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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逢李龟年 (唐)杜甫

时间:2010/3/5 9:52:41  点击:4758 次
江南逢李龟年 (唐)杜甫 朗诵:林如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作者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盛唐大诗人。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这一时期曾先后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和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返成都。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综观杜甫一生思想是“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傅,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对后来元白的“新乐府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有《杜工部集》。

[注释]

    李龟年: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著名乐师,擅长唱歌。因为受到皇帝唐玄宗的宠幸而红极一时。“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江南,卖艺为生。
    岐王:名李范,唐玄宗的弟弟,被封为岐王。他爱好文学,喜欢结交文人墨客。
    寻常:平常,经常。
    崔九:名崔涤,因为在兄弟间排行第九,所以得名。崔九曾任秘书监,是唐玄宗的宠臣。
    堂:府中,家中。
    几度:多次。
    落花时节:这里是指暮春三月。
    君:指李龟年。

[译诗]

    歧王府第里经常看见您,也在崔九的家里多次听到您的唱歌。
    现在正好是江南风景秀美的时候,在这暮春季节再次遇见了你。 
   
[赏析]

    《这是杜甫绝句中最有情韵、最富含蕴的一篇。只二十八字,却包含着丰富的时代生活内容。如果诗人当年围绕安史之乱的前前后后写一部回忆录,是不妨用它来题卷的。

  李龟年是开元时期“特承顾遇”的著名歌唱家。杜甫初逢李龟年,是在“开口咏凤凰”的少年时期,正值所谓“开元全盛日”。当时王公贵族普遍爱好文艺,杜甫即因才华早著而受到岐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的延接,得以在他们的府邸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而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往往是特定时代的标志和象征。在杜甫心目中,李龟年正是和鼎盛的开元时代、也和自己充满浪漫情调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几十年之后,他们又在江南重逢。这时,遭受了八年动乱的唐王朝业已从繁荣昌盛的顶峰跌落下来,陷入重重矛盾之中;杜甫辗转漂泊到潭州,“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晚境极为凄凉;李龟年也流落江南,“每逢良辰胜景,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明皇杂录》)。这种会见,自然很容易触发杜甫胸中本就郁积着的无限沧桑之感。“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诗人虽然是在追忆往昔与李龟年的接触,流露的却是对“开元全盛日”的深情怀念。这两句下语似乎很轻,含蕴的感情却深沉而凝重。“岐王宅里”、“崔九堂前”,仿佛信口道出,但在当事者心目中,这两个文艺名流经常雅集之处,无疑是鼎盛的开元时期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的渊薮,它们的名字就足以勾起对“全盛日”的美好回忆。当年出入其间,接触李龟年这样的艺术明星,是“寻常”而不难“几度”的,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是不可企及的梦境了。这里所蕴含的天上人间之隔的感慨,是要结合下两句才能品味出来的。两句诗在迭唱和咏叹中,流露了对开元全盛日的无限眷恋,好像是要拉长回味的时间似的。

  梦一样的回忆,毕竟改变不了眼前的现实。“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风景秀丽的江南,在承平时代,原是诗人们所向往的作快意之游的所在。如今自己真正置身其间,所面对的竟是满眼凋零的“落花时节”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艺人。“落花时节”,象是即景书事,又象是别有寓托,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熟悉时代和杜甫身世的读者会从这四个字上头联想起世运的衰颓、社会的动乱和诗人的衰病漂泊,却又丝毫不觉得诗人在刻意设喻,这种写法显得特别浑成无迹。加上两句当中“正是”和“又”这两个虚词一转一跌,更在字里行间寓藏着无限感慨。江南好风景,恰恰成了乱离时世和沉沦身世的有力反衬。一位老歌唱家与一位老诗人在飘流颠沛中重逢了,落花流水的风光,点缀着两位形容憔悴的老人,成了时代沧桑的一幅典型画图。它无情地证实“开元全盛日”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一场翻天复地的大动乱,使杜甫和李龟年这些经历过盛世的人,沦落到了不幸的地步。感慨无疑是很深的,但诗人写到“落花时节又逢君”,却黯然而收,在无言中包孕着深沉的慨叹,痛定思痛的悲哀。这样“刚开头却又煞了尾”,连一句也不愿多说,真是显得蕴藉之极。沈德潜评此诗:“含意未申,有案未断”。这“未申”之意对于有着类似经历的当事者李龟年,自不难领会;对于后世善于知人论世的读者,也不难把握。象《长生殿·弹词》中李龟年所唱的:“当时天上清歌,今日沿街鼓板”,“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凄凉满眼对江山”等等,尽管反复唱叹,意思并不比杜诗更多,倒很象是剧作家从杜诗中抽绎出来似的。

  四句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尽管诗中没有一笔正面涉及时世身世,但透过诗人的追忆感喟,读者却不难感受到给唐代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繁荣带来浩劫的那场大动乱的阻影,以及它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心灵创伤。确实可以说“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孙洙评)。正象旧戏舞台上不用布景,观众通过演员的歌唱表演,可以想象出极广阔的空间背景和事件过程;又象小说里往往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时代一样。这首诗的成功创作似乎可以告诉我们: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和丰富生活体验的大诗人那里,绝句这样短小的体裁究竟可以具有多大的容量,而在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时,又能达到怎样一种举重若轻、浑然无迹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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