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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篇 微子第十八

时间:2015/7/2 9:25:53  点击:1907 次
现在讲《微子第十八》篇,这一篇和第八篇《泰伯》有相呼应的作用,也可以说,这两篇是连续的。《泰伯》篇是上论接近结论的一篇,《微子》这一篇则接近了下论的结论。这篇所记载的,都是与孔子当时的学说思想有关的事情,所以记载中完全用孔子的话的地方就少得多了。而是记载一些与孔子思想有关的个人的历史。这篇东西可以很快研究完,但篇中的问题是很重要的。

先说本篇的问题所在。本篇题目是“微子”,而微子、箕子、比干这三个人,在周文王、武王要革命的时候,都是纣王的大臣,也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忠臣。箕子后来封于高丽,就是现在的朝鲜,所以朝鲜的文化,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遗留,朝鲜的民族,也可以说是箕子的后代。当时箕子把中国文化的阴阳、八卦、五行、天干、地支这些东西,流传到高丽,所以韩国的国旗,用的是《易经》八卦中的四卦:“乾、坤、坎、离”。就是代表天、地、日、月,也可以说整个是中国文化的精神。这是箕子所传的。这里所提的微子、箕子和比干,他们是殷商的贵族,纣王的尊亲。为什么要首先提他们?而且这一篇的最后结论,提到周朝能够兴盛起来,“周有八士”,因为有八位了不起的人,辅助周朝兴盛起来,这八士当中还没有提到姜太公、周公,他们还不在八士以内。而这一篇的中间提到许多隐士,隐士并不一定是殷纣时候的人,有许多还属于孔子同时代的人,全篇的编辑路线是这个样子。如果从表面上看这篇书,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看这些书,很多人认为这是为专制领导者帮腔的,因而对他有各种的毁谤。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有一点,从表面上看,这中间又有许多是反孔子的。所谓“反”是我们现代的说法,事实上是与孔子的观点不同,至少是站在两方面,这里都老实地记载下来了。所以我们读书,有时不可被表面文字骗过去了。

其次,我们要研究这篇书为什么要这样编?第一它是说明创造历史,创造时代,完全是属于“人”的问题,等于说英雄可开创时代。在一个时代中有人才,这个时代就兴盛了;人才衰落了,这时代也完了。第二点用人的问题,一个领导者能鉴识人才,培养人才,他的事业是成功的;如果不认识人才,不知道培养人才,事业一定是失败的。第三点关于个人的,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至少过去是如此,将来社会怎么变,就很难说了。过去的时代,个人的立身出处非常重要,也就是第一步站出来很重要,所以有人一辈子当隐士。

隐士与历史文化

有人说中国过去的隐士,就是西方文化中自由主义者“不同意”的主张,他不反对,反正个人超然独立,这是民主政治的自由精神。这个比方表面上看起来很对,实际上还是不大对,因为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中,走隐士路线的人并不是不关心国家天下大事,而是非常关心,也许可以说关心得太过了,往往把自己站开了,而站开并不是不管。印度的思想,绝对出家了,去修道了,就一切事务不管;中国的隐士并不是这种思想。我们研究中国的隐士,每一个对于现实的政治社会,都有绝对的关联,不过所采取的方法,始终是从旁帮助人,自己却不想站到中间去,或者帮助他的朋友,帮助他的学生,帮助别人成功,自己始终不站出来。在中国过去每一个开创的时代中,看到很多这样的人。

最有名的如明朝朱元璋开国的时候,能够把元朝打垮,当然中间是靠几个道家思想的隐士人物出力,正面站了出来的是刘伯温,背后不站出来,故意装疯卖傻,疯疯癫癫的人有好几个,如装疯的周颠,另一个是铁冠道人,这是著名的,这些人朱元璋都亲自为他们写过传记。正史不载,因为正史是儒家的人编的,他们觉得这些人太神奇了,这些资料都不写在正史中。尤其是周颠这个人更怪,既不是和尚,又不是道士,一个人疯来疯去的,与朱元璋的交情也非常好,每逢朱元璋有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他就突然出现,告诉朱元璋解决的办法。有一次朱元璋还测验他,周颠说自己不会死,朱元璋把他用蒸笼去蒸烤,结果蒸了半天,打开一看,他等于现在洗了一个土耳其浴,洗得一身好舒服。从此朱元璋告诉部下,不可对周颠怠慢,这是一个奇人。像这一类的人,也属于有名的隐士思想一流的人物。

中国过去有道之士,可以不出来干涉现实的事,但他非常热心,希望国家太平,希望老百姓过得好,宁可辅助一个人做到太平的时代,而自己不出来做官。等到天下太平了,成功了,他的影子也找不到了,他什么都不要。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这一类的人非常多的。当然正面历史不大容易看到,从反面的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这些人。就拿王阳明来讲,他所碰到的与普通人的生活及观念不同的异人也很多。

本篇当中,就说明了虽然是隐士思想,明知道时代不能挽救的时候,他们站开了,但并不是消极的逃避,等于是保留了文化的精神,培养后一代,等待下一代。最有名的,如唐代的王通,我曾经提到过很多次,他的学生们在他死后私谥他为“文中子”。在隋炀帝的时候,他本来有志于天下,想自己出来干,但与隋炀帝谈过话,到处看过以后,知道不行,就回去讲学,培养年轻一代。所以到了唐太宗开国的时候,如李靖、徐世勣、房玄龄、魏征这一批唐代的开国元勋,文臣武将,几乎都是他的学生,所以开创唐代的文化思想,文中子是最有功劳的。可是我们读唐代的历史,还没有他的传记,所以后人还是怀疑文中子的事迹,是不是真的,否则为什么没有他的传记?最后经过考证,原来文中子的儿子,得罪了唐太宗的舅子,也是一位很有名的大臣,人也很好,不过在学说思想上意见不同,所以后来修唐史的时候,就没有把文中子的思想摆进去。因此文中子死后,他的谥号,还是朝中这班大臣,也就是他的学生们私下给他的。历史上有名的“自比尼山”故事,就是说不仅他的弟子,连他自己也自比为当代的孔子。而实际上以功业来说,也许他比孔子还要幸运,因为孔子培养了三千弟子,结果没有看到一个人在功业上的成就,而文中子在几十年中培养了后一代的年轻人,开创了唐代的国运与文化。

像这一类,也属于隐士之流的思想,明知道时代不可以挽回了,不勉强去做,不作儒家思想的“中流砥柱”——人应有中流砥柱的气概,但能不能把水流挽回呢?这是不可能的,只可以为自己流传忠臣之名而已,对时代社会则无法真正有所贡献。道家说要“因应顺势”,这类人的做法,就形成了后世的隐士。本篇记载了很多隐士,孔子当时所遇到的,是孔子在他们面前吃瘪的,也是孔子正面和他们冲突的,这冲突并不是吵架,是意见冲突,思想的幽默,可见他们也非常了解孔子,也认为孔子的做法并没有什么错误,各走各的路线,这是本篇的第四个要点。

结论下来,这一篇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历史哲学的一种观点,第二个重点是个人的立身处世,自己的人生观,人生哲学,究竟该走哪条路线。虽然这种观念与思想,在本篇的文字中,一个字都没提到,而事实上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我们把全篇研究完了,对自己应该是个很好的借镜,可作为一个参考。把本篇的精神与重点报告完了,下面就比较容易研究,不像以前的各篇,每句话都要作很多的发挥,这里差不多每一观念都作了整个的发挥。现在我们讲到本文了。

众鸟高飞尽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这是殷纣引起了西周革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纣王是很暴虐的人,因受悠久文化的影响,还是有很多忠臣,可是几个人向他建议,(古代下对上为“谏”,上对下为“劝”,现代通用为“建议”了。)而纣王无道,不听这些建议,把微子废掉,离开宗室了,后来微子的后代,由周朝封于宋,就是春秋战国时的宋国。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兴灭国,继绝世”。周朝起来革命,成功以后,并没有对纣王之后灭绝,还一定把前朝的后人找出来,使他们继承祖宗的香火。箕子是纣王的叔父,也被降为奴役,箕子后来还是没有死,带了殷商的文化,由辽东渡海到朝鲜去了。比干是被纣王杀死的。这三个人都是纣王时代的忠臣,而遇到一个这样暴虐的君主。时代的衰败挽不回的时候,走的走,被关起来的关起来,死的死。孔子认为这是古代的忠臣,虽然他们本身死了,可是对于国家文化的精神,永远留下了千秋万代的榜样。所以称他们是殷商时代的三位仁人,成仁取义的人。

下面跟着说到柳下惠,鲁国的人,大家都知道柳下惠“坐怀不乱”,这还是小事情,历史上坐怀不乱的男人或女人有很多,不过古人以柳下惠作标榜,我们也不必再另外举别人的例子了,而坐怀不乱并不是柳下惠最高的一面,他最高的一面在这里: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作士师,等于现在管刑法的官,勉强比作现代的司法部长或最高法院院长。他三次上台,三次都被罢免下台,于是有一个人对他说,你先生何必一定要在鲁国做事,出国去吧!你自己国家不要你,何必一定干,到别的国家说不定有更好的地位。柳下惠答复他说,一个人终身行直道,思想、行为、做事完全直的,走正路来做人家的部下,在任何一个国家社会做事,都是一样会有问题,都要吃亏,会被挤下来的。如果以歪曲的心思,用手段来取得地位,以得功名富贵为荣耀,并不想真为国家社会做事的,那又何必离开自己父母之国呢?祖宗都在这里,一样可以做事。换句话说,随便在哪里,决不走歪路,而走正路,在任何社会都是一样比较困难的。柳下惠的人品就在这里,为了贯彻人格的思想,为了贯彻传统文化以正道事人,以正道立身处世,忽视于功名富贵,那是身外事,并不在乎,这是他的人格。这里先记载他的事情,后面孔子还要提到他的。

为什么把柳下惠的事放在微子、箕子、比干三人的记载后面?柳下惠并不是殷纣时代的人,而是春秋战国孔子这一时代的人,还可能稍稍早一点,比孔子大几岁,不过已是一个天下闻名了不起的人物,这里先记载他的事,柳下惠的这几句话,也说明了前面三个人的事情。所以中国的古文,如《论语》的文章一看起来好像是法律的条文,一条一条,好像连不起来,实际上仔细一读,它是长篇文章,连接得非常好。换句话说,微子、箕子、比干,有的愿杀身以成仁,如比干;被赶出去就走了,如微子;为奴就为奴,如箕子。为什么他们不弯一弯呢?态度稍微改变一下,去拍个马屁,也会好好用他们,更何况他们本来就是皇族。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这就说明个人作人也好,在国家社会中立足作一普通人也好,大原则上人格的重要。反过来,就是如果以枉道事人的话,随便哪里都可以干,如果坚持以正道、直道事人,又何必离开?所以引用柳下惠的这几句话,等于是为上面三个人的事,作了一个注解,这就是《论语》的编辑方法。

王不留行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孔子周游列国到了齐国,那时齐国的国君,(就是齐国的诸侯,我们随便讲,叫他国君,是借用的名词。)正是景公的时代,有一度,他的首相是有名的小矮子晏子——晏婴,这个人品德很好,学问也很好,在历史上是名宰相,了不起的忠臣,也很清高,样样都很好,并且自己著了一本书——《晏子春秋》。另一个更早一点的名臣管仲,也是齐国大臣,著有《管子》,这两部书现在都流传着,当然,其中内容真伪杂陈。孔子到了齐国以后,齐景公本来想用孔子,可是晏子不同意,怕因此自己不能在齐国立足。不过这个问题的资料并不很充分,晏子是不是那么嫉才的人是一个问题。其次,涉及齐景公本身的问题,不过历史上有说齐景公是受了晏子的影响才这样的,但是要注意,当时齐国与鲁国的邦交并不很好,所以后来引起了战争,齐国准备打鲁国,鲁国一定打不过齐国的,孔子这个时候,很为自己祖国的危机着急、彷徨,准备自己出国,去国际上想办法的。后来由子贡出面,在各国走了一趟,扭转了整个国际的局势。

当时齐景公对孔子非常好,不过不能用他,所谓不能用是外交辞令,齐景公也没有当面告诉孔子:“老先生,你是了不起,我想用你,可是我不会用你啊!”这就太难堪了,他不会那么做,这只能利用别人来透露,所以齐景公所说“若季氏,则吾不能。”这季氏,就是鲁国的季家。但季家对孔子非常好,孔子一班学生在季氏兄弟下面做事的也很多,虽然季氏对孔子恭维,可也没有重用他。现在景公就把话透露给孔子,像季氏一样的对孔子则我不能,我要就重用他,如你孔子愿意永远住在我齐国,我愿如季家的兄弟一样的待你,虽不重用也不冷淡,恰到好处。齐景公并说明采取这个态度的原因,只说是自己年纪大了,没有雄心,不想称王称霸了,假如是年轻的时候,孔子来到我齐国,我一定重用他,这个话一传到孔子耳里,当天孔子就走了。

我们看古代的记载,文字非常简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吾老矣,不能用也。”这句话,使孔子马上就走了,如果写小说,这中间一定还有许多故事。孔子为什么立刻离开?可见左右有人妒忌,从旁说了闲话,孔子不马上走,说不定有人会害他。这也可以说齐景公很爱护孔子,因为自己国内的政权以及其他一切等等,所形成的环境,的确没有办法用他,所以说:“吾老矣,不能用也。”只好这样暗示他,因此孔子听了以后,赶快就跑了。

这一段为什么放在上面两段的后面?假使以普通的方法读《论语》,读一辈子也白读了,如以历史人生的观点来读,就和上面两段的意义与精神是一样的。一个人的立身出处,当环境不容许的时候,就毅然决然而去,所谓“飘然远引”,没有什么留恋的。人生为了什么呢?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能对社会人类有所贡献,绝不为现实的功名富贵,乃至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也说明柳下惠的道理,也是说明殷朝三仁的道理。

江山与美人

上面是说孔子离开齐国的关键,下面是说当时孔子为什么离开鲁国: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原来齐国想出兵打鲁国,在这以前,孔子曾经一度当司寇,国际上各国诸侯都很害怕,鲁国如真起用了孔子,就不得了,大家想尽了办法,用各种手段,使孔子下台,同时国内的环境也不许可他展开抱负,所以干了三个月就下来了。后来齐国为了使鲁国更趋衰弱,以现代话来说,就利用了女间谍,选了一批非常漂亮的名女人(为女乐),送给鲁定公,当时孔子主张不能接受,否则鲁定公这个人靠不住,意志会沉迷下去,影响到国家。而当权的季桓子,自动先接受了齐国的女乐,果然,政府规定每天必定举行的早朝——朝会,都接连三天不开,大家去看女乐了。孔子一看这情形,知道齐国这一手很厉害,鲁国的前途完了,孔子马上出国了。

孔子去鲁、去齐这两次的离去,说明了一个人的去留之间,是非常有分寸的,中国文化讲究的,一个知识分子、读书人,立身处世,进退之间大有分寸,绝不会顾虑到生活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过去每逢过年,很多家庭无论作装饰,或是附庸风雅,都会悬挂朱柏庐《治家格言》,治家格言中:“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是很有分量的名言。

为什么要出来做官,现代叫做公务员,现在公务员的观念和以前官的观念,的的确确两样,所以有时候拿现代的公务员比过去的官,我也认为大不妥当。过去一个读书人,十载寒窗,一旦考取了功名,那真有味道,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出来时还要鸣锣开道,老百姓还要回避,坐在轿子里比汽车舒服得多了。最小的官是典史,勉强等于现在县里的警察局长、监狱长,这是编制内的人。皂隶之类都不在编制内,由县令自己想办法在节余项下开支。以前一个县衙门里,编制外不过一二十人办事。像清朝康熙时代,全国官吏,上自宰相,下至地方小吏,只有一万七千人,而做了那么多事。这个问题我们今日还是值得研究的。那个时候,考取功名出来做官的,四万万人中只有一两万人,的确是很光荣。现在当然两样了,是公务员,替人服务了。但是大家还有一个毛病,把公务员与官的观念始终混在一起,如果这一点真正分开了,搞清楚了,那好办了。很遗憾的,几十年下来,这一点还没有搞清楚,以致产生了政治上、社会上很多纠纷。

讲到这里,我们知道,古人对于该不该出来当官,所谓立身出处,是很慎重的。现在我们的教育变了,每一个考进来的,都是为自己的职业问题着想,这是美国化、西方文化的影响,所谓杜威等人的思想,“生活就是教育”,他们教育与生活、技术配合在一起。人家的文化基础同我们完全两样,我们今天没有搞清楚自己的文化精神,对别人的也没有搞清楚,别人的东西是不是适合我们的国情,今天还在考验中。今日考进来的学生,目的是为了职业,既然为了职业,那么做医生是职业,做公务员也是职业,职业的下面,就只有价值问题,也就是待遇如何?首先问划不划得来。过去我们的思想,从不考虑个人待遇问题,所谓“为官心存君国”,讲好的一面,是牺牲自我。为什么要得到权位?是为了实行自己的理想,好替国家做一番事,如此而已。在历史上许多大臣,死了以后可怜得很,像秦桧害死岳飞,抄家的时候,什么都没抄到,破书而已,像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重大问题。

凤凰离乱不如鸡

现在接下来,是孔子离开鲁国以后,周游列国,到处为文化,为人类的思想在努力。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孔子碰了一个钉子了。楚狂接舆是道家人物,是楚国一个著名装疯的狂人。狂人并不是疯子。过去说的狂,就是满不在乎,有点像现在的嬉皮。美国前几年流行的嬉皮,他们所画的祖师爷,都是我们中国人,其中两个是禅宗的和尚:寒山、拾得,留长发拿扫帚的;还有像楚狂接舆,也是他们的祖师爷。还有我们晋朝的刘伶、阮籍两个爱喝酒的,这些人他们都供起来,自称是他们的祖师爷,这是他们学中国文化的一点点皮毛。所以楚狂并不是一个疯子,接舆是他的名字,道家的书与“高士传”都说他姓陆,陆接舆就是楚狂,也是道家著名的隐士,学问人格都非常高。孔子碰到他时,他就唱着歌过来了。歌是故意唱给孔子听的,他没有直接说孔子,而说“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古人说麟、凤,有时候代表人中之君子,或者是天下绝对太平,时代有道的时候,就可见到走兽中的麒麟、飞禽中之凤凰,乱世的时候就看不见。不过后世一般人认为没有这两种东西,把长颈鹿叫做麒麟,对不对,也很难讲。这两样东西,是中国文化的标志。还有一样就是龙。现在楚狂是用凤来比孔子,他说凤啊!凤啊!你倒楣了,这个时代出来干什么?过去的错了,你就算了,未来的你还是可以改正。这两句话的含义是很深很深的。大而言之,也可以说是历史错了,是不能挽回的,但是你不要去怀念那过去的历史,应该开创未来的。不过他唱给孔子听,这个意义很深远,等于对孔子说,你老是想把这个时代挽救过来,这是挽救不了的啊!算了吧!算了吧!这个时候想出来挽救这个时代,是危险极了,你这时如想出来从政,你可免了。孔子一听,知道不简单,赶快停下车来,想跟他讲话,可是这个“狂人”一看见孔子停车,知道孔子要来和自己说话,就加快脚步溜了,避开了,使孔子永远无法跟他说话,也是他懒得跟孔子讨论。

楚狂这个人是有名的隐士,给孔子碰一个很大的钉子,如说他对孔子不欣赏,他偏要来唱这首歌给孔子听,可见他是有心的,孔子晓得,孔子懂他,下来想向他请教,可是他又走开了。历史上隐士们都这样,做了许多怪事,点到为止。这是孔子碰到了和他唱反调的第一个隐士。在这一篇里,这些唱反调的统统出来了。

处处关津处处寒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长沮和桀溺,是两个隐士,一对好朋友,在并肩种田,孔子经过那里,不知是有意或无意的,教子路去问路,问过江的路口,这“问津”是这篇文篇的“点题”,我们中国以后的文字上,所谓“指点迷津”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长沮就先反问子路,你替他赶车的那个老头子是谁?这是明知故问。子路说,坐在车上的是我的老师啊!鼎鼎大名的孔丘。长沮说,就是鲁国的那个孔丘?子路说,是啊!就是他。长沮说,既然是孔丘,他当然知道该怎么走,还要来向我们问路吗?他这话答得很妙,子路问的是车子应该走向哪里的路。长沮答的不是车子走的路,是人生之路,长沮的意思是说,这个周游列国、到处还要传道的孔子,他现在“路”都不晓得走吗?他这个话是很妙,很幽默的。

子路问不出道理来,就转过头来问桀溺,桀溺却反过来问子路,你是什么人?子路说,我名字叫仲由。桀溺说,你就是鲁国那个糟老头孔丘的徒弟吗?子路说,是的。桀溺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滔滔是形容词,现代语汇就是潮流,当潮流来时,海水一涨,浪花滔滔滚滚,不管好的坏的,统统都被浪头淹没了。天下皆是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都在浊浪滔滔,一股浑水在流,这情形又有谁能够把它变得了,那洪水泛滥的时候,时代的趋势来了,谁都挡不住。并且他告诉子路:“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这句话中的“辟”就是“逃避”的“避”;“辟人之士”,是指孔子,避开了鲁国,鲁国政治太乱,自己的国家他救不了啦!为了想实行自己的理想,到处去看,是避开乱的社会,另外想找更好的环境,为“辟人之士”。桀溺是告诉子路,你跟着孔子这样的“辟人之士”,可是人是避不开的,如现在的和尚出家,神父的入会,反正都没有离开社会,不过换了一个生活。哪里出得了家?真出家谈何容易?真出家就是桀溺说的“辟世之士”,连这个时代都抛开了。离开这个社会,跑到深山里去,不和任何人打交道,这就是出家吗?永嘉禅师曾经说过,当你的心不能平静的时候,跑到深山都没有用。不要以为到了山里,就是出家修行,有时候看到风吹草动,心里都会烦起来。如果把自己的心修平静了,在任何热闹的地方,就和在山林中一样的清净,这是基本的道理。所以这一段桀溺对子路说,其实时代是逃避不了的,你与其跟着孔子一样,觉得这里不对,就离开到另外一个社会,还不如像我们一样,自己忘记了这个世界,忘记了这个时代,种我的田,什么都不管。他说到这里以后,再不说话了,拿起锄头,还是不停地种他的田。

子路碰了钉子,就回去把经过报告孔子,孔子听了心里很不惬意,脸色变了,很落寞也很难过的样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后世自命为儒家的人,抓住这句话作为把柄,认为道家这些隐士都不对,说孔子在骂他们是禽兽,这些人没有国家的观念,不是人,是禽兽。这是后世的解释,但我否认这种解释,后世的儒家根本解释错了。我的看法,孔子非常赞成他们,孔子这句话不是骂他们,因为上面有句“夫子怃然曰”,孔子心里很难过,很落寞的味道,所以告诉子路:“鸟兽不可与同群。”鸟是飞的,兽是走的,而且鸟是海阔天空由他飞,兽类之中,绝大多数野兽都在山林里,不在人类的社会中,飞的与走的不能摆在一起,换句话说,人各有志,各走各的路,远走的就去远走,高飞的就去高飞。孔子接着说,其实我很想跟他们一样,走他们的路线,抛开天下国家不管,我还不是跟他们两个人的思想一样的。换句话说,都是在忧世的,担忧这个国家,担忧这个时代,担忧这个社会,这种忧都是一样的,问题只是做法两样。他们可以丢下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不管,只管自己种田去,可是我丢不下来。假如说国家社会上了轨道,我又何必来改变它呢?就因为时代太乱了,我必须要牺牲自己,来改变这个社会的潮流。这就是孔子!所以我们知道孔子走的路线,比这些隐士们走的路更难。明知道这个担子挑不动的,他硬要去挑。

我们这里引述历史一件事来补充说明:宋代王安石上台了,苏东坡这批人和他的意见不同、分歧,形成了后来著名的“党祸”,而王安石所用的人都非常坏,所以这班正人君子都纷纷辞职。当时有人主张最好不要辞职,因为王安石下面这一批人,将来一定要把事情搞坏的,你多占一个位子,使他们少搞坏一点,这就做了好事。这就说明挑这种担子很难,明知道要坏,可硬是不走开,占住一点,少坏一点,虽然不能积极的挽救,也是消极的防止,孔子走的是这个路线。

如此风波不可行

下面又来一个: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有一次跟着孔子后面走,大概脱了队,落伍了。“遇丈人”,碰到一个老头子。“丈人”不是岳父,古代丈人是对长辈的尊称。过去写信,对父执辈称世伯,自称世晚或世侄,但有的与父辈没有交情,而年岁地位又比自己高得多,这时就尊称对方为“丈”,就是长者、前辈的意思。子路碰到一位老先生,用他的拐杖,挑了一些编织竹器的青竹篾藤,子路就问他,你看到我的老师吗?这个老头子可骂了子路一顿,什么你的老师?这种人光在那里吹牛,也不去劳动劳动,连五谷都分不清楚,一天到晚只在那里用头脑,用嘴巴吹牛,我才不认识你的什么老师。老头说完,把拐杖往地下一插,在那里芸田,手扶着杖头,用脚把禾苗周围的草,压到泥土下去。子路搞得没办法,被他的气势慑住了,拱手站在那里恭恭敬敬的不敢动。于是这位老头子带子路回家,留他住下,还杀鸡,做了很好的饭,很丰盛的款待他,而且还教两个儿子来做陪客。第二天子路找到孔子,又报告了经过。孔子说,这是一个隐居的高人,教子路回去找他,可是子路到了那里一看,这位老先生搬家了。

关于这些隐士的事情,儒家记载得很有限,我们如果看《高士传》、《神仙传》这一方面的书,则这种人很多。如佛家禅宗的隐山和尚,这是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唐代的故事:有两位很有名的大师,出门“行脚”——“行脚”是佛家的术语,就是到各处参访有道德学问的高人。这两个和尚走到一个深山里面,在溪水中洗脸,其中一个是洞山,告诉另外一个密师伯,这山中住有高人。密师伯说怎么知道?洞山说,我们洗脸时不是看到一片菜叶子,随溪水流下来吗?可见上流有人。于是两个人就去找,虽没有路迹可循,但终于找到了这个隐山和尚,搭了一个茅草棚,一个人住在深山,于是这两个和尚跟他谈道,他们谈得相当投机。后来,这两个和尚就走了。但在半路上一想不对,多年来难得一见的高人,隐居在这里,实在太可惜了。于是第二天回去找,找不到了,连茅草棚都烧掉了,只留了几首诗在那里,最后两句说:“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屋入深居。”像这样所谓隐士思想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并不是灰心,灰心就自杀了,而多半是很有修养的人。

子路找不到这个荷蓧老人,回来告诉孔子后,谈起这件事有所感想——子路不是一个绝对莽撞的人,他跟孔子这么多年,孔子也很欣赏他,所以他讲出一个道理——他说,一个知识分子,有学问有能力,不肯出仕贡献给国家社会,(这里要注意,“仕”的观念,在春秋战国以前,是为对国家有所贡献而出仕,后世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出来做官为出仕,完全是两回事。)不合于义。社会有社会的秩序,长幼的阶级,父是父,子是子,人伦的阶级不可废,家庭父母子女的秩序都不可乱,更何况国家社会的政治体制,怎么能废?假使废了,社会就没有型态、没有秩序,不成社会了。这些隐士思想的人,欲洁身自好,把自己身心人格搞得很清高,自己有自己的观点。社会中有许多人也是这种个性,这种人是守成的第一流人才,可是教他去开创,那就糟了。开创事业的人,好的要,坏的也要,而且要准备接受坏的,天下好的名声固然好,有时候为了成功一件事业,往往要担负很多坏名声,其实很冤枉。但是能够挑得起来,就很难了。这种做法,比洁身自好还更难。所以我们常常感到任劳任怨难,尤其当主管的人更是如此。创业的人,第一个修养要能够任怨,但不是手段,要是一种德行才行。所以洁身自好的人,多半是隐士。子路这时可有个感想,认为洁身自好的人,乱了人伦之道,把一切都丢开了,只管自己。也可以说,是绝对的个人自由主义者,对于国家社会并无贡献。所以子路说,君子的出仕,并不是为了自己想出锋头,而是为了贡献给国家社会——“行其义也”。看了这些隐士们,就晓得“道之不行”了。因为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多半喜欢走隐士的路线,觉得救不了时代,就做隐士,向后退,不敢跳下这个浑水去。大家都像这个样子,有学问,有修养的人,头脑太清明了,看清楚了,不愿来淌这个浑水。所以子路说他懂了,搞不好了,他知道跟孔子这位老师所走的路线,自始至终,永远都是自我牺牲,因为其他的知识分子,多半只管自己了。

上面到这里,等于告了一个段落,下面一章就等于引用孔子的评论了。先说逸民,古代逸民也近于隐士,在历史上,后来引用孔子这句话,有“逸民传”。尤其清朝的历史,对于明朝的许多绝对不投降,当然更不肯出来做官的知识分子,像王船山逃到湖南的山里去了,像陕西的李二曲、江苏的顾亭林等等,硬是不出来,当然也没有被杀,这一类人在清代的历史上留下来,就列入“逸民传”中,当然不是二臣,二臣就是投降了的,逸民是很高逸的,这又与隐士有所同而又大有不同之处了。

穷达行藏

现在继续讲《微子第十八》,今天说到“逸民”这一段。上次说过,这一篇所讲的,等于是历史人物的报道,也反映出立身处世的道理,一种走入世的路,一种走隐逸的路,当隐士为出世之路。不过中国过去的隐逸之路,并不完全是消极的,以旧文字来形容,可用“有所待也”四个字。他们不是为个人利益有所待,只是想为国家社会有所贡献而有所待,虽然同入世的人看法两样,角度两样,但都是有所待。因此,隐逸的路线也可说是积极的,他们救人救世的目标是一致的。可是这一类人,和孔夫子正面对照起来,显出两个方向。这一篇里大部分都是说隐逸的,孔子提出来: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孔子认为这批逸民们,最值得钦佩的,确定了人格,立志不变,自己认清楚了一个主义、一个思想、一个目标。他这个人格不管什么环境,永远不变,不动摇,同时不辱其身——这四个字是很难的,拿社会的现象与历史作一个对比,就会知道,历史上有许多人降志辱身。有人在一个时代变更,尤其国破家亡的时候,例如宋末、明末时期,有很多人,或为了怕死,或为了一己的功名富贵而降志,降志而后辱身,招来不知多少侮辱,被人看不起。但是话说回来,有许多人还以辱身为光荣的,对这种人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同时由这点,也可以了解我们中国思想文化,对于人格教育的建立是很重视的。再说不辱其身的事例,我们但看社会上许多人,虽然发财了,但是乃由降志辱身得来,也是很可怜!对于不辱其身的定义,广义的是坚定人格,高尚其志,这是很不容易的。孔子认为真够得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只有伯夷、叔齐他们,这两个人连皇帝位置都不要,可以做到棲心道德,视天下如敝屣。

孔子又说等而次之,便如柳下惠、少连这两个人。柳下惠这个人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三次上台,三次下台,始终搞不好,孔子说,这好像就差一点,可以说降其志,又辱其身了。明知道做不好,非硬做不可,又不知道权变,如知道权变,将就一点也好,又不能将就,既挽不回时代,又自取其辱,结果既降志而又辱身。辱身是指个人对社会环境而言,降志是对自我人格而言。孔子说,在这方面来讲,柳下惠、少连就比较差了。不过,他们一生的言语思想是中伦的。这个“中”是射箭射中了的“中”。“中伦”就是中于伦常的道理,维持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同时也说他们言语思想完全是走中肯的路子,他们的行为,能够中于中正的精神。总之,他们的言行思想,可以保持原来的规矩没有变,只能如此而已。但挽回不了时代,对社会也没有贡献,所以说他们是自己降志辱身。

再其次如虞仲、夷逸这几个人,用现代话说,也可以说是时代的逃兵,或者说是现实社会里退伍了的人,自己认为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就只好退出。他们一辈子隐居,没有出来做过事,放言高论、批判是非得失。我们把“隐居放言”连起来看,便知唯有隐居可以放言,这怎么说呢?对功名富贵、社会的一切都无所要求,没有企图,所以就可以客观地讲公正的话,也敢于讲话。但孔子说他们虽然如此,也只能做到他们本身一辈子清高而已,尽管再大的功名富贵放在面前都不要,舍弃掉了一切人事上的祸福利害关系,自己退隐了专门自修。固然说时代不对了,环境不许可他们有所作为,没有办法,只好退隐了,不过退隐也是不得已的一个权宜之计,所以说它是一种通权达变的办法而已。

孔子提了这几个隐士的典型以后便说:我和他们则是两样,真正时代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作隐士,需要我的时候,我也可以出来,绝对地负起责任来做事。并不是自己立定一个呆板的目标,像上面提到这几个著名隐士的作风。因为他们自己划了一道鸿沟,自己规定了人格标准,守住那个格。孔子说无可无不可,就是说不守那个格,可以说是“君子不器”,也就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意思。需要用我的时候,把责任交给我,我就照做,挑起这个担子,不要我挑起这个担子的时候,我绝不勉强去求,所以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他这个圣人与别的圣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无可,无不可。”没有规定哪一样可去做,没有绝对否定哪一样事情不可做。“无可,无不可。”有时候被人错误解释是滑头的事,好像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其实不是这意思,而是说不固执自己的成见。

这一段等于是这一篇内容要点的画龙点睛了,本篇的宗旨就在这个地方,也可以说,在为人处世上,给我们一个启示,看自己应该向哪一个人生路线迈进。

时衰鬼弄人

下面跟着就是讲时代的混乱,由这一节就可见当时春秋战国,尤其在鲁国,传统文化的衰退,结果知识分子统统逃走了,都去做了逸民。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在这里孔子提出当时的鲁国,这班人都散了。鲁国是周公之后,周公是建立周代文化的开创人,所以中国上古一直到周代的传统文化,比较能够保存的,是在鲁国,而到孔子这个时代衰败了,人才都散了。当时的文化,重点在礼乐,那个时代管乐的,不是现代一样的音乐专家,以现代语汇说,都是高深的哲学思想家而兼礼乐方面的事,可是当时这一班人都散掉了。管乐的大师挚,“大师”是官名,勉强等于现代的部长阶级,“挚”是人名,这个人离开自己的鲁国,到齐国去隐掉了(并不是去就更好的职位)。亚饭干,这里的“饭”字等于是管乐的官阶官名,亚饭等于副首长,干这个人到楚国去了。三饭缭到蔡国去了。四饭缺到秦国去了。鼓是打鼓的鼓手,中国古代音乐的鼓手是合奏中的指挥手,很难的,那个名叫方叔的鼓手到河内(黄河上游)一带去了。摇拨浪鼓的武,过了汉水到了长江一带。少师,即大师的副手名叫阳的这个人和打大磐的襄出海,到海外去了。这一篇简单的述说就是这样记载这几个人的行踪。单独看这一段记载,没有什么道理,好像毫不相干的,但这说明一个国家社会,在变乱的时代,真正忧时匡世的人才离散,无法存在高位,大家退隐散伙了。真正有学问,想为国家天下贡献能力的人,无能为力,灰心地,都逃避现实而东零西散,人才一去,这个社会、政治的结构、社会的形态就成了大问题。透过这一段,我们要了解它的精神,等于领导一个单位,发现了好几个人才,薪水不足以养廉,或者某一环境困扰他,他们就散掉了,一个人唱独脚戏,就唱不起来。整个历史时代的光辉或黯淡,都是人的问题。不管制度如何好,还是要靠人来执行,没有人才就完了。所以这段要与前后文连起来看,就可看出它的精神来。把这段文章圈断,那是后来宋明儒生们干的事,如照他们圈断的来读,这一段记载,孤零零摆在这里,就毫无意义,就好比王安石骂《春秋》这本书是流水帐一样,没有什么道理,但连起来看,这本帐大有文章,由此可知当时的时代历史之严重,时代要变乱,人才都离散了。

由此再把下面两节连起来,作为本篇的结论。

周公遗训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我们再强调要连起来看,就看出了《论语》的道理,指导我们的方针。上面讲了当时文化集中地的鲁国,到了孔子时代已经开始衰微了,老成凋谢,人材星散。这里又推溯记载鲁国开国之初周武王的兄弟,建立周代文化的周公,告诉他的儿子鲁公(就是伯禽,分封在鲁国),一个领导的人,不管是个人作人,或者扩充到政治上,总之,为天下国家社会,要没有私心,好处先不要想给自己的亲信,要大公无私。这是第一点。

不要使自己提拔起来的干部怨乎不以,就是不使重要干部心里不以为然的怨怼,感到不过以他来摆位置、作傀儡,并不是真正要他做事。大臣如不以领导人的做法为然,又不好明说,就会变成尸位素餐,应付一下上班,反正提意见也没用,这样就很危险,这是第二点。再其次:“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这是说明中国古代文化的念旧精神,共同创业有功的人,这些故旧,到了年纪已大,应该退休时,虽然头脑差些,没有用了,但当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他们没有太重大的错误,不要随便舍弃不用。中国文化所讲的人伦文化,就是推己及人地爱人。因此对于故旧,虽然老了,但他年轻时还是有用的,出过力,甚至可能在其间还几乎连命都赔上,今日老了还算是幸运的,所以周公说对于这种人,除非犯了太大的错误,否则不能无故丢弃他们。为政之道也好,作人之道也好,这是念旧、爱人。对朋友当然如此,对于老朋友,如果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活着已经没有几次好见面了。见一次少一次,更不能抛弃这分友情。这是第三点。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一个做领导人的,不可要求干部是全才。人常常容易犯这种错误,希望干部又能干,又没有缺点。这是万难做到的。还有一个常犯的毛病,对于一个能干的干部,任何事都交给他办,结果常常使这个能干的干部受不了,因为他到底是人,不是铁打的。这就是说无求备于人。再说,人都有长处,有缺点,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圣人,尤其是共同创业的干部,又能为你打天下,又能为你守成,同时又是圣人,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交朋友,做领导人,不要对人责备求全。

这四点是周公吩咐他的儿子——鲁国的国君,为领袖者的重要原则。因此,把这段放在本篇这个地方,编得太好了。上面讲了许多人生态度与孔子对立的人,以及一般逃隐之士。如《孔子家语》记载所骂孔子的“如丧家之狗”,像条野狗一样,到处乱跑。形成两个目标完全不同的相对类型。因此就可以看出一个道理:很多隐逸的人是被环境逼走的,这就关系到政治上作领导人的问题了。孔子经常提到周朝之德,所以下文就以周朝之人才济济作一小结。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周朝的兴起来,除了主要的姜太公、周公以外,还有重要的干部,就是这八个人,幕僚中的要角,周朝初期奠定了后世八百年天下的基础,并不简单,全是靠人才济济,同心协力所致。对这八个人的历史,我们保存的资料不太多,暂且到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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