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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每次大闹之后都是加倍地温存和柔情似水

时间:2014/1/4 15:27:29  点击:2706 次
  每次大闹之后都是加倍地温存和柔情似水,如同大灾之后必要开仓放粮一样。像虫子会对农药产生抗药性一样,我对杜梅的歇斯底里和恐吓症也渐渐习以为常。有时隔一段不闹,我还会蓦然一怔,若有所失:“咦。这阵怎么没闹?”

  我曾经试图弄清她发作的周期和间歇规律。有聪明人讲过这和女人的月经周期有关系。

  还有人认为和潮汐、太阳黑子活动有关。据我观察和记录,也不是十拿九稳、万无一失。有一点可以肯定,她每次单独外出回来,必要寻衅滋事,当天不闹,隔天也要发作。她外出的时间不固定,有时一月去几次,有时数月不去。她对这种目的不明的外出的解释是:去看一个她家的老邻居,此人曾从生活上关心过她。

  制怒。我在白纸上蘸墨挥毫写下龙飞凤舞的两个大字,然后工工整整地题款:书赠杜梅小朋友共勉。

  杜梅笑完把纸一把撕了:“少来这套。”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潘佑军弹了一遍托先生的陈词滥调,引申道:“我老婆也跟我吵。”

  他不久前也结了婚,娶了一个外国企业的女雇员。外国老板和他都是看中了这位小姐的同一个优点: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你那个老婆还是不错的,起码没跟你软硬兼施,这也挺可爱。我那个老婆硬就硬到底,绘我几天后脑勺看那是常事,所以你现在问我她长什么样我还真说不上来。我说你都会以为是我瞎编的,她现在索性用英语骂我了,就为听不懂她骂的是什么,我真跟她急过几次。”

  潘佑军的一个朋友在稻香湖开了一个马场,潘佑军几次提出去那儿玩一趟,找找绅士的感觉。

  于是我们约了一帮朋友,找了一辆车,说好不许带老婆,我回家一说,杜梅不答应。

  从结婚后,她就成了我的小尾巴,除了我上班她不跟着去。我去哪儿都得挎着她。

  “你不带我去,带谁去?”

  “谁都不带,一帮老爷们儿,多一个女的你别扭不别扭?”

  “不别扭。人家外国总统出门还带夫人呢。就中国,从上到下到哪儿都是一帮男的。”

  然后对我下死命令:“我要不去你也不许去。”

  我只好带她去,车来了一瞧,潘佑军也带了老婆。其他几个哥们儿还带了两个不三不四的女人。

  杜梅一脸瞧不起那两个身份暧昧的女人的样子,透着自己是明媒正娶,上车只跟潘佑军的老婆亲亲热热说话。

  有四个女人骑马,马场里就是一片尖叫声。只见四匹马一溜排开,在场子里奔驰,每匹马上都高坐着一个头发飘散、两眼发进、狂叫不已的女子。马跑到我们面前时,就有哀求声:“让它停下来吧。”杜梅尚算果敢,虽很紧张,但坚持跑了几圈,下来还很从容:“挺好玩的。”令我自豪。杜梅在外面总很给我挣面子,除有几分难得的姿色,且举止大方。从不扭捏,令其他男士肃然起敬。

  我翻身上马,立于马上缓缓巡视,作统帅状。俄顷,将掌往前一推,叫了一声:“部队跟上。”纵马疾驰。

  马一跑起来,我才感到头晕,脚踝处也被铁蹬磨得生疼。我强撑着跑了一圈,经过站在树荫下的女人们面前不嘶哑地喊了一句:“为了斯大林!”心里却为不知如何勒马停住暗暗着急。那劣马越跑越快,我在马背上颠得像个大包袱,踝骨大概已经被磨出血了。这时,那马大概看见自己爱人了,在正由马场主人勒着缰颤巍巍下马的潘佑军的马前猝然一停,我滚鞍落马,跌入尘埃。那边树荫下一片狂笑。

  杜梅向我跑过来,搀我起来,关切地问:“摔坏没有?”

  “没事。”我作轻松状,笑着拍了那马一下:“跟我调皮。”

  那马打了响鼻,尥我一蹶子,我慌忙躲开。

  那边笑声又起。杜梅周身上下给我掸土,我闪开她,悻悻地道:“假关心什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真不识好歹。”杜梅自我一眼,向那伙人走去。

  中午我们在绿如墨玉的鱼塘岸边垂钓,四周田野飘来浓郁的粪香。不远处的一排猪圈,猪们在吃饭,吱吱呀呀拱叫不已。杜梅一直不理我,与潘佑军的老婆站在树荫嘀嘀咕咕说话。我在这边故意大声喧哗:“嗬,又钓上一条大的。”她看也不看一眼。“潘佑军看着自己老婆和杜梅神秘地交谈,忧心忡忡,十分不安:”你老婆不会给我胡说八道吧?“

  “不会,她不敢。”我替杜梅辩护。

  最好不要让老婆和老婆勾结起来。“潘佑军说,”她们互相传授经验受不了。本来是掏个钱包进了监狱,出来就五毒俱全了。“一会儿,她们两人笑吟吟地走过来,不住地拿眼打量我们,看得我和潘佑军心里发虚,满腹狐疑。

  你俩聊什么呢?“杜梅坐到我身边,我小声问她。

  “没聊什么,瞎聊。”她笑眯眯地注视着水面,若有所思。

  回到家一直到晚上,她终是面带一丝笑,不说话,冷眼观察我。我倒不怕潘佑军的老婆,就怕潘陆军暗地里和她说过什么,这话经她之口传给杜梅。

  “干嘛老这么看我,盯贼似的?”“没事,喜欢你,就看看。”她仍是一高深莫测的样子。

  “潘佑军老婆跟你说什么了?”

  “你害什么怕呀?心虚什么?你有什么怕人说的?”

  “我能有什么?”我故作爽朗地笑,“不怕,一生光明磊落。”

  “还是的。她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怎么聊那么半天?”

  “呵,我们聊自个的丈夫呢。放心。”她望着我笑,“我都是说你好,怎么体贴怎么照顾我,我当着外人一向都是夸你,不像你,总跟人家说我不好。”

  “我什么时候跟人说过你不好了?”

  “那是谁说的我老爱和你吵架,无理取闹?得啦,我不是要跟你算账,你也别紧张。”

  “那她呢?都说潘佑军什么了?”我讪讪的,转移话题。

  “说潘佑军好,比你对我好。”

  “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他,在外边花着呢。”

  甭管人家在外边怎么花回到家里对老婆就是温柔,这点就比你强。人家每天早晨出站都要互相接吻,互相说我爱你。潘佑军出差在外地还每天一个电话。“

  我大笑:“是用英文说的吧?”

  “甭管用什么文,这说明他心里有她。你就从来没对我这样过,有时人家想和你粘乎粘乎,你总把我一把推开,还说我酸。人家俩口子怎么就能那样?”

  “那都是跟外国电影里学的,你怎么喜欢这套?令人作呕。”“我就喜欢这套。”“杜梅,咱们是中国人,就要讲究个中国气派和中国形式。”“中国人怎么啦?中国人都是伪君于。你从来都没说过一句爱我,从咱们认识就没听你说过。不行,今天你非得对我说你到底爱不爱我?”“这还用说么?我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什么实际行动?我就要听你用嘴说,爱还是不爱?”

  “当然……”“别拐拐弯抹角,直接了当……怎么就这么难呢?比要你命还难?”“我这人内向……”“少废话!你说不说?好,你不愿意说,那就说明你不爱我。”“不不不。”“那你就说!”我看着她,嘴皮动了动,话没说出来人先笑了:“你怎么那么注重形式?”“我就是注重形式,你说!”

  “爱。”我说完自己脸红了。

  她搂住我脖子,兴奋得容光焕发,人像打了一束光,深情地望着我眼睛:“是真心话么么?”

  “是。”“你瞧你,你瞧你,我一搂你,你就数我排骨——你都成习惯了。”“嘿,贾玲,干嘛去去了?”

  我和杜梅出院门,正碰上贾玲一个人低着头从外面回来,杜梅和她招呼。“没干嘛,出去了一趟。”贾玲淡谈地应了一声,和我们擦肩而过。“你那‘情儿’情绪不高。”杜梅笑着对我说,“听说她最近失恋了。好容易看上一个人,人家又看不上她。”

  “别老‘你那情儿’、‘你那情儿’的,人家还是大姑娘,你老这么说算怎么回事。”

  那天我的情绪也不高。上班时办公室里的同事都在议论,说我们单位原来一个辞职不干的人发了财,买了房子买了车,我们单位有的过去跟他关系不错的蒙邀去他家玩,回来说他家搞得和宾馆似的。由此说开来,大家历数自己认识的人中谁出国了谁成“老板”了。聊了一上午,聊得全办公室的人又妒又恨,醋劲十足,造成了一个印象:似乎敢在外边混的人都混出了头,而这些人过去都不在我等话下。接着便是发牢骚,怨分配不公,怨法制不健全,叹老实人吃亏。

  下班回到家,我仍无法从嗔怨的情绪中自拔,默默地坐在一边啃着指甲沉思。杜梅患了感冒没去上班,一天在家,吃饱了,睡足了,见到我回来心情雀跃。直过来往我膝盖上坐,整个身子仰在我怀里,头搁在我的肩膀上亲呢地蹭我脸。

  “哎,你怎么一屁股就往别人身上坐?”我双手推她,“累着呐。”她赖着不起来:“你累什么呀?上班也是坐着胡侃。”

  “叫你说的,我们胡侃?我们胡侃这国家的经济生活早停顿了。”我双手托起她腰,自己一撤身,把她留在沙发上。自己另找了一把椅子坐下。她又跟过来,骑坐在我膝上,我腿一伸直,她像坐滑梯一样溜到地上蹲坐在我脚上,仰脸盯着我:

  “你就对我这样?”“别烦了,忙了一天那么累,你还添乱。”我把脚从她屁股底下抽出,令她一下坐在地上,随手拎过一张报纸遮住脸看。刚看了眼大标题,她就劈手把报纸从我手中抢走,站在我面前说道:“你还烦了?你烦什么?”

  “别闹,把报纸拿来。”

  我伸手去夺报纸。她把报纸藏到身后:

  “谁闹了?你先说,谁烦你了?”

  我没理她,随手又拿起一本书翻,她“啪”地把那本书打掉。“瞧你那无耻的样子。”

  我弯腰拣书。

  她一脚把书踢得老远,书面飞舞一番卷角皱边地摊在地上。“你非找我收拾你一顿是不是?”

  “你来呀你来呀。”她笑着退了几步。

  我看她一眼,毫无表情,扭脸看窗外树叶已经泛黄的树木。“给你给你。”她把报纸糊在我脸上,走开:“就显得你多关心国家大事似的。”我接住报纸,低头看起来。她在一边准备晚饭,在一个盆里揉面团,唠唠叨叨和我说着她们医院里的事,谁没按医嘱给药,病人出了问题,家属打上门来;一个老干部嫌医院对他的病不重视,把院长、政委臭骂一顿,还给后勤首长打了电话;保卫科查丢失的吗啡,发现所有护士的更衣柜里都有医院的纱布和敷料,“你那情儿”和保卫科长大吵一场。

  她现在提到贾玲,从不说她名宇,只说“你那情儿”。

  我逐版看报,并不答腔。

  “今天谁来了?”她揉好面,拍着光洁圆润的面团用右手托在肩旁,直起腰问我。“谁来了?”我哗哗往前翻报纸头版。

  “我也不知道,出门就见满街旗子,不认识哪国旗。”

  “你今天出去了?”“下午没事上街做了头发。你没发现?”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头儿。”我放下报纸,看了她一眼:“难看死了,怎么还卷了刘海?”

  “人说这是今年世界上最时兴的发式。”

  “你不适合,你说的是今年世界上老年妇女最时兴的发式吧?芭芭拉似的。”“你觉得不好?”“太不好了。跟谁养的什么宠物似的。”

  “那怎么办呀?只好明天去削了。”她把面团搁在案板用力撤开,然后用刀麻利地切成一把吧细细的面条,撒上干面,一根根抖落开。“吃完晚饭,我撂下碗又爬上床躺着看书。

  她洗完碗,过来说:“今晚总政来院里慰问伤病员,在礼堂演歌舞。”“不去。”

  “‘腕儿’全来了,我想去。”

  “要去你一人去。”“哎,你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话,你就光看书,破书有什么好看的?”我不说话,又翻了一面。

  “你放下不放下?不放下我可抢了。”

  “敢!”“哎,你今天怎么回事?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她在我身边坐下,床垫往下一陷。“你们头儿又找你茬儿了?”

  “没有。”“那是你们办公室谁又提拔了没你份儿?”

  “你怎么这么烦呀?”我撂下书露出脸。“你相看演出你就去,呗,非拉上我干吗?”

  “准是,你们同年的都有当处长的,你连个主任科员还没混上。”我“啪”地把书往床头横上一折:“你少拿你那套庸俗观点来想我!我那么爱当那主任科员?我要想当司长也不是不可能。嘁,女人就是他妈势利!”

  “那你是为什么呀?”“不为什么。”我愤愤不平重又拣起书,旋又立地坐起:“噢,没事就不能安静躺会儿了?心情寂寞,思绪惆怅,感时伤怀,小资产阶级情调浓郁——不行么?”

  “看你也象——无病呻吟。”杜梅下了床,对镜理妆,准备出门。“心情寂寞——又想谁呢?感时伤怀——对谁不满?”

  我一边看书一边对她连连挥手,让她快走。

  “你还别不耐烦,你再撵我我还不走了。”她继续嘟嘟哝哝地说:“摆什么臭架子,就你有情调?使用什么呀?一个小职员,挣的钱还没我多呢。惹我急了,撵出门去,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你少罗嗦!”“我就罗嗦!”她在门口一个转身:“人家有什么事都跟你说,你有什么事全藏在心里。要不说你老奸巨滑呢,一天到晚不知都在琢磨什么,阴得跟糖尿病人似的,哪天我叫你卖了还不知道呢。”我没有接茬和,她自己忽然动了气,冲我嚷:“别觉你挺了不起的,有什么本事你倒是使呵?就会说。早看穿你了,典型的志大才疏,没什么本事还这也瞧不起那也看不上,好像天下谁也不如你。哼,琢磨也是瞎琢磨,气也是自气,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我还告你!”

  我气得脸都白了,心里一阵阵悸痛,别人说这话犹可,你也说这种话。我由怒转为辛酸,连声冷笑:“看出来是吧,看出来就好。就我这种没本事人,偏还有人哭着喊着赖上门来,我也不明白了,这种人怎么傻成这样?”

  “你还别觉得离了你不成。”她丝毫没察觉我的异样,反而洋洋得意。“追我的人多了。今天我跟你离了,明天我就能找个比你强百倍的。”“那你找去呀。”“找怎么啦?不新鲜,明儿我就给你领一打回来。我这样儿的,嘁,别人找都找不着,恨不得把我供起来,顶在头上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就在你这儿,什么都不是,连个丫环都不如。每天伺候你一句好话都得不到。告诉你,我对你真够可以的了,没我这样的。人家妻子除了穿戴打扮还有几个做饭的?他妈的我也真是贱,放着福不享偏来受你的治。离婚!我还不信天下再没有对我好的了——是个人就比你强。”她摔摔打打,嘴里一个劲嘲哝着乱骂:“什么东西?

  越对他好越不行。人就是不知好歹忘恩负义越老实他越欺负你。离婚,我下决心了,不过了……“

  “离就离,王八蛋不离。”

  ‘你就等着我说这句话呢吧?你就逼着、折磨我好让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呢吧?“杜梅恶狠狠地逼到我面前,”你早盼着跟我离婚呢吧?一晚琢磨的就是这个。“

  “到底谁逼谁呀?又不是我先说的离婚。”

  “我说的都是气话,你说就是真的!”杜梅哭了。

  “好啦好啦,既然不想离,就别老说气话。”她一哭,我也肝颤。“我又没想离。”

  “离,孙子不离!”她倒来劲了。

  “你说你老这么说有意思么?你真敢离么?你要真想离那咱们就离,真拽着去又不去了。老拿这威胁人你不怕伤感情么?”

  我蓦地心酸了,眼圈也红了:“老说我对你不好,我除了有时假不大理人什么时候对你说过……你就什么混账话侮辱人的话都可对我乱说……”

  “我不是真那么想的,我就是气,你一不理我,我就心里急……”“哪么你骂我呢?”

  “你气我就不气?可我敢说么?我随便说一句什么你就觉得我别有用心。老实告诉你,我忍了多时了,我受过谁的气?和你结婚说句那什么的话我的自尊心男子气概……”我哽咽地说不下去了,使劲一吸将要流出的鼻涕,悲伤地仰起头。

  “那不是因为我爱你,特别特别怕失去你。”她看着我脸色,小心翼翼地贴上来,见我没有拒绝,便一头靠在我的胸前。“没你这样爱的。你该把我当一个人爱,不能像爱件东西,这样你只能失去我。”“以后我改。”“你说过多少回改了?你改过一回么?过后就犯。”

  “这回是真的。你不相信我了?”

  “老实说,我不大相信你,但不相信又能怎么办呢?又不能和你决裂我又做不出来,就这么凑和过吧。”

  她注视着我的眼睛,我和她对视片刻,把目光移开。

  “我不想你这种口气对我说话。”

  “不想也没办法,我现在没心情说你爱听的话。”

  “你讨厌我了?”我叹口气,紧紧搂了她一下,看着已经漆黑一片的窗外:“别胡思乱想了。”

  实际上我最激烈的思想活动没有告诉杜梅。那种令我齿冷冷的、我感到受到严重伤害的感觉一直带到我们上床睡觉,甚至做爱也没有使我忘掉它。尽管我知道她是无心的,但我也不能原谅她。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原谅过任何人。我可以容忍别人对我的谩骂、攻击,容忍别人怀疑我的品质,哪怕贬低我的人格,但我决不容忍别人对我能力的怀疑!此辈我定要穷追至天涯海角,竞我一生予以报复。我活着,所作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些曾经小看过我的人逐一踩到脚下!

  我躺在黑暗的床上,旁边传来杜梅入睡后均匀的呼吸,我情绪激荡,亢奋异常。那些曾经羞辱过我的人的脸孔一张张在我的眼前浮现,我想像着他们落入我手之后的情景,咬牙切齿地体难着复仇的快感。

  别美!我有一生的时间等着你们。

  当我想到将要对她施以报复之后的那个结果,我无声地恸哭了。她从包里拿出两条“牡丹”烟,又拿出条“中华”烟,都是那种老牌子不带过滤嘴的。现在这种烟在市面上已经不大容易买到她又拿出两简上海产的“白玉”牙膏,这也是不大时兴的老名牌。第二天,她外出一整天,回来照旧疲惫不堪,心情恶劣。

  她开始织毛衣,用那种结实的黑色纯羊毛线。

  贾玲单身住在医院宿舍里,有时没事或电视里有好节目她就到我家看电视。医院干部食堂的伙食不好,但经常分一些牛羊肉鸡鱼什么的,她就拎到我们这儿来,吃的时候杜梅也把她叫来一起吃。一次她看到我书柜里有副象棋,便问我:“会下么?”“当然,高段选手,你会玩么?”

  她说她爸爸爱下,她小时候老在旁边看:“会走子儿吧。”接着邀请我下两盘。“哎哟,你真不知好好,陪你下盘指导棋吧。”我忙不迭拿棋清理桌面铺盘摆子,同时招呼杜梅,“杜梅,伺候棋局,倒茶。”我大模大样坐在桌前,点起一支烟:“虽然好久没下,但赢你还是有富裕,要不要让你半扇?”

  贾玲光抿嘴笑,不说话,开始有条不索地走子。

  一会儿我就认真了,开始思考,贾玲笑了,望着我天真烂漫,叫杜梅:“过来看看。”

  杜梅打着毛衣过来看了一眼,说我:“现了吧?”

  “好汉不赢头一板。”我胡撸了棋盘重新摆子。“让你一盘,高兴高兴。”“你别让我,真别让我了,自个也高兴高兴。”第二盘我又输了,贾玲笑道。“那我就真不让你了。”第三盘走了半天后,我说:“这盘还是让你吧。”我夸奖贾玲:“进步真快。看到年轻人这么有出息,我比自己赢棋还高兴。你下棋真有我年轻时候的神韵。”

  “都第几盘了?”杜梅问。

  贾玲伸出一巴掌。“你得算臭棋篓子了吧?连女的都赢不了。”“你别着急,我招儿都没使呢。”

  第六盘我终于取得了优势,逼得贾玲苦苦思索。

  “我可以负责地讲:你没戏了。”我含笑站起身喝茶点烟。“不能光输就完了。我为什么这么跳马?这都是有讲的。”

  贾玲推盘笑说:“只赢一盘,得意成这样。我是不忍再赢你,怕你想不开上吊。”“不在赢多少,看出功力来了吧?”我送贾玲出门时对她说:“以后想提高,就来找我,别不好意思。我不像他们,没架子,爱教着呢。”“你不说我跟你下棋把手都下臭了。”贾玲笑着离去。

  从此我和贾玲隔三差五就要会战一番。她不来我都要去硬拖她,堵着她们宿舍门下战表:“输怕了吧?不敢下了吧?”

  一天周末,我和贾玲恶战了一晚止。那天我攻势甚猛,几次和她在局数上战成平局。我已经不满足战术性的胜利,一定要获得整个战争的体胜。我对这次胜利已经盼望很久了。11点半时贾玲要走,被我拦住了。

  “那好,再下半小时,12点我一定走。”

  12点时她仍超出我一局。

  “再下半小时,12点半走,你现在走不够意思。”

  “你就让他赢吧。贾玲。”杜梅说。她先还感兴趣,看了一会儿,奚落了我几句,后来电视节目都播完了,她就上床躺着去了。“我是想让他赢,可他赢不了,除非我不走子儿了,等着他吃。”直到一点,我看贾玲实在困了,也没情绪再下,就让她走了。“别走了。”杜梅躺在床上说,“又不是外人,就睡这儿吧。”

  “那只好你睡地上了。”贾玲笑。

  “快追去呀。”贾玲走后,杜梅躺在床上乜着眼朝我说:“她们宿舍今晚就她一人。”

  说完她翻身朝里睡了。

  下次我领贾玲来下棋,一找棋,棋不见了。

  “棋呢?”我问杜梅。“不知道呵。”她睁大眼睛,一副无辜的样子。

  我转身又找,哪儿都没有。

  “是不是你给扔了?”“哎,你怎么这么说话?”杜梅笔顾一下,立刻严肃起来。“我扔棋干吗?你自己搁哪儿了?”

  “我就搁这桌子上了,怎么会没有了?这屋里就这么大地方。”“找不着算了。”贾玲说。“没棋不下了。”

  “不该呀,怎么会不见了?”我看杜梅。

  “你看我干吗?我又没拿你棋。”

  “这家里再没别人,我是不会动吧?你要也没动那咱们家就是进来过小偷。”“算了,我走了,我还有事。”

  “我真没拿,你怎么诬赖好人呀。”

  “这事儿真怪呵。”“我走了。”贾玲开门离去,朝我们笑笑。

  她走后,我们都很不高兴,杜梅阴着个脸。

  “你还不高兴?”“你冤枉我。”“得得啦,你那点小心眼谁还不知道?”

  杜梅把报纸一撕两半,下床就跑,被我一把拽住,声色俱厉地冲她吼。“你知不知道我最恨的就是撕书撕报纸!”

  潘佑军一进门就对我说:“你看我给你把谁领来了?”

  肖超英微笑着在他身后出现低矮的门框使他进门得低着头。“哎哟,超英,你怎么回来了?”我忙跳下床,高兴地迎上去。“听说咱们军官来了,怎么没穿军装呵?怎么着,中校了还是上校?”“人家现在是上校了,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

  “上校怎么还是团副?”

  “开玩笑你还真信。”“副参谋长在师里。”肖超英嗓音低沉地说。打量着我的房子:“你这儿真够难找的。”

  “咳,进门就上炕炕,就这条件。”

  “你媳妇呢?”潘佑军问。“上班去了?”

  “今儿郊外杀人,她跟着她们医院的救护车去拉没主儿的尸体。”“干嘛呀?”肖超英问。

  我比划了一下刀子割肉的动作:“解剖用。”

  我让他们坐,倒茶递烟,看着肖超英笑:“不错呀,一点没耽误。”“正常。”肖超英道,“咱们那年兵没走的最次的也授少校了。”“有当将军的么?”“那倒没有。过去三连的那个叫崔国力的不知你还有没有印象,刚提了大校:调到军区当作战部长。”

  “你怎么样?当将军有戏么?再混几年。”

  “不行,我这已经是到头了,再干几年就不干了。”

  “你媳妇已经转业了吧?”潘佑军问。

  “去年回来的,工作还没安排。”

  “她这种干政工的现在不是哪都要?又吃香了。”

  “不行,她这样高不高低不低的最不好安排,又是女的。我劝她别去机关了,进公司得了,可公司也不好进。得早点回来了,否则老了哪儿都不爱要了。”

  “你还行,还能再干几年。”

  “也就再干几年吧。”我们聊起军里的老人,超军说过去军里的那些头儿都退了。新上来一拔年轻的、四五十岁的。“你回去一个都不认识。”又说起我们团,过去我班里的一个山东兵现在是团长。此人当时让他复员时又哭又闹,不知为什么没走还提了起来。

  又说起一些死掉的人,我们军打越南也上去了,有些伤亡。当时最整我的连员也被炮弹炸死了,留下老家农村一窝孩子。说到吴林栋,肖超英叹息不已,说没想到。当时他是我们军的比武尖子,军事技术最好,在军区比赛都拿过名次,在军教导队当过好长时间拼刺教练,他一个能同时和三个人对刺。那时我们一起入伍的几个人。除了我五大技术一般点,个个身怀绝技。潘佑军枪法极精,肖超英障碍越野和投弹那在全师也是无出其右的。那时一到全军比武,我们团就靠我们几个往回抱锦旗了。我不怎么地也能弄个射击第三名土木作业榜眼。聊了一通,我说出去请他们吃饭。肖超英连连摆手:“不出去吃,就在你家随便弄点,聊着方便,有酒就行。”

  我家还真没什么酒,于是我扒着网兜去服务社买酒。告诉他们冰箱里有什么,让他们看着搞。

  服务社里只有一些劣质白酒和葡萄酒,啤酒刚卖完。贾玲正好也在买东西,见我问啤酒,就说她那儿还有几瓶,我要急用待客就给我。“你还喝酒呐?”“一人没事吮几口。”

  我买两瓶红星牌“二锅头”回了家。

  没多久,贾玲也抱了两瓶半啤酒来了:“就剩这么多了,全给你拿来了。”“够了够了。”肖超英说,“喝白酒,啤酒就涮涮嘴。”

  “不够。”我掏钱央求贾玲到外边商店再去买几瓶。

  “我有钱。”贾玲没要我的钱,一路去了。

  “够瓷器的。”潘佑军说。

  “那是,这是我二房。”我有点忘乎所以。

  我们简单拌了几盘凉菜,切了些熟食,就坐下吃喝。

  我喝了口“二锅头”,吮了下牙花子,挤眉弄眼地说:“不容易呵,又能聚在一起。”

  “我是不容易,你们还不容易?”肖超英道。

  “一样,别看一个城市住着,一年见不着几回面。”

  “主要是你搬这儿太远了。”

  贾玲拎着一兜啤酒回来,蹲在地上,一瓶瓶抽出来码成一排。又掏出两个纸包的豆制品给我们下酒。

  我们留她一块喝点,她说还有事就走了。

  我追出去给她钱,她一甩手皱起眉头:“咳,你这人怎么这样?”喝到中午两点半,我看到医院的草绿色救护车从窗外缓缓驶过,停在旁边的解剖房门口,一些穿白大褂的男女下来抬了两副白被单裹着的担架进了解剖房。

  “杜梅回来了。”我说。

  又过了十几分钟,杜梅一脸倦意,脸色苍白地进来。

  “这是我过去的战友,也是……好朋友。”我站起来大着舌头给她介绍。“肖,肖……

  肖超英。“肖超英也站起来。

  杜梅冲他点点头:“你好。”接着厌恶地看了眼桌上摆着的切开的火腿肠和油汪汪的素鸡腿。

  “一起吃点么?”我脸红脖子粗地问她。

  “不吃,你们吃吧。”她走到一边倒了杯水咕咕嘟嘟仰脖喝,喝完喘了口气。她大概想上床休息,可另外两个男人在场,她又不便躺下,便走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

  “一起吃点吧。”我又说。“不吃,看着就够了。”她声音响了一点。

  “她刚摸完死人,劲儿还没过呢。”我劝肖超英和潘佑军。“接着喝。”“你少喝点吧。”她在一旁说。

  “别管我呵,我今儿乐意多喝。喝,喝醉了就在这儿住。”

  “酒量不大还爱逞能,回头喝吐了可没人管你。”

  “别唠叨好不好?看不出我今天高兴?”

  “哟,你们喝的什么酒呵?‘二锅头’,干嘛喝这么次的酒?”我放下酒杯,硬着脖子转过身:“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少说两句行不行?”“她不说话了,头仰在沙发背上看天花板。”

  “要不咱们喝一会儿算了。”肖超英说,“我也觉得可以了。”“没事。”潘佑军说,“这都是特熟的人,尽管喝没事。”

  “那哪成?”我也坚决不答应。“刚喝出点感觉来。忘了?那会儿咱们过年的时候灌连长、指导员,我一人差不多喝了两瓶白酒。全桌人都吐了——就我没吐。”

  “你现在是绝对不行了。”肖超英说,过去我也喝八两没问题,现在三两就头晕。“

  “别逗了,照样不信咱们就喝。”

  我们一直喝到下午5点,两瓶“二锅头”基本上喝光了,才觉得饿了。“杜梅煮点面条。”我仰着头叫她。

  她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起身去煮面条。

  潘佑军脸红得像熟透了破了皮儿的桃,呆头呆脑地坐着,如不用手撑着桌子一口气就能吹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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