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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幕 一晃儿已是五月节

时间:2015/4/5 11:21:32  点击:2674 次
    一晃儿已是五月节。祁老人的几盆石榴,因为冬天保护的不好,只有一棵出了两三个小蓇葖。南墙根的秋海棠与玉簪花连叶儿也没出,代替它们的是一些兔儿草。祁老人忽略了原因——冬天未曾保护它们——而只去看结果,他觉得花木的萎败是家道衰落的恶兆;他非常的不高兴。他时常梦见"小三儿",可是"小三儿"连封信也不来;难道"小三儿"已经遇到什么不幸了吗?他问小顺儿的妈,她回答不出正确的消息,而只以梦解梦。近来,她的眼睛显着更大了,因为脸上掉了不少的肉。把许多笑意凑在眼睛里,她告诉老人:"我也梦见了老三,他甭提多么喜欢啦!我想啊,他一定在外边混得很好!他就根儿就是有本事的小伙子呀!爷爷,你不要老挂念着他,他的本事,聪明,比谁都大!"其实,她并没有作过那样的梦。一天忙到晚,她实在没有工夫作梦。可是,她的"创造的"梦居然使老人露出一点点笑容。他到底相信梦与否,还是个问题。但是,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他只好相信那虚渺的谎言,好减少一点实际上的苦痛。

    除了善意的欺骗老人之外,小顺儿的妈还得设法给大家筹备过节的东西。她知道,过节并不能减少他们的痛苦,可是鸦雀无声的不点缀一下,他们就会更难过。

    在往年,到了五月初一和初五,从天亮,门外就有喊:"黑白桑葚来大樱桃"的,一个接着一个,一直到快吃午饭的时候,喊声还不断。喊的声音似乎不专是为作生意,而有一种淘气与凑热闹的意味,因为卖樱桃桑葚的不都是职业的果贩,而是有许多十几岁的儿童。他们在平日,也许是拉洋车的,也许是卖开水的,到了节,他们临时改了行——家家必须用粽子,桑葚,樱挑,供佛,他们就有一笔生意好作。今年,小顺儿的妈没有听到那种提醒大家过节的呼声。北城的果市是在德胜门里,买卖都在天亮的时候作。隔着一道城墙,城外是买卖旧货的小市,赶市的时候也在出太阳以前。因为德胜门外的监狱曾经被劫,日本人怕游击队乘着赶市的时候再来突击,所以禁止了城里和城外的早市,而且封锁了德胜门。至于樱桃和桑葚,本都是由北山与城外来的,可是从西山到北山还都有没一定阵地的战事,没人敢运果子进城。"唉!"小顺儿的妈对灶王爷叹了口气:"今年委屈你喽!没有卖樱桃的呀!"这样向灶王爷道了歉,她并不就不努力去想补救的办法;"供几个粽子也可以遮遮羞啊!"

    可是,粽子也买不到。北平的卖粽子的有好几个宗派:"稻香村"卖的广东粽子,个儿大,馅子种类多,价钱贵。这种粽子并不十分合北平人的口味,因为馅子里面硬放上火腿或脂油;北方人对糯米已经有些胆怯,再放上火腿什么的,就更害怕了。可是,这样的东西并不少卖,一来是北平人认为广东的一切都似乎带着点革命性,所以不敢公然说它不好吃,二来是它的价钱贵,送礼便显着体面——贵总是好的,谁管它好吃与否呢。

    真正北平的正统的粽子是(一)北平旧式满汉饽饽铺卖的,没有任何馅子,而只用顶精美的糯米包成小,很小的,粽子;吃的时候,只撒上一点白糖。这种粽子也并不怎么好吃,可是它洁白,娇小,摆在彩色美丽的盘子里显着非常的官样。(二)还是这样的小食品,可是由沿街吆喝的卖蜂糕的带卖,而且用冰镇过。(三)也是沿街叫卖的,可是个子稍大,里面有红枣。这是最普通的粽子。

    此外,另有一些乡下人,用黄米包成粽子,也许放红枣,也许不放,个儿都包得很大。这,专卖给下力的人吃,可以与黑面饼子与油条归并在一类去,而内容与形式都不足登大雅之堂的。

    小顺儿的妈心中想着的粽子是那糯米的,里面有红枣子的。她留心的听着门外的"小枣儿大粽子啵!"的呼声。可是,她始终没有听到。她的北平变了样子:过端阳节会没有樱桃,桑葚,与粽子!她本来不应当拿这当作一件奇事,因为自从去年秋天到如今,北平什么东西都缺乏,有时候忽然一关城,连一棵青菜都买不到。可是,今天她没法不感觉着别扭,今天是节日呀。在她心里,过节不过节本来没有多大关系;她知道,反正要过节。她自己就须受劳累;她须去买办东西,然后抱着火炉给大家烹调;等大家都吃得酒足饭饱,她已经累得什么也不想吃了。可是,从另一方面想,这就是她的生活,她仿佛是专为给大家操作而活着的。假若家中没有老的和小的,她自然无须乎过节,而活着仿佛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她说不上来什么是文化,和人们只有照着自己的文化方式——象端阳节必须吃粽子,樱桃,与桑葚——生活着才有乐趣。她只觉得北平变了,变得使她看着一家老小在五月节瞪着眼没事作。她晓得这是因为日本人占据住北平的结果,可是不会扼要的说出:亡了国便是不能再照着自己的文化方式活着。她只感到极度的别扭。

    为补救吃不上粽子什么的,她想买两束蒲子,艾子,插在门前,并且要买几张神符贴在门楣上,好表示出一点"到底"有点象过节的样子。她喜爱那些神符。每年,她总是买一张大的,黄纸的,印着红的钟馗,与五个蝙蝠的,贴在大门口;而外,她要买几张粘在白纸上的剪刻的红色"五毒儿"图案,分贴在各屋的门框上。她也许相信,也许根本不相信,这些纸玩艺儿有什么避邪的作用,但是她喜爱它们的色彩与花纹。她觉得它们比春联更美观可爱。

    可是,她也没买到。不错,她看见了一两份儿卖神符的,可是价钱极贵,因为日本人不许乱用纸张,而颜料也天天的涨价。她舍不得多花钱。至于卖蒲子艾子的,因为城门出入的不便,也没有卖的。

    小顺儿的小嘴给妈妈不少的难堪:"妈,过节穿新衣服吧?吃粽子吧?吃好东西吧?脑门上抹王字不抹呀?妈,你该上街买肉去啦!人家冠家买了多少多少肉,还有鱼呢!妈,冠家门口都贴上判儿啦,不信,你去看哪!"他的质问,句句象是对妈妈的谴责!

    妈妈不能对孩子发气,孩子是过年过节的中心人物,他们应当享受,快活。但是,她又真找不来东西使他们高声的笑。她只好惭愧的说:"初五才用雄黄抹王字呢!别忙,我一定给你抹!"

    "还得带葫芦呢?"葫芦是用各色的绒线缠成的樱桃,小老虎,桑葚,小葫芦……联系成一串儿,供女孩子们佩带的。

    "你臭小子,戴什么葫芦?"妈妈半笑半恼的说。

    "给小妹戴呀!"小顺儿的理由老是多而充实的。妞子也不肯落后,"妈!妞妞戴!"

    妈妈没办法,只好抽出点工夫,给妞子作一串儿"葫芦"。只缠得了一个小黄老虎,她就把线笸箩推开了。没有旁的过节的东西,只挂一串儿"葫芦"有什么意思呢?假若孩子们肚子里没有一点好东西,而只在头上或身上戴一串儿五彩的小玩艺,那简直是欺骗孩子们!她在暗地里落了泪。

    天佑在初五一清早,拿回来一斤猪肉和两束蒜台。小顺儿虽不懂得分两,也看出那一块肉是多么不体面。"爷爷!就买来这么一小块块肉哇?"他笑着问。

    爷爷没回答出什么来,在祁老人和自己的屋里打了个转儿,就搭讪着回了铺子。他非常的悲观,但是不愿对家里的人说出来。他的生意没有法子往下作,可是又关不了门。日本人不准任何商店报歇业,不管有没有生意。天佑知道,自从大小汉奸们都得了势以后,绸缎的生意稍微有了点转机。但是,他的铺子是以布匹为主,绸缎只是搭头儿;真正讲究穿的人并不来照顾他。专靠卖布匹吧,一般的人民与四郊的老百姓都因为物价的高涨,只顾了吃而顾不了穿,当然也不能来照顾他。再说,各地的战争使货物断绝了来源;他既没法添货,又不象那些大商号有存货可以居奇。他简直没有生意。他愿意歇业,而官厅根本不许呈报。他须开着铺子,似乎专为上税与定阅官办的报纸——他必须看两份他所不愿意看的报纸。他和股东们商议,他们不给他一点好主意,而仿佛都愿意立在一旁看他的笑话。他只好裁人。这又给他极大的痛苦。他的铺伙既没有犯任何的规矩,又赶上这兵荒马乱理应共患难的时候,他凭什么无缘无故的辞退人家呢?五月节,他又裁去两个人。两个都是他亲手教出来的徒弟。他们了解他的困难,并没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他们愿意回家,他们家里有地,够他们吃两顿棒子面的。可是,他们越是这样好离好散的,他心中才越难过。他觉得他已是个毫无本领,和作事不公平的人。他们越原谅他,他心中便越难受。

    更使他揪心的是,据说,不久日本人就要清查各铺户的货物,而后由他们按照存货的多少,配给新货。他们给你多少是多少,他们给你什么你卖什么。他们也许只给你三匹布,而配上两打雨伞。你就须给买主儿一块布,一把或两把雨伞,不管人家需要雨伞与否!

    天佑的黑胡子里露出几根白的来,在表面上,他要装出沉得住气的样子,一声不哼不响。他是北平铺子的掌柜的,不能当着店伙与徒弟们胡说乱骂。可是,没有人在他面前,他的胡子嘴儿就不住的动:"这算么买卖规矩呢?布铺吗,卖雨伞!我是这儿的掌柜呢,还是日本人是掌柜呢?"叨唠完了一阵,他没法儿不补上个"他妈的!"他不会骂人撒村,只有这三个字是他的野话,而也只有这三个字才能使他心中痛快一下。

    这些委屈为难,他不便对铺子的人说,并且决定也不教家里的人知道。对老父亲,他不单把委屈圈在心里,而且口口声声的说一切都太平了,为是教老人心宽一点。就是对瑞宣,他也不愿多说什么,他知道三个儿子走了两个,不能再向对家庭最负责的长子拉不断扯不断的发牢骚。父子见面,几乎是很大的痛苦。瑞宣的眼偷偷的目留着父亲,父亲的眼光碰到了儿子的便赶紧躲开。两个人都有多少多少被泪浸渍了许久的话,可是不便连话带泪一齐倾倒出来。一个是五十多的掌柜,一个是三十多岁的中学教师,都不便随便的把泪落下来。而且,他们都知道,一畅谈起来,他们就必定说到国亡家必破的上头来,而越谈就一定越悲观。所以,父子见面,都只那么笑一笑,笑得虚伪,难堪,而不能不笑。因此,天佑更不愿回家了。铺子中缺人是真的,但是既没有多少生意,还不致抽不出点回家看看的工夫来。他故意的不回家,一来是为避免与老亲,儿孙,相遇的痛苦,二来也表示出一点自己的倔强——铺子既关不了门,我就陪它到底;尽管没有生意,我可是应尽到自己的责任!

    在一家人中,最能了解天佑的是瑞宣。有祁老人在上面压着,又有儿子们在下面比着,天佑在权威上年纪上都须让老父亲一步,同时他的学问与知识又比不上儿子们,所以他在家中既须作个孝子,又须作个不招儿子们讨厌的父亲。因此,大家都只看见他的老实,而忽略了他的重要。只有瑞宣明白:父亲是上足以承继祖父的勤俭家风,下足以使儿子受高等教育的继往开来的人。他尊敬父亲,也时常的想给父亲一些精神的安慰。他是长子,他与父亲的关系比老二与老三都更亲密;他对父亲的认识,比弟弟们要多着几年的时光。特别在近几个月中,他看出父亲的忧郁和把委屈放在肚子里的刚强,也就更想给父亲一些安慰。可是,怎么去安慰呢?父子之间既不许说假话,他怎能一面和老人家谈真话,还能一面使老人家得到安慰呢;真话,在亡国的时候,只有痛苦!且先不讲国家大事吧,只说家中的事情已经就够他不好开口的了。他明知道父亲想念老三,可是他有什么话可以教老人不想念老儿子呢?他明知道父亲不满意老二,他又有什么话使老人改为喜欢老二呢?这些,都还是以不谈为妙。不过,连这些也不谈,父子还谈什么呢?他觉得父子之间似乎隔上了一段纱幕,彼此还都看得见,可是谁也摸不着谁了。侵略者的罪恶不仅是把他的兄弟拆散,而且使没有散开的父子也彼此不得已的冷淡了!

    大家马马虎虎的吃过午饭,瑞丰不知在哪里吃得酒足饭饱的来看祖父。不,他不象是来看祖父。进门,他便向大嫂要茶:"大嫂!泡壶好茶喝喝!酒喝多了点!有没有好叶子呀,没有就买去!"他是象来表现自己的得意与无聊。

    小顺儿的妈话都到嘴边上了,又控制住自己。她想说:"连祖父都喝不着好茶叶,你要是懂人事,怎么不买来点儿呢?"可是,想了一想,她又告诉自己:"何必呢,大节下的!再说,他无情,难道我就非无义不可吗?"这么想开,她把水壶坐在火炉上。

    瑞宣躲在屋里,假装睡午觉。可是,老二决定要讨厌到底。"大哥呢?大哥!"他一边叫,一边拉开屋门。"吃了就睡可不好啊!"他明明见哥哥在床上躺着,可是决定不肯退出来。瑞宣只好坐了起来。

    "大哥,你们学校里的日本教官怎样?"他坐在个小凳上,酒气喷人的打了两个长而有力的嗝儿。

    瑞宣看了弟弟一眼,没说什么。

    瑞丰说下去:"大哥,你要晓得,教官,不管是教什么,都必然的是太上校长。人家挣的比校长还多,权力也自然比校长大。校长若是跟日本要人有来往呢,教官就客气点;不然的话,教官可就不好伺候了!近来,我颇交了几个日本朋友。我是这么想,万一我的科长丢了,我还能——凭作过科长这点资格——来个校长作作,要作校长而不受日本教官的气,我得有日本朋友。这叫作有备无患,大哥你说是不是?"他眨巴着眼,等大哥夸赞他。

    瑞宣还一声没出。

    "噢,大哥,"老二的脑子被酒精催动的不住的乱转,"听说下学期各校的英文都要裁去,就是不完全裁,也得拨出一大半的时间给日文。你是教英文的,得乘早儿打个主意呀!其实,你教什么都行,只要你和日本教官说得来!我看哪,大哥,你别老一把死拿,老板着脸作事;这年月,那行不通!你也得活动着点,该应酬的应酬,该送礼的别怕花钱!日本人并不象你想的那么坏,只要你肯送礼,他们也怪和气的呢!"瑞宣依旧没出声。

    老二,心中有那点酒劲儿,没觉出哥哥的冷淡。把话说完,他觉得很够个作弟弟的样子,把好话都不取报酬的说给了大哥。他立了起来,推开门,叫:"大嫂!茶怎样了?劳驾给端到爷爷屋来吧!"他走向祁老人的屋子去。

    瑞宣想起学校中的教官——山木——来。那是个五十多岁的矮子,长方脸,花白头发,戴着度数很深的近视镜。山木教官是个动物学家,他的著作——华北的禽鸟——是相当有名的。他不象瑞丰所说的那种教官那样,除了教日语,他老在屋里读书或制标本,几乎不过问校务。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可是学生骂他,他只装作没有听见。学生有时候把黑板擦子放在门上,他一拉门便打在头上,他也不给学生们报告。这,引起瑞宣对他的注意,因为瑞宣听说别的学校里也有过同样的事情,而教官报告上去以后,宪兵便马上来捉捕学生,下在监牢里。瑞宣以为山木教官一定是个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学者。

    可是,一件事便改变了瑞宣的看法。有一天,教员们都在休息室里,山木轻轻的走进来。向大家极客气的鞠了躬,他向教务主任说,他要对学生们训话,请诸位先生也去听一听。他的客气,使大家不好意思不去。学生全到了礼堂,他极严肃的上了讲台。他的眼很明,声音低而极有劲,身子一动也不动的,用中国话说:"报告给你们的一件事,一件大事。我的儿子山木少尉在河南阵亡的了!这是我最大的,最大的,光荣!中国,日本,是兄弟之邦;日本在中国作战不是要灭中国,而是要救中国。中国人不明白,日本人有见识,有勇气,敢为救中国而牺牲性命。我的儿子,唯一的儿子,死在中国,是最光荣的!我告诉你们,为是教你们知道,我的儿子是为你们死了的!我很爱我的儿子,可是我不敢落泪,一个日本人是不应当为英雄的殉职落泪的!"他的声音始终是那么低而有力,每个字都是控制住了的疯狂。他的眼始终是干的,没有一点泪意。他的唇是干的,缩紧的,象两片能开能闭的刀片儿。他的话,除了几个不大妥当的"的"字,差不多是极完美简劲的中国话——他的感情好象被一种什么最大的压力压紧,所以能把疯狂变为理智,而有系统的,有力量的,能用别国的言语说出来。说完,他定目看着下面,好象是极轻视那些人,极厌恶那些人。可是,他又向他们极深,极规矩的,鞠了躬。而后慢慢的走下台来。仰起脸,笑了笑,又看了看大家,他轻轻的,相当快的,走出去。

    瑞宣很想独自去找山木,跟他谈一谈。他要告诉山木:"你的儿子根本不是为救中国而牺牲了的,你的儿子和几十万军队是来灭中国的!"他也想对山木说明白:"我没想到你,一个学者,也和别的日本人一样的胡涂!你们的胡涂使你们疯狂,你们只知道你们是最优秀的,理当作主人的民族,而不晓得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甘心作你们的奴隶。中国的抗战就是要打明白了你们,教你们明白你们并不是主人的民族,而世界的和平是必定仗着民族的平等与自由的!"他还要告诉山木:"你以为你们已经征服了我们,其实,战争还没有结束,你们还不能证明是否战胜!你们的三月亡华论已经落了空,现在,你们想用汉奸帮助你们慢慢的灭亡中国;你们的方法变动了一点,而始终没有觉悟你们的愚蠢与错误。汉奸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他们会害了我们,也会害了你们!日本人亡不了中国,汉奸也亡不了中国,因为中国绝对不向你们屈膝,而中国人也绝不相信汉奸!你们须及早的觉悟,把疯狂就叫作疯狂,把错误就叫作错误,不要再把疯狂与错误叫作真理!"

    可是,他在操场转了好几个圈子,把想好了的话都又咽回去。他觉得假若一个学者还疯狂到那个程度,别的没有什么知识的日本人就更可想而知了。即使他说服了一个山木,又有什么用处呢?况且,还不见得就能说服了他呢。

    要想解决中日的问题,他看清楚,只有中国人把日本人打明白了。我们什么时候把"主人"打倒,他才会省悟,才会失去自信而另打好主意。说空话是没有用处的。对日本人,枪弹是最好的宣传品!

    想到这里,他慢慢的走出校门。一路上,他还没停止住思索。他想:说服山木或者还是小事,更要紧的倒是怎样防止学生们不上日本教官的,与伪报纸的宣传的当。怎样才不教学生们上当呢?在讲堂上,他没法公开的对学生谈什么,他怀疑学生和教师里边会没有日本的侦探。况且,他是教英文的,他不能信口开河的忽然的说起文天祥史可法的故事,来提醒学生们。同时,假若他还是按照平常一样,除了教课,什么闲话也不说,他岂不是只为那点薪水而来上课,在拿钱之外,什么可以自慰自解的理由也没有了吗?他不能那么办,那太没有人味儿了!

    今天,听到瑞丰的一片话,他都没往心里放。可是,他却听进去了:暑假后要裁减英文钟点。虽然老二别的话都无聊讨厌,这点消息可不能看成耳旁风。假若他的钟点真的被减去一半或多一半,他怎么活着呢?他立起来。他觉得应当马上出去走一走,不能再老这么因循着。他须另找事作。为家计,他不能一星期只教几个钟点的英文。为学生,他既没法子给他们什么有益的指导,他就该离开他们——这不勇敢,可是至少能心安一点。去到处奔走事情是他最怕的事。但是,今天,他决定要出去跑跑。

    他走在院中,小顺儿和妞子正拉着瑞丰从祁老人屋里出来。

    "爸!"小顺儿极高兴的叫。"我们看会去!""什么会?"瑞宣问。

    "北平所有的会,高跷,狮子,大鼓,开路,五虎棍,多啦!多啦!今儿个都出来!"瑞丰替小顺儿回答。"本来新民会想照着二十年前那样办,教城隍爷出巡,各样的会随着沿路的耍。可是,咱们的城隍爷的神像太破旧了,没法儿往外抬,所以只在北海过会。这值得一看,多年没见的玩艺儿,今天都要露一露。日本人有个好处,他们喜欢咱们的旧玩艺儿!""爸,你也去!"小顺儿央求爸爸。

    "我没工夫!"瑞宣极冷酷的说——当然不是对小顺儿。

    他往外走,瑞丰和孩子们也跟出来。一出大门,他看见大赤包,高第,招弟,和胖菊子,都在槐荫下立着,似乎是等着瑞丰呢。她们都打扮得非常的妖艳,倒好象她们也是一种到北海去表演的什么"会"似的。瑞宣低下头,匆匆的走过去。他忽然觉得心里闹得慌,胃中一酸,吐了一口清水。山木与别的日本人的疯狂,他刚才想过,是必须教中国人给打明白的。可是,大赤包与瑞丰却另有一种疯狂,他们把屈膝与受辱看成享受。日本人教北平人吃不上粽子,而只给他们一些热闹看,他们也就扮得花花绿绿的去看!假若日本人到处遇到大赤包与瑞丰,他们便会永久疯狂下去!他真想走回去,扯瑞丰两个大嘴巴子。看了看自己的手,那么白软的一对手,他无可如何的笑了笑。他不会打人。他的教育与文化和瑞丰的原是一套,他和瑞丰的软弱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已!他和瑞丰都缺乏那种新民族的(象美国人)英武好动,说打就打,说笑就笑,敢为一件事,(不论是为保护国家,还是为试验飞机或汽车的速度,)而去牺牲了性命。想到这里,他觉得即使自己的手不是那么白软,也不能去打瑞丰了;他和瑞丰原来差不多,他看不起瑞丰也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更使他难过的是他现在须托人找事情作。他是个没有什么野心的人,向来不肯托人情,拉关系。朋友们求他作事,他永远尽力而为;他可是绝不拿帮助友人作本钱,而想从中生点利。作了几年的事,他觉得这种助人而不求人的作风使他永远有朋友,永远受友人的尊敬。今天,他可是被迫的无可奈何,必须去向友人说好话了。这教他非常的难过。侵略者的罪恶,他觉得,不仅是烧杀淫掠,而且也把一切人的脸皮都揭了走!

    同时,他真舍不得那群学生。教书,有它的苦恼,但也有它的乐趣。及至教惯了书,即使不提什么教育神圣的话,一个人也不愿忽然离开那些可爱的青年的面孔,那些用自己的心血灌溉过的花草!再说,虽然他自己不敢对学生们谈论国事,可是至少他还是个正直的,明白的人。有他和学生在一处,至少他可以用一两句话纠正学生的错误,教他们要忍辱而不忘了复仇。脱离学校便是放弃这一点点责任!他难过!

    况且,他所要恳求的是外国朋友呢。平日,他最讨厌"洋狗"——那种歪戴帽,手插在裤袋里,口中安着金牙,从牙缝中蹦出外国字的香烟公司的推销员,和领外国人逛颐和园的翻译。因此,他自己虽然教英文,而永远不在平常谈话的时候夹上英国字。他也永不穿西装。他不是个褊狭的国家主义者,他晓得西洋文明与文化中什么地方值得钦佩。他可是极讨厌那只戴上一条领带便自居洋狗的浅薄与无聊。他以为"狗仗人势"是最卑贱的。据他看,"洋狗"比瑞丰还更讨厌,因为瑞丰的无聊是纯粹中国式的,而洋狗则是双料的——他们一点也不晓得什么是西洋文化,而把中国人的好处完全丢掉。连瑞丰还会欣赏好的竹叶青酒,而洋狗必定要把汽水加在竹叶青里,才咂一咂嘴说:有点象洋酒了!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洋狗是最可怕的人,他们平常就以为中国姓不如外国姓热闹悦耳,到投降的时候就必比外国人还厉害的来破坏自己的文化与文物。在邻居中,他最讨厌丁约翰。

    可是,今天,他须往丁约翰出入的地方走。他也得去找"洋"事!

    他晓得,被日本人占据了的北平,已经没有他作事的地方,假若他一定"不食周粟"的话。他又不能教一家老小饿死,而什么也不去作。那么,去找点与日本人没有关系的事作,实在没什么不可原谅自己的地方。可是,他到底觉得不是味儿。假若他有几亩田,或有一份手艺,他就不必为难的去奉养着老亲。可是,他是北平人。他须活下去,而唯一的生活方法是挣薪水。他几乎要恨自己为什么单单的生在北平了!

    走到了西长安街,他看到一档子太狮少狮。会头打着杏黄色的三角旗,满头大汗的急走,象是很怕迟到了会场的样子。一眼,他看见了棚匠刘师傅。他的心里凉了一阵儿,刘师傅怎么也投降了呢?他晓得刘师傅的为人,不敢向前打招呼,他知道那必给刘师傅以极大的难堪。他自己反倒低下头去。他不想责备刘师傅,"凡是不肯舍了北平的,迟早都得舍了廉耻!"他和自己嘟囔。

    他要去见的,是他最愿意看到的,也是他最怕看到的,人。那是曾经在大学里教过他英文的一位英国人,富善先生。富善先生是个典型的英国人,对什么事,他总有他自己的意见,除非被人驳得体无完肤,他决不轻易的放弃自己的主张与看法。即使他的意见已经被人驳倒,他还要卷土重来找出稀奇古怪的话再辩论几回。他似乎拿辩论当作一种享受。他的话永远极锋利,极不客气,把人噎得出不来气。可是,人家若噎得他也出不来气,他也不发急。到他被人家堵在死角落的时候,他会把脖子憋得紫里蒿青的,连连的摇头。而后,他请那征服了他的人吃酒。他还是不服气,但是对打胜了的敌人表示出敬重。

    他极自傲,因为他是英国人。不过,有人要先说英国怎样怎样的好,他便开始严厉的批评英国,仿佛英国自有史以来就没作过一件好事。及至对方也随着他批评英国了,他便改过来,替英国辩护,而英国自有史以来又似乎没有作错过任何一件事。不论他批评英国也罢,替英国辩护也罢,他的行为,气度,以至于一举一动,没有一点不是英国人的。

    他已经在北平住过三十年。他爱北平,他的爱北平几乎等于他的爱英国。北平的一切,连北平的风沙与挑大粪的,在他看,也都是好的。他自然不便说北平比英国更好,但是当他有点酒意的时候,他会说出真话来:"我的骨头应当埋在西山静宜园外面!"

    对北平的风俗掌故,他比一般的北平人知道的还要多一些。北平人,住惯了北平,有时候就以为一切都平平无奇。他是外国人,他的眼睛不肯忽略任何东西。凡事他都细细的看,而后加以判断,慢慢的他变成了北平通。他自居为北平的主人,因为他知道一切。他最讨厌那些到北平旅行来的外国人:"一星期的工夫,想看懂了北平?别白花了钱而且污辱了北平吧!"他带着点怒气说。

    他的生平的大志是写一本《北平》。他天天整理稿子,而始终是"还差一点点!"他是英国人,所以在没作成一件事的时候,绝对不肯开口宣传出去。他不肯告诉人他要写出一本《北平》来,可是在遗嘱上,他已写好——杰作《北平》的著者。

    英国人的好处与坏处都与他们的守旧有很大的关系。富善先生,既是英国人,当然守旧。他不单替英国守旧,也愿意为北平保守一切旧的东西。当他在城根或郊外散步的时候,若遇上一位提着鸟笼或手里揉着核桃的"遗民",他就能和他一谈谈几个钟头。他,在这种时候,忘记了英国,忘记了莎士比亚,而只注意那个遗民,与遗民的鸟与核桃。从一个英国人的眼睛看,他似乎应当反对把鸟关在笼子里。但是,现在他忘了英国。他的眼睛变成了中国人的,而且是一个遗民的。他觉得中国有一整部特异的,独立的,文化,而养鸟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忘了鸟的苦痛,而只看见了北平人的文化。

    因此,他最讨厌新的中国人。新的中国人要革命,要改革,要脱去大衫而穿上短衣,要使女子不再缠足,要放出关在笼子中的画眉与八哥。他以为这都是消灭与破坏那整套的文化,都该马上禁止。凭良心说,他没有意思教中国人停在一汪儿死水里。可是,他怕中国人因改革而丢失了已被他写下来的那个北平。他会拿出他收藏着的三十年前的木版年画,质问北平人:"你看看,是三十年前的东西好,还是现在的石印的好?看看颜色,看看眉眼,看看线条,看看纸张,你们哪样比得上三十年前的出品!你们已忘了什么叫美,什么叫文化!你们要改动,想要由老虎变成猫!"

    同年画儿一样,他存着许多三十年前的东西,包括着鸦片烟具,小脚鞋,花翎,朝珠。"是的,吸鸦片是不对的,可是你看看,细看看,这烟枪作的有多么美,多么精致!"他得意的这样说。

    当他初一来到北平,他便在使馆——就是丁约翰口中的英国府——作事。因为他喜爱北平,所以他想娶一个北平姑娘作太太。那时候,他知道的北平事情还不多,所以急于知道一切,而想假若和中国人联了姻,他就能一下子明白多少多少事情。可是,他的上司警告了他:"你是外交官,你得留点神!"他不肯接受那个警告,而真的找到了一位他所喜爱的北平小姐。他知道,假若他真娶了她,他必须辞职——把官职辞掉,等于毁坏了自己的前途。可是,他不管明天,而决定去完成他的"东方的好梦"。不幸,那位小姐得了个暴病儿,死去。他非常的伤心。虽然这可以保留住他的职位,可是他到底辞了职。他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住死者——虽然没结婚,我可是还辞了职。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常常的嘟囔着:"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而加上:"我想作东方人都不成功!"辞职以后,他便在中国学校里教教书,或在外国商店里临时帮帮忙。他有本事,而且生活又非常的简单,所以收入虽不多,而很够他自己花的。他租下来东南城角一个老宅院的一所小花园和三间房。他把三间房里的墙壁挂满了中国画,中国字,和五光十色的中国的小玩艺,还求一位中国学者给他写了一块匾——"小琉璃厂"。院里,他养着几盆金鱼,几笼小鸟,和不少花草。一进门,他盖了一间门房,找来一个曾经伺候过光绪皇帝的太监给他看门。每逢过节过年的时候,他必教太监戴上红缨帽,给他作饺子吃。他过圣诞节,复活节,也过五月节和中秋节。"人人都象我这样,一年岂不多几次享受么?"他笑着对太监说。

    他没有再恋爱,也不想结婚,朋友们每逢对他提起婚姻的事,他总是摇摇头,说:"老和尚看嫁妆,下辈子见了!"他学会许多北平的俏皮话与歇后语,而时常的用得很恰当。

    当英国大使馆迁往南京的时候,他又回了使馆作事。他要求大使把他留在北平。这时候,他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

    他教过,而且喜欢,瑞宣,原因是瑞宣的安详文雅,据他看,是有点象三十年前的中国人。瑞宣曾帮助他搜集那或者永远不能完成的杰作的材料,也帮助他翻译些他所要引用的中国诗歌与文章。瑞宣的英文好,中文也不错。和瑞宣在一块儿工作,他感到愉快。虽然二人也时常的因意见不同而激烈的彼此驳辩,可是他既来自国会之母的英国,而瑞宣又轻易不红脸,所以他们的感情并不因此而受到损伤。在北平陷落的时候,富善先生便派人给瑞宣送来信。信中,他把日本人的侵略比之于欧洲黑暗时代北方野蛮人的侵袭罗马;他说他已有两三天没正经吃饭。信的末了,他告诉瑞宣:"有什么困难,都请找我来,我一定尽我力之所能及的帮助你。我在中国住了三十年,我学会了一点东方人怎样交友与相助!"瑞宣回答了一封极客气的信,可是没有找富善先生去。他怕富善老人责难中国人。他想象得到老人会一方面诅咒日本人的侵略,而一方面也会责备中国人的不能保卫北平。今天,他可是非去不可了。他准知道老人会帮他的忙,可也知道老人必定会痛痛快快的发一顿牢骚,使他难堪。他只好硬着头皮去碰一碰。无论怎么说,吃老人的闲话是比伸手接日本人的钱要好受的多的。

    果然不出他所料,富善先生劈头就责备了中国人一刻钟。不错,他没有骂瑞宣个人,可是瑞宣不能因为自己没挨骂而不给中国人辩护。同时,他是来求老人帮忙,可也不能因此而不反驳老人。

    富善先生的个子不很高,长脸,尖鼻子,灰蓝色的眼珠深深的藏在眼窝里。他的腰背还都很直,可是头上稀疏的头发已差不多都白了。他的脖子很长,而且有点毛病——每逢话说多了,便似堵住了气的伸一伸脖子,很象公鸡要打鸣儿似的。

    瑞宣看出来,老人的确是为北平动了心,他的白发比去年又增加了许多根,而且说话的时候不住的伸脖子。虽然如此,他可是不便在意见上故意的退让。他不能为挣钱吃饭,而先接受了老人的斥责。他必须告诉明白了老人:中国还没有亡,中日的战争还没有结束,请老人不要太快的下断语。辩论了有半个多钟头,老人才想起来:"糟糕!只顾了说话儿,忘了中国规矩!"他赶紧按铃叫人拿茶来。送茶来的是丁约翰。看瑞宣平起平坐和富善先生谈话,约翰的惊异是难以形容的。

    喝了一口茶,老人自动的停了战。他没法儿驳倒瑞宣,也不能随便的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只好等有机会另开一次舌战。他知道瑞宣必定有别的事来找他,他不应当专说闲话。他笑了笑,用他的稍微有点结巴,而不算不顺利的中国话说:"怎样?找我有事吧?先说正经事吧!"

    瑞宣说明了来意。

    老人伸了好几下脖子,告诉瑞宣:"你上这里来吧,我找不到个好助手;你来,我们在一块儿工作,一定彼此都能满意!你看,那些老派的中国人,英文不行啊,可是中文总靠得住。现在的中国大学毕业生,英文不行,中文也不行——你老为新中国人辩护,我说的这一点,连你也没法反对吧?""当一个国家由旧变新的时候,自然不能一步就迈到天堂去!"瑞宣笑着说。

    "哦?"老人急忙吞了一口茶。"你又来了!北平可已经丢了,你们还变?变什么?"

    "丢了再夺回来!"

    "算了!算了!我完全不相信你的话,可是我佩服你的信念坚定!好啦,今天不再谈,以后咱们有的是机会开辩论会。下星期一,你来办公,把你的履历给我写下来,中文的和英文的。"

    瑞宣写完,老人收在衣袋里。"好不好喝一杯去?今天是五月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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