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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里仁第四

时间:2015/7/1 9:24:15  点击:1809 次
那“仁”却在灯火阑珊处

现在我们讲到《论语》第四篇,是最重要的一篇,这篇的问题很大。

首先谈第四篇的题目《里仁》。过去对“里仁”的一般解释,里就是乡里之里,也就是住的地方;照过去的传统,一般三家村学究们解释“里仁”的意思,就说孔子的意思是如果买房子,或租房子,应选择“仁里”。换句话说,要住到好人堆里去。如果真是这个意思,那么坏人堆里没人住了吗?而且哪一个地方才是好人堆?哪个地方是坏人堆呢?台北市有“仁爱”路!那么除了仁爱路,没地方可住了?所以三家村学究们的解释是大有问题的。

这个“里”字应该作为动词看,当然也指居住的地方。但是居住的地方,有处的意思。“居、住、处”在古文中,有时是表示站或坐在那里,是动词。我们读春秋战国时代著的书,经常看到“居”单独一个字。我国古代没方桌子,没有椅子。日本人的榻榻米,是我们中国去的,由秦、汉到魏,都还是席地而坐。魏晋以后才从西域传进椅子来。唐代以前我们还看到一句话——“据胡床而坐”,胡床就是椅子的初形,从西域过来的。我们中国文化,许多名词有一胡字,如胡椒,一看就知道这样东西是外来的;不是“胡”就是“蕃”,蕃茄就是外国来的。后来又加上“洋”,如脚踏车是外国来的,四川人叫“洋马儿”,甚至如病名“洋梅疮”也是外国传来的。在明代以前,我国的医学书籍上,没有看过这种病,可见这是从外国传进来的,而且开始由广东方面上岸的,所以又称作“广疮”。

我们知道了这些道理,就了解居、里的意义就是“自处”,“里仁”的意思也就是一个人如何处在仁的境界。处世,处人,尤其是自处,都要有“自处之道”。再明白点讲,什么叫“里仁”呢?就是我们随时要把修养、精神放在仁的境界。

现在讨论“仁”。说到仁字,孔子学问的中心来了,头大的问题来了。上面三篇中,第一篇学而时习之,学的是什么?学的是仁。“仁”是什么?两千年以来,莫衷一是,这真是一个大问题。

最近,有位立法委员提出一篇质询,就谈这个“仁”字。前一个礼拜他把这质询给我看,问我的意见,我说无可奉告。因为他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又何必再作讨论?不过我认为“仁”字的确很难谈,我这样说也就是“微言大义”的精神吧!我们现在讨论到这里,全部《论语》的中心谈“仁”,“仁”是什么?过去有几种解释法。最有名的是“博爱之谓仁”,许多人谈到仁的意义,都会这样答复,而且以肯定的语气说,这是孔子的意思。其实错了,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也不是孟子说的。孔家店的两大股东——孔、孟都没说过,这是孔家店的伙计——唐朝的韩愈讲的。在唐代大家也讨论什么是“仁”的问题,而韩愈下的定义:博爱叫做仁。后世以讹传讹,就认为这是儒家思想了。这也是有问题的。韩愈为什么会下这个定义?虽然称他“文起八代之衰”,他的定义不一定也是起八代之衰的。真理是不能够用名气压住人的,韩愈的思想,并不都是孔、孟思想。他是研究墨子的专家,墨子的思想就有“兼爱”,大家现在忘记了韩愈是研究墨子思想的专家,所以他把墨子的思想,融会到儒家思想中去,把“兼爱”换一个字改为“博爱”,等于把长袍脱掉穿上西装而已。后世不明真相,就以为博爱之谓仁是儒家思想的解释。我们并不一定说韩愈这个定义下得不对。我们的态度要客观,真理只有一个。我们拿哲学观点来说,宇宙万有的那个最原始的东西,哲学家说它是本体,西方的宗教家叫他作上帝,印度人叫“佛”,叫“如来”,中国人叫“道”。名称不同而所指的是同一东西。等于馒头与面包,名称不同,一样是用面做成,可以吃饱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被某一名词捆住,各个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

其次,汉代以来一直到唐代,对仁的解释,漫无限制。古代书上不管说什么,都“仁呀!仁呀!”的大谈仁义之道。孔子讲仁,孟子讲义,最后连起来就是仁义;仁义即孔孟,孔孟即仁义。如果我们作八股文就这样大作文章了:“仁义者,孔孟之说也,孔孟之说者,仁义之道也……”这篇文章通了。实际说了半天,如果以逻辑来批评,只有八个字:“陈言颠倒,不知所云。”等于清代乾隆年间才子纪晓岚批评文章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学生拿一篇文章请他看,他引用了两句古诗来评语:“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说这个学生的文章“不知所云,越说越远”了。所以汉唐以来,一般学者讲孔子之仁的,都可借用纪晓岚这个批评,也是“不知所云,越说越远”了。那时的学者,讨论这个仁字的文章,有多达一百万字的,这样一个字会扯得那么多,孔子何尝有这个本意!所以我常说,老子写了五千言,后世解释老子的文章,古今中外累积起来,有几千万字,到目前为止,外文翻译有好几十种《老子》之多,如果老子知道了,会把大牙都笑掉。大家讲了半天,是不是老子原来的意思呢?张先生讲的张老子,刘先生讲的刘老子。谁的老子才是老子?

到了宋代的理学家,自认为继孔孟之心传。孔子传心法与曾子,作了《大学》这篇书,曾子传心法与子思,子思写了《中庸》。子思传心法与孟子,孟子以后失传了。宋代理学家自认为又得了这个心传秘诀。中间事隔千把年,不知道宋代理学家们在哪里拿到这个秘诀的。其实他们把佛家、道家的东西挖了来,然后还要骂佛家、道家,所以宋代理学家的学问态度很有点不对劲,这种作法实在不大高明。其次,他们拿心性——哲学的道理解释“仁”说:“仁者核之心也。”如核桃的仁、杏仁。同时他们又加上佛家的思想,认为万物的果实,都是阴阳两瓣,中间空心的,所以仁便是道体的心空境界。

宋儒另一个解释,他们说医书上麻木就叫不仁,可见仁是讲心的知觉性的,他们这样一来,暴露了身份了,这完全是佛家的话,不过硬将光头的和尚,拉来戴上孔子的帽子。

在唐代以后讲孔孟的心法,而传承孔孟之心法者,就是这些宋儒——理学家。

汉唐之学讲仁,到底讲什么?我们勉强可以说他们讲用。宋儒讲的仁,则扯到哲学里面讲体。我们讲了他们的缺点,也该说他们的好处,宋代及汉唐的儒家,各有所长,汉唐以来的儒家,了解孔子心法“仁”的用,宋儒借用佛道两家之学,了解孔子心法“仁”的体。他们都有划时代的创见,但每家都是不同的孔子。

讲到体用,我们要顺便提一下,拿中国唐代以后佛学原理来说,万物只有三个理则——体、相、用。如这茶杯,玻璃为“体”,“相”就是它的形状,“用”就是它的功用,即是可以盛液体的东西。抽象的思想,也是一样。譬如我们现在讲的,以孔子的《论语》思想为“体”,“相”就是二十篇《论语》,我们来研究、解释。“用”是了解孔子以后,才知反对孔子错在何处,又该怎样去弘扬中国文化,其“用”就在此。

汉唐儒者对于仁都讲用,而孔子当时讲仁,也多半是针对那个时代讲用。宋儒扯到哲学里讲仁的体,从现象来探究体,不能说在见解上没有一点进步,但可惜的也只是各执一端,闭户称王而已。

了解这些资料以后,再回转看这个“仁”。“仁”是什么?中国古代“仁”字就是这样写:人两足走路旁加个二,为什么不就旁加个“一”?“二人”是两个人,就是人与人之间,有我就有你,有你我就有他。有你、我、他,就有社会。一个人没有问题,有两个人就发生了怎样相处、怎样相爱、怎样互助的问题,就是仁。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事,这是文字上的解释。

现在归纳起来:

第一,题目的里仁。自处于仁,里仁象征了学问的中心在如何自处。自心是“体”,处于人之间就是“相”和“用”了。相就是人的行为,用则是发挥的作用。所谓自处就是自立,所谓处人就是立人。佛家的所谓“菩萨”之道,自立立人就是菩萨,这是梵文“菩堤萨埵”的译音,译成中文简称菩萨,等于中文的圣贤,名称不同而已。自处处人,就是仁的体用。

第二,本篇孔子就讲到“吾道一以贯之”,换句话说,就是体用一贯,有体有用。所以说仁只是行为,只讲用不讲体,不讲内心修养,也错了。如果像另一派的宋儒所说,仁就是在那里静坐,养性谈心为仁,不讲究用,不能救世救人,不能立己立人,也错了,应该体用一贯。

第三,在第七篇《述而》里有“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四点是孔子讲学问的中心纲要。这也是他“一贯”的道理。但在《颜渊》篇中却提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彻底语。这些资料,我们要先了解,以后再研究这篇的本身,最后把结论沟通起来,大家就可以豁然贯通了。

月是故乡明

《里仁》篇第一段: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照三家村学究的解释就是:“孔子说,我们所住的乡里,要择仁人的乡里,四周邻居,都是仁人君子,就够美了。”真不知道世界上哪来这许多仁人君子,对“择不处仁,焉得知?”他们解释说:“我们选择一个居住的地方,假使不住在仁里的当中,这个人就不算有智慧的聪明人。”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大家都是笨蛋!对于这种解释,刚才批评过了,这是三家村的学究们的解释。

现在依照我们新三家村学究的解释,“里仁为美”意思是我们真正学问安顿的处所,要以仁为标准,达到仁的境界,也就是学问到了真善美的境界。“择不处仁,焉得知?”的意思是我们学问、修养,没有达到处在仁的境界,不算是智慧的成就,这是第一原则。

第二段: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孔子说假使没有达到仁的境界,不仁的人,不可以久处约,约不是订一个契约,约的意思和俭一样。就是说没有达到仁的境界的人,不能长处在简朴的环境中。所以人的学问修养,到了仁的境界,才能像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可以不改其乐,不失其节。换句话说,不能安处困境,也不能长处于乐境。没有真正修养的人,不但失意忘形,得意也会忘形。到了功名富贵快乐的时候忘形了,这就是没有仁,没有中心思想。假如到了贫穷困苦的环境就忘了形,也是没有真正达到仁的境界。安贫乐道与富贵不淫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说:“知者利仁”。如真有智慧、修养到达仁的境界,无论处于贫富之际,得意失意之间,就都会乐天知命,安之若素的。

照临万类的仁道

所谓“仁者安仁”相当于仁的体,“知者利仁”相当于仁的用。我们研究孔子学说,他的主要精神是“仁”。对于仁的道理,我们最好不要拿自己的意见来作注解,要把有体有用的道理把握住。前面提到唐代韩愈拿自己的意见作了注解,说“博爱之谓仁”。我们现在不用自己的意见作注解,拿接近孔子的,或拿孔子本身的意见作注解。孔子对于仁的注解全部都在《里仁》这一篇中,本篇里都是谈“仁”;谈它的用,比谈它的体来得多,正如孔子在《易·系传》中所说的:“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

再其次,我们可以从《孟子》的资料中找到一些有关仁的界说,现在我们看《孟子》最后一篇《尽心》章的上章里所提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这几句话,上面讲到“根于心”是讲体,以下是讲用,这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作学问的办法,最好以经注经,以他本身的学说,或者本人的思想来注解经典,是比较可靠的事。然后,把古人的学说消化以后,再吐出来,就是你自己的学问。有些人作学问,对古人的东西没有吃进去,即使吃进去,也消化不了,然后东拉西扯,拼凑一番,这方法是不能采用的。我们要真的吃下去,经过一番消化,再吐出来,才是真学问。正如雪峰禅师所谓:“语语从胸襟中流出,盖天盖地。”

现在我们继续看下去。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这是仁的体用并讲。孔子说真正有“仁”的修养的人,真能喜爱别人,也真能够讨厌别人。“好”就是爱好的“好”。“恶”字读去声,照现在的国语读法是读作第四声,就是厌恶的意思。我们读历史,有“善善恶恶”的话,上面的“恶”是厌恶,可恶的恶;下面是恶的本字,很坏的意思。过去的古文以及许多奏议中,有“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的话,等于说喜欢这个有才干的部下,但又不能提拔他、奖励他;讨厌那个坏的部下,而又不能去掉他。

这里孔子说有“仁”的修养的人,是真能够爱人,也真能够讨厌人。但孔子的话,假如说到这里停住了,像宋儒一样把它圈断了,那么我们研究起来,对孔子思想的“仁”还是无法有清晰的认识。现在我们把下面一句: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与上面的话连接起来就懂了。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真有了仁的修养,就不会特别讨厌别人了,好比一个大宗教的教主,对好人固然要去爱他,对坏人也要设法改变他、感化他,最好也使他进天堂,这样才算对。所以说一个真正有志于仁的人,看天下没有一个人是可恶的,对好的爱护他,对坏的也要怜悯他、慈悲他、感化他。

下面讲仁的重要: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这是儒家仁的修养,一个人要在心地上下功夫。刚才我们提到《孟子·尽心》篇,就是讲研究孔子“仁”的学问,我们应该读读《孟子·尽心》上下两篇,对于仁的涵义会有更深切的领会的。

孔子说,富与贵,每个人都喜欢,都希望有富贵功名,有前途,做事得意,有好的职位,但如果不是正规得来则不要。相反的,贫与贱,是人人讨厌的,即使一个有仁道修养的人,对贫贱仍旧不喜欢的。可是要以正规的方法上进,慢慢脱离贫贱,而不应该走歪路。接着他讲:“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他说一个人去了“仁”字,就没有中心思想。即使其他方面有成就,如文学高的,不过是一个才子风流而已,知识渊博的不过是一个才人而已。所以君子没有“仁”这个境界,就没有中心思想,既没有中心思想,靠什么成名呢?所以做学问的人,“无终食之间违仁”,就是说没有在一顿饭那样短的时间违背了仁的境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造就是创造、作为,次就是这个情况。这句话是说任何事业的成功都靠仁;倒楣的时候不颓丧,不感觉到环境的压迫,也靠这“仁”的修养而安然处之。换句话说,得意的时候,要依仗仁而成功,失败了,也要依靠“仁”而安稳。

兼收并蓄见仁心

因此他说明达到仁的修养: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他说我没有看过一个真正喜欢仁的人,讨厌那个不仁的人,看不起那个不仁的人。拿我们现在的观念来看,他是说我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爱好道德的人,讨厌一个不道德的人。为什么呢?一个爱好“仁”道而有道德的人,当然他的修养几乎无人可以比拟,实在很难得;可是,他如果讨厌不仁的人,看不起不仁的人,那么他还不能说是个仁者。但有些人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宋儒的解释,认为爱好道德的人,讨厌、看不起不道德的人,就是仁的境界。这样一来,宋代以后的儒家,意见纷争,越来越多。我们看《论语》的原文,并不是这样解释。因为接着下面就说:“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意思是说,一个仁者,看到一个不仁者,应该是同情他、怜悯他,想办法怎样把他改变过来,这是真正仁者的用心。我们讲道德,别人不讲道德,我们就非常讨厌他,那么我们是同样以“不仁”的心理对付人家,我们这个仁还是不究竟。所以孔子说:“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这是孔子讲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的写照。我觉得冷了,想到别人也怕冷,要别人快去加衣服;想到自己,就联想到别人。假如我自己仁,看到别人不仁就讨厌,那我也是不仁。

下面跟着是讲“仁”的用:“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这是他假设的话。他是说,仁是很难的修养,人本来有爱人之心。我们观察一个幼儿,同情人家的时候特别多,后来渐渐长大了,心里的厌恶也越大,仁心就不能够发挥。所以他说仁是人人可以做到的,但几乎没有人能在一天当中,用心、处世,完全合于仁道。假使有,他仁的修养必然很高超。只要立志,没有说因力量小而达不到仁的境界。但是他又补充一句,也许有力量不足而达不到的,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这种情形。

这篇从开头的一节,到这里为止,都是讲仁的体与用。所谓体是内心的修养,如何做到仁、爱人;仁的用,有推己及人的精神,心胸宽大,包容万象,能够感化他人,这是仁的用。

讲了仁的体用之后,下面引申讲仁的修养方法: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孔子说人的毛病,各于其党。这个“党”不要以现代的观念来解释为政党之“党”。古人所讲的党是乡党,包括了朋友在内。儒家思想,时常用到这个乡党的观念。古代宗法社会的乡党,就是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交朋友等社会人际的关系对一个人影响很大。孔子说一个人会有过错,往往都是社会关系的因果。我们在社会关系中看到一个人的过错,譬如某人作人的态度非常坏,而我们看得清楚,那么自己就要反省,自己是不是有同样的过错,假如有,就改过来,假如没有,就更加勉励。所以看看人家的过错,可以引发仁的修养。

了知生死不相关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个“道”就有两个研究了。前面曾提到过,在《述而》里头,孔子真正的学问精神是讲“仁”,他的根基则在于“道”。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孔门学问的四大原则。那么这个“道”是什么道?这是很难讲得清楚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来了,我们前面稍微提过,研究上古时代的“道”字与“天”字,都有几个意思。同样是个道字,用处不同,有时“道”是代表形而上的所谓本体,就是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也是指人生宇宙万有最初的那个本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个道是指那个本体。“可道”说可以用一个方法,一个原则把它假设说明。“非常道”,但毕竟不是平常的假设可以表达得出。就在这两句话中,三个同样的道字,意义都不同。中国文字有假借用的,碰到这些问题就很讨厌。例如“道”有时表示形而上的本体,有时候表示形而下的法则、原则、守则,如治道。又如《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因为军事思想是活动的,用兵是不厌其诈的,一切为了打胜仗,这个“道”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又完全是两回事。还有时候是道路的道,一条路叫作道。有时候又是指心性而言,是心性的本体,也就是理性、理念的最高境界叫作道。

那么孔子在这里讲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究竟是形而上的那个道,还是形而下的那个心性的法则呢?无法定论,这个问题很大。在本篇里,后面有孔子对曾子传道的话,到那时再来研究,可以连贯起来解释的。如果在本篇来讲:道是仁之体,仁是道之用。所以他说,一个人如果真正得了道,早晨得了道,晚上死了都合算,人生就是怕不闻道。

富贵不淫贫贱乐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一个人如果真正立志于修道,这个“修道”不是出家当和尚、当神仙的道,而是儒家那个“道”,也就是说以出世离尘的精神做入世救人的事业。一个人如果志于这个道,而讨厌物质环境艰苦的话,怕自己穿坏衣服,怕自己没有好的吃,换句话说,立志于修道的人而贪图享受,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因为他的心志已经被物质的欲望分占了。假使说以孔子思想来批评现实主义的思想路线,那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此外,我们中国文化,不论儒、释、道哪一家,都要比西方文化中某些思想高明。这里暂时不去细加讨论。

孔子这句话是说,一个人的意志,会被物质环境引诱、转移的话,无法和他谈学问、谈道。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讲到仁的用世,一个大政治家处理国家的事情,没有自己固执的成见。“无适也”是说并不希望自己一定要发多大的财,作多大的官。虽然这样没有成见,也不是样样都可以。“无莫也”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应该走哪一条路呢?“义之与比”,义就是仁的用,只问应不应该做,为道德应该做的就做了,不应该做就不做,以义作比对。推之个人的立身处世,也是一样的道理,这是讲仁的修养条件。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孔子在这里讲君子与小人在仁上的分野。他说君子的思想中心在道德,违反道德的事不干,小人则不管道德不道德,只要有土地就干了。古时的土地,相当现代的财富。有钱就是好的,小人想念的都是财富、利益。“君子怀刑”,君子最怕的事,是自己违反德性,其次怕做犯法的事情。法律和门锁一样,防君子不防小人,小偷真正要偷,锁是没有办法的。法律也是一样,真要犯法的人,很多是精通法律的,不精通法律的不敢犯法。所以要有道德作基础,才能补救法律之不足,因此君子是怀畏刑法,小人只是怀思福惠——处处讲利害,只要有好处就干了。中国过去商场上有句话:“杀头的生意有人作,蚀本的生意没有人作。”就是这个道理。这里孔子是说明仁义之道。但说起来很容易,真正的修养却很难做到,因此下面补充一句: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这个放,就是开展、放任。一个人基于利害而作人做事,最后招来的是怨怼;对于朋友,若是以利害相交,要当心,这种利害的结合,不会有好结果,最后还是怨恨以终。

敝屣功名尊道义

以下讲到仁人对社会做大事业的原则: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古代的诸侯立国的大原则,是要谦让就位,最后又功成不居,所以老子就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上古文化的传统思想,后来儒道两家都奉为圭臬。而中国几千年来历史的事实,每当拨乱反正的时候,都是道家的人物,用道家的思想来完成大业的。等到天下太平了,才由儒家的人物出来大讲治平之道。道家的功成身退,而又退得不大好的有两人,一个张良,一个诸葛亮。比较退得可以打八十分的是姜太公,诸葛亮大概可以打六十五分到七十分,因为欲罢不能,只好鞠躬尽瘁了。

道家的人不求名不求利,隐显无常,所以更觉亲切可爱。这与西方文化的观念大相异趣。我们看历史上道家的人物,要去考证他们可真要命,他们学问再高,功劳再大,最后还是隐掉了,修道去了。修道以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要了,最多报个代号叫什么子、什么老的就算了,有时还装疯装癫,如神龙见首不见尾。近世的西方文化可不然,一个人如果成功了,就要拿什么什么奖金,名要大,利要多,越大越多越好。由此看来,中西文化的确在基本上有所不同。中国文化真诚谦虚的精神,是孔子非常赞成的事,他大加赞扬身退之道。尤其他对吴泰伯、伯夷、叔齐等不肯当帝王,最后逃走了的这些人,称扬得不得了。这并不是他鼓励人不要当皇帝,不要搞政治,而是说你有才干的话,就好好干一番,成功了就退隐而不居功。所以孔子在这里感叹,能以礼让为国的人哪里有呢?不以礼让为国,用争夺来的,或用手段骗来的,那么文化的精神就不要谈了。司马迁就根据这个道理,写了一部《史记》,大谈其历史哲学的观点了。

说到这里,想起我以前的一位老师,他是逊清最后一次科举的探花。我学习旧体文写了一篇文章向他请教,他许以在满清时考一名举人、进士没有问题,我当时也很傲慢,心想前清进士的文章,也不过如此而已。后来碰到一位老师,我把写的诗文拿给他看,他派头十足,瞄一眼,往旁边一搁,响都不响。我心想这是什么道理?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再给他看,又是往旁边一摆,他说:“你怎么会写文章?”我说:“人家还说写得不错哩!”我这个人狂妄得很,我说:“老师,你说哪点不对?不对的,帮我改。”他说:“《伯夷叔齐列传》你读过没有?”我说:“当然读过呀!《古文观止》上都有,我还背得呢!”他说:“你背过了《伯夷叔齐列传》,你就懂吗?”我说:“那么!要请老师再加指点。”他说,“你回去。再倒背一百遍,背完了来见我,再告诉你!”这位老师真了不起,我心里很不服气,气得不得了,其实他这种教育法,当时是要刺激我。我回去再看,后来看出道理来了,我去看他,我说:“老师!我看出道理来了,我讲给你听。”他笑着说:“好!你真懂了,不需要再讲了。你也可以写文章了,这样才能懂历史文化,文中才另有一只眼呢!”这位老师的教育手法是这样的好,实在终生感激不尽。

《伯夷叔齐列传》真难懂,司马迁的全部思想的纲要都摆进去了。在《史记》中,帝王的传记叫“本纪”;诸侯、宰相等,有功业成就的人的传记叫“世家”;再其次为“列传”,为某人的传记。讲列传,大体上应该和我们现代的传记一样,某人,某地人,家世如何,出身什么等等。可是《伯夷叔齐列传》中,叙述伯夷、叔齐的话没有几句,初看起来,还真似“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不知他说些什么,越说越远。文章一开头是:“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等等,一路下来,乱七八糟,东一句,西一句,伯夷、叔齐的事情,倒是没说几句。可是他把历史哲学全部的观点,都放在这一篇里。他同时讲到,上古中国文化,以礼让为国,但告诉我们,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并不是说句:“你还不错,由你来做。”这样简单,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都经过“典职数十年”,叫他跟着做事做了几十年,做部长,又做行政院长,都做了。考察他,认为他实在行了,然后才让位给他。“传天下若斯之难也”,中国文化公天下个个让位的过程,是这样不容易——德业的建立,需要经过这样长久的考察。他说从此以后没有了,不是你拉过来,就是他抢过去。他说得很明白,因此他说从此以后就有问题了。武王统一天下,“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把武王的马拉住,告诉武王:“你不能这样做”。原因如何如何。武王以后,礼让为国的精神就更没有了。不过说得没有这么明显而已,必须你自己去体会。所以有人说《史记》是汉代的谤书。实际不止是汉代的谤书,是对中国历史严厉批评的一部谤书。但是司马迁有一个把握,他说要把这部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个牛可吹大了,换句话说,他把当时的学者骂尽了。他等于说:“你们还能看懂我的书吗?只有把它藏起来,将来会有人看得懂我的书。”

由此再回转去看孔子所说的“礼让为国”的精神,在春秋之世已经没有了,于是接着说下去为什么要礼让为国的政治哲学。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一个人不怕没有地位,最怕自己没有什么东西站得起来。根本要建立。如何建立?拿道家的话来说:立德、立功、立言——古人认为三不朽的事业,这是很难的成就。上古之人首在立德,后世则重立功——到周秦以下,就只讲功业了。再其次就重立言,如退隐的老子,后世儒家尊奉为“素王”的孔子。这个“立”,是自己真实的本领,自己站得起来的立。不怕没有禄位,也可以说是不求人爵的位子,只管天爵的修养。同时也不要怕没有知己,不要怕没有人了解,只要能够充实自己,别人自然能知道你。同《学而》篇最后的结论,是一样的道理。

孔子四字禅

讲到这里,刚才提到过的一个问题又来了,上文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大问题。现在呢?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这是千古以来一个大问题、一个大疑案。孔子说“一以贯之”以后,现在便有什么“一贯道”等附会的宗教团体出现,成了问题中的问题,真有匪夷所思之感了。

参是曾参。孔子对曾参说,为什么不对别人说?这就是人的问题了,怎么是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释起来很讨厌。我们现在姑且把他剧本化来说,有一天孔子坐在教室里,曾参经过他的前面,于是孔子便叫住他:“参!”曾参听到老师叫,回过头来,于是孔子便告诉他说:“吾道一以贯之。”就是说,我传给你一个东西,一以贯之。这一以贯之的是什么呢?如果说是钱,把它贯串起来还可以,这“道”又不是钱,怎么一以贯之呢?但曾子听了这句话以后,打了个拱说:“是,我知道了。”孔子讲了这句话,自己又默然不语了。同学们奇怪了,等孔子一离开,就围着曾参,问他跟老师打什么哑谜呢?夫子又传了些什么道给曾参呢?曾子没有办法告诉这些程度不够的同学,只有对他们说,老师的道,只有忠恕而已矣。作人做事,尽心尽力,对人尽量宽恕、包容。就此便可以入道了。曾参讲的对不对呢?有问题!那不叫“一以贯之”,该“二”以贯之了,因为一个忠,一个恕,岂不是二贯?明明孔子告诉他“一以贯之”,为什么他变出两个——忠恕来?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说我们研究孔子的心法,这是一个讨厌的问题,因此只有借用别家的东西,讲几个故事给大家听,作为本题的参考。

我们知道,目前最流行述古的禅宗,现在社会上一般都称为“禅学”。禅宗有一个故事,在文学上也很有名的,就是“拈花微笑”的故事,是说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是梵文的译音,释迦是姓,中文的意思是“能仁”,牟尼译成中文是“寂默”。晚年住在灵山——也叫灵鹫山。释迦是十九岁丢开了王位出家,三十二岁成道弘法,一直到八十一岁才过世,有四十九年从事于教育,现在我们暂且不用宗教的观点来研究它。)有一天上课,在禅学里叫“上堂”,后来我们的理学也用这个名词。下面有很多学生们等他,都不知道他这天要讲什么,结果他上去,半天没有说话,他在面前的花盆中,拿了一朵花,对着大家转了一圈,好像暗示大家看一看这朵花的样子,一句话也没有讲,下面的学生,谁也不懂老师这一个动作是什么意思。所以这叫做“拈花”,就是释迦拈花。释迦拈花后,他有一个大弟子迦叶尊者,(叶,根据旧的梵文译音,音协。尊者,就是年高德劭的意思。)释迦牟尼的弟子,大部分与孔子的相反,孔子所教的都是年轻一辈。释迦牟尼所教的弟子,大部分比他年纪大。佛经上记载,迦叶尊者在释迦拈花后“破颜微笑”。什么叫做破颜呢?因为宗教的教育集团,上来都规规矩矩、鸦雀无声,大家神态都很严肃。可是在这严肃的气氛中,迦叶尊者忍不住了,于是“噗嗤”一笑,这就叫作破颜,打破了那个严肃的容颜,但是不敢大笑,因为宗教性团体的戒律,等于说管理制度,非常严肃。他破颜以后,没有大笑,只是微笑。那么两人的动作联合起来,就叫做“拈花微笑”。此时释迦牟尼讲话了,这几句话是禅学的专门用语,等于孔子对曾参讲的“一以贯之”是一个道理。解释起来是很麻烦的事情,这几句话译成中文是:“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音玛哈,意为大,大成的意思。)迦叶。”就是说我有很好的方法,直接可以悟道的,现在已交给了这位大弟子迦叶。这就是禅宗的开始。所以又称禅宗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法门。说它不须要透过文字言语,而能传达这个道的意思。现在我们不是讲禅学,暂时不要去研究它。(我是不大主张人家去研究的,我常常告诉朋友们不要去研究,因为怕一般人爬进去了,钻不出来。)只是引证这样一件事,比拟于“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类似相同。孔子讲的一贯是什么?而佛家又为什么一个拈花,一个微笑?等于我们有两个人,一个举起一支粉笔,另一个说:“懂了!”除非这两个人有“黑道”术语、暗号,才知道彼此讲的是什么。对吗?——一笑。

现在我们再引第二个故事加以说明。禅宗到了中国是在南北朝梁武帝时,(这个教外别传的法门,就是脱离了佛教的经典之外,不限用文字,而以另外的方法来传心,后来宋儒理学讲“孔门心法”,也就是套用这个名词的意义而来。)一个印度籍的达摩祖师(所谓祖师,就是有别于教主),他也是王子出家,禅宗的传心法门,到了他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八代了。我们知道,到了我国宋朝的初年,印度的佛教,整个没有了。阿拉伯文化的侵入,伊斯兰教权力统治了印度。所以宋朝以后,印度连佛教的文献都没有。今天要研究佛教思想,老实说,只有中国保留的文献最完整。十七世纪以后,英法等国才开始由印度找到残缺的、遗留的佛教文化资料,译成外文而产生了西方的佛学系统。但到现在为止,他们不承认中国的佛学系统,这是西方人有意的,尤其是有些人有意制造的。实际上宋代以后,印度的佛学系统已经全部到了中国,非常完整,且具规模。印度本土的佛学则可说是销声匿迹了。十七世纪以后的梵文佛学系统,是另外一个系统,那应该说是西方人的后来的佛学系统。这是世界学术史上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去管它了。

达摩祖师是在隋唐以前,梁武帝这个阶段,从印度把禅宗带到了中国。后来流传下来,到唐代传至禅宗的六祖——广东的惠能,就是中国的第六代禅宗祖师,他没读过书,却成为了不起的人物。在中国文化史里,这一段相当于是佛教的革命,推翻了依文解义的经典研究,产生了中国文化中一股佛教的新精神。六祖下来,后来有一个和尚“俱胝禅师”,我国禅宗“一指禅”故事就是由他而来——不过要注意,有一本书名为《三指禅》,是研究按脉的医书,不要误认作禅宗的书。怎么叫“一指禅”?禅宗是不限于借用言语文字传道的。六祖以后的这位大禅师,有人问他什么是“道”?他回答得很简单,每次都是举起一根食指示人,说道,“就是这个!”这个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可是问他的人却懂了,悟了道。

有一天老和尚出门了,不在家,一个跟了他很多年的小沙弥在守庙。这天有个人来找老和尚问道,小沙弥说师父不在,你要问道问我好了。问道的人便请小沙弥告诉他什么是道,小沙弥学师父的模样,举起一根食指向那问道的人说:“这个!”那个问道的人很高兴,跪下来了,因为问道的人真懂了,悟了道。这个小沙弥可真不懂。等师父回来了,小沙弥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了师父。师父听了报告进去了,一会儿背着手出来,要小沙弥再说他怎样向人传道,小沙弥再比划着伸出一根食指说,“这个!”师父放在背后的手一挥,手上拿了一把利刀,把小沙弥的那根食指砍断了。小沙弥手指被砍,大叫一声:“唉哟!”小沙弥也因此悟了道。

禅宗像这类的故事很多,我们不管禅宗的道。这里所提到的几个故事,跟孔子说的:“参乎!吾道一以贯之。”不是一样吗?这是由禅学回头来看《论语》,发现孔子也和一指禅一样,他说的“一以贯之”这个“一”字是什么东西?曾子听了,也等于迦叶的微笑一样,说:“是!我懂了。”曾参懂了以后,孔子出去,门人们围着曾子,问老师说了什么?可见孔子对曾参说这段话蛮不简单的,所以同学们才问他到底什么意思,曾子于是回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实际上,意思是说,你们不要问,你们的程度还没有到哩!

吉光片羽 稍纵即逝

讲到这里,《论语》上还有一个大问题,和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将来要讲到,现在先连起来研究,是在第十篇《乡党》的最后一段: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朱熹——宋代的大理学家朱夫子,以及历代的学者,认为这段书的上下文中掉了文字。古代不像我们现代印刷发达,书籍是用刀刻在竹片上的所谓竹简,一片一片很容易弄掉。但是这种观点也有不能完全采信之处。

我们看原文:“色斯举”就是说鸟在开始飞翔之前,拍展着羽翼,飞向青天,而后又翩然而逝。这是一幅自然美丽的生动画面,意境之美颇似最近流行的“天地一沙鸥”。现在看看原文:山梁——山岗上面,雌雉——雌的野鸡(山岗上的雌野鸡),时哉时哉——就在这个时候。那么子路在旁边听到了,“共之”——就是恭身一拱手说:“哦!”的情状,又为什么“三嗅而作”呢?“三嗅”——所谓嗅,就是用鼻子吸气的意思。我们年轻时候说笑话:“子路共之,三嗅而作。”为什么?是子路想吃野鸡肉,先用鼻子闻闻很香。又说:子路是练气功的,先吸三口气,“而作”,再打出去,于是野鸡被子路打倒了。这些都是笑话。那么这一段到底记载的是些什么东西?用我们的观点,就是和“吾道一以贯之”一样,也和禅宗“拈花微笑”的道理一样。我认为并没有掉落了文字,上面是记载当时的情形,描写飞翔的景象。“色斯举”——大家也看过孔雀,看过野鸡。我曾在山里住过很久一段时间,山中一大群野鸡出来,的确很漂亮。“色斯举矣”,野鸡要起飞之前,翅膀尾巴一展,像孔雀一样很美丽,然后起飞了,“翔”是飞翔一阵,然后又下来,停在什么地方呢?在山岗上面。孔子当场看到这个景象,野鸡羽毛很鲜艳,仔细一看,是只母野鸡,悠闲安然地站在山岗上。这时候子路也在旁边,孔子就告诉子路:“时哉!时哉!”

这个“时哉!时哉!”在孔子一生思想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尤其研究《易经》及中国文化,关于“时”的问题,更要注意。人生一切,个人小事也好,国家大事也好,都要把握时机。还有“位”——环境。《易经》重点,就在这里。天下万事万物都在变,随时在变,没有不变的事,时间一分一秒在变,空间随时随地在变。所以孔子经常在《易经》中提到时空的变。我常告诉年轻同学们,不要怨恨,也不要牢骚,年轻人不怕没有前途,只问你能不能够站得起来;但要懂得把握时间和空间。如同赶公共汽车一样,这就是人生。等得久的人,不要埋怨,是自己到站太早了;有的刚刚赶到,汽车开出去了,于是气得不得了,大骂一阵,骂有什么用?干脆等下一班第一个上去,不就好了。从这一点小事,也可了解人生,怎样去安排自己,把握时间,孔子告诉子路“时哉!时哉!”也包含了这个道理。

野鸡站在山岗上面,显得很神气,假使它站在中央菜市场的鸡笼旁边,你说它的后果是什么?它站在那山岗上,就大有凤凰之象。正如晋代左思的诗:“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一幅大自然的画面,上是千仞岗,下是长江浪,一人怡然自得地站在上面,真是神仙中人,了不起,这就是得时、得位。孔子指着那山岗上美丽的雌雉对子路说:“时哉!时哉!”意思就是说,你看,那只雌雉正在这个时候飞起来,然后又降落在那么一个好地方,这一幕活动的画面,影射了人生处世之理。

孔子周游列国,要想救这个时代,救这个世界,救这个历史文化,但却深感回天乏术。他藉着这一幕景致对子路表达这个意思,而不从正面讲,好像释迦牟尼拈花微笑的手法。不用语言,就用目前这个事实指示给子路,你要懂得这个,要立足,要站稳,要站得好,早一点站到你的好位置。“时哉!时哉!”要把握时机。子路这时候拱手:“是!”三嗅是子路听懂以后,恍然领悟而生感叹的反应。

中国文字,古文非常简单,就是这么回事,但是拿现代文字改写成剧本的话,起码是两页的对白,加上表演,镜头恐怕花费二十分钟。

这段在研究《乡党》时要极小心,在此只提前作个简述。现在再回到讲仁的这篇上面:“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此一说词内涵的道理,也相当于子路那一则“山梁雌雉……时哉!时哉!”的道理。前面说过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这个人用功,很注重培养自己内心的宁静,德行的修养到了相当的程度,孔子看到他进来——一个人道德素养到了宁静安详的境界,走路的神态和平常不同;忧郁时,走路的态度又变得与高兴时不同。他的学问、道德修养到了这个境界,在孔子面前一走过来,这位至圣先师就看出了火候。所以孔子把他叫过来:“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其他学问讲了半天,都是空的。等于释迦牟尼说的不立文字,真理就在你自己内心里,内心随时随地都能宁静、安详、平淡,这个境界就差不多了。你永远保持修养上的这个境界,久而久之即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了。但是一般同学们没有修养到这个程度,此中道理,并不是即讲即知,必须要有内涵的真正修养。曾子也知道一般同学没有到达这个程度,因此就轻轻一推,推到行为上去,告诫他们先要留心作人做事的忠恕之道。

孔子的学问,的确有一段内在修养、真实功夫,并不是完全谈空洞的理论而已。这一段我们暂时讲到这里为止,恕我才疏学浅,言难尽意。这类的问题后面还是有的,以后还可以谈到。

仁义值千金

再接下去: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一段记载,涉及到孔门的仁学,也就是心学。这个“心”包括了现在所谓的思想等等的心理之学,但却不限于目前心理学的心,而是指“吾道一以贯之”的心性之心。

什么叫“喻”?这个字要注意。现代人喜欢讲逻辑,逻辑是西方文化,十六世纪以后逻辑之道大行,它是根据希腊的原始逻辑发展而来的。逻辑是一种思考的方法。我们曾经介绍哲学,哲学要问宇宙是怎样开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男或者先有女?对此哲学家有两派见解:一种是唯物思想,他说宇宙开始先有水,由水变成火,而后冷却逐渐形成现在的大千世界。印度也有一派讲地、水、火、风的四大是天地开始的根源。相当于中国金、木、水、火、土的五行道理。这些理论慢慢演变成后世的唯物思想。另一派是讲唯心的,认为宇宙有一个超越物质的精神主宰,物质是由他所创造产生的。这牵涉到哲学问题,解说很多。到了后世,提出了问题,问及哲学家怎么知道宇宙从何而来的?哲学家说是靠学问思想来的,那么先行研究你哲学家那个思想(工具)的判断准确不准确。因此产生了逻辑学——对思路法则的研究。这种思路的法则学,在印度的佛学中,早在希腊之先就有了。

对于这问题,世界学者也有两派说法:一派是西方人的立场,认为印度的思考方法是从希腊来的;一派是东方人——包括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认为希腊的逻辑,是从印度方法来的。印度这套方法,我们翻译过来叫“因明学”,比西方的逻辑还要完备,还要严密。西方文化中妇孺皆知的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是举世闻名的。所以有许多人谈到《易经》时,说我们的《易经》真了不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反、合”完全一样。这是中国人的悲哀!我说,老兄!我们《易经》是五千年以前的产物,黑格尔几时才发明辩证法?为什么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拿来与西洋人比,还说同他一样?这等于在街上看到祖父拉着孙子走,说祖父长得像孙子,而不说孙子长得像祖父。

怎么说因明的方法比逻辑高明?因明有几个步骤,简单的讲:“宗、因、喻、合”。“宗”就是前提,说话必有宗,引申“宗”的理由为“因”。有时候有宗有因还讲不清楚的事情,只有用比喻来说明,这就是“喻”,在《庄子》中叫做“寓言”。每个宗教里的寓言都很多,像西方文化中基督教的《圣经》,就有很多寓言,每个大教主都很会讲譬喻,其中还包括了隐语和幽默话。宗、因都讲通了,那么就是结论的“合”了。

因为讲到《论语》中的喻,所以引出这些闲话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意思是:与君子谈事情,他们只问道德上该不该做;跟小人谈事情,他只是想到有没有利可图。如果拿孔子这个观点来看今天的世界就惨了,今天世界的一切都是喻于利,处处要把利欲摆在前面才行得通。不过,满天下都是小人,也就单纯了,麻烦的是,始终还有小人与君子的分野存在,这就很难办了。

那么,要如何才能做到仁呢?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上面曾经讲到过,真正“仁”道的人,一定能爱人,不会讨厌人。即使讨厌,也是要把讨厌的人改变过来,使他同样地能达到“仁”的境界。在这里又补充这个道理说,我们看见一个道德、学问有修养的贤者,就想达到他那个境界,跟他在造诣上有同等的成就;如果看到不贤的人、坏的人,最好当作自己的借镜,藉以自我反省。上面一句话就是说明上文仁者爱人不能恶人的道理;下面一句话,就是解释上文“人之过也,各于其党”的道理。

孝子仁人不二门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现在又讲到孝道中仁的范围,他说对于父母的过错必须“几谏”。什么叫“几谏”呢?我们好几次提到孔家店被打倒,都由孔家店的店员搞错了观念而出的毛病。宋儒以后论道学,便有:“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名训出现。因此“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时,这些也成为罪状的重点。其实孔子思想并不是这样的,天下也有不是的父母,父母不一定完全对,作为一个孝子,对于父母不对的地方,就要尽力的劝阻。“见志不从”就是说父母不听劝导的话,那么就“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只好跟在后面大叫、大哭、大闹,因为你是我父母,你要犯法,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不对的。你是我的父母,我明知道跟去了这条命可能送掉,因为我是你的儿子,只好为你送命,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这样是不对的。这种孝道的精神,也并不是说父母一定会不对,只是说如有不对的地方,要温和地劝导,即使反抗也要有个限度。总之,父母有不对的地方,应该把道理明白地告诉他,可是自己是父母所生的,所养育的,必要时只好为父母牺牲,就是这个原则。

因此: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古人讲父母老了,怕没人照应,而不远游,即使要远游,也一定要有个方向。这种解释,我不大同意。有哪一个人出门会没有一定方向乱走的呢?到月球去也还是个方向。我认为“游必有方”的方是指方法的方,父母老了没人照应,子女远游时必须有个安顿的方法,这是孝子之道。“方”者应是方法,不是方向。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但本篇到这里,为什么又单独的提出来呢?这是接到上面一句“游必有方”所引起。离开了父母,不在父母面前三年,对父母的爱心、孝心深系于怀,这就是孝子。同时,对于古人在上面解释这句话的错误,也有了明证,而可以纠正过来了。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孔子说,我们做子女的人,对父母的年龄不能不知道。为什么呢?两种心理,一种因为知道父母的年龄多了一岁,寿又添了一岁而高兴;但同时又害怕,因为父母年岁越高,距离人生的终站越近,为儿女与父母相处行孝的时间也越短,所以就有这两种矛盾的心理了。

以上是由仁讲到孝,现在要由孝重返于仁的道理。

仁者之言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这是讲到用仁之重要。孔子说古代的人不肯乱讲话,更不说空话,为什么不随便说话呢?因为怕自己的行为做不到。所以行仁的人,有信义的人,往往不轻易答应,不轻易发言。我们历史上有句话——“重然诺”,这就是说不肯轻易的答应一句话,答应了一定要做得到。我们又在历史上看到“轻诺则寡信”的相反词,这是说随便答应一件事的人,往往不能兑现守信,所以孔子指出了这个道理。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因此个人的修养也好,处理大事也好,小事也好,最好注意“以约失之者,鲜矣!”

约就是约束、检束、小心、谨慎,意思是要常常约束自己。谨慎的人,过失比较少;放荡的人,容易犯错;讲话随便的人就容易失信。所以个人行为道德能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失败的事情就少了。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最后又讲到仁的言行之重要。“讷”,是嘴巴好像笨笨的;利嘴除了教书、吹牛、唱歌以外,没什么用。真正的仁者,不大会说空话,做起事情,行为上却很敏捷。换句话说,先做后说,不要光吹而不做。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依我对《论语》的研究,认为每篇里面的章句是连贯而不能拆开的,二十篇前后次序也是连贯不能拆开的,现在这里又可以证明。这篇《里仁》,并不是教你去找一个仁爱路去住。古人的解释,即是选一个住处要找一个仁里,世界上哪来这许多仁里?到哪里去找?孔子自己的家乡,当年也不一定是仁里。哪里是仁里?假如我们的故乡是不仁统治的世界,我们就不管他了吗?我们正要把他恢复回来,把罪恶打垮。这才是人性的仁道呀!其实那个“里”字,就是“自处其中”的意思,脚跟站得稳的地方就叫“里”。“里仁”,是我们作人的立足点处于仁道。所以“德不孤,必有邻。”自己有道德的涵养,能体用兼备,自然会影响近身的人。《大学》里的修、齐、治、平也是这个道理。一般人往往以现前利益的眼光,批判道德为无用之修养。讲到这里,我最近读了一本清人的笔记,提到有一个人很清廉,告老回乡,一天在门前看到乡下人卖一条新鲜的鱼,问价以后,摸摸口袋中没有钱,没有买成。回家和太太提起,太太说你何不写一张条子给他呢!他问写什么条子可以买到鱼?太太说你写上“清官”两字,他就把鱼给你了。太太幽他一默,这个老头子被逗得笑了。这说明什么?就是说明为道德而活着,有时候你会感到寂寞、冷清。所以我认为如果寂寞能当成一种享受,那就可以讲道德了。如果你视寂寞为痛苦而不是享受,就难讲真学问真道德了。但是在此,孔子告诉我们,如果真为道德而活,绝对不会孤苦伶仃,一定有与你同行的人,有你的朋友。

讲到这里是一个结论了,上面全篇几乎都是孔子的话,最后这两句则用子游的话: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我们看《论语》,好像《庄子》一样,最后往往吊两句,好像毫不相干的话。这里最妙的不用孔子的,而用他学生子游的话。子游这话的意思是说,要讲仁爱之“行”,也要懂得方法,不能乱干。对君王尽忠,也不容易。君王有了不对,每次见了劝他,次数多了,硬要做忠臣,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有时命都丢了。对朋友也是一样,朋友不对,你劝他劝多了以后,他不听你的,就会变成冤家了。

子游的话为什么放在这里?这是人性的另一面。虽然行仁之道,义所当然,但是要讲究方法。譬如大家喜欢看《贞观政要》这本书。魏征的忠贞和他的道德学问,使唐太宗很敬畏,而且信任他。唐太宗喜欢一只小鹞子,一天正在玩鸟,魏征来了,唐太宗怕他讲话,赶快把小鸟藏到怀里,魏征假装没看到,故意留下来和他谈国家大事,唐太宗心里虽为鸟着急,也拿他没办法。等魏征走了,唐太宗拿出怀里心爱的小鸟一看,早已魂归奈何天了。于是伤心的回到后宫,大发雷霆说:“我非杀掉这个田舍翁(乡巴佬,指魏征)不可!”长孙皇后问明了原委,立刻穿了大礼服向唐太宗行礼道贺,唐太宗说有什么可贺的?皇后说,唐朝有魏征这样的好臣子,又有你这样的好皇帝,这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好现象,国家的兴盛是可期的,这还不可贺吗?于是唐太宗息怒不谈了。以唐太宗这样器量宽宏的人,对魏征的意见,样样接受,到最后唐太宗还气得要杀他,若不是唐太宗的皇后暗中救魏征一把,这个老头儿的头也是要保不住的啊!后来魏征死了,唐太宗终于信了谗言,还是把他的墓碑给推倒了。一直到唐太宗征高丽失败后,才又想起魏征若在,必不会有此失。因此又树立起他的墓碑。

这里把子游这几句话,放在讲仁道这一篇的最后,是含有深意的感慨。但是如果随时随地把这两句话记牢,做人家的部下也好、朋友也好,就变成滑头,不负责任了,那又不是仁道。所以我们研究了孔孟学说,懂得了人生,才知道作人真不容易,的确须要多体会历史、多体会人生。然后才能做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随时随地里居于仁道之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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