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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内外兼修之道

时间:2015/7/23 9:49:34  点击:5007 次
    三四、从自净其“意”做起

上面《大学》讲到这里为止,主要是先由“内明”(圣)的学养开始,兼带涉及“外用”(王)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总原则,正如原文所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这是《大学》最基本的提纲,也是“致知格物,物格知至”最重要的环节。现在继续开始,便是分别讲解内外兼修的道理。

我们在先前已经提过人的生命作用,是由生理的“身”和精神的“心”两部分所组合形成。“心”的作用,便是和生命俱来的“知性”,也可以叫它是“理性”或“理智”。喜、怒、哀、乐等情绪的作用,是生理的关系。但“知性”的“理性”,最容易受情绪所蒙蔽盖覆,容易被它所左右起伏。人的学养修到自能内明知性的德用,转化情绪,调和情绪,归到清明的本位,才得合于天性自然之道。因此,首先便要了解引发“心”的起心动念,乃至“动心忍性”的先锋,便是“意”的作用。“意”也有叫它是“志”,或叫“意志”,例如孟子便说:“志者,气之帅也。”他用“志”字代表了“意”的作用。也有叫它是“意识”,这是隋、唐以后,精密的“因明”(逻辑)佛学进入中国以后,对“意志”、“意念”等名词加以严谨地定名。一直应用到现在,由哲学名称变成普通用语。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佛学把“心物一元”的人生生命,统归于“心、意、识”三个内涵。但在原本的《大学》,也早已把人的生命、列为“诚意、正心、修身”的身、心、意三重作用。这三重作用,我们也在前面已经大略讲过,而且还把这三者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系,引证秦始皇、汉高祖、汉文帝等帝王,加以说明。现在,我们再就“意”的作用,进一步来作较深入的研究。

   ■ 原本《大学》自释“诚意”的八正知

现在先读原本《大学》有关“意”的内外兼修,而做到“诚其意”的八重“正知”: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诚意)(一)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诚意)(二)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诚意)(三)

(上面首要三节,朱熹自作主张,反而把它拿到后面,编为他自己章注《大学》的第六章。)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诚意)(四)

(朱熹把这一节,与后面的第八节中“邦畿千里,惟民所上”一小节,抽出编为他自己章注《大学》的第三章。)

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诚意)(五)

(朱熹也把这一节抽出,编为他自己章注《大学》的第三章里。)

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诚意)(六)

(朱熹把这一节抽出,编为他自己章注《大学》的首章,拿来作为“明明德”的佐证。)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诚意)(七)

(朱熹把这一节抽出,编为自己章注的第二章,作为篡改“亲民”作“新民”的佐证。)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诚意)(八)

(朱熹把这节分割抽出,编为他自己章注《大学》的第三章及第四章。而且更有趣的,把原本《大学》前面“此谓知之至也”一句倒抽回来,放在“此谓知本”这句之后,一共两句,作第五章。自说这是“阙文”,认为在这两句前面另有文章,不过,被古人遗失了。)

由此看来,古今中外的大学问家,我慢我见,是如此的固执己见。比之玩弄权术的人,同样是扭曲别人的“慧命”,未免罪过。但反而因此能享千古盛名,岂非命运乎!

其实,原本《大学》本来就有它自己的次序,也可以说它本来就有它自己的“逻辑”系统。例如现在看他个别列出“诚意”这个主题来讲,无论是他自说“诚意”的内涵,或是引用经典来作说明,都是很有条理来阐明“诚意”内外兼修的作用。不需要朱熹来改正重编,好像曾子对文字写作不懂章法,排列颠倒,必须要等千年以后,出个“朱大圣人”来修改一番,才使儒家孔门的学问重新增光。这真是中国文化一件怪事,百思不得其解。究竟如何?且听我们慢慢分解。

   ■ “自欺”、欺人、被人欺三步曲

原本《大学》原文讲到这里,再说什么叫作“诚意”,“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我们现在为了深入了解,先来分别解释这节当中,“自欺”、“好恶”、“自谦”、“慎独”四个名词的内涵如下。

一、我读古人笔记,看到明代有一个人,对于买卖古董的看法,说了特别高明的三句话,他说:“任何一个人,一生只做了三件事,便自去了。自欺、欺人、被人欺,如此而已。”我当时看了,拍案叫绝。岂只是买卖古董,即使是古今中外的英雄豪杰,谁又不是如此。人不自欺,几乎是活得没有人味。我们从生到死,今天、明天、大后天,随时随地,总觉得前途无量、后途无穷才有希望,才有意思。其实,那些无量、无穷的希望,都只是“意识”思想形态上的自我意境而已,可以自我陶醉,不可以自我满足。(讲到这里,特別声明,不要误会了人生,就心灰意懒。你明白了大学之道,才知道作人的意义。)声明在先,你再来看看南宋才人辛稼轩的词说: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死后名。可怜白发生。

这首词,我在少年某一阶段,正是前途如锦的时候,最喜欢读它。也许和他深有同感,便早自抽身不做“自欺”的事了。人,因为有“自欺”,才会“欺人”,最后当然要“被人欺”。换言之,人要自爱,才能爱人,最后自然可被人爱。也可以说,人要自尊,才能尊人,这样才能使人尊你。

那么,曾子所说的“诚意,毋自欺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你必须要先注意一个“毋”字,这个字,在古代是和“弗”、“勿”、“莫”通用的,等于现代语的“不可”、“不要”。毋自欺,就是不要自己骗自己。

“意识”,是“心”起分别理想作用的先锋。它旋转跳跃变化得非常快速,而且最容易作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自我肯定或否定。它就在我们脑子里盘据活动,发挥思想、理想、幻想等成千上万的作用。但它本身是把握不住,想过了用过了便溜了。它把好坏交给我们的“知性”去判断。它把种种影像收集归纳以后,又交给了“心”来安排收藏。要使“意识”净化,除非你真要做到“内明”反省的学问,随时留意它的活动,使它能“知止而定,定而后安,安而后静,静而后虑”,才能得到真正的“诚意”境界。这里的“诚”字,是包括专一、安定、无私、明净的意义。所以子思著《中庸》,便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者,自成也。”同样是发挥“诚意”的内涵。这是“内明”之学的精髓所在。

同样的,我们平常生活中,对人处事,也是这个“意识”的作用最为重要。但你如果对“内明”学养不到家,那被“意识”所“自欺”、或“欺人”、“受人欺”是势所必然,事所难免。因此,孔子特别指出对于“外用”方面就要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才好。换言之,在“外用”方面,孔于是教我们对人对事的原则,不可随便任意妄为,不可认为必然如此,不可固执己见,不可认为非我不可,这都属于“意识”不自欺的警觉。因此,曾子开头便说:“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譬如说,人人都会埋怨被别人骗了,其实,人不自骗,谁又能够骗了你呢?相传禅宗的初祖达摩大师初到中原,将要入山面壁的时候,有人问他,大师啊!你来中国的目的是做什么?达摩大师便对他说,我要找一个不受人欺的人。达摩大师才是真大师,人能先不自欺,才能不受人欺。(小心,也许我正在自欺,而且又欺了大家。)

二、接着“毋自欺”之后,他便用两句譬喻的话说:“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好像人们对于一切事、一切东西的爱好和厌恶一样,当你真讨厌它的时候,就会立刻厌恶它,再也不会去迷恋它。当你真喜爱它的时候,你必然会马上去爱好它,再也不会舍弃它。同样的道理,当你明白了“意识”的颠倒反复,自己扰乱自心时,你就要“不自欺”,立刻舍弃“意识”的乱流,归到平静清明的境界,正如前面七证次第所讲的“知止而后有定”才对。

三、你真能做到使意识、意念返还到明诚、明净的境界,那才叫作真正的“自谦”,这完全是靠自己的反观省察,才能得到的境界。谦,并不是消极的退缩,它是崇高的平实。谦,在《易经》是一个卦名,叫作“地山谦”。它的画像,是高山峻岭,伏藏在地的下面,也可以说,在万仞高山的绝顶之处,呈现一片平原,满目晴空,白云万里,反而觉得平淡无奇,毫无险峻的感觉。八八六十四卦,没有一卦是大吉大利的,都是半凶半吉,或者全凶,或是小吉。只有谦卦,才是平平吉吉。古人有一副对联:

 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

看来是多么的气派,多么的狂妄。但你仔细一想,实际上,它又是多么的平实,多么的轻盈,它是描述由极其绚烂、繁华、崇高、伟大,而终归于平淡的写照。如果人们的学养,能够到达如古人经验所得的结论,“学问深时意气平”,这便是诚意、自谦的境界了。

   ■ “慎独”要慎什么样的“独”?

四、最难了解明白的,便是“意”的“慎其独也”的“慎独”。当然,历来的注解,大多都把“慎独”,说是一个人如在单独自处的时候,最需要小心谨慎,不可让自己放任散漫,或瞒着别人,做不善的事情。在十九世纪的末期,也有人为了配合政治民主的思想,说“慎其独也”的意思,是指不要在政治上搞独裁。不管如何说法,曾子在“诚意”这一节里,两次提出“慎独”的重要。我们在前面也曾经提出《内经》对于“识神”的作用,便有“独悟”、“独见”、“独明”三独的境界。为了希望大家特别重视,不妨不避重复,再读一次原文,岐伯对黄帝说:

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

我们需要知道,《內经》这一段对“识神”的三个景象的说明,比起精密“逻辑”的佛学“法相唯识”,传入中国的时期,还早了一千年以上。就算把它拉下来算是汉代的著述吧,也早了七八百年。为什么中国和印度的先哲们,都不谋而合,说得这样相似呢?

《内经》所说“识神”的“独悟”景象,是指意识粗浮的活动静止以后,便会引发自性的智慧的功能,达到如有所悟的特别境界,“耳不闻,目明心开”,话也不想多说了。

从唐代以后,有些禅宗参禅的人,用心久了,也有达到相似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境界,也有自认修为到这样,已算开悟得道了。但以真正的禅宗来说,便会明白这是“识神”的作用,所谓:

 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来认识神。  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人。

从法相唯识学来讲,这也是“别境慧”的一种现象,也是意识的现象。虽是学养进修有得的好境界,但不是“明德”达道的究竟。

其次“识神”所发生的“独见”景象,它是在自我的意识中,好像什么都看得见,但是头脑身体,是停在昏昧的情况中,正是冥想的作用。

再次,“识神”所发生的“独明”景象,几乎等于灵魂出窍(精神状态),或同佛学所说的“中阴”现状,没有身体的感觉,便有如风吹云,飘飘欲仙的自我错觉。

但综合起来说,学问修养使意识达到知止而定、而静、而安的情况,所出现的独悟、独见、独明任何一种境界,并非是不好的现象,只是不可执着为真实。知道它是过程,是行程中的外景,并非究竟。所以必须审慎精思。这样才是“慎独”的“内明”道理。

如果用“法相唯识学”来作对比发明,《大学》所谓的诚意、慎独,正如唯识学所讲,第六意识有独头、独影作用的一面。甚至有些学佛修道的人,不从学理上穷究入手,往往会把“独头意识”的作用,当作直观、直觉而认为自己已经悟道了。或者把“独影意识”所发生的境界,当作神通,或特异功能了。所以,我常说,小心!神通与神经,只隔一层薄纸,它是孪生的双胞胎,必须要仔细弄清楚,但人苦不自知,其奈他何!

至于中国禅宗百丈禅师所说:“灵光独耀,迥脱根尘。”那是形而上的第一义道的境界。也可以比作《大学》在本节所说,“道盛德至善”,“此以没世不忘也”。

既然已经借用了禅佛来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那就引用到底,比较说得更明白一点。究竟什么是“慎其独也”,“慎独”的意义呢?曰: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这就很清楚了。但在日常意识清明的时候,可以做到纯善的情况,也算已很不错了。而最要紧的,当在睡梦中,“独头意识”发起“独影境”的变相时,仍然犹如日常意识清明的纯净,不被梦影所扰,甚至还转化梦境而能自主,这才够得上“诚意”“慎独”而“毋自欺”的现实境界了。(诚意)(一)

   ■ “诚于中,形于外”的深远道理

接着,就说“诚意”、“慎独”的学养,见之于“人道”修养的实际状况。他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这里所说的小人,并非小孩子,但也和小孩的意义相关,比如没有受过良好教养的大人,也是同小孩子一样的小人。小人们在没有事做的时候,是非常烦躁、不耐烦的。因此,不分好坏,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见君子而后厌然”,当小人在乱来的时候,忽然看到大人君子来了,也会很不好意思地觉得自己做错了。因此,拼命说谎,或想办法掩盖自己的过错,“掩其不善”。表现自己还是很对很好的“而著其善”。其实,那是自欺、欺人,没有用的。天下人聪明都相等,谁也骗不了谁。“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别人看你,你看別人,都是很明显的,尤其不能装假,明眼人一看,便会把你的心肝肺脏都看透了似的。“则何益矣”,作假,这有什么利益呢!为什么做坏事,始终会被别人看得出来呢?因为人的“意识”在头脑中活动,就会促使神经细胞的变化,表现在面貌、气色、神情之间,那是逃不掉自己内心影响外形的规律。所以只有“诚意”的真诚,最为重要。“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你只要把“意识”纯正净化好了,自然就会变成真诚的人,可以“特立独行”地作一个正常的平常人了。当然,不需要变成一个“道貌岸然”的样子,那是难看的一副如木偶的模样。(诚意)(二)

讲到“诚意”修养的作用,他举出“诚于中,形于外”的必然规律,便接着深入说明诚中、形外的严重性,因此才有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类似宗教家的严词。其实,恰是科学观的真理。距今六七十年前,我们读到《大学》这几句话,忽然自觉好笑,便出题要同学们猜,“十目所视”,有几只眼睛在看?“十手所指”,有几个指头在指?答案:五双眼睛,十个指头。这是说笑而已。后来看到佛教寺院里,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塑像,觉得比曾子所说“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更为严重。但当然也会认为那是宗教迷信的图腾。再后来了解到自然科学,对于物理学、光学等有了一些皮毛知识。才相信人们起心动念的思想作用,甚至善恶念头等等,它在自然界里,也犹如投一颗小石子在水里,它都会发生波动性的动力作用。由一个小小的涟漪开始,逐渐扩散,遍于虛空。而且还可以用光学原理把它录影下来。才知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乃至“千手千眼”的真理所在,并非是托空妄语。如果真的学通了科学(我说的是真通,并非指专家的学位),他自然会了解到哲学和宗教学的严重性,就不敢妄加别人迷信的大帽子了。因为,自己不懂,就说别人迷信,这才是真迷信,也就是不“诚意”了。

但曾子所说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他不一定是同宗教性或科学性的说法。孔门儒家学说,素来是主张“天道远,人道迩”。必须先从“人道”做起,立下根基,才可再及于形而上的天人境界。他的重点,是指任何一个人,活在“人世间”,你的所作所为,始终脱离不了现实环境,自然而然,就有许多人都在注意你的作为。至少如父母、妻子、朋友,乃至社会上其他人等,都是互相影响,互相关注的。至于从政、或是在各行各业,有所成就,有了名声地位的人,便更加严重了。例如说,在南宋末期,当贾似道做了宰相的时候,便有人送给他两句诗说:

 劝君高举擎天手,多少旁人冷眼看。

这也就是十目十手所视所指的道理了。但是,这还是对外来说。至于对个人本身来说,由“诚意”到“诚中、形外”的功效,他便说到“富润屋”。譬如一个人富有了,便会先把自己的住屋改造装修一番,变得更华丽、更气派。“德润身”,同样的道理,当一个人,真正向自修“内明”之学的“诚意”上做学问,这自然就是道德的行为。由心理影响生理,自己的身体也跟着变化好转。日积月累,慢慢地心境宽广开朗了,身体也就发福了(古人所说的“胖”,不是现在人跟着洋人说的“肥”,就想拼命减肥)。例如社会上有些得了严重病的人(如癌症等),医药无效,便去虔诚信仰宗教,求神拜佛保佑,结果也真有得救好了的。因此就感恩图报,极力宏扬他的信仰,到了疯狂相似,说神或佛的灵验。其实,是“诚意”虔诚的效果,是唯心功能的发挥,正如《大学》这里所说:“心广体胖”的道理。因此,就再叮咛一句:“故君子心诚其意。”(诚意)(三)

   ■ 学养须从日常行事中过来

接着说明“诚意”开始,修养达到“诚于中,形于外”的效果,也并非是知道了就能做到的。即使是天生圣人,也必须悟后起修,才能日臻完美。学问修养,都不可以躐等,必须要在日常行事中实践过来,才能渐臻堂奥。因此,从这里开始,他就引用了历史上几个大人物,王侯和帝王,由“诚意”改过自新,重新作好人,建功立业修德的故事。采取其中相关的名言,作为“诚意”自新榜样的说明。首先便引用《诗经》中《卫风·淇澳》篇的几句话来作说明(这篇诗是卫人思念赞美卫武公年已九十五岁高龄,还能思过修学,勤于国事的美德)。但在这里,曾子隐晦了历史上的故事,只是说诗,他是采用这篇诗中,有关描述学问修养渐进的说明。因为古人都知道这些历史上的故事。现在略为解说原诗如下:

瞻彼淇澳,菉竹猗猗。(你看哪!淇水转弯那一块坳里的竹林,有多么美妙的丰姿啊!)有斐(一个文质彬彬)君子,(他到老了,还那么用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多么严肃啊!)僩兮!(多么勇敢啊!)赫兮!(真是光明磊落)喧兮!(胸襟真很爽朗啊!)有斐君子(现在这个文质彬彬的人啊),终不可諠兮!(让人难忘,真的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啦。)

原诗大意如此。但曾子用它做了深入的譬喻。他说:“如切如磋者,道学也。”是指卫武公为求道学的努力,像雕刻一块美玉一样,先要切好粗坯,再来雕琢成形。再加仔细自修,这里还要琢一下,那边还要磨光一点。“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悚也。”既要精工细作,所以随时害怕自己半途而废,会功败垂成。要有这样小心用功的精神,总算修整完工,摆在那里一看,真是好威风、好庄严的一块瑰宝!

因此,才赢得了“赫兮喧兮者,威仪也”的赞美了!至于说:“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那是说卫武公“诚意”改过自新,才做到文成功就的君子,学问道业不但成功了,德行也达到至善的程度了,实在没有什么好挑剔的,所以使人们永远忘不了他。这是说明学问之道,由改过自新“自诚其意”,内外兼修的不易。卫武公少年的时候,杀兄自立。后来改过自修,有文有守,能从谏如流,以礼自防。为宗“周”出力,打败戎狄,因功封“公”,又入周朝为相,进德修业,为诸侯所重。年至九十五,德寿可风。但宋儒(程,朱)他们,却把他放在圣贤的规格上,却不是曾子本意了。(诚意)(四)

   ■ 总结历史人物经验在“自明”

接着就解释,“外用(王)”的影响,何以会使人永远忘不了他“道盛德至善”的作为呢?曾子便引用《诗经·周颂·烈文》一篇的第一句话,“于戏!前王不忘”来作说明。

其实,这篇诗是记载周公辅成王先出了问题。后来,经过周公的教导,成王自己“诚意”改过自新以后,再出来执政的时候,各国诸侯陪着他祭拜文王、武王的颂辞。第一句,就很有警告性地说,唉!先王啊!我们忘不了你的道德教化啊!同时,也是警告成王,再也不要忘记了先王的道德学养的榜样啊!

但是,曾子采用了这一句诗,他的用意,是说明像文王、武王一样,由“诚意”的学养成就,出来从政,为什么会使人永远忘不了他呢?那是因为“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这是说,像文王、武王那样,一般自我爱好的君子们,因为尊敬他难能可贵的贤德,所以对他更加亲切而且怀念他。即使如一般小人们,为什么也是那么尊敬怀念他呢?因为他们感激文王、武王的德政,同样也使他们达到应该得到的利益,使他们也很满足、很快乐。因此,虽然文王、武王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但是,无论君子与小人,好人和坏人,所有的人还是永远忘不了他的道德仁政啊!成王能改过自新,也就是真正的“诚意”、“毋自欺”了!但还需要更进一步地效法先王才对啊!

但这“诚意”、“毋自欺”的学养,究竟是怎样修学才能达到呢?他又引用了《尚书》中三篇,有关历史积累经验的三句话来作说明:

一是《周书·康诰》记载成王伐诛管叔、蔡叔以后,再封康叔于殷,来管治殷的遗民。而在训诫康叔的诰文上,提出“克明德”,你要记住效法祖父文王一样,努力做到“明德”的境界。《康诰》原文,还有“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等要点,不录了。

二是《商书·大甲》记载伊尹下放大甲于桐,三年以后,大甲“诚意”反省存诚,改过自新,学养有了成就。伊尹又把他接回来复位,作了三篇告诫书敬告他,首先就提到,“先王顾諟天之明命”。《大学》引用原文,删减了“先王”两个字,因为重点在“顾諟天之明命”一句,“顾諟”是伊尹告诫大甲,你要追念你父亲“先王”的成功,他是随时随地在照顾起心动念的善恶,明白了天性自然道德生命的作用(原文还有因此得到天地上下神祇等的庇佑,才能平定天下,有宗教性警告的话,就不引述了)。

三是《虞书·尧典》记载帝尧“克明峻德”,说明唐尧的基本学养功夫,就是能自我“内明”,完成“内圣外王”的最高道德。

最后,曾子作了一句总结。这些古代历史上记载的经验重点,都是说明“皆自明也”。当然是从自我“诚意”下手,才能达到“内明”境界。但朱熹却把这三句带有“明德”的话,认为曾子用意应该是注解“明德”的道理,反用在这里,并不合适。自作主张改编了它,未免太过乎!他却忘了“六经皆史也”的道理。更忘了这是指历史上大人们有关“诚意”改过自新“毋自欺”的要点。(诚意)(六)

曾子在这里,不但引证历史上大人物,如卫武公、周成王、商大甲的故事,隐恶扬善,再不提起他们的往事,只说他们“诚意”改过自新,不自欺的高尚成就。而且更进一步引证上古史上革命的帝王们,如商汤、周武王功成名就之后,衷心“诚意”,不自欺的坦白反省,足为后世效法的榜样。如,“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都知道,在古史上,汤、武革命的故事,应该不需多说了。商汤为了夏桀的残暴不道,才不得已起兵革命,最后下放了桀,就自己建立新政,代号称“商”。但他内心“诚意”不自欺,随时告诫自己,从此要内外兼修,做到日新又新的境界。“内明”的“日新”,是要天天反省,无欲无私。达到道成德就。“外用”的“日新”,要对国家人民,使其安居乐业,胜过前朝前代。等于现代人最喜欢通行的话,要天天前进,日日进步才对。当然不是要天天穿新衣服,随时换新房子等的意思。因此,商汤把这句话,镌(镌 拼音:juān)刻在盘子上面,以便每饭不忘,好提醒自己。古代所说的“盘”,是盛水的器具,它的造型特点是圆形浅腹、圓足、有耳,是供王公贵族饭前饭后洗手之用。但朱熹注说,“盘”是沐浴用的“盘”,表示在洗澡的时候,提醒自己也要洗心;道理没错,却非“盘”的正确注解。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证明,或者是哪个地质学家找到了“汤盘”,被朱子看过,也许很有可能。

同样的道理,引用《诗经·大雅》中周人推许周武王的革命成功以后,赞颂文王的功德,其中提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原来是殷商末代的诸侯小国。但因殷纣太坏了,不得不起来率领诸侯革命,结果建立了周朝,可是革命是维新的,不会像前朝的纣一样,犯大错误而误国误民。其中插进一句《康诰》,曰“作新民”。都是说,要重新作人做事,决不像过去一样。但朱熹不管原来的用意,为了引用说明古代的圣君贤相们,“诚意”不自欺的反思。他只看到有“新”字,便正好拿来注解自己认定师说的“亲民”,应改作“新民”的佐证。如果让我们抛一句古文来说:“毋乃大谬乎!”

   ■ 君子为什么“无所不用其极”?

那么,曾子有关引用这三句话的结论说,“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要翻成白话来说,就是说:“所以是真君子,没有那一样不极力随时反省,改过自新的。”换言之,曾子用这一句是说,是真君子的“诚意”不自欺,他们都会坦然忏悔,“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但他用辞很含蓄,只说,“无所不用其极”。换言之,“无所不用其极”,便是彻底的“洗心革面”,是真的“自净其意”,并没有掩饰之处。因此,才有后文提出总结“诚意”与“知止”的相关作用。(诚意)(七)

结语,为什么首先要引用《诗经·商颂·玄鸟篇》中的“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这就是用来表示“外用(王)”之学,为民服务而不自欺,必须要使人民能够得到安居乐业的生活,才是“无所不用其极”的真“诚意”。接着,又引用《诗经·小雅·缗蛮篇》中的“缗蛮黄鸟,止于丘隅”的画面,就此来引用孔子的话,“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作注释,因为《缗蛮》诗篇中这两句话,是指在周幽王的时代,“幽王无德,政治无道,礼废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贱”,所以知识分子的士子们,作诗讽刺,以小黄鸟来比喻一般平民的怨叹!觉得活在乱世之中,人还不如小鸟自在。你看那个小小黄鹂,还可以自由自在,站在那个小山丘上,休息歌唱。但我们却永远在辛劳中生活无着呢?因此,曾子就引用夫子的话说,作人处事,尤其是为政,随时都要自己反省,该知道止的时候,就要赶快停止下来,好让人民休养生息。不然,就会使人感觉人的生命与生活,还不如一个小鸟呢!那怎么可以啊!这正如古人生在乱世时候的两句话:“宁做太平鸡犬,不作乱世人民。”是一样的道理。你们年轻不知道,可以去找距离现在四五十年前的老人谈谈,就可知道其中的艰危辛苦了!

然后,又再引用《诗经·大雅·文王篇》中,描述周文王的伟大道德,他自己忍受纣王的无道加害,遵守礼法,委曲求全,修德俟命,但使人民得到熙熙攘攘的安乐生活。如“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那才是文王“诚意”、“立德”的榜样。因此,就再加以说明,“诚意”与“知止”的指标是什么呢?“为人君,止于仁”。作为领导人的人君,或是公私事业的主持人---老板们,自己的“诚意”,是“知止”在仁爱一切人的目标上。“为人臣,止于敬”。作为国家政府的干部,或是公私事业的职员,自己的“诚意”是“知止”在敬守职务的公德上。“为人子,止于孝”。作为人子女的“诚意”,是“知止”在孝顺父母。“为人父,止于慈”。为人父母的“诚意”,是“知止”在仁慈教养子女。“与国人交,止于信”。说到这句,真是感慨良深。我已是垂暮之年的人,白活了七八十岁。但我可以说,亲身经历,和阅世看人七八十年了。使我最悲叹的事,在这几十年来社会文明的变化中,文化教育失败,造成人和人之间的“无信”,非常严重,几乎到了人人既不信己,又不信人,一代不如一代。近年以来,已经到了“与国人交,止于防”。甚至可说,“与国人交,止于欺”的地步。这几十年,是什么文化思想?是什么文明教育的结果啊!实在值得忏悔反思啊!因此感慨,常想到元遗山的诗:

 百年世事兼身事,杯酒何人与细论。

讲到这里,对于《大学》“诚意”的自释,大概已近尾声。但最有趣的,曾子却在这里引用孔夫子的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并说“此谓知本”。讼,是争讼、诉讼,照现代语说,是打官司。这与“诚意”有什么关系呢?尤其孔子说,我听到别人打官司,原告、被告、证人、律师,都是各有各的理由。当我在听某一边说得很有道理时,又反过来,听这一边说得也很有道理。最重要的是自己要保持客观,并使大家没有纷争,都能心平气和,合理地得到解决。天下的歪理千条,正理只有一条。当是非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只能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阻止那个不合情理的一边,再也不要争辩下去。总之,就超越时空的“形而上”来说,是没有绝对的是非善恶的。但在现实的人世间,你只能依照全体人们共同认定的是非善恶为标准。所谓“大畏民志”,如此而已。

最后,“此谓知本”。知个什么本呢?这是指我们的意识所产生的思想形态,在我们心中脑里,随时都有矛盾乱流,形成业力。任何一个人,随时在心中脑里,有理性和情绪上的斗争,随时自己和自己在争讼、打官司。除了能“自净其意”以外,“自讼”是随生命并存,永无停止的。所以道家的庄子,也形容这种“心、意、识”自讼的状态,叫作“心兵”,就是说平常的人们,意识心中,随时都在内战。如果心兵不动,自心的天下就太平了。人们假如能够学养到自净其意,不生妄念,心兵永息,更不自讼了,那才真是“知本”。再加牵强附会地说,曾子自己引用了上古历史故事以后,觉得对于历史上的功罪,也很难下定论。讨论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所以便引用孔子说过“听讼”的话,借此作为“诚意”、“知止”的总结。因此,我们也不必再替曾子作辩护人,与朱熹争讼了!(诚意)(八)

   ■ “诚意”在外用上也须“知止”

大家不要忘了,上面是我们把原本《大学》一路下来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到再重复一句“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一段,有关“诚意”、“慎独”问题,用经史合参的方法所作的说明,列别为八个“正知”。这也就是说明“大学之道”,由“知止而后有定”的七个“内明(圣)”、“明德”的实证学养开始,是以“知止”为基本的正知正见。到了“诚意、正心、修身”的“外用(王)”阶段,就以“诚意”为内外兼修“明德”的关键修养。但要“诚意”在“外用(王)”之学方面,也必须要切实了解“知止”的重要。

所以原本《大学》说明“诚意”的总结,便又引用“知止”,重提“知止”,实在是有深意。有关“外用”之学的“诚意”、“知止”,孔子在《易经》乾卦的“文言”中说得最为透彻清楚。如说: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人们如果真能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知道“大学之道”是由“乾卦·文言”的“大人”之道的发挥。明白了这个原则,才懂得“外用”、“知止”的不易。无论古今中外,人们要想自立立人,自利利他,上至领导国家天下、服务人群,为英雄、为豪杰,从事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中至经营工商企业;或为一家一己的商贾买卖,甚至只为个人的谋生,如果不明白“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的“诚意”、“知止”原则,只知精进发展,任意妄为,那就一定会给自己带来临去时的后悔莫及了!不过,大家放心,在一般平常的人们,虽然到了生命尽头,仍然不知“诚意”、“知止”的“进退存亡”之道的,所谓“至死不悔”,那是普遍的情形。

 

三五、修身与正心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愤)懥(怒),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怕)惧(吓),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我们在前面所讲的“大学之道”,由“致知、物格”,直到“诚意”、“知止”,都属于我们生命存在的精神方面的事。用简略粗浅的习惯观念来说,都是属于心理部分的事。但人和一切生物生命的存在,是由身心两部分所组合而成的。精神和心,众生天天在用,在活动。但心不知心,心亦不见心,正如子思在《中庸》上所说:“百姓日用而不知。”如果要想自己见心、知心、而明心,从“大学之道”来说,必须先从“知性”开始学养,由“知止而后有定”,到达“安、静、虑、得”的境界,才能得知“明德”自性的本来。

但一般的人们,由生来到死去,大多数是不管“心”是什么东西,“意”是什么东西,“知性”又是什么东西。从十九世纪开始,除非他是学心理学,或是哲学,乃至学医学的精神病科等学科的人,都是从唯物哲学的科学出发,才能对这些问题构成它为新兴科学分门别类的一套学识。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另作比较性的介绍。

   ■ 人身难得要珍惜

人们对生存的生命,所注重的现实人生,平常普遍都是以有“身”的存在,就是生命,就是人生。其实,“身”是生命所有中机械性的机器,是在现实中所表达的每一个人“自我”存在的作用。它是属于自然物理的、生理物质的现实。是偶然的、暂时的,受时间空间所限制的实用品。如果从“形而上”的心性精神观点来讲,此“身”,不过是我们现在生命之所属,只有暂时一生的使用权,并无水恒占有的所有权。“身”非我,真正生命的我,并非就是此“身”。我们为了暂有此“身”,截头去尾,假定以中间六十年做指标来讲,每天为了他要休息,占去一半时间都在昏睡中,已经除了一半,只有三十年。一日三餐,所谓“吃喝拉撒睡”五件要事,又减去了三分之一。如果像现在政界官场、工商业家们的习惯,一日有两餐应酬,至少每餐要浪费了两三个钟点,加上夜晚的跳舞歌唱等,不知道他们有多少时间办公?多少时间读书?看来,真为大家惋惜心疼。但是人们都说这样才叫作人生啊!我复何言!我们这样说,不是对人生的悲观,这是为了我们幸得而有此生,幸得而有此身,所谓佛说“人身难得”,应当加以珍惜自爱这个难得宝贵的生命。

但话又说回来,我们的一生,单单为了此身的存在,为了他的需要所产生的衣、食、住、行,就忙得够呛,自身忙得不得了,难有太多的时间为别人。因此,了解到作父母的、作社会服务的人,个个都是天生圣人,都是仁者。其实,每一个人活在人世间,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损人利己的;同时,也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损己利人的。因为人是彼此需要互相依存的。人不像别的生物一样,所以构成人群的文化,形成了社会。

然而,此身的存在,为了生活,已够麻烦,如果再加病痛和意外的灾害,那可麻烦更大了。因此,道家的老祖宗老子便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但是,另由道家分家出来的神仙丹道们,却要拼命修身养性,以求此身的长生不老(死),忙上加忙得不亦乐乎!真的长生不死的人没有看见,但他们有此永远摆在前面的希望,洁身自爱,看来比吃、喝、玩、乐过一生的,也就各有妙趣不同了。

至于另有从痛苦生活中经历过来的人说:“百年三万六个日,不在愁中即病中。”乍看虽然消极,事实上,大多数的人们,确实都有这样的境遇,所谓儒家“仁政”之道“平天下”者,又将如何平之呢?

我们因为研究“大学之道”,恰好讲到人我的“身心”问题,所以才引发有关“身见”的话题。曾子在原文中,并没有像佛、道两家一样,特别说明解脱“身见”的重要,你只要仔细读了这一段原文,他也是极其注意“心”的作用为主体,“身”只是“心”的附庸而已。所以最后特别说明一句“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并不像一般佛、道两家的支流分派,专门注重修炼“身”的生理气脉,便自以为是修道的真谛了。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身”固然是“心”的附庸,可是在现实存在的生命作用上,人们一切思想行为表现在“外用”方面,完全是因为有身,才能造成这个人世间芸芸众生的种种现象。所以在《大学》有关“内明(圣)”、“外用(王)”的八纲目中,也特别列出“修身”这项要点。但在“修身”的要点中,他所提的,只是身心有关的“忿懥(懥 拼音:zhì,忿恨、愤怒的样子)、恐惧、好乐、忧患”四个现象,并没有说到身的气脉、五脏六腑,以及类似现代所说的神经肌肉等问题,这又是什么道理呢?答:儒家孔门的学问,最主要的中心,是注重“人道”的行为科学,并不像古代医学所讲的养生,专在生理变化上讲到和心理相关的作用。如果要了解这方面的问题,应该多读黄帝《内经·素问》部分的学识,配合现代医学、卫生等科学来作研究说明。我们不必牵涉太广,反而变成泛滥无归,离题太远了。

在《大学》这里所提的“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四个现象,其实,就是子思在《中庸》上所说的“喜、怒、哀、乐”四个情绪。再从上推寻,都是浓缩《礼记》中所述传统文化中的“七情”的要点,只是曾子把情绪所发生的现象作用,较为明白地分析描述。子思是照传统所归纳的原则,提出大纲,如此而已。如果从大体来说,这四个甚至七个情绪现象,每一个人在幼小时期开始,已经发生因子的阴影,作父母、师长的人,只要注意留心幼童的性向,已经可以看到他的一生。正如俗话说的“从小看到老”,尤其在生理健康状况,以及面貌表情上,几乎是无法掩盖隐瞒的。

所以教育文化的目的,教育文化的伟大,就在要改变人的缺陷,而补充圆满他的遗憾。可惜的是,世间作父母、师长的,真能“诚心”知道的,“诚心”牺牲自我为后世社会而造成一个“真人”的,并不太多。普遍只是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出人头地就好了。只想把自己一生遗憾做不到的希望,要求孩子去完成,真是大错特错。因此,古人所谓“经师易得”(教授各门学识的老师叫经师),“人师难求”(如孔子、孟子、颜回、曾子等,便是人师而兼经师)。后世的《三字经》也说:“养不教,父(母)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也有这个意思。

   ■ “心”能转“身”的道理

我们现在不妨略知皮毛地说一点养生学的理论,如说,愤怒伤肝,恐惧伤肾,好乐伤心,忧患伤肺。换言之,容易发怒、容易发脾气或脾气不好的人,便是肝气不平和的现象。容易害怕,俗话所说胆小怕事的人,便是肾气(与脑有关)不平和。嗜好过分,特别如饮食、男女方面过分,可使心脏有问题。多愁善感,或遇家庭问题,其他等等事故,心多忧患,便由肺气不平和开始,影响内脏健康。总之,七情六欲与生理健康关系非常大,错综复杂,一言难尽。中国古代医学,所讲的“五劳七伤”,便是这些原因。但是知道了,也不必怕,只要明白了“诚意”、“正心”,明白了“心能转物”、“心能转身”,一切可以从“唯心”的力量自能转变。当然,这就是“大学之道”大人之学的学问所在了。

通常每一个人,由面目的表情、态度、动作和言语表达等综合起来,才构成为一个人的行为。所有这些行为,是由整个人体的“身”在运作。但在每一个人的行为动作中,都是充分涵有“喜、怒、哀、乐”,“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的成分。无论是婴儿、老人,或是聋盲喑哑残障的人,都是一样,并不因为肢体的缺陷就缺少七情六欲的成分。因此,平常要了解一个人,认识一个人,观察一个人,都是看到这个人就知道了他是爱笑的人,或是容易发脾气的人,或是非常保守内向的人,或是很有浪漫气息的人,或是很狂妄傲慢的人等等类型。其实,所谓这个人,是人们习惯性“逻辑”上的普遍“通称”。严格地说,这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人,是从他有每一个单独不同的“身体”所表达出来的外形不同。人们因为使用名词成为惯性,便就统统叫他是每一个“人”的不同,不叫他是每一个“身”的不同。

我们明白了这个“逻辑”道理,再来看《大学》,对于一个人的“身心”,就用很严谨的界别,述说有关喜、怒、哀、乐等情绪的重点,是属于“身”的一边,尤其容易见之于形态表达的作用上。要想修整改正这些生来的习性,所谓从事“修身”之学,便要从“心”的方面入手。

但问题来了,“心”是什么?什么是“心”?“心”在哪里?怎样才是“心在”?怎样才是“正心”?这里可有一连串的问题,留待后面再说。诚如曾子所说:“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譬如那些古代言情小说所写的,“茶里饭里都是他”。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念着一个人,对茶饭无心欣赏,也不知道滋味了,并不是说茶里饭里有个心。同样的道理,当一个人,在极度愤怒、极度恐怖、极度爱好、极度忧患的时候,也是茶里饭里都是他。也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的。因此,在曾子之后的孟子也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是说每个人,平常都生活在散乱或昏迷的现状中,此心犹如鸡飞狗跳,并不安静在本位上,所以只要能收得放肆在外的狂“心”,归到本位,就是真正学问修养的道理了。

曾子与子思都是传承夫子道统心法的弟子,也可以说,是孔门儒家之学的继承者。《大学》与《中庸》,都是专为宏扬孔子“祖述尧舜”的传心法要,当然就形成它另有一种严谨肃穆的风范。后世的人读了它,都非常敬仰,伹实在也有“敬而远之”的味道。因为这些精义,稍加深入,就有如宗教家的戒律,使人有可望不可及的迟疑却步之感。其实,心性之学,确是中国周、秦以前文化的精髓。在那个时期,世界上,除了希腊文化中的哲学部分,略有近似以外,只有印度文化中的佛学,才是对心性之学,有它专门独到的长处。不过,在曾子、子思的时代,佛学并没有传入中国,所以不可以同日而语。但在春秋的初期,中国文化学术儒、道、墨等分家的学说还未萌芽,就有早于孔子而生的管仲,对于心性之学,也已有湛深的造诣,只是后世的人们,把他忘掉,归到“政治家”里去了。

因此,他在政治领导的方向上,能够为中国的历史政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永为后代的典范,并非是偶然的事。

   ■ 管子有关身心的学说

我经常对西方的学者朋友们说,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并不如西洋文化,所谓哲学、史学、文学、诗人、政治家,是不同一格的。十八、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素来是文哲不分、文史不分、文政不分,是混为一体的文化学问。过去了不起的政治家,也就是哲学家、史学家、诗人、学者。如果你要研究中国的哲学,不会中国的文学、诗词、歌曲,不懂“二十六史”,就很难说是真能通达博雅了。例如管子,他的中心学术思想,是在他所著书中的《心术上下篇》、《白心》这三篇,最为重要。现在为了大家多加了解,就其《心术上下篇》各摘录一则,有关“身心”的学说。

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两眼睛、两耳朵、两鼻孔、一嘴、大小便处)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人被嗜好、欲望塞满了),目不见色,耳不闻声(相同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譬如政治体制的失控)。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毙其羽翼。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道不远而难极也。与人并处而难得也(人的身心,本来就有道,只是自己找不到它)。虚其欲,神将入舍(只要自己去掉了妄想欲望,空灵的元神,就会回到你的家里---身内)。扫除不洁,神乃留处。人皆欲智而莫索所以智乎!智乎!智乎!投之海外无自夺。求之者不得处之者。夫正人,无求之也,故能虚无。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攘(揖 拼音:yī,攘 拼音:rǎng。),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未一道,杀戮禁诛,谓之法。

形不正者,德不来。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饰德,万物毕得。翼然自来神,莫知其极。昭知天下,通于四极。是故曰: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德。是故意气定,然后反正。气者,身之充也。行者,正之义也。充不美,则心不得。行不正,则民不服。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

当然,我无法在这里再多加引述,只是大略提到管仲的有关“心性之学”的学问,作为对曾子所说“心正而后身修”、“修身在正其心”的参考。我觉得,一般人只知管子在历史上的事功,却忽略了他的学问和文章,是很可惜的。

   ■ 庄子特别为残障者加油!

总之,“修身”的重点在于“正心”,并不是修饰外形。同样的道理,庄子在《德充符》上,讲了五个身体残障而有道的高人,其中特别提到一位和孔子幽默的对话说,鲁国有一位残障的人,因为少了足趾,因此便叫他“叔山无趾”。他来见孔子,孔子就说:“你以前为什么那么不自爱,搞成这个样子,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呢!”无趾便说:“吾惟不知务(我以前因为不懂事),轻用吾身(不爱惜我的身体),吾是以亡足(因此损害了我的足)。今吾来也,犹有尊足者存(我现在来见你,因为我还有那个比足更尊贵的存在),吾是以务全之也(我所以必须要好好保全它)。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载,吾以夫子为天地,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我原以为你夫子像天地一样的伟大,哪里知道你也只是重视外形的人)。”孔子听了,会有什么反应呢?《庄子》这样记载:

孔子曰:“丘则陋矣(啊!对不起,失礼了,我今天太卑鄙了)!夫子胡不入乎,请讲以所闻(无趾先生,请你进来,对我讲解你所了解的道)。”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断了足的人),犹务学以复补前行之恶,而况全德之人乎!”

同时,庄子又讲了一位外形生得非常特异的人,名叫“闉(闉 拼音:yīn)趾支离无脤(脤 拼音:shèn)”,驼背,足跟不着地,整个身体扭曲,又没有嘴唇。卫国的诸侯卫灵公见了他,和他一谈,非常佩服他,又很喜欢他。卫灵公认为他是一个极其完美的“全人”。

因此,庄子说:

有人之形(有些人,只有人的外貌形象),无人之情(并无人的内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因为他的外形,的确是个人,所以他生活在人群里) 。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其身(因为他不近人情,所以对他,没有什么是非善恶可说了)。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所以属于一个人的外形生命,是太眇小了)!謷(謷 拼音:áo,高;高超)乎大哉!独成其天(最伟大了不起的,是生命中的天性啊)!

再说,大家一定都看过那些佛教大寺里的罗汉堂。五百罗汉,大多是形貌古怪的角色,而且有的东歪西倒,并不像大殿上代表“全人”丰姿的佛、菩萨,那么庄严美妙。可是那些罗汉,也都是得了道的大圣人。孟子也说过:

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疢 拼音:chèn。)(有内在隐痛,或另有心病,或与生俱来内有暗病的人)。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愈是受过患难曲折、生活在艰难困苦中的人,才能反思立志,完成了伟大的学问、技能和道德的修养。

   ■ 中印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所以说,修身在正其心,道在心,不在外形,都是同一意义。但“心”在哪里?“心”是什么?什么是“心”?怎样才是“心在”?怎样才是“正心”?这就要回到前面提过的问题上来了!曾子只说“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反过来说,视而见的是“心”在见,听而闻的是“心”在闻,食而知味的也是“心”在知味。如果一个人,在同一分秒的时间以内,看见了一件很可笑的东西,又听到了有人笑得像哭的声音,嘴里还正在吃得津津有味,又碰到牙齿咬破了舌头。这时“心”在哪一个作用上面?当然,也可以说,当下能看、能听、能知味、又能知痛痒的,同时都是“心”的作用。

但照现代科学的医学来说,这些作用,都是脑的反应,并没有另外一个“心”的存在。但是,近来医学上对脑的研究,已经知道,并不是绝对可以肯定地说,除脑以外便没有“心”了。不过,我们现在不能跟着医学的科学来讨论“心”和“脑”的辨别,不然,会愈说愈加繁复。我们只能照固有的传统文化来讲,如上面所说,同时能起“见、闻、觉(感觉)、知”作用的,还正是意识的范围,意识与脑的作用,几乎是连在一起的。至于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心”,是包括整个人体的头脑、四肢、百骸、腑脏;甚至所有全体的细胞,乃至现有生命活力所波及的反射作用;以及它能起思维、想念和意识所反应的“见、闻、觉、知”等功用,都是一“心”的“能知”、“所知”的作用。它既不是纯生理的,又不是纯精神的。而生理的、精神的,又都属于“心”的范畴。所以便可知道传统文化中的“心”是一个代号,是一个代名词。如果把它认定是说心脏的“心”,或是脑的反应,那就完全不对了。换言之,“心”是生理、精神合一的代号。既不是如西方哲学所说的“唯心”,也不是“唯物”,它是“心物一元”的名称而已。

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国文化中的哲学史上,由周、秦前后开始,到了战国时期,大如儒、墨、道三家,细分如诸子百家,各有主旨界说的异同。再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之际,几乎一千年左右,论说争辩,也是各主所见,互有短长。直到中国的禅宗兴起,蜕变了宗教与学术的外衣,就以中国的民间的土语方言,表达了至高无上的“形而上”与“形而下”整体的奥义,才比较说得最为明显。例如盛唐之际的禅宗大师们就说:“心即是佛,即佛即心。”又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或说:“本来无物亦无心。说一个佛,说一个道,已是十万八千里了。”尤其如初唐时期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著名偈语所说: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是为各家所公认推崇的明心、悟道之作。但是六祖的师兄神秀禅师的偈子:

 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他所指渐修境界的叙述,便为南宋理学家,如程颐兄弟、朱熹等所因袭,作为“治心”之学的标本,提倡以孔、孟儒学“主敬”、“存诚”的修养方法。例如朱熹影射他自己学问修养的名作: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从他这两首七绝的诗,不能不说他对于“诚意”、“正心”之学,确有相当的心得与成就,可惜的,他还是不明白所谓“向上一著”的究竟。

我们了解了这些传统文化中“心法”的道理以后,便可知道《大学》所说的“正心”与“心在”哪里,是与它开始所说“在明明德”;以及“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诚意、正心”;都是首尾兼顾,始终一贯的学问与修养,并非在此“心”之外,另有一个什么“明德”的存在。

讲到这里,我们又不得不借重佛学来作说明,因为专门深入研究“心性”之学,以及“心物一元”的学问,到现在为止,实在没有哪一种学说理论,更比佛学高明。佛学是以“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为主旨。所谓“三界”,是指这个宇宙之间的生命,统以爱欲、淫欲为生命来源的作用,叫作“欲界”。它是包括物质、物理的世界的一切生命在内。超过欲界以上的,是“色界”,以光色为主体的生命世界。超过色界以上的,便是“无色界”,我们暂时只能理解它是“空界”,或可说是超越时空的一种现象。“万法”是指宇宙间的一切有形的事物,以及一切无形的理念和精神。他说所有“三界”、“万法”,都是“一心”的功能所变现。至于从人道立场开始,包括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唯心”、“唯识”作用来说,他又分析归纳,列为八个“识”的界别。先从人体来说,眼、耳、鼻、舌、身,各有它个别的五个“识别”作用。普通叫作“前五识”。他们都通过第六意识的分别思量等作用,而纳入归藏到以坚执“人我”为主导的意根,作为形成个别生命的一种功能,以梵文命名它为第七“末那识”。这样由个别“人我”来分析说明它的现象,由前面七个识,到最后都是从一个“能藏、所藏、执藏”的作用,与精神、物理、物质相汇合的功能,以梵文命名它叫第八“阿赖耶识”。翻译成中文,便名“藏识”。而这八个“识”的中坚主导,仍然是以第六意识为最重要。不过,“八识”统属“心王”,所以又简称为“心、意、识”。总之,最后仍然以“心”为主。

由此了解,你再回转来看曾子著《大学》的时候,佛学根本没有进入中国,而且这样条分缕析的“唯识”“法相”学,在当时的印度佛学界,也未开始大流行。但“大学之道”,却从“明德”开端,中间也特别强调“致知格物”到“诚意、正心、修身”,如此等等,种种迹象,何期不谋而合,有这样相似呢?这就是说明,东方西方,前古后古,无论是讲唯心或唯物的道理,总之,真理只有一个,只是表达的说法,各有不同而已。所以佛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也就是说明真理是说一不二的道理。

   ■ 修身的重点在正其心

那么,我们再回转到“大学之道”的本题来说,为什么说“修身在正其心”呢?事实上,我们身体歪了,“心”想要它正起来,你心尽管想正,它就老不会正,这又是怎么说呢?大家不要搞错了《大学》所谓“修身”的道理,一是说由身体内在所表达在外形行为的态色;二是说由身体内在生理习性所发生的“忿懥(轻易发脾气)、恐惧(随时怕事)、好乐(容易动容)、忧患(悲观多虑)”等,和“喜、怒、哀、乐”的情绪,需要修整的学问。并非是指如整骨、整形、美容医师们的治疗手术的学识。如果我们引用老子的话来作对比的说明,就更明白了。老子说:“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又说:“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至于大乘佛学,为了慈悲济世而救度众生,所谓真的菩萨们,是可施舍本身的头目脑髓。那都是超越世情的常道,并非人道中的平常人所能够做到的。

但是,你如要钻牛角尖,一定要向生命的身体上讲求“修身”与“正心”的关系。那是纯生理、纯医理等的学问,是属于唯物哲学和科学的一边。它和唯心哲学的一边,都是同等的深奥,都不是普通常识所可思议的。例如我们自古以来,传统文化中的道家医学,甚至道家学派支流的神仙丹法,以及从印度后期佛学流入中国,如西藏密宗的修行路数,都如一般人所固执的“身见”一样,要想从现有的肉体生命上追求,愿意自找麻烦地钻出一个成果来。可是它所包括的学理,更是千丝万缕,非常复杂。并非如一般人盲修瞎炼,随随便便“内炼一口气,外炼筋骨皮”就可以一蹴(蹴 拼音:cù,踏)而就的。

至于后世一般人,为了希望长生不老,借重佛、道两家,乃至神仙、密宗等名目,执着人身的“身见”,拼命作炼气修身的功夫,那就先要深入佛学对于人道生命的生来死去的学识,如《入胎经》“十二因缘”的“中有”理念等,有了透彻的了解。然后对《素问》、《灵枢》阴阳大道的学理、以及人身“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和几百个穴位,先有了医学上的基础。再对印度瑜伽术所说的“军荼(荼 拼音:tú)利”(中文翻译如:灵能、灵力、拙火、乃至三昧真火等等,都是人身生命功能的代号),以及和它相关的人体生理七万二千脉、一万三千神经、四千四百四十八种病情,都须有所实修实验的学习,然后才可以讲究修身炼气之道。但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须知“所”修者是“身”,“能”修者是“心”。最后还是要归到《大学》所说的一句名言:“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三六、中国文化传统的“家”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矜 拼音:jīn,怜悯,怜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我们这次研究讲说《大学》,大体上,是把它的内容,划为“内明(圣)”与“外用(王)”两大项目。由“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知止而后有定”开始,直到“致知格物”、“诚意、正心”,属于“內明”的学问修养为主。从“正心”与“修身”来讲,已属于内外兼修的范围。但到了“齐其家在修其身”的阶段,直到“治国、平天下”,可以说,是属于纯粹“外用”之学了。但是,所谓“外用”之学,也可以说,就是行为学,或行为心理学;伦理学,或政治伦理学;管理学,或管理领导学。总之,如照现代人的巧立名目的习惯,你要略有所知,就可夸大其辞地戴上高帽,爱叫它什么学都可以。但不要忘了,它本身早已有了一个最好的名称---《大学》。

   ■ 祠堂曾是社会安定的基石

现在要讲“修身”与“齐家”之道了。我曾经多次提醒大家注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齐家”,并非是西方文化形式的小家庭的家。也不是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新式的家。古代传统文化的家,其主要是以“宗法社会”和“封建制度”相结合的“大家庭”、“大家族”的家。它本身就是“社会”,所以过去中国文化中,再没有什么另一个“社会”名称的产生。如果从“大家族”的“社会”,与另一个家族,或其他许多家族的土地连接起来,就是另一个团聚的名称,叫作“国”了。因此,由上古以来到后世,便正式成为“国家”名称出现了。

古代所谓的家,是由“高、曾、祖、考、子孙”五代一堂、贯穿上下的家。但这还是偏向于以男子社会为中心的家。如果再加上由女子外嫁以后,所谓姑表姨亲等,亲戚关联的家族相连接,构成一幅方圆图案的家族社会,再加上时代的累积,那么,岂只是五百年前是一家,几乎整个中国,本来就是一家人,这是一点儿都不错的。所以从中国上古的“武学”与军事发展来讲,古代俗话所说的“上阵需要亲兄弟,打仗全靠子弟兵”。这种观念,也都从“宗法社会”的“家族”传统文化所形成。例如民间小说,或旧式戏剧中所推崇的“杨家将”、“岳家军”等,也都是由这种“家族”观念所产生的荣誉。如果随随便便,说它是落伍的陈旧“封建”意识,应该打倒,才能使社会有新的进步,似乎未必尽然,还须值得仔细研究,再作定论。

“大家庭”的“家族”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植根深厚,它影响了东方的亚洲,如朝鲜、日本,乃至东南亚各地。它也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共和思想的根源。尤其在中国,直到现在,你如果能深入研究各个地方的“祠堂”和“族谱”,那种“慎终追远”的精神,以及旧式“祠堂”家族的“家规”,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古代政治制度,从政的官员那么少,社会治安、保安人员等于零,它用什么方法、什么体制,能够管理好那么一个偌大的中国。

我们现在再重举一个三百多年前的例子来说,当明末清初时期,满族在东北,一个寡妇孤儿率领十来万满、蒙军队,其中包括少数的汉军,就能轻轻易易地统治中国四万万的人口。他们靠的是什么,并非全靠杀戮,也不是全靠严刑峻法。他们是真正了解文化统治的重要。由康熙开始,他已经深深知道儒家学说的“齐家、治国”的重心。因此,他颁发“圣谕”,要乡村民间知识分子的读书人、秀才们,每一个月的初一、十五,在乡村的祠堂里,讲解“圣谕”,极力推行提倡儒家的孝道,以及把儒学作为戒条式的律令。后来到了雍正手里,又重新扩充了康熙的“圣谕”,成为《圣谕广训》。他们了解“社会教育”的重心,是在形成整个社会的一种循规蹈矩的道德风气,而达到一种不言之教,不令而威的效用。

你们后生年轻人不会知道,我是从小亲眼看见过在偏僻的农村里,一个子弟、一个青年犯了不规矩的行为,偷了别人家一只鸡,或有了男女之间的奸情,告到族长那里,如果情节重大,大家要求族长要打开祠堂门,当着列祖列宗的牌位,来评理处置,那就非常严重了。这个子弟如不逃走,也许会被“家法”(祖宗前面的红黑棍子)打死,至少是当众出丑,永远没脸见人。

后来在对日抗战初期(一九三七年),我到四川,有一位青年朋友,他是四川彭县人,跟我一起做事久了,他常常苦苦要求我,为他报仇。你说,他要报什么仇?他要杀人放火,烧掉了他家乡别家的“祠堂”,要杀掉那一姓的“族长”及有关人士。为了什么呢?因为他与这家的小女私相恋爱,被他们发现了,认为太不要脸,太丢家族的面子了,要把他两人抓住活活打死。结果,男的逃掉了,后来就是我的朋友。女的被“家族”抓住了,由“族长”当众决定,被他们活埋了。

因此,他日夜要想报仇杀人。后来,我总算用别的方法,化解他的仇恨,使他另外安心成家立业。当然,这些例子不多,但由家族制度所发生的流弊也不少。你们都也看过很多现代文学大师们的社会小说,也就约略可知旧式“家庭”和“大家族”阴暗面的可厌可恶之处,必须加以改革,但这也是“法久弊深”的必然性,并非全面,也不可“以偏概全”,便认为是毫无价值的事。

“大家族”的宗祠,它不是一种法定的组织,它是自然人血缘关系的“标记”,是“宗法社会”精神的象征,是“宗族”自治民主的意识。有的比较富有,或者宗族中出过有功名、有官职的人,也有购置“学田”、“义田”,把每年的收入,作为本族(本家)清寒子弟肯读书、肯上进的补助。祠堂里,必要时也会让赤贫的鳏、寡、孤、独的宗亲来住。当然,族里如果出了一个坏族长,也会有贪污、渎职、侵占的事。天下任何事情,有好处就有坏处,不能只从单一方面来看整体。

   ■ “社会福利”工作由来已久

从社会学的立场来讲,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似乎缺乏人群“社会”团体这一门的思想学术,甚至孔、孟儒家的学说,如《大学》、《中庸》,就根本没有提到“社会”的观念,更不会有什么“社会福利”思想。当年,我在听“社会福利”这一门课,刚由美国输入中国,非常新颖时髦。我一边听课学习,一边就提出不同意见。我说,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关“社会福利”问题,从我自幼接受的传统教育开始,早已深深种下这一门课的种子。大体来说,如恤老怜贫、敬老尊贤、存孤敬寡等等,都是幼少教育的重点。而且在儒、释、道三家的学说中,以及诸子百家,统统有从“社会福利”出发的理论和名言。只是大家不懂中国“社会学”历史的发展,没有像西方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由资本主义的经验,转变成为新时代劳工福利,推广到所有“社会福利”的实验方法而已。我只听了几堂课以后,那位在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教授,就约我大谈其中国历史上有关“社会学”的知识。后来干脆请我演讲“中国特殊社会史的演变”的专题。“特殊社会”是我当时新创的名词,因为从战国时期的墨子开始,几千年来,都存在这种“社会”。即使如西洋各国也同样存在。渐渐演变,就成为近代史上的“帮会”了。

但到底我是在求新知,不是来卖旧货。讲了几次,听的人热烈欢迎。我就见好便收,干脆不去上课,自己看书研究,免得浪费时间,去听几十个小时的课,那我可读多少的书啊!

讲到这里,除了“宗法社会”、“大家庭”的精神遗风,演变成“宗族”的宗祠(祠堂)之外,由南北朝、唐、宋以后,中国社会佛、道两家的寺、院、庵、堂、道观等等,都是有形无形兼带着在做“社会福利”的工作。韩愈当时反对迎佛骨,接着,便写了《原道》等大文章,反对佛、老,更反对一般人去出家作和尚、作道士,认为是不事生产“无父无君”的不忠不孝。这个观点,从政治文化的立场来说,一点没有错。但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说,也未必尽然。过去帝王封建时代的中国,并没有专管“社会福利”的机构,如果没有这些寺、院、庵、堂、道观来收容那些鳏(鳏 拼音:guān,无妻或丧妻的男人)、寡、孤、独的人,试问,皇帝们、大臣们,包括韩愈老夫子,谁又来照顾他们呢?所以韩愈的侄子,出家学道成仙的韩湘子,也只好做两句诗来启发他老人家,“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了。社会上的人,到了某一环境,的确都有“家何在”的情况啊!

   ■ 从“张公百忍”的故事说起

在中国,“宗法社会”和“家族”所形成“大家庭”的观念,有四五千年前的传统,在唐、宋时期,最为鼎盛。最有名,也最有代表性的历史故事,就在唐高宗李治时代。正当公元六百六十余年时期,高宗到山东泰山去,听说有一位九代同居的老人,名叫张公艺,便很好奇顺道去他家里看看,问他是用什么方法,能够做到九代同居而相安无事?这位张公艺请求皇帝,给他纸笔,要写给他看。结果,他接连写了一百个“忍”字。高宗看了很高兴,就赏赐他许多缣(缣 拼音:jiān,双丝的细绢)帛。后来就成为历史故事的“张公百忍”。不知道当时的张公艺是有意对高宗的启示,或是对高宗的警告。无论怎么说,他却无意中帮了武则天。同时,也确实是他由衷的心得,说明做一个“大家庭”的家长,等于是担任一个政府机构、大公司的主管,也犹如一国家的领导人,自己要具备莫大的忍耐和包容,才能做到“九代同居”而相安无事。

大家要明白,我们的中国由上古开始地大人稀,而且历来的经济生产全靠农业为主,土地与人口就是生产经济、积累财富的主要来源。在周、秦时期,封建诸侯的政治体制上,也多是重视人口。秦、汉以后,封侯拜相乃至分封宗室功臣,也都以采地及户口为受益的标准。所谓“万户侯”等的封号,都是对文臣武将等最有诱惑力的,也是最想得到的大买卖。因此,人人都以多子多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当然,户口人丁的众多,是生产力和财富的原动力,不免形成大地主剥削劳动人工,压迫小民的现象。但并不像当时西方的奴隶制度,其中大有差别,不可混为一谈。我不是赞赏那种传统的习俗,只是在历史学术上的研究,是非同异必须说清楚,提醒大家在做学问、求知识方面的注意而已。

同时,说明由于“宗法社会”、“家族”的传统,方形成后世“大家庭”、“大家族”的民情风俗,产生贵重多子多孙的结果。人们要想教育管理好这样的一个“大家庭”,比起管理一个社会团体,一个庞大的工商业集团,甚至比起一个国家的政府(朝廷),乃至现代化的政党,还要困难复杂得多。因为治理国家、政党,管理社团,从表面大体上来说,他只需要依法办事依理处事,“虽不中,亦不远矣”。至于公平、公正、齐治一个“大家庭”或“大家族”,他的重点,在一个“情”,所谓骨肉至亲之情上面,不能完全“用法”,有时也不能完全“论理”,假定本身修养不健全,大至家破人亡、骨肉离散是很平常容易的事。

举例来说,在过去的社会里,一对夫妻,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几乎屡见不鲜,是很平常的事。甚至愈是偏僻的农村,穷乡僻壤的贫苦人家,偏是生了一大群子女,比富有人家、城市人家,更会生产人丁。其中原因,并不只是饮食卫生等问题,包括很多内容,一时不及细说。但古代的传统,除了元配的夫妻以外,还准许有三妻四妾等习俗,所以稍稍富裕的家庭,以儿女成行来计算,还不只三个五个,或十个八个来算人口的。如果只以一夫一妻来说,他们生了五个儿子,讨了五个来自各个教养环境不同的媳妇,在兄弟媳妇之间,互相称作“妯娌”(妯 拼音:zhóu,娌 拼音:lǐ。兄和弟的妻子合称或互称)。每个媳妇的个性脾气、心胸宽窄、慷慨悭吝(悭 拼音:qiān,吝 拼音:lìn。悭吝:小气,吝啬)、多嘴少话,个个自有各自的不同。五个儿子之间,也并不是由父母遗传的生性一模一样。假如和父母一样,就叫“肖子”,“肖”是完全相像的意思;和父母不一样,叫“不肖”,人不一定都是“肖子”。所谓“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也就是说和社会上的人群一样,智、贤、愚不同,良莠不齐。再配上五个不同的“妯娌”,单从饮食衣着上的分配,日用品生活的分配,甚至彼此之间对待上下的态度等等,在任何一件小事上,就有随时随地的是非口舌。如果发生在外面社会上的人群,还可忍让不理,躲开了事。这是昼夜随时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的人家,你向哪里去躲。

倘使加上还有三个、五个姊妹还未出嫁,日夜蹲在家中的大姑、二姑、小姑等等,不是父母前的宠女,至少也是娇女,对“妯娌”兄嫂、弟媳之间,对哥哥弟弟之间的好恶、喜怒、是非,乃至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可以闹翻了天。还有能干泼辣的姑娘,虽然嫁出去了,碰到对方女婿家是有权有势的家庭,或是贫寒守寡无所依靠的家庭,回到娘家干涉家务,或是请求救济的。总之,说不尽的麻烦,讲不完的苦恼,比起在政府官场中的主管老百姓的官,或是当管理国家天下的皇帝,看来,还要难上百倍。因为做领导人的糊涂皇帝,或做管理百姓糊涂的官,只要“哼哈”两声,就可以决定一切了。可是“齐家”内政之道,不是“哼哈”二将就可了事的。“哼哈”二将,只能在佛教寺院门外守山门,不能深入内院去的。

我们这样还只说了父母子女的两代。如果五个儿子媳妇,各自再生三五个儿女,那么,一家二十口或三四十口,还不算相帮的僮仆婢女,以及临时外雇。乃至佃户等相关的人丁在內。再过一二十年,第三代的孙子,又结婚,又生儿女,那么,这个所谓兴旺的人家,在四五十年之间,已是“百口之家”了。因为过去的社会,通常是早婚的,不比现在。你们必须要了解,在孔子到曾子、子思、孟子的时代,甚至后世如我所讲这种情状的家庭,尤其是“皇室”或“诸侯”王家,所谓数百口之家,那是通常的事不算稀奇。

可是,在我们的历史上,所谓“五世同居”的“大家庭”,历代都有,如在宋真宗赵恒的大中祥符年代(公元一○○八年),“醴(醴 拼音:lǐ)陵丁隽,兄弟十七人,义聚三百口,五世同居,家无间言”。尤其是最后一句的记载,实在使人不敢想象的敬佩。所谓“家无间言”,是说全家三百多人,并没有一点不和睦、不满意而吵闹起来。因此便可知道“齐家”之道,是“齐”这样的家,不是如现代,乃至西式的小两口子,把两个铺盖,拼成一张大床,或两张小床的家。即使是对小两口子的家来讲,又有几对是白头偕老、永不反目的呢!你看,“齐家”,是那么轻易要求,那么稀松的世间人事吗?!

照我默默地观察来看,依照现代物质文明的快速进步和精神文明相对的衰落。不论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甚至举世皆醉的工商业竞相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不会再有家庭制度的存在,而且也没有婚姻制度神圣的存在了!人类历史的剧本看到这里,我自己觉得可以“煞搁”了。因为我是一辈子看戏的,再看下去不是不好看,习惯不同就有点太陌生不大自在了!

   ■ 尧可不愿多子多孙哪!

讲到这里,又使我忽然想起孔子说的话,“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为了上面所讲的中国过去社会的“大家庭”,依照孔子的话,“好古,敏以求之”,使我又想起孔子所再三推祟上古圣人皇帝唐尧的一则故事。根据历史的记载说,尧治天下五十载,出外巡视,到了陕西华山一带。华封人(管理华山地政的人)祝曰:“使圣人富、寿、多男子(愿你长寿,大富大贵,多子多孙)。”尧曰:“辞(多谢你了,我不需要这些)。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我们看了帝尧辞让别人祝福的话,实在很佩服,不愧可称之为“圣人”,这也就是后世道家思想的根源,具有出世怀抱的超然感受。但是华封人听了,便又说道:

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与物皆昌。天下无道,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何辱之有。

看来,华封人这一段话,又是帝尧以后,儒、道本未分家的共同思想。不过,要活千年才厌世而去,未免又太奢侈了吧!正如佛说,长寿,是三灾(刀兵、瘟疫、水火)八难中的一难。仔细看来,的确别有高见。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家”,我们大概已经介绍清楚。也许,在你们现代一般从开始就先学新时代的文化,或一开始便从西方文化基础学习的人,看来非常奇怪,好像西方的社会文明,根本就没有这种情况存在。如果你是这样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无论是欧洲方面的英格兰、爱尔兰、法兰西、德意志等民族,乃至由各种民族所拼凑的“美利坚”国民,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和各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等,在他的社会中,也都以拥有“故家”或“世家、“大族”而自豪、自傲的观念存在,这是人性的特点,也可说是人性的弱点。举例来说,在现代的美国,对于已故的总统肯尼迪,便有其特别的追慕之情。“肯家”,也是美国的“世家”、“大族”,在美国本土的人,也经常有喜欢讲说或关心“肯家”,以及别的“世家”的许多故事。

 

三七、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前面所讲,是因为要研究讲解“齐其家在修其身”的道理,必须先要明白中国文化两三千年来,所谓“齐家”之“家”的内涵指标。因此大略介绍过去历史上,所谓“大家族”和“大家庭”的情况,是《大学》所指“齐家”之道的重心所在。至于初由一男一女,两相单独建立的“小家庭”,是归于“夫妇之道”的范围,当然也和“修身”、“齐家”有其基本的重要关系,但非本段文言的主要所指。

   ■ 修身齐家的五个心理问题

《大学》本文这一段“齐其家在修其身”的内容,特别提出有五个心理问题,是主持家政的人,也可以说包括所有主持一个社团,或政党的领导人,本身最需要有自知之明,避免容易偏差、容易犯错的主要修养所在。这五个心理问题的内容是:

一、人之其(有)所“亲爱”而辟焉。二、(人)之其(有)所“贱恶”而辟焉。三、(人)之其(有)所“畏敬”而辟焉。四、(人)之其(有)所“哀矜”而辟焉。五、(人)之其(有)所“敖惰”而辟焉。

这五个“而辟焉”,也可说,就是人们容易犯错误的五个心理问题的专题。“辟”字,在古书古文上,有多重释义,有等于开辟的辟,也有等于庇护的庇。但在《大学》本文这里,“辟”,是等于偏僻、偏差,甚至有病癖的意义。我们先要了解这个文字上的意义,然后再引用比较浅近明白,在历史上有过经验的故事来作说明,就更容易明白这些心理问题了。

我们想引用历史故事来说明,也是为了配合《大学》所讲“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之标的来讲。其实,由上面所提出最浅近平常的五个心理问题,上至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乃至工商业团体,甚至现代所谓的民主党派;下至每一个平民的小人物、小家庭,随时随地也都普遍存在这些问题。假如真要举出实例,恐怕要用再多的货柜也装不完的。只是为人长上,或做父母的家长们,一时很难“反躬自问”,很少有人肯自我反省而已。

   ■ 由“亲爱”而产生心理偏差的故事

有关第一个“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历史故事的事例,便是《战国策》所记载触詟(詟 拼音:zhé)说赵太后的先例。在战国的末期,燕赵两国和西面的秦国最接近,也都是秦国急于想吞并的对象。刚好赵惠文王死了,他的儿子孝成王即位,年纪很小,是个寡妇孤儿的局面很难办,只好由能干的赵太后亲自出来掌握政权。秦国看到这个时机,就出兵急攻赵国。赵国没办法,就向齐国求救兵。齐国又把握机会要挟赵国,让赵国必须派遣赵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长安君来做人质,齐国就会马上出兵救赵。赵太后不肯,大臣们极力劝谏她赶快派遣长安君去齐国,否则,就来不及了。赵太后就公开地说:“如果再有人向我说,要派长安君到齐国去做人质,我老妇必唾其面。”

正在大家毫无办法的时候,赵国的一位老臣触詟(官拜左师),忽然请求要见太后。太后想,他偏要倚老卖老来见我,一定和这件事有关,就很生气地等着他。但触詟是赵国的老臣,威望又高,所以虽然生气,也还不失礼貌地接见他。触詟老态龙钟,慢慢地一步一步走上来,嘴里说:“老臣病足,走得不快,请太后宽谅。我因为很久没有来晋见太后了,怕你玉体欠安,所以想来看看太后你啊!”太后就说:“我是靠坐銮驾走动,还算不错。”触詟又说:“胃口还好吧?”太后说:“老了,平常只吃流质的稀饭。”触詟说:“我真老了,不想多吃东西。不过,每天勉强自己出去散步,走三四里,算是运动。这样,胃口就稍好一点,身体也舒服多了。”太后听了便说:“老妇不能。”讲到这里,太后态度就变缓和,心里也放松了。她觉得触詟这个老头子,完全是和自己说些老人话而已,大概不会讲要长安君去做人质的事,也就完全放心了。

跟着触詟便说:“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这是说,我有一个最小的儿子,名叫舒祺,很不像我少年时候的努力用功。不过,人老了总是疼爱自己的小儿子。我希望你太后开恩,叫他来补个王宫警卫队的队员。他有了一个位置,我也就安心了,所以我就不怕死地随便说出来。求求你太后准许吧!太后一听,就说:“好吧!他几岁了?”触詟说:“他只有十五岁,虽然还小,但我怕自己快要死了,‘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所以要抢着来对太后请求。”读了这一段,活像眼前看到一个很啰嗦的老头子,唠叨着为儿子求职说话。

太后说:“大丈夫男子汉,也会爱怜自己的小儿子吗?”触詟说:“哦!男人们比女性还过分呢!”太后说:“女人和男人不一样,爱是真爱。”触詟说:“我看太后你爱你那个嫁去燕国的公主,比爱长安君还厉害。”太后说:“哪里能比,我实在最爱长安君,他实在还太小啊!”触詟说:“作父母的爱儿女,都是要为儿女长远的前途打算。你太后送公主嫁到燕国去的时候,一步一步跟在她的后面,一边又流着眼泪,担心她嫁得太远。看了,真够难受的。但她出嫁了以后,你不是不想她,而且还随时祷告老天保佑,不希望她会回来啊!那不是希望公主在燕国,生个儿子,可以继位为王吗?”太后说:“那是当然的,是这个意思。”他和太后的谈话到了这里,触詟便说:“如果细算三代的事,我们赵国前面历代的赵王,能够继位的后代子孙,好像存在的不多吧!”太后说:“都没有了。”

触詟说:“其实,不只赵国,其他各国的诸侯后代,能够继位存在的,有很多吗?”太后说:“我没有听说过还有多少存在的。”

触詟便说:

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媪 拼音:ǎo,老妇人的通称)尊长安之位,而封以膏腴(腴 拼音:yú,膏腴:土地肥沃)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指公主)。

这是说,那些目前看得见的诸侯子孙们,都是在眼前就闯了大祸,本身受报应了。有些虽然迟了一点儿,大家也眼见他们的子孙没有好结果。难道是做人民的老板们、做皇帝诸侯的子孙们,都不是善人吗?其实,不是这个道理。因为这些高贵的子弟们,家庭出身太好,生来就自然有高贵身分的地位,但他本身对社会、国家并无半点功劳,而且因为出身不同,生活“自奉”得很富厚、奢侈、骄纵。得来容易,习惯了不劳而获,并且方便要挟,而取得贵重的资产太多了。例如你太后,现在随便就封了小儿子做“长安君”的官位,又给了他许多肥好的房地产,把好的东西都给他,还有特别的权利。你还不趁现在叫他努力做一点对社会、国家、人民有贡献,有大功劳的事情。如果有一天,你像山崩一样地倒下去了,那么长安君有什么办法自己对赵国的老百姓做交代啊?所以我认为你爱长安君,是不及爱出嫁燕国的公主一样深呢!

讲到这里,赵太后全明白了。便说:“好吧!我懂了,随便你怎样办吧!”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原文写到这里,后面还附带一段很有深意的结论说:

子义(赵国人)闻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这是说,一个赵国人名叫子义的,听到了这件事的经过内情,便说:“你们看,做人们大老板的帝王,他们的子孙,也就是他们的亲骨肉,还不能只靠没有功劳的地位,也不能靠没有功劳的享受。不然,你虽然尊贵,满堂黄金宝玉,也无法守得住的。何况我们做普通的老百姓,有财富,就一定可靠吗?”

我们引用这个历史故事,是借来说明“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的道理。因为一牵涉到亲情、爱情,心理就有偏差,严重一点,就心理失常。那么,所有的智慧、理性,就都会被自己的感情所蒙蔽了。正如欧阳修所说:“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岂但国家大事,就是三家村里的贫困小户人家,也随时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何况那些有权有势,或是财富大老板们的家庭呢!所以“齐家”之道,在“先修其身”的不容易了。尤其像现代的一家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集中了大人们的亲爱、哀矜、畏敬、敖惰,甚至贱恶于一个孩子身上。真是使人不寒而栗,不敢想象,将来后一代的子孙,是什么样的情况。

   ■ 由“贱恶”而产生心理偏差的故事

有关第二个“(人)之其所贱恶而辟焉”历史故事的事例,也就是孔子所著《春秋》中的旨在“责备贤者”的第一个历史故事,在左丘明发挥解释孔子的大义《左传》上,所谓“郑伯克段于鄢(鄢 拼音:yān)”,就是最重要的先例。

郑庄公的生母武姜,生她大儿子庄公的时候,正在昏迷睡梦中,被惊醒痛醒了,所以在心理上有了主观的成见,压根就对这个儿子有反感。用后世俗话来说,这真是前世的孽。因此她钟爱第二个儿子共叔段,她希望老公郑武公把王位传给老二。但当时在宗法传统的习惯上,必须以长子作为王位的继承人,如俗话所说:“皇帝重长子,百姓爱幺儿。”况且庄公从小便很聪明能干,有机谋,当然就顺理成章继位了。可是他的生母心里是很不高兴,很不愿意的。

庄公即位以后,做母亲的武姜,便要求大儿子庄公封弟弟共叔段到制邑去做地方首长。庄公明白母亲的用心,就对妈妈说,那个地方地形险要,上代的虢(虢 拼音:guó,姓)叔就死在这个地方。妈妈!你老人家另选一个地方吧!

其实,庄公知道这个行政区域很富有,兵精粮足,弟弟去了要造反夺权就难办了。所以对妈妈说假话,故意推托。这就是亲生母子之间,在政治上、权利上钩心斗角,毫无“诚意”真情存在。武姜不得已,为老二要了京邑。庄公只好照办,因此大家就叫老二共叔段为京城大叔。

郑国有一位大臣叫祭(蔡)仲,便对庄公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这就是说,你把那么大的最重要地区,封给弟弟去治理,对国家安全来说,是有问题的。同时,又说了许多理由。郑庄公听了,半真半假地说,那是我妈妈姜氏硬要的,我做儿子的,有什么办法,祭仲便说,这佯做,你的妈妈也不会满意的,“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庄公便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你放心,等着瞧吧!

接着,老二共叔段又另外要求在郑国的西边和北边的两个大地区,一并归到他的范围,这已等于有全国一半的地盘了。宗室的大臣公子吕便对庄公说:“国不堪贰。”一个国家,不能两分。你究竟想怎么做,要把国家交给你弟弟,我们就去报到,不然,就应该另有处置。否则,全国老百姓,也弄不清楚大方向了。庄公说:“无庸,将自及。”你放心,没有用的,他自己会倒霉的。事情愈来愈严重,公子吕又说一次。庄公便对他说,“不义不昵”,他老二不讲情义,不和我做哥哥的亲爱和睦相处。“厚将崩”,累积罪过愈多,垮得更快。

最后,老二共叔段什么都准备好了,就要发动叛变,用武力来抢夺哥哥的政权,妈妈和他约定做内应,发动的日期也约定好了。庄公的情报很清楚,因此,就派兵去伐京邑。百姓也不拥护共叔段,所以他想抢王位的计划,就全盘失败了。最后,逃到鄢邑。庄公再命令伐鄢。共叔段只好逃去投奔共国。因此,庄公下命令把母亲迁出内宫,下放到一个小地方城颍去住,气得狠狠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就是说,除非我们母子两人都死了,在地下才再见面。换言之,永远不想再见到妈妈了。

当然,亲生的母亲,虽然最恨她的偏心所造成的错误,但到底还是有母子骨肉的亲情。人世间最难解脱是情的作用,尤其是亲情最难了了。所谓孝道,便是至情的表现。事后,庄公也很后悔,话说得太过头了,事也做得太绝了。总算经过他的另一位功臣颍考叔的劝谏,为了兑现誓言,叫庄公挖了一条地道,再使母子相见,终使母子重新团聚了,恢复原来母子之间的亲情。《左传》记到这里,便说:“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孝敬父母,是人性爱心最基本的真诚。孝敬自己的父母,又扩充到孝敬别人的父母,这才叫作“纯孝”。

《左传》的原文很精彩,文字写作得很优美,而且简练晓畅,翻成了白话文,反而没有那种纯朴深刻的风味了!我们小时候读它,是要朗朗上口,背诵得出来,一辈子都有用处。变成了白话,就没有深度了,看过了就会丢掉,很少有再启发作用的价值了。孔子著《春秋》,是从他的故国鲁隐公元年,也就是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七二二年),亚述帝国灭以色列的那一年开始。换言之,郑庄公出兵打弟弟共叔段,就是发生在这一年的故事。孔子对郑庄公的贬辞的要点,只用了一个“克”字。因为一个国家,对敌用兵胜利了,才可以叫“克”。共叔段是他亲兄弟,做哥哥的明明知道他被妈妈骄惯宠坏了,为什么不在事先好好设法教导,至少,也应该预先防范处置。但郑庄公却用政治手段,故意培养他、放纵他,造成他犯最严重的错误,叫全国的人看清他的不对。又把他当敌人一样,出兵去讨伐他,表示自己的了不起。其实,郑庄公从基本出发,完全是玩弄手段,制造一个罪过的圈套给弟弟和母亲去钻,因此而赶跑弟弟,甚至在征战中杀了他,还自充好人,是为国家安全,不得已才大义灭亲,这就是阴险奸诈的用心。不但没有兄弟友爱的亲情,对母亲更没有真正的尽孝,为什么不好好事先感化母亲的错误,而且这样做,更是大大不合于“治国”、“从政”的道德,是为后来春秋时期各国的诸侯,开启了坏风气的“始作俑者”。所以孔子只用了一个“克”字来标明他的罪过。这样以一个字来批判善恶、是非,就叫作著《春秋》的“微言大义”的精神所在,也就是奠定了后来中国两千多年,写历史用字用句的典范。

至于对郑庄公母亲的偏心偏爱的过错,孔子不忍心说“天下有不是的父母”而已。但左丘明却根据孔子的《春秋》,“秉笔直书”,把郑庄公和他的母亲的不能“修身、齐家”的前因后果,都记述得清楚,为后人做警惕的榜样,这就是《左传》所谓“传”也。这也就是不能“齐家”,不足以“治国”的“宪”榜。

   ■ 从“畏敬”鬼神说到近代“人造神”

有关第三个“(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的历史故事实例不少。严格研究,也很复杂,可以另成一个专题。而且牵涉的学科很广,当然,主要的还是哲学和心理学、医学等学,最为重要,因为这些科目,也是最有相关的学科。

我们退而求其次,在这里所谓的“畏敬”问题,其中包括有两种成份,一是“畏”,二是“敬”。《大学》在这里把这两种内涵合称为一个名词,等于是由“畏”而“敬”的作用。这种现象在人的心理作用上,严格地说是普遍存在的。换言之,“畏敬”,它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尤其在宗教的心理学上,更为明显。举例来说,人为什么惧怕鬼神?因为你不知它究竟是真的“有”,或是真的“无”。而且从有人类以来,个个说有,而人人又没有真正地见过。说看见过的,或肯定相信的,究其实际,仍然多是捕风捉影之说,并不像自然科学,可以拿出实质的证据来。

所谓鬼神之说,也就是概括“敬天”,或“敬事上帝”等等“形而上”,似乎另有一个作用的存在。不管任何一个顽强的人,虽然绝对不理会这些说法,但在他一生有某一种身心状况发生时,仍然难免会起一种异常的感受,恐慌、怀疑。那便就是这种“畏敬”心理的原始作用。

人的生命,有生必有死。但谁也一样,平生所最畏惧的就是死。因为人人都没有把握自己几时会死?自己是怎样死的?死了以后,究竟是怎样的?死了以后,还有来生吗?这些问题也都和“畏敬”心理的作用密切有关。

不说死而说生吧!谁也不知道自己活着的一生,前途的遭遇会怎样变化?受苦或享福?和我生活有关的父母、夫妇、儿女、财产、权位、主管、老板、政府、国家、世界等等,都在无法自定,无法可以前知之数的。因此,要算命、看相、求神、问卜、看风水(相宅、相墓地),甚至还请人来相看办公室、床位等的所谓“不迷而信”的“迷信”专家,就普遍地无所不有了。因为人们的心理,从来就存在着,有事事不可知,患得患失的畏惧心理。除了怕“生”怕死以外,怕没有饭吃、怕没有衣穿、怕没有钱用等等,无论穷富,谁也难免一怕,这就叫作畏惧。

至于从小在家,就畏惧父母、畏惧兄弟姊妹。读书入学,畏惧师长。学成做事,畏惧长官、老板,甚至畏惧同事、同僚。出门怕赶不上车,天晴怕下雨,不下雨的时候,又怕天晴。有人因为怕穷,怕失去了不能占有一切的希望,就不惜作奸犯法去偷人、抢人、害人。但也有人,为了怕违背道德,怕违犯法纪,而甘愿穷途潦倒一生。几乎一个人活了一生,随时随地都在畏惧中,但又自以为是、自得其乐地过了一生。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细数人生,谁又不在“畏敬”中过了一生。但是,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鬼神并不可怕,因为没有见过。上帝、佛、菩萨也不可怕,天堂和极乐世界都距离我们太远。最可怕的是“人”;更可怕的是“自己”;尤其可怕的是人自己所造成的“人”神,它的代号,叫作“权威”。其实,权威只是虚名,它没有一个东西,但它又把握支配了一切的东西,它是以一个孤苦伶仃可怜的人为形象,是“寡人”、是“孤家”,他使人不想接近,又想接触。望望然是很渺小,又好像很伟大,总之,是人人自我矛盾所造成的一个“偶像”。最好的“偶像”,是没有一个他的自我形式,是以人人心中各别自我所形成的一个“偶像”。它使人人心中自我自生有“畏敬”成癖之感。这样,就是《大学》所说,“(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的最高原理。

先不说过去历史上的往事,只以我所经历过的时代,由二十世纪初期而到现在。小的时候,开始接触文化,也和众人一样,喜欢读各种名人的传记,拿来对比中国历史上的人物。那个时候,开始读德国的威廉二世和什么铁血宰相俾斯麦,很新奇很惊讶。其他如兴登堡、福熙元帅,包括钢铁大王卡内基等等,都是新鲜的玩意。听的是李鸿章,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的伊藤博文,仰慕的是曾国藩、石达开等等。但这些也只属于少年时期的憧憬而已。

到了北伐前期,那时,印刷术已稍发达了,到处可以看到一张又一张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袁世凯、张勋到奉、直战争的大帅们,和革命先驱孙中山、黄兴,甚至什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总司令蒋介石的画像。一个个都是人们所制造的“权威”,令人望之似乎“畏”而生“惧”,但未见得有“敬”意的存在。

接着而来的,便是二十到三十年代,西方欧洲的国际局面变了,什么意大利新兴时髦的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是如何的枭(枭 拼音:xiāo)雄,怎样的了不起。跟着而来,德国的领袖希特勒,如何的枭雄,怎样的了不起。中国无人可及,墨索里尼也还差一点。天上的飞机,可以丢什么炸弹,汽车以外,又有机械化的部队坦克车;机关枪、迫击炮是怎么的厉害。俄国又自“十月革命”以后,有了苏联第三国际,列宁是怎么的神圣。日本的威风可怕,也制造了东条英机和土肥原,更是嚣张。赶快去找《墨索里尼传》、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等书来看。当然,那时的美国,还算是老实关锁自己在太平洋的东岸,印象还不算太坏。

换言之,这个时候的欧洲,如德、意两国,都在人造神,要使人“畏而惧之”,犹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样。而在中国也开始学步了,出现了什么“救星”之类的口号。后来不久,那些制造人造神的(公司)伙伴们,好几个都成为我的朋友,也可以说,我成为他们的朋友。但很抱歉,我始终只能作为他们的“诤友”,内心里还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总觉得“大不为然”。也许是我读的线装古书太多了,总觉得“立德”和“立功”,好像不是这样就可以的。

可是,那个时候,社会上又流行出版美国人著的什么《演讲术》和《驭人秘诀》等书。接着到了抗战初期,我的朋友萧天石又出了一本《世界名人成功秘诀》的书,我看了对他说,你是写书出名成功了,也许会害了别人的。他要我写序言,我推辞了三十年后,才为了他的友谊而写了一点意见。

从这个时期开始,有些朋友们,访问德、意回来,受了墨索里尼、希特勒的影响和忠告,真的开始极力造神。苏联也一佯,列宁早已成“神”了。有一次,在电影院“神像”出现时,大众肃立的时候,我轻轻问身边留学苏联的朋友沈天泽,他们怎么搞成这样?他说:“苏联也是如此。有一次,列宁自己单独去看电影,‘神’像出现了,列宁自己坐在那里不动。他旁边一个老头子吓住了,赶快拉他一把,叫他站起立正。不然,‘格别乌’会抓你去受罪的。”列宁还是不动,只对那老头子笑一笑。我听了就说:“我总算懂了项羽的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也正是发自这种心理的。”站在我右边的朋友叶道信就说:“老弟,你还太嫩了,我二十年的革命,还不及我现在当了三个月的‘袍哥’。你在边疆的时候,为什么不试着自己制造自己,就会懂了。”说话的老兄,他也是留学苏联的。但新近却加入“哥老会”,做了一步登天的“舵把子”(龙头大哥),所以才有这样的感慨!我说:“我尝试过味道了,不想上癮成癖,所以溜了!你去做山大王过瘾吧!”大家彼此会心一笑。

但是,匆匆三四十年的时间,这些一幕一幕的现代史,都已过去,神像也一个一个不见了,好像是彻底打倒迷信了。可是,人们仍然在造神,仍然在搞个人崇拜,好像不塑造一个“孤家”、“寡人”,自己就“六神无主”、无法玩弄“跳神”的法术似的,真是何其可悲啊!二十世纪的大半时期,好像都在人造神的“神人合一”的时代。

   ■ 从史实中领悟“畏敬”的正反道理

讲到这里,我们姑且例举一个历史上的故事,给大家参考,可以由此而悟入“畏敬”心理正面和反面的教育道理。

在春秋的后期,齐国的贤相晏(晏 拼音:yàn)婴(子)已死了十七年了。有一天,齐景公公开请诸大夫(大臣)们宴会,高兴起来。自己起来射箭,但并没有射中箭靶上的红心。可是大家一起叫好。齐景公一听,变了脸色,叹了一口气,挂上了弓箭回宫去了。

这个时候,一位大夫叫弦章的进来。齐景公便说,自从晏子舍我而去十七年了,再也没有一个人对我说不对的话,没有人能够当面明白指出我的过错的,你看,今天,我射箭,明明太差劲,但大家都异口同声叫好,这样对吗?

弦章就说:这是大夫(大臣)们的不肖(不对)。大家“知不足知君之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颜色(没有勇气,不怕你不高兴而生气)。”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臣闻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夫尺蠖(蠖 拼音:huò。尺蠖:蚯蚓类)食黄,则其身黄。食苍,则其身苍。君其犹有陷(等于“憾”字)人言乎(你皇上有什么办法叫别人都不恭维你呢?)?”齐景公一听,便说:你说得对。今天我和你的谈话,“章(你)为君,我为臣”。

说到这里,正好有人报告,海边管理渔业的来进贡一批鱼。齐景公就说,拨五十车的鱼赐给弦章。因此,大路上都被到弦章家去送鱼的车子塞满了。弦章就过去拍拍送鱼的人的手说,刚刚“皇上”射箭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人都叫好。他们就是想像我现在一样,可以得到“皇上”赏赐的大批鱼啊!从前晏子在世的时候,碰到这种事,他一定推辞不肯收受,他只是直话直说,纠正皇上的过错。现在他死了,大家都只知道谄谀拍马屁,说“皇上”好听的话,其目的,只想为自己巩固权位,升官发财。所以“皇上”箭射歪了,还一起叫好呢!我现在辅助“皇上”,没有什么功绩,反而得到那么多鱼的赏赐。完全是违背晏子政治道德的行为。因此,我决定不接受皇上的赏赐。你把所有的鱼都送回宮去。“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遗训也。”

汉代刘向,曾经为齐景公这个历史故事,写过短评,他说:

夫天之生人也,盖非以为君也。天之立君也,盖非以为位也。夫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顾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宜事也。

这是说上天生人,都是平等的,并非是指定哪个来做为人君或领导人的。就算是上天给你机会,立你为人君或领导人吧,也不是只叫你占住那个位置,来满足个人的私欲,而不顾一切人民所指望的大事业。如果做人君的是这样一个人,那么,他就是不虔诚奉承天意,忘记了他占有这个人君之位,所应该做的事了(其实,古人所说的天意,也就是后世人所说的命运和机会的代名词而已)。又如说:

明主者有三惧: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曰得意而恐骄。三曰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齐景公出猎,上山见虎,下泽见蛇。归召晏子而问之曰:“今日寡人出猎,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殆(殆 拼音:dài)所谓不祥也?”晏于曰:“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详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见虎,虎之室也。下泽见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见之,曷(曷 拼音: hé,何,什么)为不祥也。”

这些历史文化上的故事,都与《大学》所说“齐其家在修其身”的“(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都有相关的经验之谈,值得参考,或者多少会有启发,使你有所“悟”处。“畏敬”的心理,不只是在对上辈的父母,或长官而言。如兄弟之间、夫妻之间,也很容易形成偏差。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家庭,因为有一个哥哥或弟弟、姊姊或妹妹,个性特别或比较有才能,也就容易形成“畏敬”的心理,甚至父母反而怕了子女。

这些事例,古今中外,在社会上也并不少见。至于一般人所说的“怕老婆”、“怕太太”,当然,也包括妻子怕丈夫的,也是并不少见的事实。在历史的故事上,比较出色的,就如汉宣帝时代的霍光,功在汉室,比伊尹放大甲、周公辅成王等历史事迹,都很类同。但为了“畏敬”他的妻子霍显,为了女儿做皇后,最后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又如隋文帝杨坚“畏敬”他的老婆独孤皇后的偏见,结果,两夫妻都受了第二个儿子杨广隋炀帝的阴谋欺骗,弄得一手所创的统一国家局面,就此而亡。

   ■ 从史实中体会“哀矜”的正反作用

有关于第四个“(人)之其所哀矜而辟焉”历史故事的事例,我们只举出汉武帝与汉宣帝三四代祖孙之间的宫廷(家庭)变故,就是最好的说明。

公元前九十二年到六十六年之间,是汉武帝刘彻的晚年,因为误信宠臣江充的挑拨离间,造成了西汉历史上有名的类似宗教迷信的事件,所谓“巫蛊”一案。杀了自己的儿子(太子)刘据全家,包括刘据的三男一女,以及诸皇孙、皇孙妃、皇孙女。当时在他嫡系的曾孙辈中的刘询(初名病巳),还不满一周岁。也被关押在专为王侯、郡守们所设的“郡邸狱”中。廷尉(犹如现在执法的部长和最高法院的审判长)邴(邴 拼音:bǐng,姓)吉,参加审理这案。他心里知道这是汉武帝一时糊涂的暴戾(戾 拼音:lì。暴戾:暴恶)举动,而且可怜这个皇曾孙刘询是个无辜的婴儿。他就派了一个罪刑很轻,而且刚生了孩子的女犯人,叫她做刘询的奶妈,喂他奶吃。

这样过了五六年。这个时候,又有那些专讲那“望气”一套的方士们,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传到最迷信神仙的汉武帝耳朵里,当然立即发生作用,就下诏:“狱系者,无轻重,一切皆杀之。”命令到达关押皇曾孙刘询的监狱,邴吉就关闭狱门,拒绝接受诏命。他说:“他人无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这样,就坚持一夜。天亮了,那个派去执法的“谒者”(传达官)郭穰(穰 拼音:ráng)对邴吉的抗命,也无法处理,只好回宫奏报。

在这个时候,汉武帝的头脑,好像清醒多了,就叹口气说:“天使之也!”不但没有再追究,而且下诏大赦天下罪犯。邴(邴 拼音:bǐng,姓)吉就把刘询送到他祖母史良娣的娘家,交给史良娣的母亲“贞君”抚养。

后来,又有诏,要他认祖归宗,把他放到宫廷的边舍“掖庭令”张贺那里收养。掖庭令,是职掌后宫贵人、采女等总务的官职。张贺原来曾经派在被杀的太子刘据那里任职。太子(刘询的祖父)对他很好。他“思顾旧恩,哀曾孙(刘询),奉养甚谨”。张贺本来还想把孙女嫁给刘询做妻子,因为他的弟弟张安世反对作罢。但他不死心,正好和他的职掌有关的一个单位“暴室”(是管关押宫中皇后、贵人有罪的拘留所,也是宫女们的医疗所)的主管官“啬夫”(官职名称)许广汉(他同司马迁一样,犯了罪,接受“腐刑”,变成了太监,派在这里做主管)有一个女儿许平君,美丽老实。张贺看中了她,就和许广汉商量,愿意自己拿出家财,为刘询作聘金,娶他女儿。许广汉答应了。回家同他妻子一讲,太太大发雷霆。她说:“一般看相、卜卦、算命的,都说我生的女儿将来大富大贵,怎么可以嫁给一个没落皇孙,穷极无聊的赖小子。”但是,许广汉已经答应了张贺,就不变更诺言。把女儿嫁给刘询,小两口子很恩爱,不到一年,生了个儿子叫刘奭(奭 拼音:shì),就是后来的汉元帝。

刘询这个时候,依靠许广汉兄弟,生活在一起。同时,只有与外婆史家往来。但他也肯上进读书,就跟东海学者复中翁学习《诗经》。“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到处乱跑,所谓:“上下诸陵,周遍三辅(首都长安以外附近各地区)。以是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因此,他不久做了皇帝以后,成为一代明君,庙号宣帝。历史上的皇帝,死了以后,得个“宣”字的谥号,并不太多啊!足以够得上称“中兴”的,才用“宣”字。如史称:

帝(指汉宣帝)兴于闾阎(起自民间),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薨 拼音:hōng,古代称诸侯或有爵位的大官死去),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朝廷会议,当面听汇报)。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听了汇报,再考察他执行实践的绩效)。及拜刺史、守相(等于省级间地方首长,不过,那时社会形态不同,人口少,不像现在一省那样繁复),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讲的和做的不同,都能知道他根本问题的原因所在)。常称曰:庶民(老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二千石乎!(这是给郡守、省级地方首长的实物待遇,每月粮米二千担。但各级各有差等。这更是指地方首长和基层政治好坏的关键所在)。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者,辄以玺(玺 拼音:xǐ,印,自秦代以后专指帝王的印)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其实,西汉的皇朝,从汉武帝以后,能够由刘询来继位做了皇帝,使汉室中兴的功劳,可以强调的说,完全是邴吉的阴功积德所造成,但他从最初救了刘询这个婴儿,又找奶妈养了他,使他长人成人,甚至向霍光推荐他做了皇帝,刘询都不知道内情。邴吉也始终不说,既不表功,更不邀宠。起初只为同情、哀矜(怜悯)、仁慈、正义的心理出发而已。

刘询汉宣帝做十一年皇帝以后,因为一个老宫女自己表功,告诉宣帝过去二十多年前,曾经在掖庭做过你皇帝的保姆,是怎样的保护你,才讲出当年在监狱中的情形。宣帝一路追究下去,找到当年的奶妈,才知道都是邴吉的功劳。史称:“上亲见问,然后知吉有旧恩,而吉终不言,大贤之。”宣帝是读《诗经》出身的,因此,他就引用了《诗经》上的一句话说“无德不报”,就封邴吉为侯。对于当时保护有功的人,那个老宫女和奶妈等,都加赏赐。但在要封侯的时候,邴吉却病倒了,汉宣帝怕他死掉,很担忧。夏侯胜便说:“有阴德者,必享其禄。今吉未获报,非死疾也。”果然,不久就病好了。

汉武帝临死的时候,把只有十三岁的太子弗陵托孤于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金日碑(匈奴人)及上官桀(桀 拼音:jié)。这个太子后来就是汉昭帝,很聪明,可惜短命,只做了十三年的皇帝就死了,还没有儿子。霍光就和大臣们会议,迎接刘氏皇室一位昌邑王即位,不到一年,发现这个皇帝“淫戏无度”,又经霍光和朝廷大臣们决议废了他。在这个时候,邴吉才出面对大将军霍光说:

今社稷宗庙(刘氏的国家天下)群生之命,在将军之一举。而武帝曾孙名‘病巳’,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九矣。通经术(诗经、论语、孝经等),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决定大策。

“光会丞相以下,议定所立。”因此,刘询才得以继位,做了皇帝。他的出身经过艰难曲折,并非是纯粹的“职业皇帝”,所以后来才能成为汉室皇朝的一个“明主”。所有这些经过,可以说,都是邴吉一手所造成,多方极力“诱导”一个刘氏孤儿做为明君的成功史迹。

霍光对刘家的政权,的确也做到了不负汉武帝的所托。结果,为了老婆霍显,要把女儿推上皇后的宝座,谋杀了汉宣帝在“贫贱夫妻”时候的许平君皇后,因此而弄得家破人亡。历史上既赞许霍光,又替他惋惜。最后为他加上一句评语,是“不学无术”四个字。后来在宋真宗的时候,寇准使真宗在“澶(澶 拼音:chán)渊之役”上立了大功,但被丁渭等同僚的挑拨,说他是拿皇帝性命来作赌注。因此遭贬,路过四川,碰到张咏。寇准请张咏对他的事作一句公平的评论。张咏只对寇准说了一句:“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回来,再拿《汉书·霍光传》来读了一遍,读到最后的评语“不学无术”一句,就笑说,这才是张咏要骂我的意思呢!

再说,有关于“(人)之其所哀矜而辟焉”。同样的道理,相反的结果,仍然可在汉宣帝的历史故事中,看到成例。

汉宣帝刘洵,因为少年未得志时候的妻子(皇后)许平君,被霍显谋杀以后,非常伤心,就立了他和许平君初婚第一年所生的儿子刘奭(奭 拼音:shì)做“太子”。并且特别挑选后宫无子,而且做人很谨慎的王婕妤(婕 拼音:jié,妤 拼音:yú。婕妤,女官名,等于后世的妃子)做皇后,叫她认养“太子”(后来王婕妤的娘家,就在汉宣帝以后,历代出皇后,因此培养了王家的后代出个王莽篡汉。你看,历史故事的前因后果,真很难说得清楚)。刘奭长大成人以后,个性温柔,又很仁慈,并且极喜欢儒家的学术。看到他的皇帝父亲宣帝所用的大臣,多半是讲究“法治”,注重“吏”治,刑法比较严厉,心里很不同意。有一天,他陪皇帝父亲宴会,找个机会对宣帝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一听,变了脸色,很严肃的对儿子说: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道)王(道)道(家)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只讲道德),用周政乎(还用周朝的礼法吗)?且俗儒(通常一般读书人)不达时宜(不能通达时势合适的变化),好是古(认为古代做对的)非今(现在都错了),使人眩于名实(被理论逻辑搞昏头脑),不知所守(他们又不知道自己该守的本分),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刘)家者,太子也。”

从此,宣帝对太子比较疏远,而且很想换另一个儿子来做太子。但因为刘奭是许平君皇后所生,而且夫妻父子三人,都是从平民艰苦中出身,尤其对他的生母许平君,情深义重,曾经还答应过她,一定把她所生的儿子立做太子。所以始终下不了决心,最后,还是让他做太子。等到宣帝死后,刘奭即位,就是汉元帝。果然,从此以后,西汉刘家的天下,就黯然衰落了,直到王莽假借儒家的学术篡位。不是刘秀“光武”中兴,汉朝的政权,也早就换了他姓朝代。这便是“(人)之其所哀矜而辟焉”反面的作用。

“哀矜”用现代话来说,便是“怜悯和同情”。“矜”这个字,包涵有“自满”及“怜惜”几重意义。《大学》在这里所用的“哀矜”,是怜悯、同情的意思。犹如孟子所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它是人性固有的爱心和同情心。尤其是女性在这方面的反应,比之男性更为明显。因此常常有人引用古代成语,所谓“妇人之仁”。其实,不要轻易曲解“妇人之仁”这句话,把它当作无用的代名词,扩充“妇人之仁”,才是大仁大义、大慈大悲。就怕你如“妇人之仁”的仁心都没有,就不必假借大仁大义来掩饰自己了。例如,佛说慈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仁”字同一意义。但佛把“仁”心用两极分开来说,便叫“慈悲”。“慈”是如父(男)性、阳性的爱,“悲”是如母(女)性、阴性的爱。“慈悲”、“仁爱”、“哀矜”本来都是好事,但亦不可以受自己心理的蒙蔽,发展变成偏向的一面。如果变成偏心、偏爱,不但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甚至也不能“修身”,不能自处。

我们也可以从佛学中去了解“慈悲”另一面的作用,如说:“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这种道理,和人生实际行为的结合,“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然,就犹如现代一般人,在那些报屁股或杂志的尾巴上,看到学到一句“爱心”,或“爱的教育”的皮毛,就一味只以“爱”啊“爱”的教养子女,最后多半变成“爱”之反而“害”之了。希望大家真要“好学”、“慎思”去“明辨”它才对。

   ■ 从史实中了解“敖惰”的心理背景

有关第五个“(人)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的内涵,须先了解所谓“敖惰”两个字的意义。在这里所用古文的“敖”字,就是后世常用的“傲”字,也就是“骄傲”的“傲”字。但严格来讲,“骄”比“傲”更厉害。“傲”是内在的,正如古人所谓,此人有“傲骨”、或有“傲气”,这还代表了有一点赞许的意思。“骄”就有使人受不了的粗暴之感了。如果又“骄”又“傲”,那就什么都免谈了!例如我们现代,常常为了某一件很荣耀、很得意的好事,便说“值得骄傲”。那就完全用错了词句,把中国人自己,变成没有文化的国民了。这是几十年前,那些翻译者的粗心大意,把 Proud 这个洋文字翻译错了。事实上,是叫作“值得自豪”的意思,那就对了。“惰”字,当然是指“懒惰”的“惰”。但严格地说,“惰”是不太勤力,不太勤快的意思。借佛学来说,叫做“懈怠”,太过松“懈”,又是得过且过,马马虎虎了事,就是“怠”。换言之,“懈怠”就是“惰”。“懒”就不同了,此“心”从“赖”,根本上,就是什么都不愿意做,不肯动,不想动作,这就叫“懒”。正如《西厢记》上的一句诗说,“万转千回懒下床”,那是真“懒”。

但《大学》上,却把“敖”和“惰”放在一起,这个用字的方法真妙,它就代表了一种心理状态。因为自“傲”而养成“怠惰”的习性。犹如富贵中人的子弟,古代所谓“世家公子”或“千金小姐”,现代所谓“高干子弟”或“豪门”,富有人家的小老板们,因为从小出身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不知不觉自“傲”惯了,就什么事都“懒”得去做,变成“颐指气使”的神气;努努嘴、抬抬手,或用一个指头点一点,或用眼睛瞪一下,指挥别人去做。这就是“傲惰”的形象。

我看,现在很多年轻的父母,专讲所谓“爱心”的教育,常常养成孩子指挥父母大人去做事,孩子反而大模大样,坐在那里摆架子。这真使人“望之生畏”,只好心里暗叹一声“阿门”(祈祷完了最后的一声)!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闲谈,经常会碰到有人问起:你看,将来的社会,或将来的时势怎么样?这是人人关心的问题。从前跑江湖、混饭吃的算命先生,有一句成语说“上门看八字”。这是说,只要进到你的门口,四面八方看一看,早已知道了你这一家,兴旺不兴旺,不必要等你报上生辰年月,命已算过了。你要问将来的时势和社会趋势,多看一下后一辈的孩子教育文化,就可大概知道未来了。孟子有一段话说得很对:

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陷溺其心者然也。

这是说,富贵的家庭,或是社会富有了,就会养成青年人多“赖”,爱炫耀、爱耍阔、爱奢侈、好高骛远。社会苦寒,家庭贫穷,就会使青年人容易走上“暴戾”愤恨的路上去。这并不是天生人才有什么差别的作用,只是因为受环境压力,造成心理沉没的后果。除非真能刻苦自励,专心向上的人,当然也可以能够跳出“世网”的。又如我们小时候读的成语所说,“国清才子贵,家富小儿骄”,“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虽然短短一两句话,如果你能“闻一而知二二”,也可了解它和孟子所说的这段话,都是同一意义。这样,就可以知道《大学》所说“敖惰”的心理情状,它的内涵并不简单。

现在我们姑且举出历史上的事例,用来反映“敖惰”心理的正反面等情状。首先,引用的历史故事,便是大家平常所熟悉的越大夫范蠡,他辅助越王勾践复国灭吴以后,便飘然浮海而去,转到齐国,改变姓名,自称“鸱(鸱 拼音:chī)夷子皮”,在海边从事农业,亲自耕种,“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勤苦积累资产,没有多久,就成为数十万金的富翁了。齐国的人,知道他有经营致富的经济才能,便请他出来做国家的财“相”。他很感慨地说:

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

因此辞职不干,而且“尽散其财,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闲行以去,止于‘陶’,自称‘陶朱公’”。再和儿子从事农牧,兼做贱买贵卖的生意,“逐什一之利”。不久,又“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他在陶地,又生一个最小的儿子,我们通常叫作“幺儿”。这个时候,他的第二个儿子在楚国,不知道为什么事杀了人,坐牢判死刑。陶朱公知道了,便说:

“杀人而死,职也(依法抵命,应该),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叫最小的儿子到楚国走一趟,看情形。“乃装黄金千镒(镒 拼音:yì,古代重量单位,合二十两,或说二十四两),置褐器中(破旧灰色的背包),载以一牛车”,就要小儿子出门了。但他的大儿子不同意,一定要自己去楚国看二弟。陶朱公坚持不允许。他的大儿子就说:“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小弟。是吾不肖。”便要自杀。陶朱公的太太便说,你一定要派小儿子去楚国,未必能保得住老二的命,现在先死个大儿子,怎么办?在老婆和大儿子的双重压力下,陶朱公也没办法了,不得已,只好由大儿子去楚国,并写了一封信,叫大儿子到了楚国,就送给他的老朋友庄生。而且吩咐儿子,把这一车千镒黄金交给庄生,“听其所为,慎无与争事”。大儿子告辞出门,又私自带了“数百金”上路。

到了楚国,找到了庄生。他住在城外郊区茅草盖的房子,看来很穷。但他照父亲陶朱公的意思,把信和千镒黄金都交给了他。庄生看了信,就说,知道了,你赶快回家去,千万不要在楚国等消息。就是你弟弟出狱,也不必问其所以然,快走。陶朱公的大儿子听了,只好告辞出来。但并不回家,偷偷找个地方住下。把自己私下带来的黄金,另走门路去活动,找到楚国的政要贵人,要设法救小弟出来。

庄生呢,虽然穷居楚国,但是廉直之名,全国皆知,“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他虽然接受老朋友陶朱公送来千金,并不想要,他想救了老朋友小儿子的命以后,再全数退回,才是对好友的真情。所以收了黄金,便对他自己的老婆说:“此朱公之金。如有必病不宿诫(他这样做啊,等于是病急乱投医)。后复归(事后要全数归还),勿动。”但陶朱公的大儿子不懂他的用意,认为这个老头子“殊无短长也”(他有什么好办法)。他只是为了父亲的命令,照办而已,心里实在舍不得。

庄生找个机会去见楚王闲谈,便说:“夜观星象,天象有变,对楚国可能发生灾难,怎样办呢?”楚王一听便说:“这样就做一件大好事来消灾祈福吧!”因此,楚王就派人先通知执法的官吏,把有关刑法的重案,暂停执行。这个消息,被陶朱公大儿子的那个政要知道了,就来对他说:“你弟弟有救了,一定快要出狱了。”

陶朱公的大儿子一听,就问:“你怎么知道?这样有把握吗?”那个政要便说:“我知道楚王快要发布大赦令了。因为他每次大赦以前,都有这种举动。”陶朱公大儿子一听,真可惜他父亲送给庄生的千镒黄金,反正要大赦,弟弟一定出狱,岂非浪费了千金之赀,愈想愈心痛,就去再见庄生。“庄生惊曰,‘若不去耶?’(你还没有走啊?)”他就说:“不好意思,没有听你的吩咐,因为我实在不放心弟弟的案子。现在听说要大赦了,所以想先来向你辞行。”庄生一听,喔!你送来的黄金,都在那间屋里,你赶快搬走带回去。这位朱大公子也就老实不客气,亲自去把黄金都搬出来带走了。

庄生第二天,马上又去见楚王说:“你要大赦做好事,消灾免难是可以的。不过,外面已经有了谣言,说是陶朱公拿了大批黄金,买通关节,所以你的大赦,是为了要放陶朱公的小儿子。”楚王一听,大怒。马上命令执法官,立刻先把陶朱公小儿子正法,然后再来大赦。因此,陶朱公大儿子,只好去为弟弟收尸搬丧回家。

回到家里,他的母亲和家人,都痛哭不止。只有陶朱公反而笑着说,我早知道他去了楚国,他的小弟一定要被杀掉了事。这并不是他不爱弟弟。因为他“顾有所不能忍者也”。他从小和我一起,劳苦耕田,辛苦经商。他知道为生活太困难,爱钱如命。所以他认为白白丢了千金,很舍不得。我本来要老幺去办,是因为他出生以来,就在富有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玩顶好名牌的车子、养名马、名狗,花钱蛮不在乎!“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老大)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历史上还记载了陶朱公的经营产业及财富,有三徙(三次迁居别地)三散的经历。这也就是根据范蠡自己的名言所说,“大名之下,难以久居”的原则。有名与有钱,都不是人生的大好事。但是世界上的人,都在拼命追求名利和权位,怎么说也是白费的。只有在名利、权势上亲身打过滚的人,才比较清醒了一点。但是,都是已经到了“尸居余气”的时候,虽然清醒了,太阳就立刻要下山了!像范蠡的一生,除了事功以外,自处之道,非常高明,可说是千古一人,不愧是正统的道家人物。

我们引用历史上所载有关陶朱公的这件故事,说明“敖惰”的心态。从陶朱公亲切说明刻苦成家子弟节俭谨慎的习性,容易偏向于吝啬;出生于富贵家庭子弟的习性,容易养成偏于放浪轻财“敖惰”的习性。但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有许多的例外。以我自己一生的经历来体会,单在钱财方面来说,有过极大艰难困苦的经验,身无分文求一饭而不可得的遭遇;也有撒手千金,不知财之所从来的境界。有“臆无不中”,经商得利的时日;也有一夜之间,全军覆没,依然两手空空,身无长物的打击。所以我常说笑,你们的经济学,是从课本上学来的,我是从经验上得来的。只有成功的经验,还只算一半,要有失败的经验,才算满分。世界上最困难的是一块钱,古人所说“一钱逼死英雄汉”,那是事实。有了资本,以后赚钱,那是一半靠聪明,一半靠运气。只有从勤劳节俭得来的,才是根基踏实。赚钱发财很难,但有了钱财以后,用钱更难。用得其时、用得其分、用得其当,并不容易。而且必须要知道财富是不属于你的,是属于整个社会人类的。你纵使有了财富,那也只是有了一时的使用权而已。它毕竟非你之所有,只是属于你一时所支配。

这篇有关陶朱公的文章,我在十二岁半的时候,由于父亲的教导背诵过来。但我真懂得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了,所以说到这里,便有不胜感慨之思,倚老卖老又多废话了,抱歉。

另一篇文章,也是和“敖惰”问题,很有相关的,便是东汉时代马援《诫兄子(侄儿)严敦书》。后来在民国二十年左右(公元一九三一年),好像在中学国文课本上有过,大家都可能读过,就不必多说了。马援的一生,也真是了不起,但最后临老的时候,仍然免不了遭人排挤,受到历史上算是很高明厚道的光武帝刘秀所贬。除此之外,以历史的经验,说明“(人)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的故事。你只要去读《旧唐书》上所记叙初唐开国功臣的后代子弟,如房玄龄、杜如晦、徐(李)世勣等人的传记,便可知道那些“五陵贵公子,裘马自轻肥”的结局是怎样的,就能明白《大学》所说的“敖惰而辟”的学问修养之道,是有多么的重要了。

问:所谓“敖情而辟焉”,是否具有更多方面的理解,例如我们看到某一位同学,聪明才智的确大有过人之处。但因为他太过自负,而且又理想不平实,便成了“恃才傲物”、“落落寡欢”的个性,几乎对任何人也看不惯,任何事也不肯将就,只自沉没在他自己的烦忧中,这种心态也应该就是“敖惰而辟焉”的情况吧!

答:你所说的,完全正确。你可以说闻一而知其余了。不但对“敖惰而辟”这一个问题的内涵,应当由多方面去理解,然后“观过而知仁”,用此反省自己的心理行为,同时了解其他如前面所说的几个问题,都是同一意义,不只是一端而已。扩充这样的所知所行,再能影响他人,感化其余,这才是合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真正“儒行”之道。

如果再进一步来说,曾子在《大学》中所提出人之所“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五个重点,是属于最容易构成心理偏差的大方向。我们所讲,只是大略加以研究理解而已,实际上还是很简化的。倘使照中国文字学来说明,他这五个名词所包涵的问题,都有正反双向和多方面的内容存在。而且一个字,就包括了一个概念,并非是两个字,只包涵一个问题。例加,亲和爱、贱和恶、畏和敬、哀和矜、敖和惰,每一个字,都包涵有不同心理状况、不同意识形态的心理现象。并非是两个字或多个字,只是代表了一个概念。这就是今文和古文不同的特点。

因为古人读书就学,从幼童开始,先学“小学”。这里所说的“小学”,不是现代化的“小学校”。这里所谓的“小学”,是先要真正了解每一个中国字的具体内涵,它为什么要写成这样的结构?它代表了一个什么概念?不是像其他民族的文字一样,有的是先有了概念,用音声拼合,再构成了一个字。所以在过去我们读书识字开始,由传统的教导所得知,上古人类文字的结构,有三个兄弟的不同:一是右行,如梵文等,以形声为主。二是左行,如“麼麼文”,但早已失传。三是直行,如中国文,方块字,包括“六书”(六种结构的意义)。由古文“小学”之学的发展演变,到了汉代,就产生对古文、古字的研究考据,便叫作“训诂”之学了。至于注音,甚至概括今古方言读音的不同,便发明中国字的拼音方法,所谓“反切”的拼法,那是在东晋前期,因翻译梵文佛经,采用梵文形声的方法,开始制造“切韵”等学理。可以说,大要是得力于西域东来的高僧鸠摩罗什法师等,和他在中国的高僧弟子们所创造的成果。这些废话,都是为了同学的发问所引起的补充说明。

   ■ 给自己、父母、领导人的启示

现在我们回转来,归到《大学》本题,有关前面所说“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五个“修身”的心理问题,使我们拖延了一段时间,好像愈说离题愈远。其实,原本《大学》的本身,是有它一贯的次序,在论说道理方面,一层一层的转进而已。但它始终没离开《大学》开头所讲“知”的学问,和“止于至善”、“止”的修养实践效用。因此,他接着便说出最重要的结论:

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这是说,一般人尽管疼爱自己的家人和儿女,但必须明白在疼爱好的同时,还要了解他有反面的坏处和恶习惯。换言之,当你讨厌自己的家人和儿女,同时,也要切实了解他有美好的一面。不可以单凭自己私心的爱好或厌恶,就全盘偏向。但是,人是很可怜可悲的,往往只凭自己的主观成见,就否定了一切。因为人是最难反观自己,最难反省自己的。所以曾子便很感叹地说,人能不被自己主观成见所蒙蔽的,举目天下,实在是很少见啊!但他并非说是绝对没有,实在是太少了而已。因此,他又引用当时民间老百姓的俗话说,一般的人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子女,他有潜伏的恶性习气,正如不知道自己种的稻谷植物的苗芽,天天成长的多大多好啊!

当然,曾子所引用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俗语,所以便自己注明是“谚曰”,“谚”就是土俗言语的意思。如果我们也引用后世农村的土话来说,例如,“儿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前句便有类似的意思,不过说得更淋漓痛快。但曾子是大儒,他不会引用这样不雅致的活。我本来就是老粗,也来自田间,所以便“肆无忌惮”地乱用。

曾子所引用谚语的第二句“莫知其苗之硕”,很有意思,如果你是在农村长大,便会知道,老农友们每天还没见亮就先起身,走到自己种的地里转一圈,看看自己种的稻谷麦子,老是那么高,没有长大很着急。但偶然回头,四面一看,别人种的好漂亮长得又快,看来实在很泄气。其实,别人看他的,也一样总觉得自己的不如他人。为什么呢?因为天天在眼前看,就看不清楚究竟了。所以,凡事要冷眼旁观才清楚。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看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又有一句土话说“丈母看女婿,越看越有趣”,是吗?这是因为丈母娘“爱屋及乌”,爱自己女儿“所亲爱而辟焉”的影响啊!

再进一层来讲,《大学》在这里所讲的五个“修身、齐家”的方向,必须要明白,并不是对现代小两口子的“小家庭”来说,这是针对古代宗法社会所形成的“大家庭”、“大家族”来说。换言之,这里所说的“修身、齐家”之道,由小扩大,也就是对做国家领导人的王侯将相所讲的领导学问和修养。如果照现代来说,凡是政府或政党、社团、工商业的公司、会社等的领导主管,要讲什么治理或管理之学的,便首先须要了解自己的修身问题。

我们须知道所谓的“家”,是由一个人和另一个异性的密切结合,共同组成物质生活和精神生命的具体象征。由一男一女变成夫妇的关系,必然就会有了子女,再变而成为父母。有父母子女,当然会有兄弟姊妹的形成。正如孔子在《易经·序卦》下篇所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错,是相互交错的意思)。夫妇之道,不可以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卦名)。

但从社会学的另一观点来说,人都是社会的成员。而人需要生活,生活必须要人与人之间的互利互助,因此就形成了人群合作的社会。而把“家”的关系,不当作社会的基本成员。“家”,只是整个社会成员的个人私有关系而已。由于这种理念。而发展成为社会公有、共存、共享的目的。这种思想的理念,虽然是“陈义甚高”,而在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基本上始终不能解脱以“家”为中心的作用。因为人是有情欲也有理智的,毕竟不同于无心无知的矿物、植物,也不同于一般动物,可以完全机械式地加以限制管理。因此,在人的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以“家”为主体的结构。但这个结构,在哲学的逻辑上,也只是一个具体的象征而已。可是由于有这个具体的象征,“家”与“家”的联合集成,便形成为一个社会。换言之,“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由于“家”的扩大为社会,社会便是一个“大家庭”。“家”与社会的再扩大结合,就形成为一个更大的结合体,那就是所谓的“国家”。由此可以了解,无论是旧学或新知,这样说过来那样说过去,说来说去“歪理千条,正理一条”。看来,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易经·序卦》所说,依然是千古常新,仍然不能外于此理此说。

明白了原本《大学》所说“家”的观念,是“大家庭”、“大家族”的“家”之内涵,它跟西方后期文化所说的社会,是有相同的性质。同时,需要了解《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之道,可说是指示我们对于家庭和社会团体,乃至政府、政党、公司等的领导哲学的认识,和领导人的学问修养的目标。

例如一个人,处在社会某种领导的地位,不管所领导的人有两个或多个,乃至成千上万,所负担的责任,就是这个社会的大家长的任务,而且又略有不同于自己血缘所属家庭的关系。因为所领导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每个人的出身背景、家庭教养、文化教育程度,甚至宗教信仰等等,都各不相同。尤其如我们大中华的民族,因为有几千年文化的各种薰习更为复杂。我还住在美国的时候,常常对华侨社会中的同胞说,我们的民族习性,有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三派的意见。而且正如我们自己的批评,“内斗内行,外斗外行”,这真是最可耻、最要命的恶习。所以我们上古传统的文化,早就教导我们,做一个领导人的三大任务,就是要“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并“如临父母”、“如保赤子”。必须自己要求学养的成就,是可以为这个社会的长官(老板)。同时,也可以为这个社会的父母亲人。更重要的是,也可以为这个社会的大导师。同时,对于所领导的社会成员,要耐心地教育他、教养他,就像父母或保姆对待孩子一样。当然,如果是在负责教育的岗位上,也必须要有做学生的领导、父母、保姆一样的修养学识和心情才对。不是只做一个“经师”,传授知识。必须要同时是一个“人师”,有形、无形教导一个学生或部下,怎样作一个人。当然,假如能教导出一个学生,最后成为“完人”或“真人”,那就可说已对得起自己的一生,是为“圣人师”或“天人师”了!

我们了解了前面所说这样一个大原则以后,便可知道面对任何一个犹如“大家庭”的社会团体,和我们所接触的左右、上下、前后,任何一个人,彼此之间,随时随地,都很容易产生“亲爱而辟焉。贱恶而辟焉。畏敬而辟焉。哀矜而辟焉。敖惰而辟焉”的情形。如果我们要在历史上列举这一类相关的故事,甚至从现代社会上的个案来说明,那就需用现代的电视、电脑来演出,可以够半生或一生来工作了。我们只能到此打住,继续下文的研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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