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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泰伯第八

时间:2015/7/1 16:00:45  点击:3631 次
薄帝王而不为

《泰伯》第八这一篇,等于是第二篇《为政》的个人学问修养的引申注解。第八篇的题目《泰伯》,也就是这一篇里所记载的,孔子经常标榜的圣人——吴泰伯。

泰伯是什么人呢?我们现在说中国文化,如果严格地说应该是周代文化。是周公把过去的中国文化,集其大成;而孔子是将周公集其大成的中国文化加以整理。所以中国文化,也就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所传承的文化总称。

讲到中国的文化历史,就联想起一本有关中国历史哲学的书,在清代是禁书,但是我们还是把它保存了下来,也许大家没有看过——贾应宠(字凫西,是明崇祯末年人)写的《木皮散客鼓词》,是用歌谣的体裁,以弹唱的方式来叙述我国历史。这本书是明末清初时期的作品,其中充满了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也包含着高深的历史哲学意味及文学境界。讲中国的历史哲学,以朝代来计算,春秋、战国这两个时代,还是属于周朝的。周朝统治天下约八百年,汉朝约四百年,唐代约三百年,元朝八十多年。明朝约三百多年,清朝统治也两百多年。说乱世,魏晋南北朝乱了两百多年。其中历史最长的朝代,源远流长的是周朝有八百年。

民间的小说上说,姜太公八十岁遇文王。要知道周武王比姜太公只不过小几岁,当年跟周武王统一中国的都八、九十岁了。当时的文化,老成谋国,越老成经验越丰富、越稳重,和今天情形大有出入。不过这个出入不必去担心,时代在变,历史也在轮转返复,将来会恢复敬老尊贤也不一定。因为年轻人有冲劲,却没有高度智慧与经验,而老年人冲劲又太小。两个一配合就完整了,不能偏向的。小说上说姜太公八十遇文王,老先生还摆架子,不肯出来。结果由文王推车,推了八百步推不动了,姜太公就说保佑他的子孙八百年天下。这是小说写的,但代表了一种思想。把神话的、小说的外衣剥了以后,真的思想就出来了。这是小说家和民间文学的一种手法。

周朝能统治天下长达八百年,真不简单,历史上写他祖德深厚——所谓祖德,不是迷信,而是说他祖先开始,历代培养历史的根基。要培养历史的根基,是不容易的。我们再看秦始皇统一天下,他也是祖宗好几代培养下来的。不过秦国走的路子,比不上周朝。周代一开始就走道德的路子;秦国的祖先一开始就以法治为基础。周以道德为基础,就是德治、礼治。在教育文化这一方面,秦的法治也培养了好几代,两三百年以后,才有秦始皇这个结果。周代的祖先,到周文王不是结果,到周武王统一天下才是结果。泰伯是个什么人呢?是周文王的大伯父,周武王的大伯公。周文王的祖父为大王。大王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为泰伯,次子名虞仲,第三子名季历。季历的长子就是周文王,名姬昌。大王当时看到殷商已经快完了,政治太糟糕了,有意革命。照中国古代的规矩,大王一定是传位给长子泰伯。大王就告诉泰伯好好努力,将来可以把殷商腐败的政治推翻。但是泰伯依照传统的观念,认为殷商的政治尽管败坏,而周终归是殷商的诸侯,不应该去推翻它。对于他父亲大王这个思想,在家族中为孝道,不能不听父亲的话;为天下的公道,则碍难听父亲的话;处于两难之间。泰伯于思想、见解、学问、道德,没有不好的地方,却难于接受大王的想法。

大王看到第三个儿子季历的长子——就是周文王,认为他将来会有办法,将来可以统一中国。所以大王认为,泰伯既然这样清高——他当然不能说大儿子不对,泰伯是对的,他也欣赏大儿子——只好将位子传给三子季历。古代宗法社会,有长兄在,传位给小儿子是不可以的。泰伯处在这种左右为难的状况中,知道了父亲的意思以后,于是自己逃掉了,不愿当帝王。所以后来大王传位给季历,季历死了传给周文王。一代一代都是道德的政治。后来周文王受冤枉坐牢,他并没有起来革命。到了武王的时候,才和姜太公起来革命,推翻殷商。这样几代下来,数百年间,周朝的德政已深入人心。我们古代就讲立德立功,后来佛教引用,称为功德,是功与德联合起来用。一个道德行为,使全国的人都受到恩惠——政治上的恩惠、公的恩惠、私的恩惠,加上对社会的功劳,合起来为功德。周朝就做到了这一步。

但是泰伯归隐了,逃到南方,就是后来的江苏。在古代,这些地方都是蛮荒之地,没有开发、没有文化。所以他一逃就逃到这最野蛮的地方。后来他的子孙落籍了,就是在南方的吴国。春秋战国时的吴国,就是他的后代。最初是武王统一天下以后,才把泰伯这一支宗族清理出来,封为吴国。在周武王没有封他以前,泰伯连王侯都不当。以现代的话来说,为了正义,为了信仰,帝王可以不当,人格不能有损,真理的思想不能动摇,因此走掉。我们有时说“连皇帝都不想当!”那是吹牛,没有机会而已。给你当也当不好,除非在电影上、电视上,演戏当当还可以,真给你上去,不把你吓昏了,就被你弄坏了,那不行的。泰伯是真的有帝王可做而不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孔子思想中最推崇这种人,并不把功名富贵放在第一位;把真理、道德放在第一位。穷死饿死,那是另外的问题,并不在乎。所以孔子最尊重的人是泰伯、伯夷、叔齐等人。这一篇开头就讲泰伯。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这是引用孔子平常讲的话,当作这一篇的第一节。孔子说,如果讲人生的道德——公德,政治的道德;私德,个人的道德——像泰伯这个人,随便公私两方面的道德、修养都到了最高点。他三次推让天下,最后还是逃掉。后世的老百姓,不晓得历史上这件事。这事后来流传下来,完全靠《左传》详细的记载。而他自己帝王都不要作,当然更不会要一个虚名,让老百姓去称道他了。所以孔子特别尊重他。这也就是中国后来所讲的道家思想(我们前面曾提过,在当时是儒道不分的)。

一个人道德修养,真要做到“君子坦荡荡”,必须修养到什么程度呢?要做到“弃天下如敝屣,薄帝王将相而不为。”把皇帝的位置丢掉像丢掉破鞋子一样:为了道德,为了自己终身的信仰,人格的建立,皇帝可以不当,出将入相富贵功名可以不要。孔子所标榜的人格的修养,到了这地步,那自然会真正“坦荡荡”。也是前面提到过的,人有所求则不刚。曾子也说:“求于人者畏于人。”对人有所要求,就会怕人。如向人借钱,总是畏畏缩缩的。求是很痛苦的。所谓“人到无求品自高”。所以要做到“君子坦荡荡”,养成“弃天下如敝屣”,然后可以担当天下大任了。因为担当这个职务的时候,并不以个人当帝王将相为荣耀,硬是视为一个重任到了身上来,不能不尽心力。但隋炀帝另有一种狂妄的说法,他说:“我本无心求富贵,谁知富贵迫人来。”能说这种狂妄的话,自有他的气魄。这是反派的。到他自己晓得快要失败了,被困江都的时刻,对着镜子,拍拍自己的后脑:“好头颅,谁能砍之?”后来果然被老百姓杀掉了。这是反面的,不是道德的思想。但是我们引用他的话,当“谁知富贵迫人来”的时候,能不被富贵所迷惑的就是泰伯。

贵为天子而友布衣

下面是孔子说明人生修养的境界。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这一节我们要深入研究,意义包括很多。大而言之,就是政治领导哲学;小而言之,是个人的人生修养道理。

恭就是恭敬。有的人天生就是态度拘谨,对人对事很恭敬;有的人生来就昂头翘首,蛮不服气的样子。有的长官对这种人的印象很坏,其实大可不必,这种态度,是他的秉赋,他内心并不一定这样。所以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好坏,不要随便被外在的态度左右,尽量要客观。孔子所说的恭而无礼,这个礼不是指礼貌,是指礼的精神、思想文化的内涵。所以不要认为态度上恭敬就是道德,如果有恭敬态度而没有礼的内涵则“劳”。换句话说,外型礼貌固然重要,如果内在没有礼的精神,碰到人一味的礼貌,则很辛苦、很不安详。“慎而无礼则葸”,有些人做事很谨慎,非常小心。小心固然好,过分的小心就变成无能、窝囊,什么都不敢动手了。我们土话说“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确有这种人。“勇而无礼则乱”,有些人有勇气、有冲劲,容易下决心,有事情就干了,这就是勇。如果内在没有好的修养,就容易出乱子,把事情搞坏。“直而无礼则绞”,有些人个性直率、坦白,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当长官的或当长辈的,有时候遇到这种人,实在难受,常叫你下不了台。老实说这种阳性人,心地非常好,很坦诚。但是学问上要经过磨练、修养,否则就绞,绞得太过分了就断,误了事情。这四点:恭、慎、勇、直,都是人的美德,很好的四种个性。但必须要经过文化教育来中和它,不得中和就成为偏激了,这四点也成了大毛病,并不一定对。太恭敬了,变成劳。我们中国人说:“礼多必诈”,像王莽就很多礼。太谨慎了变成窝囊。太勇敢了,容易决断,成为冲动,有时误了事情。太直了,有时不但不能成事,反而偾事。项羽的个性就是太勇太直这两个反面的缺点。清代诗人王昙说他“误读兵书负项梁”,很有道理。所以教育文化,非常重要,自己要晓得中和。懂得了这四点,就是每一个人反省自己个性的标准。

孔子接着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我们中国人讲孝道,如果对于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没有感情,亲情不笃,而要他爱天下,爱国家、爱社会,那是空洞的口号,是不可能的。说他真的有爱心,他连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没有爱过,怎会爱天下、国家、社会?或者说私事不爱而爱公众,事实上没有这回事。爱天下国家,就是爱父母兄弟的发挥。所以说笃于亲者,不怕人自私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儒家讲爱是由近处逐渐向外扩充的,所以先笃于亲,然后民兴于仁。从亲亲之义出发,整个风气就是仁爱,人人都会相爱。

下面“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故旧有两个意义。过去的解释是老朋友、老前辈。像古人说的“念旧”,老朋友的交情,始终惦念他,即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如韩信一饭难忘的故事,他倒楣的时候,饿得不得了,在溪边吃了一个洗衣服老太婆的饭,匆匆忙忙,没有问清姓名就走了。后来他封了王,想找这个老太婆报答,找不到,只好将千金放在水里。古人就有这个精神。汉光武当了皇帝以后,找老同学严光来叙旧;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要找年轻时和他一起种田的老朋友田兴出来,找不到就下令全国找这个人。田兴却硬不肯出来做官,只是到处在做好事。后来有人报告,一个县里,有五只老虎出来吃人,厉害得很,而有一个人把那五只老虎都打死了。朱元璋接到这封公文,知道一定是他的老朋友田兴做的好事。于是找来翰林院的进士们,都是文学修养非常高的,以现在来说,都是研究院中的博士。朱元璋要他们赶快写信去把田兴找来。于是翰林先生们之乎者也矣焉哉、孔子曰、孟子曰的,咬文嚼字。朱元璋看了半天,皱皱眉、摇摇头,还是自己动手写。他写的是白话,内容大要说:皇帝是皇帝,朱元璋是朱元璋。你不要以为我做了皇帝就不要老朋友。你不来,就没有种。我们两兄弟还是好兄弟,我今天不是以皇帝身份找你来。我们两兄弟见面,皇帝是皇帝,朱元璋是朱元璋,有种的你过河来吧!和当年两个人放牛时,打架对骂的口吻一样。田兴看了这封信来了,来了但还是不做官,玩了一阵子走了。这就是说历史上的念旧。可是今天的社会,这种事就很少了。有的人环境好了,看到老朋友,要问贵姓了。古人说富贵不可骄人,只有贫贱可以骄人。穷人气大,我反正穷,不看你就不看你。这是故旧的第一个观念。

故旧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传统,故旧不遗就是传统观念不要放弃。如果你要推翻传统,最好先推翻你自己,因为你是父母生的,祖宗传统而来的。没有父母这个传统,就传不下来你这个统,万事总有个来源。所以孔子说“故旧不遗”,一个伟大的人物,一定有真感情,可以做英雄,可以做烈士,有真感情才肯牺牲,才付得出来,有这种血气,“则民不偷。”偷是偷巧。不偷巧,社会风气就稳了。

孔子这一段为什么放在《泰伯》下面?就是讲政治哲学的风气问题,儒家主张的道德政治,个人修养首在道德的精神。道德的精神要坚定的思想和真实的感情,才能够发挥出来。

上面是孔子的教育思想,也是第二篇《为政》的发挥。接下去看这书上的文字,可见是孔子的门人所记载的。前面曾提过,在中国古代的习惯,直接的学生称弟子,再隔一代以后的学生称门人。到后来才慢慢混合称用,凡是学生辈,都称弟子,也可以称为门人。

无愧平生事大难

这篇下面差不多都是门人的记载。下一节是讲曾子。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这一节最后的“小子”,现在是骂人的——你这个小子——过去的意思就是“年轻人”。等于现在说的,“你们这些年轻人”,这是他对学生的称呼。

这一节话,为什么加在《泰伯》篇里?这是颜回死后,传承孔子道统的曾子,对学问修养的经验谈。我们在第一篇里就读过曾子所提出的,每天以三件事反省自己的学养——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现在他有病快要死的时候,“召门弟子”,这里门人与弟子连起来用,就是曾子把学生乃至他的徒孙们,叫到前面来,吩咐后事。他说:“启予足,启予手。”根据这六个字,就知道曾子已经病得手脚都麻痹了。

说到这里,我们要晓得,通常一个人生机的消逝,往往从脚部开始。试看婴儿,躺在小床上玩,最早期是用两脚蹬着玩,手不大动,这时候生命力在脚部,脚就是根。到了幼儿时期,小孩子是坐不住的,两只脚总要跑,因为他生命的活力,在不断的生长。到中年以上,渐渐脚不想动,而动手、动脑筋。年纪再大一点,一坐下,“二郎腿”翘起来了。再到晚年,“二郎腿”都不翘,最好是身子一仰,靠在椅背上,两只脚架到写字台上去了,因为脚上没有力气了。所以中国以前看相的说,老年人到冬天而脚心还发热的,是长寿之相,其实是生理上两脚还有生命的活力。且看老人,脚活动不灵活,走路吃力,脚已近死亡。越老下面越僵化,生命力没有了,最后手也懒得动,只用脑筋。到了临死的时候,除了少数的例外,一般正常的情形,是脚先失去知觉。现在西方正在研究“死亡的科学”,死亡成为了一种专门学问。这也是受了东方古老文化的影响之一。

所以曾子说“启予足,启予手。”因为他的病严重到快要死了。连自己的手脚在哪里,都不知道,自己不能指挥了。只有叫学生们,替他把手脚摆摆好。他这时快要断气了,只有用头脑。等学生们替他把手脚放端正了,然后他引用《诗经·小雅·小旻篇》的句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意思是作人作一辈子,常常提心吊胆,尤其是注重道德修养的人更难。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盖棺论定”,一个人好与坏,要在棺材盖下去的时候才可以作结论。不过我经常告诉朋友,据我的经验,世界上有许多事情,盖棺并不能论定。我就发现许多人,带着冤枉进到棺材里走了。绝对的好人,行善一生,到进棺材作结论的时候,人们对他的评论并不见得好。或者做某一件事,在盖棺的时候觉得他错了,将来也许又发现他并没有错,但已经太晚了。所以在我的看法,“盖棺论定”这句话有时候也值得怀疑,有时盖棺还不能论定。

冯道的故事

我们举出一个人来做例子,这是讲到这里,顺便讨论历史。在此要特别声明,冯道这个人,是不能随便效法的。现在只是就学理上,作客观的研究而已。唐末五代时,中国乱了八十多年当中,这个当皇帝、那个当皇帝,换来换去,非常的乱。而且都是边疆民族。我们现在所称的边疆民族,在古代都称为胡人。当时,是由外国人来统治中国。这时有一个人名叫冯道,他活了七十三岁才死。在五代那样乱的时候,每一个朝代变动,都要请他去辅政,他成了不倒翁。后来到了宋朝,欧阳修写历史骂他,说中国读书人的气节都被他丧尽了。他曾事四姓、相六帝,所谓“有奶便是娘”,没有气节!看历史都知道冯道是这样一个人,也可以说冯道是读书人中非常混蛋的。

我读了历史以后,由人生的经验,再加以体会,我觉得这个人太奇怪。如果说太平时代,这个人能够在政治风浪中屹立不摇,倒还不足为奇。但是,在那么一个大变乱的八十余年中,他能始终不倒,这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人物。第一点,可以想见此人,至少做到不贪污,使人家无法攻击他;而且其他的品格行为方面,也一定是炉火纯青,以致无懈可击。

古今中外的政治总是非常现实的,政治圈中的是非纷争也总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当时没有一个人攻击他。如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他,可太不简单。而且最后活到那么大年纪,自称“长乐老人”,牛真吹大了。历史上只有两个人敢这么吹牛,其中一个是当皇帝的——清朝的乾隆皇帝——自称“十全老人”,做了六十几年皇帝,活到八十几岁死,样样都好,所以自称人生已经十全了。做人臣的只有冯道,自称“长乐老人”,这个老人真不简单。后来儒家骂他丧尽气节,站在这个角度看,的确是软骨头。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历史上、社会上,凡是被人攻击的,归纳起来,不外财、色两类,冯道这个人大概这两种毛病都没有。他的文字著作非常少,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他的文学好不好不知道。后来慢慢找,在别的地方找到他几首诗,其中有几首很好的,像:

天道

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

偶作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北使还京作

去年今日奉皇华,只为朝廷不为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门前双节国人嗟。

龙荒冬往时时雪,兔苑春归处处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几人身死掩风沙。

像他“偶作”中的最后两句,就是说自己只要心地好,站得正,思想行为光明磊落,那么“狼虎丛中也立身”,就是在一群野兽当中,也可以屹然而立,不怕被野兽吃掉。我看到这里,觉得冯道这个人,的确有常人不及之处。尽管许多人如欧阳修等,批评他谁当皇帝来找他,他都出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人有他的了不起处。在五代这八十年大乱中,他对于保存文化、保留国家的元气,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为了顾全大局,背上千秋不忠的罪名。由他的著作上看起来,他当时的观念是:向谁去尽忠?这些家伙都是外国人,打到中国来,个个当会儿皇帝,要向他们去尽忠?那才不干哩!我是中国人啊!所以他说“狼虎丛中也立身”,他并没有把五代时的那些皇帝当皇帝,他对那些皇帝们视如虎狼。再看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清廉、严肃、淳厚,度量当然也很宽宏,能够包涵仇人,能够感化了仇人。所以后来我同少数几个朋友,谈到历史哲学的时候,我说这个人的立身修养,值得注意。从另外一面看他政治上的态度,作人的态度,并不算坏。几十年后文化之所以保存,在我认为他有相当的功劳。不过在历史上,他受到没有气节的千古骂名。所以讲这一件事,可见人有许多隐情,盖棺不能论定。说到这里,我们要注意,今天我们是关起门来讨论学问,可绝不能学冯道。老实说,后世的人要学冯道也学不到,因为没有他的学养,也没有他的气节。且看他能包容敌人、感化敌人,可见他几乎没有发过脾气。有些笨人,一生也没有脾气,但那不是修养,是他不敢发脾气。冯道能够在如此大风大浪中站得住,实在是值得研究的。

这是讲历史上比较大的事。我们看社会上许多小人物,一旦死了,他这一生到底是好人,或者是坏人,我们到殡仪馆中去仔细推详看,也很难断定。

所以曾子特别提出来,一辈子作人都“战战兢兢”。“战战”是发抖的样子,“兢兢”就是脚都不敢踩实的样子。“如临深渊”,好像站在悬崖边缘,脚下是万丈深潭,偶然一不小心,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如履薄冰”,初冬刚结薄冰,或早春要解冻时,走在河面上,要有功夫、有本事,一个疏忽,掉下去就没命。作人一辈子,要想修养到死都没有遗憾,如孟子所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实在是伟大功夫。人骗人是常事,最妙的是人还都喜欢骗自己。可是到了自己要死的时候,仍骗不过自己。要想做到对人内心没有亏欠,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了。

这三句话是曾子病到手脚都不能动了,然后告诉学生,人生是如此之困难,尤其是利害关头,能不能为忠臣,能不能为孝子,就在这么一念。如果怕自己吃亏,就掉下去了。“而今而后,吾知免夫。”他说我现在告诉你们,我手脚都失去知觉了,已经死了一半了,到这个地步,我才敢说大话,我不会再犯错了。这就证明,学问并不在文章写得好或知识渊博,而在作人处世的修养,孔门是最注意这一点的。

这里前后三节是紧密相连的。也就是曾子有病,快要死的时候,鲁国的一个大夫孟敬子来问他。问什么问题,书上没有说明。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这个话怎么讲呢?曾子答复他说,我告诉你,鸟将死的时候,它叫的声音一定很悲哀,(这是自然界的现象,不但是鸟,所有的动物,将死的时候,叫的声音都很凄凉。)人类将死的时候,所讲的话,多半是好话。(要注意,不是完全。像以前有些土匪,被拉去枪毙,临死的时候,还要讲狠话,“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并不是好话。)一个普通人,在快要死的时候,对人生的看法,往往比较冷静,吩咐的话也多半是善言。

为什么曾子要把这两句话说在前面呢?这就可见曾子的教育态度。换言之就是他说,我快要死了,你平常不大听话,我现在最后的话是很诚恳的、很严肃的对你说,希望你要注意。所以曾子把这两句话说在前面,以加重语气。于是曾子告诉他“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这个“道”是儒家的、孔门的人生之道。就是说人之学道——作学问、受教育有三个重点。曾子在这里所讲的三个重点,我们的确要注意。

第一点“动容貌,斯远暴慢矣。”就是人的仪态、风度,要从学问修养来慢慢改变自己,并不一定是天生的。前面说过的“色难”就是这个道理。暴是粗暴,慢是傲慢看不起人,人的这两种毛病,差不多是天生的。尤其是慢,人都有自我崇高的心理,讲好听一点就是自尊心,但过分了就是傲慢。傲慢的结果就会觉得什么都是自己对。这些都是很难改过来的。经过学问修养的熏陶,粗暴傲慢的气息,自然化为谦和、安详的气质。

第二点“正颜色,斯近信矣。”颜色就是神情。前面所说的仪态,包括了一举手、一投足等站姿、坐姿,一切动作所表现的气质;“正颜色”则是对人的态度。例如同样答复别人一句话,态度上要诚恳,至少面带笑容,不要摆出一副冷面孔。“正颜色,斯近信矣。”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社会上几乎都是讨债的面孔。要想做到一团和气,就必须内心修养得好,慢慢改变过来。

第三点“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所谓“出辞气”就是谈吐,善于言谈。“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是学问修养的自然流露,做到这一步,当然就“远鄙倍”了。

这是记载孟敬子问曾子,他问的什么问题不知道,可是曾子答复的话我们看到了。再从下文连起来看,可知孟敬子所问的,并不是前面曾子所讲的这三个问题。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猜想得到,孟敬子这位鲁国的大夫,一定问他,对于处理国家大事,还有什么秘诀?而曾子不管那些,把问题撇开了,只教他作人做事的道理。因此下面一句话说“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所谓“笾豆”是古代的祭器,用竹制成。在这句话里代表了“执政”之事。古代政治上的朝圭、朝服都有不同的标记,尤其如执法施政的文物,对此更注重。像以前宪兵的臂章图案,有人以为是狮子,其实不是狮子,是狴,古代执法的标志。相传古代有这种野兽,非常灵敏,能辨别好人坏人,遇见坏人一定用角去刺,对好人不刺。这些都是古代的标志。曾子在这里是告诉孟敬子,我只能贡献你作人处事的修养。至于你所问的政治司法上的事,不必来问我,自然有管理这些事的人在那里,你可以去问他们。后来汉文帝问丞相陈平天下钱谷出入方面的某些问题,陈平对以“有主者”;以及汉宣帝时的“丙吉问牛”都是同一道理。由此可知孟敬子所问的是笾豆一类的事,而曾子所答复他的,还是在教育他,要他注重作人,从内心基本的道德修养去做。学问好、德行高以后,不论从政或者做别的事,都能得心应手。这是一个基本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有关技术问题可以去问那些专家。

学问深时意气平

下一节是门人们记载曾子平常所教诲的。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这是曾子提出他同学颜回的美德:“以能问于不能”。凡是所谓天才、聪明有才具的人,容易犯一个错误——慢,就是很自满,不肯向人请教。而颜回虽然高人一等,却唯恐自己懂得不多,唯恐自己没有看清楚,还要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一番。这也是诸葛亮之所以成功的条件,他的名言“集思广益”,就是善于集中人家的学问思想,增加自己的知识见解。对自己非常有利益。这也就是以能问于不能的道理。

但是有才具的人,往往不肯向人请教,尤其是不肯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儒家标榜虞舜“好察迩言”,所以能为圣人。虽然浅近的话,但往往能给我们深远的启发。“以多问于寡”的多指知识渊博。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知识非常渊博。“问于寡”,就是问于知识不如自己渊博的人。这是一种解释。

另一种解释是说从政的人,多半是通才,什么都懂;而“寡”可以说是专家,他专门研究一点,而这一点并不是学问渊博的人所能够知道的。渊博的人知其大概,不能深入;专家则对某一点有深入研究。所以渊博的人,一定要向专家请教。“有若无”,他学问非常渊博,而在待人处世上表现得很平常,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实若虚”,内涵深厚,表面上看起来却很空洞,普普通通。“犯而不校”,不如他的人对不起他——下面的人对上面的人不敬为“犯”——从来不计较、不记恨。这五点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如果以自己待人处世的经验来体会,几乎每一句话我们都没有做到。曾子说,我的朋友颜回,对这五点都做到了。孔子所赞叹的颜回,他学问的火候优点,在此可见一斑了。

临大节而不可夺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人的学问修养做到在朋友之间,“可以托六尺之孤”,托妻寄子的,非常非常难,简直没有。历史上讲义气的人很多,而托孤的人很少。政治上有名的托孤,是刘备白帝城托孤给诸葛亮。刘备的儿子刘禅,谁都知道的阿斗。以前骂笨头笨脑没有出息的年轻人,就骂“阿斗”。刘备在临死前托孤给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取而代之。”这就是刘备。诸葛亮是很亮,五十支光,刘备大概一百支光,比他更亮。他这句话可把诸葛亮吓住了,立即跪下来:“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说,你放心吧!我把这条命卖给你了,不管你儿子可扶不可扶,我一定帮忙到底。于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等于他自己为自己算了命,就定案了,后来也就真的做到了。这是从历史上说大的托孤。个人的托孤,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假使朋友死了,还能照顾朋友的家庭,尤其照顾朋友孩子的,别人会说“疯子人与?疯子人也。”绝不会说“君子人与?君子人也。”现在的社会风气就这样的。但是照中国文化的大义,可以托六尺之孤的人,就“可以寄百里之命”。“百里”扩而充之也代表了天下。过去,唐以后所谓百里侯是称县长;春秋战国时代的百里,在政治制度上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省。古代称县长为父母官,就是说对于百姓而言,有如父母般的关怀、照顾。“可以寄百里之命”,就是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好的地方首长,将地方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都交给这种人负责保障了。这两点都很困难。

“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小事糊涂没关系,面临大节当头时,怎么都变动不了才行。历史上许多忠臣义士,临大节而不可夺,最有名的如文天祥、陆秀夫,可以说是儒家的光荣人物。但是研究文天祥的生平,上半生风流放诞,花花公子,他做太守的时候,歌姬如林,一天到晚喝酒听歌。可是当国家大难来临的时候,连与太太儿女们告别的时间都没有。尤其难得的是从容就义。所谓“慷慨捐躯易,从容就义难。”而且他从容到什么程度呢?元朝的忽必烈,对他十分尊崇、十分重视,硬是空着宰相的位置等了他三年,只要他一点头,就可以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忽必烈和他谈过好几次,口口声声尊称他文先生,推崇他,要请他出来,他就是不答应。这样坐了几年牢,最后一次和忽必烈谈话时,他对忽必烈说,你这样对我,推崇我,我非常感谢你,也可以说你是我一个知己,既然是知己,那你就要成全我。忽必烈见他在牢里三年,始终如此,知道实在没有办法了,于是答应他说,好吧!那就明天吧!文天祥听了这句话,马上就跪下来说,谢了!谢了!

在他三年坐牢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恐怕他受不了而变节,备办了三牲祭品,并写了一篇祭文去生祭他。文天祥照样吃了祭品,看了那篇祭文,然后让人转告他的学生,要他们放心,他绝不会做对不起宋朝的事情。他的上半生,吃、喝、玩、乐,什么都来,可是“临大节而不可夺”。所以我们平时看到一些人好像吊儿郎当的,但是不要因此而轻视他们。我们就曾看到,平时好像很随便,私生活不太检点的人,临危时,却绝对不马虎。所以看人要看大节。曾子说,这样的人是君子吧?的确是真正的君子了。

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出孔孟思想所谓的学问,并不是读死书,不是之乎者也矣焉哉的文言文,同时也不是的呢吗呀吧的白话文。儒家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求这一节书上所提的这种人,这也就是真正儒家的学问所在。

怎样才算知识分子

这几节都是记载曾子所讲的孔门学问的精华,下面等于是两个小结论。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我国上古文化,两三千年前的士,有点类似现在的兵役制度,这是上古的政治制度,也是社会制度:每十个青年中,推选一人出来为公家服务的,就是士。所以士是十字下面加一横。被选为士的人,要受政治教育,学习法令规章。士出来做官,执行任务做公务员,就叫出仕。所以古代的士,并不是普普通通一个读书的青年就可以叫士。士的教育都是政府主办,一个士要想知道法律政治,须向官方学习。平民教育是由孔子开始的,不过当时没有这个名称。

曾子这里所讲的士,已经不是上古时代的士,而是读书人知识分子的通称。所以他是说一个读书人有读书人的风格。“不可以不弘毅”,“弘”就是弘大,胸襟大,气度大,眼光大。“毅”就是刚毅,有决断,要看得准、拿得稳,对事情处理有见解。有些人有见解,但请他当主管,却搞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下不了决断;有人很容易下决心,但眼光不远,见解有限。所以把眼光、见解、果断、决心加起来的“弘毅”,而且中间还要有正气,立场公正。他说一个知识分子,要养成弘与毅是基本的条件。为什么要养成这两个基本条件呢?因为一个知识分子,为国家、为社会挑起了很重的责任。“任重而道远”,这个道是领导,也是指道路。责任担得重,前面人生的道路、历史的道路是遥远的、漫长的。社会国家许多事,要去挑起来,走这历史无穷的路。所以中国过去教育目的,在养成人的弘毅,挑起国家社会的责任。我们现在的教育,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于是“生活就是教育”,由此一变而成“现实就是教育”了。换言之,“知识就是钞票”,学一样东西,先问学了以后能赚多少钱。所以我国文化中古代的教育精神,和现在是两回事,两者处于矛盾状况。当然,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在我看来,是要变的,要回转过来的。不过在变、在回转过程夹缝中的我们这一代,几十年来实在很可怜。但是我们对未来的还是要认识清楚,将来还是要走上这条路,这是教育的基本目的。

下面的话是引申,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对国家社会挑那么重的责任?为什么要为历史、为人生走那么远的路?因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仁”就是他的责任。什么是仁?爱人、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爱天下。儒家的道统精神所在,亲亲、仁民、爱物,由个人的爱发展到爱别人、爱世界、乃至爱物、爱一切东西。西方文化的爱,往往流于狭义;仁则是广义的爱。所以知识分子,以救世救人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担子是挑得非常重的。那么,这个责任,在人生的路途上,历史的道路上,要挑到什么时候?有没有得退休呢?这是没有退休的时候,一直到死为止。所以这个路途是非常遥远的。当然,要挑起这样重的担子,走这样远的路,就必须要养成伟大的胸襟、恢宏的气魄和真正的决心、果敢的决断、深远的眼光,以及正确的见解等形成的“弘”、“毅”两个条件。

上面几节连起来,是用曾子所讲的学问修养,来说明孔门所传学问的道理、方法与目的。下面又是文章的另一波澜起伏。

文章自己的好

说到写文章,我曾和年轻的同学们谈到,为什么写不好文章:一开头面对稿纸,已经害怕了一半,手里拿起笔又害怕了一半。笔和稿纸齐全了,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原因是在自己心里老想“我现在写文章了”,那就写不好。其实写文章没有什么道理,拿到纸笔先不要当作自己写文章,当自己放屁好了,爱放什么尽管放,想到就写。完稿以后,放下笔,自己再看,对与不对再作修正。就像房屋中的家具一样,椅子放得不对,把它搬一搬,桌子的位置不好,搬一搬,几次一搬就对头了。各个都会写文章,大家都说怕写文章,或说你的文章好,我的文章不好。写不好文章,都是自己把自己吓坏的,没有自信,也就是不弘毅,这也要有点傲气,你的文章有你的味道,我的文章有我的味道,我不好有不好的味道,也是文章,不能说不是文章。一定要养成自己这种弘毅的气派,多写几回就成了,有什么难处?尤其现在写白话文章,更好写了。至于说要成为一个文学家,那是另外一回事。平心而论这要有天才,和艺术家一样。不会画画的,哭也哭不出一张画来。叫我画人物,鼻子会像大蒜,眼睛会成凤梨。但是画家随便一涂,就对。这是天才。

现在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孔门弟子的编排,要来个波澜起伏了。上面讲了一大篇高潮,用曾子的话来说明孔门学问。接着下面是一段平路了。老是高潮上去,像演戏,也演不下去的。下面是引用孔子的话。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这是孔门教育,作学问的内容。第一个是兴于诗,强调诗的教育之重要。兴于诗的兴念去声,读如兴趣的兴。所兴的是人的情感,人都有情感,如果压抑在内心,要变成病态心理,所以一定要发挥。情感最好的发挥,是透过艺术与文学,诗即其一。古代所谓的诗,就包括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等。古代诗与音乐是不可分的,而且诗也就是文学的艺术。所以孔子说人的基本修养,要会诗。关于这一点我常想到,从事严肃工作的,如政治的、经济的,乃至于作医生的人要注意。我常常劝一些医生朋友学画,一个真正的名医,生活好可怜。我认为医生的太太都很伟大,医生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忙到晚,一天与上百病人接触,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的,一直下去,自己都要病了,尤其精神科的医生为然。我对一位精神科的医生开玩笑说:“你也差不多了。”有一位荣民总医院的精神科医生说:“你这话是对的。我当年做学生学这科时,那位教我们的老师,看起来就像精神病的样子。精神科医生病人看多了,自然就变成精神病似的。”有人说官僚气,我说这没有什么希奇,官做久了就自然是那个样子,习惯了;医生就是医生气,见到朋友说人血压高了;商人一定市侩气。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都是现代心理学上所说的职业病。某一行干久了,看人看事的观点,都惯于从这一角度出发。所以凡从事严肃工作的人都要注意,过去这种生活上的调剂就靠诗,以艺术的修养作调剂。所以过去的官做得大,文集也留得多,诗也作得多,这绝不是他故意这么做,而是闲下来,有许多感情无法发挥,只好寄托在这上面。所以孔子说“兴于诗”。例如王安石的诗与政治生活,几乎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但学艺术、学文学久了的人,有一毛病,就是所谓“文人无行”。一般说来,认为真正纯粹的文人,品行都不大好,吊儿郎当,恃才傲物,看不起人。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千古以来,文人相轻,文章都是自己的好,看人家的文章看不上。以前有一个笑话,说有人作诗一首吹道:“天下文章在三江,三江文章唯我乡,我乡文章数舍弟,舍弟跟我学文章。”说来说去,转了一个大弯,最后还是自己文章好。所以中和艺术的修养,就要“立于礼”。我们一般人将学者文人连起来,事实上学者是学者,学术专家是学者;文人是文章写得好,不一定是学者。有些人文章写得好,如果和他讨论某一学问思想,如谈经济学、心理学等等,他就不懂了。曾经有一次,各种专家学者和某大文豪在一起闲谈,那位大文豪听得不大耐烦,就问科学家说:“你说电脑好,电脑会不会作诗?”使在坐无人答话。当然那位科学家也不好怎么答,我出来代他答了,我说电脑也可以作诗,不过作得好不好是另一问题。“一二三四五,东西南北中”,也未必不是诗。抗战期间的汽车常抛锚,就有人改了古人一首诗加以描写道:“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前行六七步,八九十人推。”那也是诗,一个文人,光是文章好,没有哲学修养,不懂科学,毛病就大了。所以光“兴于诗”还不行,要“立于礼”,立脚点要站在“礼”上,这个“礼”就是《礼记》的精神,包括了哲学的思想与科学的精神。“成于乐”,最后的完成在乐。古代孔子修订的《乐经》,没有传下来,失传了。《乐经》大致是发挥康乐的精神,也就是整个民生育乐的境界。

愚民政策

讲了孔子教育的方法、目标与内容以后,下面所说的一节,是另一个问题了。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五四运动”的时候,他们打倒孔家店,这句话也是孔子的“罪状”之一;现在一些人批孔,可能这个“罪状”也很大,他们认为这是孔子的专制思想,不民主。照字面上讲,“民”就是一般人,老百姓。“可使由之”,叫他做就是了。等于军队下命令,目标正前方,距离若干,限几分钟到达。只下命令叫他去。“不可使知之”,不可以叫他知道理由,绝对的服从。到了民国以来,“五四运动”前后,有好几个人改这两句话。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说,孔子绝对民主,古人对这两句书,圈点句读错了,应该是“民可使,由之。”老百姓各个知识都高了,可以公开选择投票,给他们政治自由。“不可使,知之。”老百姓还没有到达水准,“知之”,教育他,训练他,先使他知。改得好像是非常好。

但又有人不同意,说康、梁的句读也错了,应该是“民可,使由之。”看看这个社会、老百姓可以民主了,给他民主。“不可,使知之。”看看老百姓还不可以民主的时候,“使知之”,要教育他。但不管他们怎样圈点,反正都是好心帮我们孔夫子的忙,都是主张孔子是绝对民主,不要打倒孔家店,不必要乱批评。但在我个人,早年也认为他们这样圈来圈去有道理。现在老了,有时脑子很顽固,认为不必要另外圈点,就是原来那个样子。事实上对于一般人,有时候只可以要他去做,无法教他知道所以这么做的原因,这是我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来的。到今天为止,我是这样的看法,也许明天更聪明一点,再改变也说不定。不过到今天为止,据我所了解,有些人如果要他去做事,先把一切计划理由告诉他,他去做起来一定很糟糕。好像带部队,下命令,三百公尺,限五十秒跑到,跑得到有奖,跑不到处罚。结果跑到了,奖赏他就是了,他一定非常高兴。假如先告诉他理由,什么政治学、什么心理学、什么学什么学的,结果他跑到半路上研究起心理学、政治学来了,目标达不到了。据此回转来一想,孔子的话绝对的对,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愚民政策。事实上有些人的头脑、程度、才具,只能够听命于人,当然有些人是天生的领导人才。曾有两位同盟会的老先生告诉我,国父孙总理很会说笑话,有一次在上海,大家坐下来谈天,他问大家能够做些什么?大家说了后,回过来问他。总理说,我想了半天,除了当领导以外,一无所能。这个话听来蛮妙的,实际上是老实话。大家仔细一想,总理这句话绝对是对的,他就是天生的领袖人才,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相反的,有些人就是天生听命于人的,能成为非常好的干部。这种人如果去做领导人,下命令,一定做不好。碰到这样的人只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另外,我还有一个体会,天下的事业,都是浑小子闯出来的。到年纪大懂得多了,经验丰富,别说去创业,赶公共汽车都怕被汽车碾了。懂是懂得多,可什么都做不成。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也是一句名言,不必去另外圈点了。

社会动乱之源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孔子说“好勇”,动不动爱打架,冲动。以国家而言,如过去有许多军阀好战,那是好勇。“疾贫”,讨厌贫穷,受不了贫穷的苦。这两点就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也可以连起来说,一个社会到了贫穷的时候,人就不要命,好勇了,是乱源。以社会的观点来看历史,一个时代好动乱,一定是在社会贫穷、经济衰落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饥寒起盗心”。“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社会教育没落,道德衰微,所有的人,心中没有爱人的心,大家自私,对失败、失足的人没有同情心,不能包容,这是社会的大病态,时积日久,时代就乱了。如果研究社会、政治演变的历史,都逃不出孔子这两句话的范围。一个普通人,要叫他只顾精神的修养,不受物质上贫困的影响,发挥出坚强崇高的人格,这是做不到的。可以如此要求少数人,不能要求一般的人。所以一到了整个社会贫穷,再加上教育的堤防崩溃,动辄好勇,这样的社会,非变乱不可。到了“人而不仁”,以杀人、以消灭别人为乐,这就是社会很深的病态了。有时以政治、宗教、社会、哲学的观点来看,好杀人的人,是一种心理变态。如研究军事思想史时,同时也要研究许多人性。如在现代史料中,有许多人研究希特勒,他就有性心理变态,这些都是乱源。

知人于微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上面讲了许多孔门教育的大原则。这里提出来,孔子对于个人教育的观点。也是衔接上文之“疾之已甚”的注解。

已好几次提过才、德、学三者都周全具备的人并不多。以前政治上有个大秘密,历史上聪明的帝王,喜欢用贪而能者。即使明知其品德不大好而才高的,派出来做官,有时还睁只眼闭只眼,上面不大管,但这种人真能替国家社会做好事。有的人非常廉洁,品格非常好,学问也好,可是笨得要死,不能做事。那就派到翰林院去,地位高高的,可是搞了半天,在那里喝西北风。再举一个例子: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天下,当了皇帝以后,有一个年轻时的同学赵普,他自己说没有读过多少书,后来当了宰相,自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他抽屉里放的也是《论语》,有政治问题解决不了,就翻翻《论语》,好像现在信宗教的人查经一样。

宋太祖喜欢晚上穿了便衣到大臣的家中走走,因为以前与赵普的家人都认识,所以尤其喜欢到他家中。有一个冬天下大雪的晚上,赵普夫妻俩以为这样冷的天气,大概皇帝不会来,不料后来有人敲门,皇帝还是来了。这一下可把赵普夫妇吓坏了,因为当时南方还没有平定,当天下午进贡送来一批东西,他还没有向上报,赶快跪下来接驾,奏明原因。宋太祖安慰他说没有关系,公事明天早上再说。他仍在客厅转来转去。突然看见贡品中有一个大瓶子,上面写好送赵普的,宋太祖大感希奇,打开来看看,连赵普在内谁也没料到里面都是瓜子金。赵普夫妇吓死了,立刻又跪下来奏明实在还没有仔细看过,并不知道是黄金。宋太祖说:“你身为一个宰相,别人不知道,以为天下事决定在你书生之手。外邦既要送你这么一点东西,算得了什么?你收了,照收不误!”不论宋太祖的动机是什么,都是了不起的。但另外一个人曹彬,原来与赵匡胤是同僚,也是好朋友,他是五代时周朝的外戚。赵匡胤常常约他去喝酒,他却坚持不肯,始终中立不倚,守住岗位。后来赵匡胤当了皇帝,认为他人品好,和赵普一样重用。有人在赵匡胤面前打这人的小报告都打不进去,这就是赵匡胤识人于微的地方。

这些故事,就是说才德俱全的人,就是国家的大臣,是社会上了不起的人物。现在孔子也是说到才与德不能相配合的问题。中国文化经过周公整理集中起来,孔子不过继承他的道统。周公从事政治,做国家的首相,有名的“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就是他的典故。洗一次头,三次握起头发来;吃一餐饭,三次把饭吐出来,去接见客人,处理公事。一国的首相,内政、外交都要他办,所有来见他的人,又从不拒绝,是如此的忙。不只是忙,他对于下面的人,所有的事务,如此尽心,如此好的态度,这就是周公的才能与美德。如果真具有周公的才能与美德,但骄傲看不起人,悭吝得连同情包容都不肯付出,又舍不得花钱,舍不得帮忙别人,勉励别人,舍不得给人家一纸奖状的话,那也免谈了,他做出来的成绩,一定没有什么可看的了。这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了才能而且很努力,还要修养弘毅的胸襟,深厚的美德,要不骄不吝。不骄傲就是谦虚,不悭吝就是同情、包容和气魄。

求学的目的为什么

下面开始是第二篇的呼应,也就是为政之道的发挥,与学问修养达到外用的一个重点。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这是当时孔子的感叹。一般人跟他求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本身学问,而是为了职业。跟着他求学三年,所为的只是“谷”,也就是“俸禄”。俸和禄是两回事,前面“子张学干禄”中也曾讲过,“俸”是薪俸,就是现在的薪水,以官位的高低,发给相当的代价;“禄”,则等于现在的实物配给,不过制度不同。如前清,一个学生“十年寒窗无人问”,为什么要苦苦急于考取功名?中秀才是第一步最起码的功名,考中了就有禄,得到实物配给,可以维持生活。这是功名的方面,不问官位。假使有功名再去做官,“俸”与“禄”加起来,数字就相当可观了。孔子当时这个“谷”字就代表了功名和利禄。他说来我这里求学的学生,目的都在找职业,假使求学三年而目的不在找职业,为学问而学问的人,实在是太难得了。孔子距现在两千多年,可见古今中外,求学的目的,都为了待遇,讲好听一点,为了前程。

提到教育问题,感慨很多,很多人说现在的教育成了问题。我说中国的教育,三千年来都是问题,也可以说世界上人类的教育问题,本来就存在。为什么呢?三千年来的观念都是重男轻女,为什么重男轻女?男孩将来长大可以光耀门楣,光宗耀祖,因此就望子成龙。而古代望子成龙最好的出路是读书,古人于是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我们几千年来的传统。当然现在不同了,这副对联要改作:“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这是我个人观察现代化社会的感受。过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为所有职业,以做官这个职业最好。“十年窗下无人问,一旦成名天下知。”读书可以做官,做官可以发财,一连串来的,几千年都是这个观念。包括我们大家在内,当年在家开始读书,有没有这种观念作祟?在我个人反省,不能说没有。如果严格讲学问的道理,有了这种观念的成分,就很不纯洁了。到现在,因为西方文化一来,教育制度变了,教育的精神、方法都在变,变了以后如何?看了几十年的情形,据我了解,与以前并没有两样,不过换了一个名称。“生活即教育”,教育就是为了生活,这和我们所讲过去的观念,没有两样。

所以现在大专联考选科系,最好考上医科,将来当医生,不求人。因此教育的目的一直是为了生活,由生活的观念一变,就是为了赚钱。除此以外,说是自己真正为了学问而学问,为了求真理而求学问的,实在很少。并不是每个时代绝对没有这种人,而是太少,这种人往往能影响整个时代的,东西方都是如此。试看每个时代的动乱,他真正的原动力是思想。而改变时代思想的人,往往当时默默无闻,乃至穷死、饿死,可是后来他的思想却影响了整个时代。例如因满清入关而引发的民族观念,是受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李二曲几个人的思想所影响。一直发展下来,也就形成了现代的民族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影响本世纪最大的马克思,还不是穷死饿死的。当时他也没想到自己的思想,竟会扰乱了整个世界。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出思想问题的严重性了。像孔子也是一个例子,在生时那么可怜,死后影响千秋万代,没有空间的范围,也没有时间的界限,这就是真正的学问。可是一个读书人开始念书时,说是立志为这种学问而学问的,那就太少了。孔子当年已有这个感叹,更何况现在?我们要了解思想的道理,就要从这个角度去体会、去研究。

入山唯恐不深的隐士

下一节孔子接着讲学问的道理与个人的修养。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个观念要配合《礼记》的《学记》和《儒行》两篇书来研究。《学记》就是讲学问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儒行》是说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训练自己,成为自己的人格。人有很多种型态,形成各种不同的“人格”,并不要求各个一律。可是哪一种个性,适合哪一种学问,要怎样培养自己,都有一个标准。

现在孔子所讲的这一节,也等于《礼记》中《学记》和《儒行》两篇所讲的个人问题。“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就是一个思想、一个信仰的问题。服从真理,要绝对笃信,还要好学。真理是不变的,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不受区域环境的影响,也不受物质环境的影响。所谓“守死善道”就是守住这个信仰、这个主义,“善道”就是最好的道路,最好的思想原则。下面说到个人有了守死善道的抱负,就“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并不是滑头,而是保持文化的精神。危乱的时候,要有出世的修养,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因为这个地方的思想一定有问题,最好不去。动乱中的社会,不可以停留。“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两句话是中国人的隐士思想。说到这里,有个值得讨论的大问题。

中国的历史文化,素来认为儒家、道家是分途的,绝对不能合流。道家多半趋向于当隐士。说到隐士,问题就大得很。假使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就会感觉到一件事很古怪:学问越高,道德越高的人,多半是退隐了,不愿出名,乃至于最后隐姓埋名,连自己的真姓名都不要了。我们都知道张良的老师是黄石公,而黄石公只是一个代号,究竟是谁?没有人知道。因为他连姓名都不要了,对名利更看得毫无道理。可是这一类隐士思想,在中国古代,自上古以来,一直存在。这是道家走的路子。孔孟以后的儒家,则绝对反对隐士思想,而讲究用世之道,所谓学以致用。学问那么好,对社会国家要有贡献,认为退下来做隐士是不对的,这是后世的儒家思想。而后世儒家这种思想的依据,多半是提出孔孟的思想来反对隐士。事实上最能影响历代政治的,是隐士的思想。如果以西洋文化的政治思想来说,中国的隐士思想有点像所谓“不同意”的主张,但并不是“不合作”,“不合作”又是另外一个观念。西方文化现在还保留这一思想形态,如民主社会的投票,不投同意票,也没有投反对票,可就是不同意的意思,先保持自己的立场,这还只是勉强的比喻,可是中国历代政治受隐士思想影响非常巨大。

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如汉高祖时代的商山四皓。所谓皓是头发都白了的老头子。从秦始皇时候就当隐士不出来的四个老头子,学问很好,名气很大,道德很高,可是不出来。到了汉高祖的时候,年纪很大,须发都白了,被尊为四老。汉高祖当了皇帝,请他们出来,他们认为汉高祖不会礼贤下士。因为汉高祖好谩骂,喜欢开口说粗话,他还没有得天下以前,对跟着他的那些知识分子,看见他们就讨厌,把人家的博士帽子拿来当便器。陆贾劝他要尊重读书人,他说:“乃翁天下马上得之。”照现代的白话:“老子的天下是打来的,你们啰嗦什么?”后来天下太平了,知识分子出来替他摆布了一下,他才尊重读书人。这也是陆贾告诉他:“乃翁天下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的善意结果。汉高祖是绝顶聪明的,他问该怎么办?告诉他要建立制度等。制度建立以后,第一次上朝,他坐在上面当皇帝,这个味道很好,这时才认为读书人有道理。于是礼请商山四皓出山,他们不答应。后来他要立太子传位时,宫廷中发生了一个大问题,汉高祖几乎要把吕后所生的孝惠帝——当时的太子——废掉,改立他所喜欢的戚姬所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

吕后问计于张良。张良就告诉吕后,只要孝惠帝——当时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请来,汉高祖就不敢废太子了。吕后果然教孝惠帝以卑辞厚礼把商山四皓请来为上宾。汉高祖见到这情形,就告诉戚姬,太子党羽已成,连自己请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请来了,改立如意为太子的事免谈了。这就看到政体问题、社会的思想问题,为什么学说思想对政治发生如此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了隐士的重要。

隐士们后来到魏晋被称为高士。有一本书名《高士传》。高士即高尚之士,学问很好,才干也高,也许出来可为治国的大才,可是一辈子绝不出来做事。当然,不出来也有好处,否则出来万一做不好,这一辈子英名也没有了。越不出来越高,有人一辈子做“高士”。到了宋朝则称“处士”。当然,有的处士是怕考试考不取,故意当处士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贵,因此名气越来越大。有时候皇帝特别起用,不经考试还可以做做官。当然真的处士还是有,宋代有这样一位处士名叫杨璞,宋真宗请他,他不出来,后来硬是下命令给地方官,用各种方法,软硬兼施逼他出来了。到了京师,真宗对他很客气。问他说,先生一路来,一定有很多人送行,其中有好的诗吧!他说只有我的老伴送了我一首诗。真宗说,夫人的诗一定很好。于是要他念出那首诗:“更勿落魄耽杯酒,切莫猖狂爱作诗。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了哈哈大笑,留他在京里玩了几天,就送他回去。他和同时的种放一样,都是真正的处士,硬不想出来。

另外像唐朝武则天时的卢藏用,因终南山地近京师,倡言隐居,结果被征召入朝为官,这又是处士的另一种手段了。所以后来成语所说的“终南捷径”就是指这么回事。陆放翁曾有一首是批评也是称扬隐士的诗:“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

后世儒家认为这些“不同意”主义的隐士、高士、处士们,很可恶,不应该。而认为有学问的人们应该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为什么一辈子作学问不肯出来?他们就说孔子是骂隐士的。在后面的《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碰到好几个当时的隐士,都挨了骂。那么孔子挨了骂后怎么讲呢?下论中就讲了很多。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后世的儒家就引用这句话,解释为孔子不同意这些人,骂他们是鸟兽。这个话解释错了。实际上孔子的思想,对隐士非常崇敬。所不同的是孔子的圣人胸怀,对于社会国家,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然知道挽救不了,可是他硬要挽救,做了多少算多少。孔子所以为圣,就在这里。明知道这个人救不起来,我尽我的心力去救他,救得了多少算多少,这是孔子之圣。隐士们的道家思想,则救不起来就不救。这是中国思想的两大主流。道家对时代思想的潮流,视之如山洪的暴发,挡是挡不住的,一定要去挡就是傻子,必定被冲走。如要挽救的话,就估计山洪的力量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衰微下去,先到那衰微处的下游,稍稍一引导,就引进了河川渠圳。儒家的思想则不然,对于时代的趋势,也视如山洪暴发,挡是挡不住,但是要跟着这股山洪旁边跑,在沿途看到洪流中的人,救一个算一个,一直到某一有利的形势,将洪水导入河川渠圳。这两种思想都对。孔子认为道家走隐士路线,站到下游去等待也没错。所以他讲“鸟兽不可与同群”,这句话仔细一研究,孔子是赞成的,并不是反对。鸟类是高飞的,要高飞的就高飞去吧!野兽是生活在山林里的,自然就在山林过他们的生活。而我是人,既不能高飞,也不想入山林,我就做点人世间的事情吧!

秀才未必知天下事

说了半天,就是解释“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可见孔子还是赞成隐士思想。他说如果真有救人救世的本事,而当前的机会不属于我的,你也没办法去救,那么先要保护自己,充实自己。所以“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在下面“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是进一步告诉我们,如果社会渐渐上了轨道,有才能的应该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倘仍无法贡献,还处在贫贱中,那就是身为知识分子读书人的耻辱。如果在一个动乱,不上轨道的社会中,安享富贵,或是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不正当的途径取来的,这也是不对的,可耻的。

跟着这几句,便又说出真当“隐士”的客观态度。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这句话问题又来了。

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是身居官职,最好不要随便谈论批评政事。真当隐士的更须要有如此的胸襟。这几句话,我们要常注意。现在顺便告诉大家一些有趣的经验。我不是学者文人,但常与学者文人接触。学者文人最喜欢谈政治,而且他们对现实的政治,几乎没有满意过的,尤其学自然科学的学者,更喜欢谈政治。我的结论是越外行的越喜欢谈内行话。不知大家的经验如何?

据我所知,文人更喜欢谈战争,开口就是应该打。他们可不知道打仗的难处,自己又没有打过仗,也不知道怎么打。等于有人在街上看到别人打架,自己在旁边吆喝着大声喊打,可是叫他自己来,只要一扬拳头,他就先跑了。这就是历代文人的谈战争。知识分子喜欢谈军事、谈政治,大多数绝对外行。所以我常引用孔子这句话对他们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们答道:“这有什么难?”我说:“你我知不知道基辛格此时此刻看的什么公文?说的什么话?你我所知道的情报、资料,都是从报上看来的,并不是第一手资料,可靠性大有问题。就算是可靠的,在报纸上发表出来的,还是有限,不知道还有多少不能发表的,而且和此刻的现况,又相隔很遥远了。像这样如何可以去谈政治?而且政治绝对要靠经验,不是光凭理论的。你说某某不行,你自己来试试看,毫无经验的话,不到三个月就完了。”所以孔子说的这句话非常有道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在那个位置上,不能真知道它的内容。以很具体的事实来说,荣民总医院某手术室,此时在为某一病人的某一病开刀,你我能知道吗?即使自己亲人进手术室接受治疗,而我们被关在门外,他在里面危险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只隔薄薄的一扇门就不知道。所以“谋其政”不是想象中的简单,要在那个位置上才能执其政、谋其政。

很不幸的,孔子的这句话常常被人用来做滑头话,作推托词。甚至,有些人看见别人用这句话作挡箭牌,都误认为是跟孔子学滑头。所以打倒孔家店的人,也把这句话列为“罪状”之一,把罪过弄到孔子身上了。事实上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学以致用,真正的学问,要和作人做事配合。他也是告诫学生们,对一件事,有一点还不了解,还无法判断时,不要随便下断语,不要随便批评,因为真正了解内情,太不容易了。

文化复兴运动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这是讲到文化的重整,等于我们现在讲文化的复兴。孔子周游列国以后,回到鲁国,开始整理文化。因为时代的盛衰演变中,文化永远是走在最前面,周代王朝的衰乱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孔子急于从事文化的复兴来力挽狂澜。他先从礼乐入手,《诗经》也可以说是乐的一种。《关雎》为诗经的第一篇,“关雎之乱”的“乱”字,古代和现代的意义有所不同,千万注意。古代这个“乱”字含有“乱”的反面意义在内,就是“治”的意思——秦汉以上的书,会这样用,唐以后大多都不会这样用。比如“毒”字,在秦汉以前,有治疗、痊愈的意思,譬如有人砍了我们一刀,是伤害;而我们手上或脚上生了疮,医生锯下我们一条手臂或一条腿,就不算伤害,反要感谢他的治疗,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古代文字少的时候,就有许多字义是借用的。

“师挚之始”,师挚是当时管理鲁国文化的大乐师——不是乐队的大乐师,勉强说,相当于文化局长,但不只是一个做官的,他本身是个专才。孔子这里说,鲁国文化经过整理,新旧文化交流以后,非常悠美。可是跟着而来的,下面孔子又讲到文化思想,又提出他的感叹了。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孔子感叹当时的社会,一般人的思想与个人的修养,犯了三个大毛病。这三个大毛病,不止是孔子当时的社会如此,在我们看来,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有,尤其现在看来,格外同意孔子的这三句话。许多人“狂而不直”,“狂”本来不是坏事,孔子也欣赏狂狷之士,虽然还不够标准,但是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都成为圣人。因此退而求其次,至少是狂、是狷,还有可取之处。“狂”就是豪迈慷慨,心地坦然,交朋友,不对就是不对,说了他,他并不恨你,这类的典型为狂。“狷”,毫不苟取,不义之财一点都不要,不合理的事情绝不做,很保守,个性独立而很有道德修养为狷。孔子认为假使没有君子之人,那么狂与狷这两种也不错。

有一个朋友,在大陆曾当过省府委员、厅长一类的职务,他狷介得使人有点怕他。就如我和他坐公共汽车,我替他付了一张公车票,他一定要想办法下一次替我付回一张。这种人非常可爱,一毫不苟取,一毫不苟与。还有一个朋友,抗战时在某单位工作的廖先生,学问好,道德也好,我非常敬重他。一九四九、五○年,我到了台北,有一次和他约会,他坐汽车到衡阳街和我见了面以后,就下车,和我坐一辆三轮车走。照他的习惯是走路的,坐三轮车还是依我的习惯。所以换车,是因为他到衡阳街是公事,和我见面后的活动是私事,就把公家的汽车放回去。他这种不苟取不苟与的精神,我非常佩服。胜利以后,他奉命到上海接触金融界,很多金融界的巨头都在座,而他穿一套旧中山装,像个乡巴佬一样到场,人家都不认识他。他晚年信佛,住在观音山的戴公祠。廖先生临死的时候,好像预先知道,早几天就约一些好朋友当天去吃饭。饭后洗好澡,穿好衣服,邀朋友们一起和他念佛。念着念着他不念了,不动了,就这样去了。这是很妙的。这位朋友,的确做到了狷介,做官几十年,就如此清白。像廖先生临死时的从容自在,真可算“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一点没有牵挂,很坦然,而且早一个星期就知道。所以道德修养与生死来去,都有关系。“狂而不直”,有许多人狂,豪迈得很。但是假狂的人很多,内心不正直,歪曲心肠,这是一个大毛病。

“侗而不愿”,看起来笨笨的,好像是很厚道的样子,但一个人貌似忠厚,而心里鬼主意蛮多,并不是真正的厚道。“倥倥而不信”,有许多人自己是空空洞洞的,却不相信人家,也不相信自己,只是空空洞洞,莫名其妙的作一辈子人。“吾不知之矣”,孔子说有这三种人,我不知道这个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这三句话,也就是孔子当时看时代在变乱中,多半是这一类的人:狂而不能直,老实相而内心并不厚道;再加上非常浅薄,浅薄到没有内容,还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自己,又不好好求学。因此孔子很感叹。事实上一个乱离的社会,这都是必然的现象。我们今天处于这个时代,看到一些人物,也有孔子同样的感叹:“吾不知之矣!”这句话很幽默,意思是说实在不知道这部历史将变成什么样子。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这是以正面言论结束上面的话。孔子说真正为学问而学问,永远觉得自己还不充实,还要改进。这句话后来演变成曾国藩他们经常引用的:“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学问有个很简单的原则,停留下来,就是在时代潮流中退下去了。所以不是进步,就是退步,没有停留在中间的。这个观念就是从孔子这句话来的。“学如不及”,求学问要随时感觉到不充实。以这样努力的精神,还怕原有的学问修养会退失。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情,懂了一点就心满意足,结果就是退步。大家要特别注意。尤其中年以上的朋友,对这句话更须要反省。有时我们看到许多中年以上的朋友,学问事业成就了,往往自认为什么都对了。事实上如不再加努力,就要落伍被淘汰了。思想也好,学识也好,一切都要被时代所淘汰。假如有所成就,而始终好学不倦,这才叫学问,才不会被淘汰。我看到几位中年朋友,的确是值得佩服。家里藏书非常多。他们的年龄,都快到六十岁了,每天公事非常忙,夜间读书每每到两三点钟才睡。因此他们的学识、能力,不断在进步。所以这一点习惯一定要养成。依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读书的习惯养成了,要无书不读,甚至坏的一面也要懂,懂了不跟他走,那才是真本事。

三代之治

孔子说了孔门学问中个人的修养,和作人做事的大原则以后,接着是评论中国历史哲学的一个标准。儒家在历史上特别推崇尧、舜、禹三代。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巍巍乎”三个字,大家都知道是崇高、伟大的意思,用白话可以写到几十个字的句子,古人三个字就形容出来了,甚而可以只用一个“巍”字,就表达出来了。这不去管他。孔子说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这三代是著名的“公天下”。这种帝王位置的传替叫做“禅让”,禹以后变成“家天下”,但并不是禹的本意,因为禹所传的人,没有找对,后来才又找到禹的儿子继承下来,这才变成家天下。大家要研究“公天下”的道理,千万要注意前面提到的《伯夷列传》。这篇书很难读的,这篇书懂了,对于中国的历史哲学大概也就懂了。这样才能了解司马迁对于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的观点。

说到司马迁的文章,也可以说有一点坏道。何谓“坏道”?世界上骂人文章写得最好的,是司马迁;批评文章写得最好的,也是司马迁。好在字面上看不出来在骂人,也看不出来在批评人。他写了《史记》以后,在一封给朋友的回信《报任少卿书》中,就说写了这部《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我们幼年读书,只知道司马迁的文章写得很美。把整篇文章一读,觉得司马迁牢骚大了,都在骂人,牛也吹大了。他说周公汇集了中国文化,到孔子是五百年。孔子整理、发挥了中国文化以后,到他司马迁时,中间又是五百年。于是由他来写《史记》。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千多年以来,除了周公、孔子和他司马迁以外,其他的人都没有思想。他认为自己写了《史记》,没有人看得懂,只好“藏之名山”,等到将来有人看得懂的时候,再“传之其人”。

他在《伯夷列传》中,对于“公天下”的历史哲学道理,在第一节中就说得很有条理。他的意思说,不要以为古代“公天下”的“禅让”是那么简单的。他说尧年纪大了,要找一个继承人,找到了舜。舜是一个大孝子,尧才把他找来,并没有立即让舜当皇帝,要他从基层工作做起,各方面的事情都做,给他经历,训练他,一直经历了几十年,然后才把国家政权交给他。所以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上说“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这句话表面上看,只是普通的感慨,毫不相干的字眼。但透过这些字眼,才会知道思想的背景。他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替国家做事的人,要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加上道德才能,经过考察又考察,认为可以传位才把帝位交给他。这表示传天下并不简单,而是非常困难的。舜找禹更慎重了,当时禹的父亲鲧负责治水,没有办好,犯罪被杀掉了。舜再用他的儿子禹来治水,大禹治水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胼手胝足,自己下去做工,九年在外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九年中在外工作,三次经过自己家门口,都没有时间回去,(也有人唱反调,写反面文章,说这是故意假装给人看,目的想当皇帝。事实上也可以说作此批评的,没有行政经验,一个真有责任心的人,实在会忙得没有时间回家。)然后也是做了几十年,舜才把帝位交给禹。这是《伯夷列传》讲到历史哲学,然后讲到人生,叙述伯夷、叔齐放着皇帝不当,当隐士去,两个人逃了。为什么从尧舜禹三代的禅让,说到伯夷叔齐的不当皇帝?为什么有人皇帝不当,有人想当皇帝当不到?他没有点明,这篇文章很难懂吧!这就是人生观点,等于所谓“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所以这篇《伯夷列传》,上面是说传位之难,下面则说有人可当皇帝还推掉不想当,可是他没有说明,要读者自己去体会。现在我们不讲这篇文章,到此打住。

司马迁是非常推崇孔子的。在孔子的观念中,尧舜禹三代,统治天下,为全国的皇帝,“而不与焉”。心里没有觉得当皇帝可贵,而看得很平淡,真正做到只是服务,并不觉得权势可贵,因此这是真正的伟大,真正的崇高。

他接下来便说到帝尧。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尧以前的历史,因为没有文献,没有资料的记载。所以孔子讲历史,姑且把他切断,从尧开始。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尧以前为远古史,只好从甲骨文及古物的发掘来研究。孔子叙述历史,自尧开始。他说伟大的尧,他的道德成就有如天一样崇高伟大,天的伟大不是说天的空间大,这个天不是物理世界的天,上古“天”字是一个抽象的代名词。天的伟大在于天生万物于人,而自己既不表功,也不要求回报,更没有要求大家感谢,自然的,生就生了。道家的思想,教我们人类的胸襟,要效法天地,只有付出,没有收回。儒家也有这种思想,所以说尧与天一样伟大。

讲到这里,又涉及人生哲学及思想背景的问题了。中国儒道两家,都晓得天的伟大,教我们效法天地,这是正面的看法。但有人从反面看,最著名的是张献忠的七杀碑:“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一连七个杀字。这也是他的人生哲学,我们可称它为张献忠的哲学。有些人的哲学思想很难解说,张献忠的哲学,从反面来看也有他的道理,但研究以后,最后正面的道理还是会显示出来,这是说到“天”字的引申。

孔子说天的伟大,唯有尧效法。古文中的“则”字,观念上就是法则,单用这个字作动词,解释起来就是效法的意思。孔子说尧的政治胸襟、政治气度,是效法天一样的伟大,只有付出,布施于大众,不期望收回一点。“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像海水一样波澜壮阔,浩瀚无边。他的伟大是无法以言辞形容的。“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孔子说尧最伟大的成就,最伟大的光辉,是替中华民族开启了文化的传统。这一节是孔子评论上古历史哲学的观念,非常推崇这三代。

民主乎?专制乎?

从这一点研究孔子思想,以现代观念来说,孔子非常主张民主。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中庸》是他的孙子子思著的,《大学》是曾子著的。孔子的学问传给曾子,曾子著《大学》,我已经说过。现在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许多人以为《大学》、《中庸》就是孔子思想。在学术的立场,严格地说,这观念是不对的。只能说《大学》、《中庸》是承袭孔子的传统思想。

子思的《中庸》与《大学》的观念有差别,《大学》的观念与《论语》中的孔子思想又有差别,这是要注意的。

为什么谈到《中庸》?《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著的。子思是跟着曾子学的,曾子是跟孔子学的,前后三代。子思在《中庸》里说到孔子文化思想的根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推崇的是尧舜,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孔子,可以从他的孙子子思来取得旁征。近代有些人批评孔子是为后世帝王帮腔的,这是不对的,其实孔子处处在推崇尧舜的“公天下”。而“公天下”以现在的观念而言,绝对是民主的,但是这个话也有问题。有些美国学者来讨论中国文化,我常常告诉他们要注意,一个政治学、一个军事学都是无法作结论的。古今中外的政治无论帝王政治、民主政治、专制政治、各种各样的政治,都被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玩过。究竟是哪一个政治体制好?哪一个政治体制绝对的对?谁敢下这个结论?当然有人下,那就是书生——书呆子。在理论上乱下结论可以,在事实上无法下结论。我说,你们现代西方文化的民主,都以美国式民主作代表,与法国式、德国式的又不同。依我的看法,你们现在美国式的民主,是真正的专制,是资本家在专制,是假民主,真专制。但如果真懂了中国过去的帝王制度——先不必谈秦汉以前,就说秦汉以后的帝王,真正好的皇帝是很难当的,如唐太宗、宋太祖这些好的皇帝真难当,常常在御前开会时,遇到一些公正的宰相,把皇帝的命令挡回去,或是“留中不发”,还有些大臣“面折廷诤”,当面跟皇帝顶起来,因为他希望自己对历史有交代。我们在历史记载上常常看到这样的大臣或御史,明日准备上朝廷诤,先一夜在家里安排好后事,棺材都买好,告诉家人届时如不回来,就去收尸,宁可牺牲生命,也要对历史负责。皇帝碰到这样的大臣,也只好依他们的意见。所以我说真正研究中国过去的专制政治,是假专制,真民主。

这里孔子更表达出这个道理来了。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这是孔子就历史哲学,对人事的评论,这中间我们要特别注意。

前几段提到孔子对于三代的推崇、赞叹。这里提出来,舜为什么为中国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为他有优秀的干部。领袖固然重要,干部更重要。换言之,干部难得,领袖也难当。舜当时平定天下,留万古美名,靠他有禹、稷、契、皋陶、伯益五个好干部,天下就大治了。我们要特别注意,仅仅五个人就可以把天下治好。我们研究历史,可以发现无论古今中外,任何一代,真正平定天下的,不过是几个人而已。汉高祖靠手里的三杰,张良、萧何、陈平而已。韩信还只是战将,不算在内。当然汉高祖也能干,很懂得采纳意见。汉光武中兴所谓云台二十八将,还不是中心人物,真正中心人物也不过几个人。外国历史,意大利复兴三杰,也只三个人。每一个时代的治乱,最高思想的决策,几个人而已。岂止是国家大事,据我个人的经验所见,所体会的,不说大的,说小的,大公司的老板,我认识的也蛮多,曾看到他穷的时候,也看到他现在的发达,如旧小说上所说的“眼看他起高楼”的,也不过两三个人替他动脑筋,鬼搞鬼搞就搞起来了,不到十几年,拥有千万财产的都有;个人事业也是如此。所以人生难得是知己。个人事业也好,国家大事也好,连一两个知己好友都没有,就免谈了。如果两夫妇意见还不和的更困难了。所以孔子这个话是有深意的。《易经》上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两个人志同道合,心性完全一致,真正的同志,这股精神力量可以无坚不摧。周武王也说,他起来革命,打垮了纣王,平定天下,当时真正的好干部只有十个人,而这十个人当中,一个是好太太,男的只有九个。孔子说“才难”,真是人才难得。

这里孔子对学生说,你们注意啊!人才是这样难得,从历史上舜与武王的事例看,可不就是吗?“唐虞之际”,尧舜禹三代以下一直到周朝,这千把年的历史,“于斯为盛”,到周朝开国的时候,是人才鼎盛的时期,也只有八九个人而已。周朝连续八百年的治权,文化优秀,一切文化建设鼎盛。但是也只有十个人把这个文化的根基打下来,而这十个人当中,还有一个女人,男人只有九人。但在周武王的前期,整个的天下,三分有其二,占了一半以上,还不轻易谈革命,仍然执诸侯之礼,这是真正的政治道德。

这个历史哲学,孔子讲的是“才难”。我们知道清代乾隆以后,嘉庆年间有个怪人龚定庵。今天我们讲中国思想,近一百多年来,受他的影响很大,康有为、梁启超等等,都受了他的影响。他才气非常高,文章也非常好,而且那个时候他留意了国防。外蒙古、满洲边疆,他都去了,而且他认为中国问题的发生,都是边疆问题。事实上边疆有漏洞,西北陆上有俄国,东面隔海有日本,将来一定出大问题。他也狂得很,作了一篇文章,也讲“才难”。当时他说天下将要大乱,因为没有人才,他在文章中骂得很厉害,他说“朝无才相、巷无才偷、泽无才盗。”连有才的小人都没有了,所以他感叹这个时代人才完了,过不了多少年,天下要大乱了,果然不出半个世纪,洪秀全出来造反,紧接着,内忧外患接连而来,被他说中了。这就是说兴衰治乱之机,社会安宁的重心在人才。

不过龚定庵是怪人,不足以提倡。他怪,出个儿子更怪,他儿子后来别号叫龚半伦,在五伦里不认父亲。他更狂,读父亲的文章时,把他父亲龚定庵的神主牌放在一边,手里拿一支棒子,读到他认为不对的地方,就敲打一下神主牌,斥道:“你又错了!”这就是龚半伦,人伦逆子中的怪物。

前面一节我们提过,孔子的文化思想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谓祖述的祖,就是自古相承的一贯传统,孔子是承继尧、舜、禹这个一贯的思想。宪章的内涵包括礼法、政治制度、社会礼仪、文化精神等等。中国文化中的这些宪章精神都由文王、武王时代确立了牢固的基础。老实说,我们现在留下来的中国文化的真精神,都是周代文化的精神,也就是孔子所弘扬的儒家思想。前面从尧、舜而讲到周代,现在最后的结论讲到禹。

大禹和墨子

子曰:禹,吾无閒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閒然矣!

我们研究孔子全部思想,他一直是推崇大禹的。这里“无閒”的“閒”,就是现代文字的“间”字。“无閒”就是没有办法可以挑剔,挑不出禹的缺点,“菲”是薄的意思,就是说禹自己的生活,非常清苦,自奉甚俭。关于“致孝乎鬼神”这一点,牵涉到中国文化里的一个大问题。这里的鬼神不是我们后世所讲的鬼神。夏禹以后,中国文化里的宗教气氛非常浓厚,孔子、孟子也不例外。春秋战国时候,诸子百家中,墨子对文化思想影响很大。他不但“尚贤”、“尚同”且“尚鬼”、“尚天”。

说到这里,必须引申说明一下墨子的思想,因为他和这一节大禹的文化有连带关系。墨子在孔子之后,他的思想对当时的影响非常大。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固然受了孔、孟思想很大的薰陶,但在无形中影响最大的,还有墨子的思想。因为墨子的思想,经过演变,后来和中国的侠义精神合流,又另开一个局面。就以我们中国文字中的仁义两字来说,仁字在外文中有同义字。而侠义的义字,从墨子开始,特别强调,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在外文中,还没有同义的字。为了朋友,守信重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付出。曾子所谓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的思想,就与墨子思想相同。我们中国文化精神,受墨子这种思想的影响很大,普及于社会各阶层。这是一个专题,在此只是提起大家注意而已。想研究中国思想史,更要特别注意墨子的思想。他思想中的“尚贤”,就是讲贤人政治。“尚同”与“兼爱”,就是提倡和平、博爱的精神。墨子一生就这样实行他的主义,“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地专门为别人效劳,乃至国际间的纷争,由他出来,也就可以调停了。说句笑话,现代的基辛格还没有资格跟他提皮包呢!历史上记载,宋楚相争,他一个人去调解,劝两个国家不要打杖。楚国见他来了,知道辩不过他,于是请第一流的工程师,好比现在的原子专家——公输班和他谈判。墨子问他,你认为可以征服宋国,有什么凭恃呢?公输班搬出最新式的武器,墨子一一封死他,告诉公输班,你所有的武器,我都有制服的方法,你如打别人,我就攻击你。最后公输班说,武器上我都不及你,但我最后一样武器,你就没有办法。墨子说,我知道你现在想把我杀死,但是我告诉你,这没有用。因为我的全部学问,在我的弟子中,已有很多人都会了,你杀了我一个墨子,还有千千万万墨子出来,最后你还是要失败的。因此这场国际战争没有打起来。墨子是不是这样做呢?是这样做的。他的弟子门人,在战国时代,无形中形成一股力量,在很多国家里,都有墨子的学生,他们的中坚领导分子称为“钜子”。所以中国特殊社会的组织,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了。

有一个当时在秦国的“钜子”,也就是墨家这个组织在秦国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在社会上很有声望和地位,他只有一个独子,犯了罪,依法一定要判死。但秦王一问,知道是位闻人的独生子,所以下令特赦。这位钜子就去看秦王,他除了致谢以外,表示国法可以特赦,但是“墨家”的家法不能容。后来这“钜子”还是把自己的独子处死,对秦王作国法的交代。可见墨子当时组织自己的学生是如此严密,而且为了社会上的公正,国法能赦,而墨家的家法却不能容,真正做到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由这段历史,就可见墨子的思想、组织、做法对后世影响的巨大。

《墨子》这本书是比较难读的,他的理论,非但“尚天”,崇拜天,而且也尚鬼。这个“鬼”字,我们也曾就文字的构造上解说过,中国人所说的鬼,究竟是什么东西,很难界说。所以画家最好画的对象是鬼,谁也没有见过。所以怎么画都对,越难看就越对。殷商时尚鬼,宗教气氛最浓厚。如研究中国信奉什么宗教,没有一定,样样都信。尤其现在还新兴了“五教同源”,如红卐字会等类团体,把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五位教主,都请在上面排排坐。中华民族是喜欢平等的,认为每个教主都好,所以五位一起供奉。殷商的时候就“尚鬼”——重视鬼神。墨子是宋人的后裔,宋就是殷商的后裔,所以墨子的思想,继承了宋国的传统。孔子本来也是宋的后代,但孔子的祖先一直住在鲁国,而鲁是周人文化的后裔。我们要注意,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文字没有统一,交通没有统一,各地方的思想不同,有如现在的世界形态,美国与法国,各有不同的文化。墨子的思想又尚天、又尚鬼。前些时,一位学生要以墨子思想作论文,他说墨子思想非常崇敬天,与天主教的教义有相同地方,但是我告诉他要注意,墨子思想也尚鬼,而天主教、基督教就不同了。翻开《墨子》来看,他把鬼的权力说得很大,也就是过去中国民族思想的共同信仰。人如做了坏事,鬼都来找的。好的鬼则可以保护人。所以我们讲了几千年中国文化,民间所流传鬼会找坏人的观念,并非孔子思想,乃是墨子思想的传承。墨子这套思想的源流,是远溯自夏禹的文化,我们真正研究起上古史的中国文化来,便很费事了。

中国近代六七十年文化思想是最乱的时代。民国初年到五四运动期间,用西方人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再加上日本人的观念,把我们老祖宗的文化,贬得一塌糊涂,说什么尧是香炉、舜是烛台、禹是大爬虫,这是日本人诬蔑我们文化的鬼话。但过去我们有许多学者,居然相信这套鬼话,搬回来骂自己的文化,直到现在还在流传,我们现代的学术界就这样可怜!所以严格研究起来,中国历史还有许多资料,为外国人所不承认。外国人不承认有他的道理,如果他把中国文化推崇得太高了,又把他自己的民族文化摆到什么地方呢?可是我们中国的学者和留学生,跟着外国人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乃至接受西方的观念,也接受了某些偏激思想,这是非常令人悲痛的事情。也就是先把自己的文化思想破坏了,才会走上这条路。仔细研究起来,这种现代文化的演变,是构成一个专论的重要课题,可以写成一本大书。

我们现在说到禹,以我们中国文化自己的讲法,在道家的观念里就多了。道家说禹的本事大得很,当时他画符念咒,役使鬼神,把黄河长江水利治好,把土地开发出来。究竟事实如何,便不得而知。这方面的传说太过虚玄,太过神话了,所以一般人难以相信。不过我们现在不管这两方面——禹是爬虫或是能役使鬼神的神人,有一点要认识:中华民族奠定了农业社会的基础,发展成就了后来几千年以农立国的民族精神,是禹开始的。所以尽管是推崇尧舜,在尧舜时代,政治好到什么样子,我们暂不去管他。但那时的地理环境,还在洪水时代,没有多少人口,这么大的国家泛滥了洪水,只是一些高山露出了山峰。到了禹治水以后,农业基础奠定了,文化才开始成长。所以孔子对禹是“吾无閒然矣”,没有一点办法可以挑他的毛病。可见孔子对他的推崇是多么的伟大。他说禹自奉这样节俭,又非常崇敬鬼神。当然由孔子这句话,可知禹王当时对于神秘的学问是如何的重视。“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我们知道大禹治水时候,没有穿上礼服,完全和普通人一样,穿得破破烂烂,一年到头都在外面跑。但是他对政治的制度,国家的礼服,制定得美仑美奂。换句话说,我们的祖先,由穴居巢处,发明了衣服以后,还没有规定什么格式,到了禹王才制定格式。“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历史上记载,禹虽为皇帝,他住的宫殿,还只是一个茅草棚,所谓“茅茨土阶”,上面盖的没有瓦,只是一些草;前面的台阶,当然没有水泥,连石块也没有,只是用泥巴堆起来,“而尽力乎沟洫”,尽心尽力办好水利。孔子对禹有这三个观点,所以他说禹对于中国文化有这样大的贡献,实在无话可讲,没有一点可以批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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