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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篇 无聊的传统继承者

时间:2014/1/4 11:09:19  点击:2636 次
  老侠:中国的那些学术的弄潮儿,玩文学,玩方法,玩语言,净挑那新潮的时髦的玩,而西方的东西是一种传统,不从古希腊一路念下来,哪怕是有个大概的了解,特别是不读康德,你就想玩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文本,想玩现代后现代,是不可能玩出真东西的,至多是在时尚中捞点小名小利。西方的经济学大家,背后都有深厚的哲学背景和道义关怀,而现今中国的显学经济学,却以一副纯学术的面孔祭起学术中立和经济学与道德无关的旗帜,这背后,除了既得利益外,我实在看不出这种纯学术有什么出息。就是说,把那么长的历史都省略掉,拿最新最时髦的东西玩,只能是学术捐客,投机取巧,类似于不正派的商人,连正派的讲职业道德的妓女都不如。

  王朔:你是说名妓都有职业道德,而咱这的学术明星却没有职业操守?

  老侠:对。启蒙者首先要看看自己是不是无知,特别是做人的无知。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

  王朔:你说咱中国这一百年没有哲学家吧?

  老侠:没有。至多是史家或哲学跟屁虫而已。

  王朔:也就是写点儿什么史,是吧?冯友兰他是弄哲学的,他主要说的是什么?

  他的哲学主张是什么?

  老侠:冯友兰的大成就也就是《中国哲学史》,后来他又写了《原道》等几本自称是自己哲学体系的书,没有什么原创性思想。

  王朔:《中国哲学史》里头有他的观点吗?

  老侠:二三十年代,有两本哲学史影响颇大,一本是胡适的,一本是冯友兰的,这两人都在西方学过哲学,通过中西比较写中国哲学史,也就是方法上令人耳目一新。胡适是开创性的,冯友兰就是模仿了。但胡适这人是常识派,他的特点是能把晦涩的哲学观念变成常识,他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你一看简直就像是科普读物或通俗读本。好像他这人天生就浅显直白,没有其他中国人的那种打根上来的立而又玄,绕着弯说话,挺直挺浅的道理,让他们说得又曲折又深奥。中国就缺少胡适这种把自由主义理念变成常识的人。这几年出了个王小波,他就是常识派,把做人的常识、制度的常识讲得透亮彻底。还有个叫林达的,写了系列的"近距离看美国",把美国的理念、制度通过生活常识、具体的案例告诉大家。老百姓就需要这种常识性的启蒙。学院派讲大理论的那套,离常识隔一层,很难转化为一般人的信念。

  王朔:胡适他们那时候刚跟文言文决裂,他一定特别强调这个白话文,尽量直白浅显,一点文言都不用。其实现在的人说话写文章还都带一点文言的痕迹,比如成语、典故的运用,弄得挺有文化的感觉。而胡适他的古学根底也不浅,他好像故意不要那样,他写诗好像就是大白话,读起来不像诗,像念儿歌。顺口溜。

  老侠:其实当时那些捍卫传统文化的大家,像梁漱溟、张君勤等也都找来西方的东西说事儿,当自己立论的根据。著名的科玄大论战,胡适、丁文江用的是科学主义实验主义,梁漱溟。张君勤他们用的是柏格森主义直觉主义。他们就觉得帕格森的那套说辞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心心相印。你们拿西方的东西否定传统,我们就拿西方的东西肯定传统。

  王朔:听你这么说,那现代以来,中国的哲学也好,文学也好,都能在西方找到一个根,都能沾点儿蓝色文明的腥味儿。

  老侠:但是这种拿来主义,完全是功利的实用的,随着国内的时尚沉浮的。拿过来过过一时的嘴瘾,风一过,就烟消云散,很少有人认认真真守着一个东西皓首穷经的。鲁迅就说,拿来的全是新的,即时的,一会儿一换,像服装展示会上的模特们穿了脱,脱了穿,不重样儿。"五四"时期如此,今天亦如此。

  王朔:你说日本对西方的整理跟咱们也一样么?日本好像有点儿既跟西方走又特想自己弄条路,也跟美国人说不。

  老侠:日本人特别叫真儿。咱们的许多外来术语都是从日本那儿进来的转口贸易。像"哲学"、"美学"等等。日本人做学问的态度比咱们认真,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学者做的中国文化研究,比咱们扎实得多。中国人太爱投机取巧了。许多硕士、博士论文中的引文都是从什么地方看到的,别人引了他就拿来用,不会自己下功夫找原著读一读,甚至连核对一下出处都懒得做。什么东西对我的论文有用,还要不费力,就投机取巧地用了。他们也知道,反正导师们也稀里糊涂的。

  王朔:咱们算学者的也有几十万人吧,里面总有几个是正派的吧?

  老侠:唉!现在……难找呀!

  王朔:你是不是说,在这里面我想正派,可我不知道怎么正派。

  老侠:就是。你想做人的时候却不知道怎么做人,你不拿自己当人不想做人的时候却混出个体面人的名声,活得非常好。

  王朔:就是说正经做人挺累的,挺别扭的。那些在学问上真一点儿的人,是不是应该有一些?

  老侠:有是有,但肯定成不了时尚的宠儿,寂寞无助,连出书都找不到门路。

  现在的中国人,离认真的学术、认真的做人太远了。

  王朔:西方也有认真与不认真之分吧,我不信他们就个个做人做学问都认真。

  老侠:有本法律界非常有影响的名著,叫《法律与革命》,是个美国教授写的,他叫哈罗德·J·伯尔曼,你想不出他这本书用了多长时间。

  王朔:十年、二十年……

  老侠:四十年。

  王朔:咱们没有那么傻的人。

  老侠:哪有傻到这份儿的人,开玩笑!追着浪潮走,这个浪头赶不上,哗"地又是下一拨儿了。

  王朔:是呀。那么弄,弄成了,也老了,完了。什么也享受不到了。谁愿下这大功夫。咱的学校体制对学者。教授的要求,有没有什么量化的标准?我是说,怎么才能混成体面的学者?有没有硬性的标准?

  老侠:高等院校中最令人羡慕的是那些既当它又有学术声望的聪明人,就像当年的王蒙,既是文化部长又是知名作家。

  老侠:中国的读书跟西方反着。人家是大学本科最好读,越往上越难,读个博士七八年。十来年读不下来的是常事儿。

  中国是本科最难读,越往上越好读,博士学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师的影响力。

  西方人做论文,每一个注都要有关于出处的详细说明。观点摘要,证明你读过这本书,他们的博士论文的注释部分往往比正文还多。中国的导师不会这么为难自己的学生。学生论文的通过与否,涉及到导师的荣耀和面子,所以论文答辩时请谁不清谁挺有讲究的,这里边的人情学问不次于做论文的学问。听说现在可以用钱直接买学位了。改革了嘛,钱一管用,人情自然就淡泊了。钱就是人情,就是关系。

  王朔:高校里不至于如此龌龊吧。不是说校园中的书桌还是方净土吗?

  老侠:类似余杰这么精明的才俊,就是本来干净的书桌,也会被他们弄脏,不弄脏就混不出名堂来。这两天又看了他们那一拨的几本书,有个叫摩罗的,他与余杰之间的相互吹捧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摩罗的文集中有一篇余杰写的序和一篇摩罗的写余杰的文字,互相献媚的句式、语感。词句都差不多。余杰说什么在当今时代,在思想随笔上唯一能同他相媲美的青年学者只有摩罗。余杰喜欢用"最"字,陈平原是"最杰出的文学史家之一",摩罗的文字就是20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最"在汉语中是顶点、唯一的意思,"最什么什么之一"本身就是语言花活。有了"最"就没有"之一"。但他既想把人夸到"最",又不想给人以"唯一"的话把,于是就只能用"最……之一"这类缺乏语言常识的句式了。再看两个人相互抛媚眼的文章的结尾,余杰说:"摩罗也在寻找更寒冷的空间,我愿与他同行。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没有路的路。这是一条心灵救赎的路。我们并着肩往前走,正如鲁迅先生笔下的过客……"

  再看摩罗怎么样夸余杰,你一定想笑,他的文章叫《什么是写作》,他先列举了卢梭、拜伦、鲁迅、卡夫卡、阳思妥耶夫斯基是他心目中值得尊敬的写作。最后把这些伟大人物聚光在余杰身上,"最近读余杰的随笔也是这样理解的。""在我看来,余杰的写作就是这种理想的写作。"献媚也要讲点含蓄与技巧,这些人却狂妄得一个个都站在巨人的头上俯视众生。再看摩罗献媚的最后:"无论如何……余杰的所有文字中,毕竟挣扎着一个觉醒的自我,觉醒的生命……但生命既是余杰的生命,也是我的生命。我还倾向于把它看作某个更大更模糊的存在物的生命。"

  一个是在没路的路上,赎罪的路上,一个是觉醒的生命;一个愿与另一个同行,并肩走到底,一个的生命是另一个的生命。我要问,他们在赎什么罪,要虔诚忏悔的人怎么能这么不择手段地黑着脸献媚,他心里有什么罪恶感,一点也没有。他们怎么觉醒的?觉醒到用世界上伟大的作家向自己的团伙小兄弟献媚。

  王朔:我觉得我这人脸皮已经很厚了,也是个人精儿了,没想到还有比我脸皮更厚,更精于计算的后生。真他妈的是后生可畏,咱得躲远点儿。

  老侠:还有一个自称是北大醉侠的叫孔庆东的,自夸与献媚的水平远不如前两位,他的夸人像报纸上的悼词,却是为钱理群先生祝寿而写的。他说:"您和您的学生都是"五四"精神传人,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识。恰恰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延续着中华文明最宝贵的美德……检阅一下您的学生,可以发现,尽管他们闻道有先后,学问有深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君子,都是道德上的好人。他们既能尊人又能自尊,既能与人为善又能独立不阿,既能尊师敬老又不巧言令色,既能团结互助同时又君子不党。中国传统道德所推崇的礼义廉耻,儒家所弘扬的仁义礼智信,都在他们身上自觉不自觉地闪烁着。……我们在您身边,学到的不仅是专业,比专业更重要的是思想,比思想更重要的是精神。您是我们精神上永远的导师!"这样祝寿词在中国传统中一般只用于人死之后的盖棺论定,我不知道钱理群看了这样的祝寿词有何感想,要是有人这么夸你,你会认定他不是为你祝寿,而是咒你快点入土为安。这篇文字可以作为这群有着博士。硕士头衔的市侩学问家的自画像。就这么一群人还要义正辞严,还被称之为一匹匹"黑骏马",除非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他们几个敞开了互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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