个世纪的末期,对于法制、政体等等,可以说也是一个阴晴未定的局面。思之!思之!未免神伤!

对不起,因为讲到法令问题,便引起一些有关法令的感慨。惟恐牵涉太广,离题太远,便只能如蜻蜓点水一样,略微一提,就此煞住。不然,又便成为“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愈飞愈远,不知说到哪里去了!

 ■ 多做好事才是真修行、真学问

我想,另用一个简捷的方法,来说明“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的道理。大家知道,许多人都很谦虚客气,叫我一声老师,其实,我哪里够得上可为人师的资格。有一次,一位在乡村担任多年警察的人来看我,谈到执行勤务的苦处,他便说:“老师啊!我很想提早退休,能在你身边做事,随便打扫清洁,端茶送饭都可以。”我说:“你是一个诚实君子,多担待一些烦恼苦痛,为地方社会老百姓做点好事,才是真修行,才是真学问。”

因此,他就谈到由台湾当局各部门向下发布命令,一层一层来个“等因”、“奉此”照转,也许加添上一些意见,或无意见,照转不误。又分发出去,到达乡镇最基层,要我们严格执行。但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老爷们,根本就不是从基层干起的人,先不要说他教育学识水平的标准如何,但他们至少是不知道人民社会和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就闭门造车,乱出主意,就自己根据理想的理由,拟出办法变成条文,要我们来执行。你说怎样行得通呢?如果拿到这些法令,向老百姓敲竹杠,那倒好,行不通的也得通,要通的也可以使它不通。但我是死不肯做的,实在是于心不安嘛!不过,有时也有很好的办法,就是多方面仔细看看,研究他们下达的法令和命令,就可发现他们上面的矛盾重重。有时间,有精神,高兴起来,不想升官就顶回去。不然,就置之不理,反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因为上面的法令,在他们高层的内部,就没有沟通联系好、例如管经济的下达的法令,和管教育的或管农林的等等所颁布的法令,甚至和地力行政机构的决策,就彼此上下矛盾互相抵触,那叫我们最基层的干部,又怎么去执行啊!

再从司法方面来说,法院方面的通缉令,说你们本地某某是大流氓,必须缉捕归案不可纵容。我们就不怕艰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缉拿归案送进法院。但再经法庭的审理宣判,根据什么“民主”啊,“人权”啊,或是这个人是心理不正常,或是精神病状态啊,轻轻一判,关了一两年就出来了。然后,他便带着一把刀或是一把手枪,反来拜访我们,二郎腿一翘,把刀枪在办公桌上一拍说,老兄,老子没事啦!你对我的好处怎么算,我们走着瞧吧!老师啊!你说我们说是为人民的保姆,原来那些立法和司法、执法的老爷们,又是那么宽容,岂不是叫我们和坏人结怨?倒霉的是我们,他们却赚到了个宽大仁慈的好名。你说怎样才好作人做事啊?

他问:“过去的历史上,想来也是同样的吧?”我说:“对了。历史的兴衰成败,几乎都是同一版本的新修花样。宋朝的王安石书读多了,但不深入当时的社会环境。就想变法改革,理想是高远的,但他坐在办公室、书房里,所制定的法令并不合时宜。而且下达以后,又被委派执行的官吏和中下层曲解了,因此就闹得身败名裂,使北宋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当然,主要责任也由于当时的皇帝宋神宗的急功好利之所致。这便是历史上给他的谥号‘神宗’的‘神’,寓贬于褒之意。”当然啰!其他还谈了很多,他也提了许多在从政上,所谓公和私之间的问题,使我懔然警觉到,他是一个很有见解,甘心于“吏隐”的好公务员,不禁肃然起敬,感慨万千了!如果要我去做警察,未必能赶得上他好。除非我是小说《包公案》里的南侠展昭,或是《七侠五义》里的北侠欧阳春,《施公案》里的黄天霸。但从和他的谈话里,会而通之,便可了解法令、政策合不合于民心,以及历史上所说吏治的重要,就是基层干部的好坏和一个政权的关系,是多么的严重啊!简单地说,通过这个故事,就可明白《大学》所说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的意义所在。

但要能做到“有诸己而求诸人”、“藏身而恕而喻诸人”的作为,说来容易,做到不易。因为人人都有极强烈主观、我见顽固的习气,有时明知故犯,却也抵死不改。所以孔子告诫弟子们,要学问修养做到“毋(毋 拼音:wú,不要,不可以)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四毋最为重要。但怎样才能修养到四毋的境界呢?我们可以引用《大学》的实修实证的话说,必须要能“知止而后有定”,由定而后层层转进,达到“静、安、虑、得”的造诣才行啊!

 

四二、先看《诗经》怎么说

研讨《大学》到今天,我们还停留在“治国必先齐家”的阶段。对于《大学》的原文,过去已有人批评,几乎完全不顾逻辑的条理,可以说是杂乱无章。例如本段原文,既然是讲“治国和齐家”关系的转进,还算得上是有次序。但正在说到法令问题,忽然又无头无尾,插进来男女婚姻的问题,在它上下文的衔接处,又没有交代清楚,实在有点含糊不清。如果在明、清两朝几百年间,考“八股文”的对比文章,《大学》这一段的写作章法,恐怕也是考不取举人、进士了!

其实,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文章,却是适合于当时理解的习惯,有时候以一两句,就告一段落,跟着便如异峰突起,又接着另一个观念来了。例如庄子的文章,更为放肆,但因为他文笔太美了,又是古代名贤,人们就不敢随便批评,反说他是“汪洋惝恍(惝 拼音:chǎng,恍 拼音:huǎng,失意的样子),理趣幽深”呢!曾子著《大学》,在这段“治国和齐家”的关键里,好像是少了个介词。但从古文的写作习惯来讲,接着而来,它用“诗云”开始,就已表示在这个大问题中,又须套出另一个最有相关的问题来了。这个相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后世人们所说的“男女婚嫁”而成家室的问题。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婚姻问题和家庭问题等。

为了研究本段文字所包容的内涵,且让我们先来了解曾子所引用三处《诗经》上的诗句,然后回转来详细了解它的内容。

 ■ “宜室宜家”的深意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蓁 拼音:zhēn)。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这四句诗,出在《诗经·国风·桃夭》三篇中。其实,在《大学》里,他所引用的重点,最重要是在最后一句“宜其家人”。事实上,上面两篇最后都有同样两句,都是很有深意的,那便是“宜其室家”和“宜其家室”。因此,我们后世用在结婚喜事的成语上,便有“宜室宜家”的颂辞。至于原诗的“桃之夭夭,其叶蓁蓁”的内涵,是指那个要出嫁的姑娘,既有年轻健美的外型,同时也有深藏不露的才能和良好的德性。“之子”两个字,就等于现代语所说的“这个孩子”。换言之,最后两句是说,这个女孩子嫁过去了,一定很合适于这个家庭。他家里会发达了,娶了一个好媳妇。

也许你们要问,“桃夭”两句,简简单单,真有包含所说的那些意思吗?讲实在的,这就是《礼记·经解篇》所说的“温柔敦厚,诗之教也”的道理。诗歌都是口语很好作,顺口溜便是。但好的诗歌,太难了。如果要就“桃夭”的两句内涵来发挥,又起码要讲说一两个钟点,我们不要离题太远,就学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吧!你只要从后世文学上惯用的成语“艳如桃李”,并没有加上“冷若冰霜”的反面辞,便可知道“夭桃”和那蓁蓁的桃叶配在一块,如说“牡丹虽好,还须绿叶护持”,这样便可明白“美在其中矣”的文学境界了!

至于“宜兄宜弟”一句,他是引用《诗经·小雅·蓼(蓼 拼音:lù,形容植物高大)萧篇》里的一句。事实上,据历来各经学专家的研究,这四章诗是指周公摄政第六年,“泽及四海,统一华夷”,因“怀远人”、“柔万邦”的盛德所感,诸侯宴会并无猜忌,都是如兄如弟相亲相爱。使人读后,便会有怀念“成周一会,俨然未散”之思。

但曾子在本节里单单引用这一句,是借它来一语双关。对治国平天下而言,是指能做到“柔万邦”、“怀远人”的成果。对家庭而言,是指兄弟姊妹、至亲骨肉之间的和睦康乐,互相敬爱的作用。

所谓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两句,这是《诗经·国风·鸤鸠(鸤 拼音:shī。鸤鸠:古书上指布谷鸟)篇》中的句子。“忒”字,有正心不变的意义。这是指在主体当权的人,对于诚意、正心的初衷,必须要做到表里内外如一终身不变,才能正己、正人,在家庭、家族中如此,对治国平天下也是如此,才可以自立、立人,相率天下以正了!

 ■ 温柔敦厚的诗教

关于本节所引用“诗云”的问题,现在已经了解了,后面便可省掉插曲的麻烦。但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四书里,为什么会常常碰到“诗云”、“子曰”等句子呢?

第一,因为在曾子他们那个时代,历史经验所留下的文献,并不如后代我们那么多。那个时候,孔子所著的《春秋》还刚好新出笼。所谓各国史料的《国语》,以及《左传》和《公羊》、《谷梁》等《春秋三传》还未流行,除了《尚书》算是史料以外,如要引用前人的历史经验,只好以《诗经》所收集的资料,最为恰当。因此,写到或说到要“引古以明今”的时候,便常常出现“诗云”、“子曰”了!到了后世,学者们便进一层,知道提出“六经皆史也”的观念了!

第二,诗句,往往是浓缩简练了历史社会上,许多复杂的事实和很多情绪上的感慨,构成少数的字和句子的精髓,包含内涵意味无穷,但又不是破口大骂,或是任意的批评,或是随便的恭维。例如大家都称唐代的杜甫是“诗圣”,如他所作“蜀相诸葛亮”的: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是多么的引起共鸣啊!但最关键的感慨在哪里呢?在“频烦”、“开济”的四个字,更可以为诸葛一生的遭遇而痛哭流涕了!他觉得诸葛亮的一生太划不来,太可惜。他本来是“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人,是多么的清闲自在。但偏碰上一个刘备,三顾茅庐,烦死人,不但是一次,还是三次的“频烦”,只好告诉他当时一代的局面,是注定天下三分的格局。但不幸被刘备硬拉出山了,情不可却,只好帮他一把。“刘老板”已经不算太高明,但他会用办法把诸葛亮稳住,临死还逼他再帮他自己的儿子。可是阿斗真是个笨斗,但君臣之分已定,已是莫奈何的事。诸葛亮帮刘备开国称帝,又要帮阿斗搞“安内攘外(攘 拼音:rǎng。攘外:抵御外国侵略)”、“经纶济世”的“整体全程经济”。既已开国,还要开济其后代,短短的父子两代,耗尽了这个老臣的心血,到底还是白费。不得已,为了表明心迹,只好“六出祁山”“死而后已”。出师不捷是明知故犯,那是诸葛公在求得其死所的上策。所以明白其中意义的人,就会“长使英雄泪满襟”。为诸葛一生的既“不遇其时”,又“遇人不淑”而痛哭流涕了!这样了解,才可明白“诗之教”的“温柔敦厚”之旨。不可说,你真可怜啊!比我杜甫还惨啊!那便叫作“嘶”,不能叫作“诗”了!

 

四三、炼石补天靠母性

现在我们回到《大学》所引用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开始。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中,先来看看代表儒家的所谓万世师表的孔子,他对于人类社会的看法是如何呢?大家都知道,他曾经说过一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名言。尤其在他所研究的《易经·序卦》下篇,便更明白地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等等。换言之,他毕生主张尽“人道”以明“天道”,但从人类社会的现实开始,“天道远,而人道迩(近)”。后来代表道家的庄子也提出,“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理念,都有类同之处。因此,孔子在他所整编的《诗经》第一部分的“国风”里,开头就引出与男女夫妇最有关系的《关雎》一篇,所谓“关关雎鸠(雎 拼音:jū,鸠 拼音:jiū,雎鸠:古书上说的一种鸟。亦称“王雎”),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逑 拼音:qiú,配偶)”,乃至“求之不得”,又是“寤寐(寤 拼音:wù;寐 拼音:mèi)思服”啰!“辗转反侧”啰!比起现代男女恋爱的情歌,激情都是一样,并没有什么强调古人多是“圣人”,后人都是“剩人”的样子。

 ■ 从“只知有母”到“女主内”的演变

简单扼要地讲,这都是说明,这个人类社会的天下,主要的是男人一半,女人一半,平等!平等!女人并非是从男人拿出的一根肋骨变化出来,所以女人并非是永远附属于男人的。这都是传统文化很明显平实的基本原理。但是东西方的人类文化,自古以来,如“宗教学理”,以及“伦理道德”等的学说,甚至都把自然社会观念变成同样的“重男轻女”,变成了以男性社会为中心的现象。

其实,我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自有上古的记载开始,便很公平地认为远古人类的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开初原来都是以母性为中心的社会。但因男女天然的生理不同,在女性的生理周期,以及最为重要的怀孕和生育时期,乏力再去自谋饮食和其他劳务,很自然地必须要男性的帮助和照顾,因此,就渐渐形成习惯,慢慢建立了男女两相结合共同生活的“家”。因为有了“家”的形成,又渐渐演变成“男主外、女主内”的初步习俗。然后为了饮食和生活,才自然地知道需要收藏、储蓄、占有、开发等行为,就初步形成了如后世所谓的“私有财产”或“家庭经济”的基本形态,这正是合于唯物史观发展的原理。但这是没有加入人性心理变化成分的观念,同时,更没有涉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规律。有关这种综合性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进程,以及它的循环往复的法则,在孔子所著《易经·序卦》里,都早已有了很科学性的逻辑理念了!

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远古,上古史上,便都有对“母性社会”、“母系为中心”的简单记载,称之为“氏”。我们姑且避开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来说,有巢氏、燧人氏,乃更伏羲氏、神农氏,直到黄帝有熊氏,因其母生“帝”于轩辕之丘(河南新郑),因名“轩辕”。长于姬水,故又以“姬”为姓。但从黄帝以后,仍称颛顼(颛 拼音:zhuān, 顼 拼音:xū)高阳氏、帝喾(喾 拼音:kù)高辛氏。直到帝尧开始,人类社会的文明渐盛,才改变以母系为中心的习惯,从其封地开始,改称为“唐尧”。乃至“虞舜”。可以说,从尧、舜以后,以男姓为中心的“族姓”风俗,才开始建立。至于认为“氏”即是“姓”,“姓”即是“氏”的观点,那是汉代儒家们,从“重男轻女”的狭隘思想开始,才把母系为中心的“氏”,轻易曲解改变过来的。事实上,中国历代历朝的政府所习用的,都是一直禀承上古传统文化的习惯而有分别,直到清朝末代,还是如此。如男人冠“姓”,女人冠“氏”,男人称“丁”,女人称“口”,后来才统统混合通用,就叫某某“姓氏”的“人丁”或“人口”。其实,这种区分的称呼,不是阶级的观念作用,是适合逻辑的分类而已。

如果再向远古史上溯,那就必须要如荷马的史诗《奥德赛》、《伊利亚特》或屈原的《离骚》一样,要推到远古流传的神话,便是代表历史的根源上去了。例如我们传统的古史神话之一,就说到黄帝和蚩(蚩 拼音:chī)尤的战争,那位被后世称为“战神”的蚩尤,头触不周之山,因此而使“天塌西北”、“地陷东南”,所以使中国变成了现在的地势,西北高,多沙漠,东南低,多海洋。好在感动了我们大家的老祖母女娲氏,看不下去了,才出来“炼石补天”哩!女娲称“氏”,仍是代表了上古以母系为中心的意义。而且人们所生存的最伟大的天地,有了严重的缺憾,还是要靠这位人神之间的老祖母出手撑持,才能挽回人类的浩劫。女娲氏,才是代表了人类母性的最伟大的光荣和功德。

好了,我又说累了,也觉得自己愈说愈远了,就到此打住。为什么我要从远古说起,以母系社会为中心的道理呢?简单总括的一句,我要特别提出声明,我是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继续保持了五千年,大半是靠过去历史上女性伟大的牺牲,以及她们所付出的“忍辱负重”的功劳。换言之,女性对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的确犹如女娲氏“炼石以补天”的功德。但这是说过去,今后是如何?我也和大家一样,只能知过去,并不能知未来,更不明白现在。

可是我们传统的历史文化,如从黄帝开始,下至夏、商、周三代前后,都是依循以“重男轻女”的男性社会观念为中心,关于女性,大多只记其反面。对于因得力于母教的记载,少之又少,只有在商汤以一旅中兴邦国的故事,还稍微表彰了商汤革命的成功,是得力于母教的成就。其他所记载的,都是对因女祸而破家亡国的故事,反加极力描写。如夏桀因嬖(嬖 拼音:bì,宠幸)妹喜而国亡,商纣因嬖妲己而国亡,周幽王因嬖褒姒(姒 拼音:sì)而国亡。看来夏桀、商纣、幽王,还远远比不上后世的唐明皇,他却是:

 空忆长生殿上盟,江山情重美人轻。

 华清池水马嵬土,洗玉埋香总一人。

美女子和美男人,那是天地父母自然生成的艺术品,它本身并不一定有善恶好坏的作为,无论是普通老百姓,或是一个帝王,因为有了美女而终至于国破家亡,那是男人本身没出息,专门拿妇女来做代罪羔羊,这不算是公允吧!

但到了西周的古公亶父东迁岐山,再到周文王、武王的兴起,总算在历史上有了公平的记载,极力赞扬了周朝初期的“三太”(古公亶父的后妃太姜、文王的生母太任、以及文王的后妃太姒,事见前述),外带及周武王的贤后邑姜,她是太公望之女,“贤于治内,辅佐武王。有妊,立不跛,坐不差,笑不喧,独处不倨(倨 拼音:jù),虽怒不詈(詈 拼音:lì,骂,责骂)”,生太子诵,就是后来的周成王。因此在孔子的思想观念里,女性的功劳对于“治国齐家”十分重要,他还极力赞颂了周初姬家母教和母仪的伟大,对于周武王革命事业的成功、周朝的兴起极力推祟,因他有了十位最重要的贤臣,其中一位,还是女性呢!

周武王的革命成功、建立了周室王朝的政权以后,开始整理自上古以来一脉相承的道统文化,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传统文化的,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后世所谓的“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据说都是周公姬旦汇集主编,然后才规定发布的。当然啰,也许有些是出于他人之手,后来又经过孔子删订改编而成的。这样说是属于考据学专家博士的事,我是“后进于礼乐”的野人,也是粗人,就不必细心专说了。不管如何,由周初周公“制礼”开始,从孔子的观念来说,中国人,才真正开始有了一套整体的文化体系了。因此他郑重赞叹周朝是“郁郁乎文哉”的开始。三礼制定了政治、社会、经济等等礼仪,可说是一部“宪法”法理的大原则。同时在婚丧等等礼仪以外,制定男人成年的“冠礼”(等于后世的法定,有了成人资格,可以行使选举权或人权了)以及“婚礼”,乃至女子的“笄礼”(笄 拼音:jī。笄礼:古代特指女子十五岁可以盘发插笄的年龄,即成年)等等,几乎相当繁琐,别成一套体系的学问。但如仔细“好学、审问、慎思、明辨”一番,其中所包涵的生理、物理,以及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等学问都有,并不是一部陈腐不堪的老账簿。

 ■ “三从四德”的时代意义

好了,单说我们过去所要打倒的“孔家店”里有关女性的问题吧!“五四”当时,搞妇女运动的人,一听到女子要有“三从”、“四德”,就大喊打倒,而且都盲目地归罪到“孔家店”里去。其实这都出于《礼记》中《仪礼》上的记载。而且“三从”、“四德”的内涵,并没有一点轻视女性、或是压迫女性的意思。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或谓老来)从子”,就叫“三从”,那有什么错?你把“从”字换做现在流行的法律术语,变成“负担”或“负责”来想想就通了,那真是对女性的尊重啊!女子在未嫁之前,应该由父母负担生活,负责教养,有什么不对?结婚出嫁以后,作为丈夫的男人,就应该负担起妻子一切的生活费用,负责妻子的安全,那又有什么不对?除非是反过来,男人要靠妻子生活的才对吗?丈夫死了,当然妻子自身的父母也老了,不靠子女的照应,怎么办?

当然啰!从现在来说,可以靠政府所办的社会福利,但真是一个男子汉或好儿女,把父母养老的感情和责任,完全推之于社会,也未免有点那个吧!尤其在父母子女的情感上说,恐怕不是味道吧!为别人、为大众争福利的养老是大好事,如果是只为自己,那便不算是“民主”的本意,只能算是个人自由(自私)主义的什么吧?也许我又错了!不过,你如从上古的历史社会来设想,三千年前,教育并不普及,尤其女性,根本无法受教育,不是完全无权受教育。而且基本上,上古是全靠人力的古老农业经济社会,女性更没有自由独立谋生的能力,那么,在家不从父,又要从谁呢?出嫁,当然也就是要有取得长期饭票的需要,不从夫,又如何呢?至于夫死从子,事实很明显,就不要多说了。但是还要知道,夫死、子小,还要“母兼父职”,抚养子女成人,试想那又是究竟谁从谁呢?如果你把“从”字只当做“服从”、“盲从”的意义来解释,那便是你这个中国人,还没有弄通中国字的内涵,还需要再回去在“孔夫子师母”那里多学习学习吧!

说到“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四德”,这是有关妇女人格和人品养成教育的目标,不只适合于女性,即使是一个男儿,也同样需要有这种教养。一个人的品德有了问题,不论是男女,当然是不受人欢迎。言语粗暴,或是刻薄贫嘴,或是出言不当等等,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没有口德,那也当然不行。至于“妇容”一项,更不要误解是在选美。古文简略,它所谓“容”,是指平常的“仪容”整洁,不要故作风骚,给人做笑料。“妇功”一项,过去在有的书上,要把“功”字读成“红”字的音,那是专指刺绣,或裁缝衣服和精工纺织的技能。尤其在过去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农村社会里,这对于充实家庭经济的作用更为重要,即使到现在“四德”中的这一项,我觉得对于现代和将来社会中的女性,更为重要。简单地说,还在二十多年以前,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大学毕业了,和一位在外国的华侨青年结婚,他们在出国以前,奉父母之命向我辞行。我就对那位朋友的女儿说,你出国第一件最重要的事,还要去求学。我不是叫你去读一个什么博士或硕士的学位,我希望你去学习一种个人独立谋生的技术,如依一般女性来说,学会计也好。因为时代到了现在,尤其是将来婚姻制度快要破产了,爱情是抵不过面包和米饭的。所以现代的女性,从小开始,必然要学会一项专业独立谋生的专长,才能保障自己和夫妻的关系,这就是“妇功”的重要。这位小姐,后来照我的话做到了,固然不负所望,也不出所料。

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古老社会里,虽然不是政府的明文规定,但在自然形成的风俗中,对于幼小男女的教育,尤其是“妇功”方面,早已自成为一种当然的行为。长话短说,我们只举南宋诗人范成大一首《田家》诗,便可呈现出一幅江南农村社会教育的真实画面了: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升瓜。

另如清末的名臣曾国藩,当了那么大的官,但是对家中的女儿媳妇,每天要绩多少麻(做布的原料),织多少布,或者做鞋底,都有很严格的规定。其余的例子不胜枚举,也就不用多说了。

 

四四、治国齐家须女宝

总之,《大学》所讲“治国在齐其家”,首先所提出的“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便是依照传统文化《周礼》的精神,要点是讲一个家族、家庭中,首先需要有一个具有妇德的女主人,才能使这个家庭、家族父子兄弟,上下老幼,各得其“宜”。这样,当然可以使这个家庭中的男人们,向外发展事业,不但无内顾之忧,同时还可以得到贤内助的助力了!但就下一句的“而后可以教国人”的结语来说,他的重点还是在指“家天下”时期的帝室家庭,以及王侯将相,乃至当权士大大们的家族而言。因为上古的时代,还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封建制度的社会,所以对于上层领导的要求,更为重要。这就是所谓的“春秋责备贤者”。

 ■ 从“妇德”到“母仪天下”

其实自古以来,从东方的文化来讲,当在周、秦时期,不但从孔子开始推祟《周礼》的文化,重视王朝帝室“齐家而后治国”、“妇德”和“母仪天下”的主旨;就如以“入世而后山世”的印度圣人释迦牟尼佛来讲,也是同样推崇治世的“转轮圣王”,将他等同于佛。同时他也强调所谓治世“轮王”的福德,必须同时具备“七宝”(轮宝、象宝、马宝、珠宝、女宝、主藏臣宝、主兵臣宝)。但在人道上的第一重宝,就是“女宝”,也就是贤良有德的后妃。所谓“轮宝”,有两重意义,一是指犹如现代精密科技的海陆空等武器。二是指历史时代的巨轮,等于俗话所说的有好运气,和“天命攸归”的意义。“象宝”、“马宝”是指交通和征战所用的快速交通工具。“珠宝”是专指经济、财政极发达的财富。但上面所说的四种,都属物质文明方面。讲到人事方面,第一需要有贤德智慧的后妃“女宝”。另一就需要有善于理财的经济、财政的能手“主藏臣宝”。你们知道吗?日本人叫财政大臣“大藏相”,就是出典在佛学中。另一最重要的就是善于知兵,统领大众所向无敌的大元帅“主兵臣宝”了。

虽然如此,但印度的古代信史,已很难稽考,例如著名的阿育王或孔雀王朝的好坏后妃,更是没有信史可征。在中国传统的“二十六史”中,除了周室初期,接连记载着四代的贤德后妃以外,自秦、汉以后,可以称为帝王体制时代较为贤良的后妃,为数实在寥寥无几。以开国创业的那些帝王来说,除了汉光武的阴皇后(阴丽华)和朱元璋的马皇后以外,即如李世民的长孙皇后,还当退居其次才对。尤其是朱明开国的马皇后,她是一个基本上没有受过教育的乡村妇女出身,但她的德行,却远远超过历代的贤后之上。而且她在朱元璋称帝封后的时候,严谨地提出警告说:“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足见她对朱元璋个性的了解和规劝,是多么的高明啊!她比范蠡警告文种,越王之为人“只可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的话,更有深度。因为她从人生艰苦的经历中,了解到人性的反面。但是,她是朱元璋同甘共苦的妻子,她也深爱这个丈夫,只好在他得意欢乐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流着眼泪,对丈夫说了这样警告性的历史名言。短短的十个字,比起那些文章千古的大臣“谏书”,更为有力,真可以说是掷地有声的金玉良言啊!

下面,接着“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之后,便是“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了。对于“宜兄宜弟”的出典来源和内容,前面已经说过,话不重提。但他引用这句在“治国在齐其家”的一段里,那是用来专指在家庭、家族中兄弟姊妹,互相争宠,互相争斗,尤其在权位和财利之间的争夺,甚至还不及路人和外人,彼此互相残杀的,历代历史所记载的太多了。岂只有初唐开国时代的“玄武门事件”,宋朝开国时代的赵匡胤兄弟的“烛影斧声”,乃至清代雍正夺嫡的疑案等等。即使像一般平民老百姓,稍富裕的家庭,甚至如三家村里薄有几分半亩田地,或几间东倒西歪的破屋的兄弟姊妹为了争产分财,闹得你死我活,实在也是不可胜数。如果推广“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个观念,如现代社会上的政党、社团、公司、店号等的同志和同仁,都如兄弟姊妹,彼此都能够“同心一德”,互相尊重,互相关爱,那是广告中言语文字的“美声”,事实上,恐怕比水面上画花纹、小孩子的吹气泡还要难得。

因此,曾子只好著之于书,告诫奉劝天下后代,真正儒家“孔门”所教育的学问重点,对于“治国齐家”之道,首先重视有“贤妻良母”的“宜其家人”。同时就是兄弟姊妹之间,和妯娌、姑嫂之间的“宜兄宜弟”,就是如此而已。尤其如现代人,已经开始有了“四海为家”的习惯了。假使碰到为了个人的利益关系,和兄弟姊妹、朋友之间争得太过分痛苦的时候,我总是常常提醒他们一句话,古人说的“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退一步,放一着,就可自求多福了。话虽如此,如果没有“知止”、“诚意”的平日涵养工夫,一碰到事情,就绝难做到了。

 ■ “为政”不等于“政治”

接着而来的,在“治国在齐其家”的本节末后,就又引用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的名言,用来说明“治国”与“齐家”的“宜其家人”和“宜兄宜弟”,都不是只在要求妻子和兄弟姊妹来做到的。真正能够做到使妻子和兄弟姊妹都能和乐相安相处的,都要由于自己本身一人的品德行为和学养教化的影响才行。这便是《大学》开端所说的“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效果的发挥了。“其仪不忒”,是说自己本身“诚意、正心、修身”的榜样,始终一致,表里如一,从来没有言行相违、口是心非的败德。那么,自然而然地会“正是四国”,可以感化普及于国人了。

所以它在作最后的结论便说:“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但须注意,在这里所用的“法”字,不是指法律的法,而是作效法的法来用。这是说,假如你能做到,使父子兄弟们都要效法以后,渐渐就可使人民也都来效法了。这就是孔门儒学所说的“为政”的道理。“为政”是正己然后正人的教化,由君道、父道而同时兼具师道的道德,感化人民的作用,不是“政治”;“政治”,是依法管理和治理人民的作用。如果望文生义,看来都是同一名词,好像意义都差不多。事实上,它是大有差别的。

例如,东周以前,周(姜)太公吕望的“治齐”,以及后来管仲的“治齐”,他两位都是真正大政治家的做法,而稍微兼具有“为政”的风范。其他如周公儿子伯禽的“治鲁”,比较重视“为政”的德化,可是却使鲁国在春秋、战国末期,始终似嫌懦弱。可是到了秦亡、汉室初兴的阶段,东鲁儒生始终还存有保全儒家传统文化的风仪,影响两汉而流传于后世。所以说,文化是人类民族的灵魂,尤其是一个国家民族,切不可自毁灵魂、但取躯壳地糟蹋文明,更不可自毁千秋的文化大业,而偏取后世的一家之言,便当作金科玉律。那是必有自忏孟浪,后悔莫及的遗憾啊!(第六篇完。电子版文字由仁喜师兄录入。2012.12.10 蓝色校对,并对生僻字注音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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