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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陌生人的死

时间:2013/12/9 6:34:35  点击:286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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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他们来了。”我看见坟场外面的短墙扬起一片黄尘,接着一辅外交牌照的宾士牌汽车慢慢的停在铁门的入口处。

    荷西和我都没有动,泥水工正在拌水泥,加里朴素得如一个长肥皂盒的棺木静静的放在墙边。

    炎热的阳光下,只听见苍蝇成群的嗡嗡声在四周回响着,虽然这一道如同两层楼那么高的墙都被水泥封死了,但是砌在里面的棺木还是发出一阵阵令人不舒服的气味,要放入加里的那一个墙洞是在底层,正张着黑色的大嘴等着尸体去填满它。

    那个瑞典领事的身后跟着一个全身穿黑色长袍的教士,年轻红润的脸孔,被一头如嬉皮似的金发罩到肩膀。

    这两人下车时,正高声的说着一件有趣的事,高昂的笑声从门外就传了过来。

    等他们看见等着的我们时,才突然收住了满脸的笑纹,他们走过来时,还抿着嘴,好似意犹未尽的样子。“啊!你们已经来了。”领事走过来打招呼。

    “日安!”我回答他。

    “这是神父夏米叶,我们领事馆请来的。”

    “您好!”我们彼此又握了握手。

    四个人十分窘迫的站了一会,没有什么话说。

    “好吧!我们开始吧!”神父咳了一声就走近加里的棺木边去。

    他拿出圣经来用瑞典文念了一段经节,然后又用瑞典文说了几句我们听不懂的话,不过两分钟的时间吧,他表示说完了,做了一个手势。

    我们请坟园的泥水工将加里的棺木推到墙内的洞里去,大家看着棺木完全推进去了,神父这才拿出一个小瓶子来,里面装着一些水。

    “这个,你来洒吧!”他一面用手很小心的摸着他的长发,一面将水瓶交给我。

    “是家属要洒的?”

    “是,也不是。”领事耸耸肩,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我拿起瓶子来往加里的棺木上洒了几滴水,神父站在我旁边突然划了一个十字。

    “好了!可以封上了。”领事对泥水工说。

    “等一下。”我将一把加里院子里的花丢到他的棺材上去,泥水工这才一块砖一块砖的封起墙来。

    我们四个人再度沉默的木立着,不知说什么好。“请问你们替加里付了多少医药费?”

    “帐单在这里,不多,住院时先付了一大半。”荷西将帐单拿出来。

    “好,明后天请你们再来一次,我们弄好了文件就会结清给你们,好在加里自己的钱还有剩。”

    “谢谢!”我们简短的说了一句。

    这时坟场刮起了一阵风,神父将他的圣经夹在腋下,两只手不断的理他的头发,有礼的举止却盖不住他的不耐。“这样吧!我们很忙,先走了,这面墙——”

    “没关系,我们等他砌好了再走,您们请便。”我很快的说。

    “那好,加里的家属我们已经通知了,到现在没有回音,他的衣物——唉!”

    “我们会理好送去领事馆的,这不重要了。”

    “好,那么再见了。”

    “再见!谢谢你们来。”等砌好了墙,我再看了一眼这面完全是死人居所的墙,给了泥水工他该得的费用,也大步的跟荷西一起走出去。

    荷西与我离开了撒哈拉沙漠之后,就搬到了近西北非在大西洋海中的西属加纳利群岛暂时安居下来。

    在我们租下新家的这个沿海的社区里,住着大约一百多户人家,这儿大半是白色的平房,沿着山坡往一个平静的小海湾里建筑下去。

    虽说它是西班牙的属地,我们住的地方却完完全全是北欧人来度假、退休、居留的一块乐土,西班牙人反倒不多见。

    这儿终年不雨,阳光普照,四季如春,尤其是我们选择的海湾,往往散步两三小时也碰不到一个人影。海滩就在家的下面,除了偶尔有一两个步伐蹒跚的老人拖着狗在晒太阳之外,这一片地方安详得近乎荒凉,望着一排排美丽的洋房和蕃茄田,我常常不相信这儿有那么多活着的人住着。“欢迎你们搬来这里,我们这个社区,太需要年轻人加入。这块美丽的山坡,唯一缺少的就是笑声和生命的气氛,这儿,树和花年年都在长,只有老人,一批批像苍蝇似的在死去,新的一代,再也不肯来这片死寂的地方了。”

    社区的瑞典负责人与我们重重的握着手,诚恳的表示他对我们的接纳,又好似惋惜什么的叹了口气。

    “这一点您不用愁,三毛是个和气友爱的太太,我,是个粗人,不会文文静静的说话,只要邻居不嫌吵,我们会把住的一整条街都弄活泼起来。”荷西半开玩笑的对这个负责人说,同时接下了一大串租来小屋的钥匙。

    我们从车上搬东西进新家去的那一天,每一幢房子里都有人从窗口在张望,没有一个月左右,这条街上的邻居大部分都被我们认识了,早晚经过他们的家,我都叫着他们的名字,扬扬手,打个招呼,再问问他们要不要我们的车去市场买些什么东西带回来。偶尔荷西在海里捉到了鱼,我们也会拿蝇子串起来,挨家去送鱼给这些平均都算高龄的北欧人,把他们的门打得碰碰地响。

    “其实这里埋伏着好多人,只是乍时看不出来,我们可不能做坏事。”我对荷西说。

    “这么安静的地方,要我做什么捣蛋的事也找不到对象,倒是你,老是跳进隔壁人家院子去采花,不要再去了。”“隔壁没有人住。”我理直气壮的回答着他。

    “我前几天还看到灯光。”

    “真的?奇怪。”我说着就往花园跑去。

    “你去哪里?三毛。”

    他叫我的时候,我早已爬过短墙了。

    这个像鬼屋一样的小院子里的花床一向开得好似一匹彩色的缎子,我总是挑白色的小菊花采,很少注意到那幢门窗紧闭,窗帘完全拉上的房子里是不是有人住,因为它那个气氛,不像是有生命的一幢住家,我几乎肯定它是空的。我绕了一圈房子,窗帘密密的对着大窗,实在看不进去,绕到前面,拿脸凑到钥匙洞里去看,还是看不到什么。“荷西,你弄错了,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往家的方向喊着。

    再一回头,突然在我那么近的玻璃窗口,我看见了一张可怕的老脸,没有表情的注视着我,我被这意外吓得背脊都凉了,慢慢的转身对着他,口里很勉强的才吐出一句结结巴巴的“日安。”

    我盯住这个老人看,他却缓缓的开了大玻璃门。“我不知道这里住着个人。对不起。”我用西班牙话对他说。

    “啊!啊!”这个老人显然是跛着脚,他用手撑着门框费力的发出一些声音。

    “你说西班牙话?”我试探的问他。

    “不,不,西班牙,不会。”沙哑的声音,尽力的打着手势,脸上露出一丝丝微笑,不再那么怕人了。

    “你是瑞典人?”我用德文问他。

    “是,是,我,加里,加里。”他可能听得懂德文,却讲不成句。

    “我,三毛,我讲德文你懂吗?”

    “是,是,我,德国,会听,不会讲。”他好似站不住了似的,我连忙把他扶进去,放他在椅子上。

    “我就住在隔壁,我先生荷西和我住那边,再见!”说完我跟他握握手,就爬墙回家了。

    “荷西,隔壁住着一个可怕的瑞典人。”我向荷西说。“几岁?”

    “不知道,大概好几百岁了,皱纹好多,人很臭,家里乱七八糟,一双脚是跛的。”

    “难怪从来不出门,连窗户都不打开。”

    看见了隔壁的加里之后,我一直在想念着他,过了几天,我跟邻居谈天,顺口提到了他。

    “啊!那是老加里,他住了快两年了,跟谁也不来往。”“他没法子走路。”我轻轻的反驳这个中年的丹麦女人。“那是他的事,他可以弄一辆轮椅。”

    “他的家那么多石阶,椅子也下不来。”

    “三毛,那不是我们的事情,看见这种可怜的人,我心里就烦,你能把他怎么办?我们又不是慈善机关,何况,他可以在瑞典进养老院,偏偏住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岛上来。”“这里天气不冷,他有他的理由。”我争辩的说着,也就走开了。

    每天望着那一片繁花似锦的小院落里那一扇扇紧闭的门窗,它使我心理上负担很重,我恨不得看见这鬼魅似的老人爬出来晒太阳,但是,他完完全全安静得使自己消失,夜间,很少灯火,白天,死寂一片。他如何在维持着他的带病的生命,对我不止是一个谜,而是一片令我闷闷不乐的牵挂了,这个安静的老人每天如何度过他的岁月?

    “荷西,我们每天做的菜都吃不下,我想——我想有时候不如分一点去给隔壁的那个加里吃。”

    “随便你,我知道你的个性,不叫你去,你自己的饭也吃不下了。”

    我拿着一盘菜爬过墙去,用力打了好久的门,加里才跛着脚来开。

    “加里,是我,我拿菜来给你吃。”

    他呆呆的望着我,好似又不认识了我似的。

    “荷西,快过来,我们把加里抬出来吹吹风,我来替他开窗打扫。”

    荷西跨过了矮墙,把老人放在他小院的椅子上,前面替他架了一个小桌子,给他叉子,老人好似吓坏了似的望着我们,接着看看盘子。

    “吃,加里,吃,”荷西打着手势,我在他的屋内扫出堆积如山的空食物罐头,把窗户大开着透气,屋内令人作呕的气味一阵阵漫出来。

    “天啊,这是人住的地方吗?”望着他没有床单的软垫子,上面黑漆漆的不知是干了的粪便还是什么东西糊了一大块,衣服内裤都像深灰色一碰就要破了似的抹布,床头一张发黄了的照片,里面有一对夫妇和五个小男孩很幸福的坐在草坪上,我看不出那个父亲是不是这个加里。

    “荷西,他这样一个人住着不行,他有一大柜子罐头,大概天天吃这个。”

    荷西呆望着这语言不能的老人,叹了口气,加里正坐在花园里像梦游似的吃着我煮的一盘鱼和生菜。

    “荷西,你看这个,”我在加里的枕头下面掏出一大卷瑞典钱来,我们当他的面数了一下。

    “加里,你听我说,我,他,都是你的邻居,你太老了,这样一个人住着不方便,你那么多钱,存到银行去,明天我们替你去开户头,你自己去签字,以后我常常带菜来给你吃,窗天天来替你打开,懂不懂?我们不会害你,请你相信我们,你懂吗?嗯!”

    我慢慢的用德文说,加里啊啊的点着头,不知他懂了多少。

    “三毛,你看他的脚趾。”荷西突然叫了起来,我的眼光很快的掠过老人,他的右脚,有两个脚趾已经烂掉了,只露出红红的脓血,整个脚都是黑紫色,肿胀得好似灌了水的象脚。

    我蹲下去,把他的裤筒拉了起来,这片紫黑色的肉一直快烂到膝盖,臭不可当。

    “麻疯吗?”我直着眼睛张着口望着荷西,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

    “不会,一定是坏疽,他的家人在哪里,要通知他们。”“如果家人肯管他,他也不会在这里了,这个人马上要去看医生。”

    苍蝇不知从那里成群的飞了来,叮在加里脓血的残脚上,好似要吃掉一个渐渐在腐烂了的尸体。

    “加里,我们把你抬进去,你的脚要看医生。”我轻轻的对他说,他听了我说的话,突然低下头去,眼泪静静的爬过他布满皱纹的脸,他只会说瑞典话,他不能回答我。

    这个孤苦无依的老人不知多久没有跟外界接触了。“荷西,我想我们陷进这个麻烦里去了。”我叹了口气。“我们不能对这个人负责,明天去找瑞典领事,把他的家人叫来。”

    黄昏的时候,我走到同一社区另外一家不认识的瑞典人家去打门,开门的女主人很讶异的、有礼的接待了我。“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瑞典邻居,很老了,在生病,他在这个岛上没有亲人,我想——我想请你们去问问他,他有没有医药保险,家人是不是可以来看顾他,我们语文不太通,弄不清楚。”

    “哦!这不是我们的事,你最好去城里找领事,我不知道我能帮什么忙。”

    说话时她微微一笑,把门轻轻带上了。

    我又去找这社区的负责人,说明了加里的病。

    “三毛,我只是大家公推出来做一个名誉负责人,我是不受薪的,这种事你还是去找领事馆吧!我可以给你领事的电话号码。”

    “谢谢!”我拿了电话号码回来,马上去打电话。“太太,你的瑞典邻居又老又病,不是领事馆的事,只有他们死了,我们的职责是可以代办文件的,现在不能管他,因为这儿不是救济院。”

    第二天我再爬墙过去看加里,他躺在床上,嘴唇干得裂开了,手里却紧紧的扯着他的钱和一本护照,看见我,马上把钱摇了摇,我给他喝了一些水,翻开他的护照来一看,不过是七十三岁的人,为何已经被他的家人丢弃到这个几千里外的海岛上来等死了。

    我替他开了窗,喂他吃了一点稀饭又爬回家去。“其实,我一点也不想管这件事,我们不是他的谁,我们为什么要对他负责任?”荷西苦恼的说。

    “荷西,我也不想管,可是大家都不管,这可怜的人会怎么样?他会慢慢的烂死,我不能眼看有一个人在我隔壁静静的死掉,而我,仍然过一样的日子。”

    “为什么不能?你们太多管闲事了。”在我们家喝着咖啡,抽着烟的英国太太嘲笑的望着我们。

    “因为我不是冷血动物。”我慢慢的盯着这个中年女人吐出这句话来。

    “好吧!年轻人,你们还是孩子,等你们有一天五十多岁了,也会跟我一样想法。”

    “永远不会,永远。”我几乎发起怒来。

    那一阵邻居们看见我们,都漠然地转过身去,我知道,他们怕极了,怕我们为了加里的事,把他们也拖进去,彼此礼貌的打过招呼,就一言不发地走了。

    我们突然成了不受欢迎又不懂事的邻居了。

    “加里,我们带你去医院,来,荷西抱你去,起来。”我把加里穿穿好,把他的家锁了起来,荷西抱着他几乎干瘪的身体出门时,不小心把的的脚撞到了床角,脓血马上滴滴答答的流下来,臭得眼睛都张不开了。

    “谢谢、谢谢!”加里只会喃喃地反复的说着这句话。“要锯掉,下午就锯,你们来签字。”国际医院的医生是一个月前替我开刀的,他是个仁慈的人,但手术费也是很可观的。

    “我们能签吗?”

    “是他的谁?”

    “邻居。”

    “那得问问他,三毛,你来问。”

    “加里,医生要锯你的腿,锯了才能活,你懂我的意思吗?要不要打电报去瑞典,叫你家里人来,你有什么亲人?”加里呆呆的望着我,我再问:“你懂我的德文吗?懂吗?”

    他点点头,闭上了眼睛,眼角再度渗出丝丝的泪来。“我——太太没有,没有,分居了——孩子,不要我,给我死——给我死。”

    我第一次听见他断断续续的说出这些句子来,竟然是要求自己死去,一个人必然是完完全全对生命已没有了盼望,才会说出这么令人震惊的愿望吧!

    “他说没有亲人,他要死。”我对医生说。

    “这是不可能的,他不锯,会烂死,已经臭到这个地步了,你再劝劝他。”

    我望着加里,固执的不想再说一句话,对着这个一无所有的人,我能告诉他什么?

    我能告诉他,他锯了脚,一切都会改变吗?他对这个已经不再盼望的世界,我用什么堂皇的理由留住他?

    我不是他的谁,能给他什么补偿,他的寂寞和创伤不是我造成的,想来我也不会带给他生的意志,我呆呆的望着加里,这时荷西伏下身去,用西班牙文对他说:“加里,要活的,要活下去,下午锯脚,好吗?”

    加里终于锯掉了脚,他的钱,我们先替他换成西币,付了手术费,剩下的送去了领事馆。

    “快起床,我们去看看加里。”加里锯脚的第二天,我催着荷西开车进城。

    走进他的病房,门一推开,一股腐尸般的臭味扑面而来,我忍住呼吸走进去看他,他没有什么知觉地醒着,床单上一大片殷红的脓血,有已经干了的,也有从纱布里新流出来的。“这些护士!我去叫她们来。”我看了马上跑出去。“那个老头子,臭得人烦透了,”护士满脸不耐的抱了床单跟进来,粗手粗脚的拉着加里刚刚动过大手术的身子。“小心一点!”荷西脱口说了一句。

    “我们去走廊里坐着吧!”我拉了荷西坐在外面,一会儿医生走过来,我站了起来。

    “加里还好吧?请问。”我低声下气的问。

    “不错!不错!”

    “怎么还是很臭?不是锯掉了烂脚?”

    “啊!过几天会好的。”他漠然的走开了,不肯多说一句话。

    那几日,我饮食无心,有空了就去加里的房子里看看,他除了一些陈旧的衣服和几条破皮带之外,几乎没有一点点值钱的东西,除了那一大柜子的罐头食品之外,只有重重的窗帘和几把破椅子,他的窗外小院里,反倒不相称的长满了纠缠不清、开得比那一家都要灿烂的花朵。

    最后一次看见加里,是在一个夜晚,荷西与我照例每天进城去医院看他,我甚至替他看中了一把用电可以走动的轮椅。

    “荷西,三毛。”加里清楚的坐在床上叫着我俩的名字。“加里,你好啦!”我愉快的叫了起来。

    “我,明天,回家,我,不痛,不痛了。”清楚的德文第一次从加里的嘴里说出来。

    “好,明天回家,我们也在等你。”我说着跑到洗手间去,流下大滴的泪来。

    “是可以回去了,他精神很好,今天吃了很多菜,一直笑嘻嘻的。”医生也这么说。

    第二天我们替加里换了新床单,又把他的家洒了很多花露水,椅子排排整齐,又去花园里剪了一大把野花,弄到中午十二点多才去接他。

    “这个老人到底是谁?”荷西满怀轻松的开着车,好笑的对我说。

    “随便他是谁,在我都是一样。”我突然觉得车窗外的和风是如此的怡人和清新,空气里满满的都是希望。“你喜欢他吗?”

    “谈不上,我没有想过,你呢?”

    “我昨天听见他在吹口哨,吹的是——‘大路’那张片子里的主题曲,奇怪的老人,居然会吹口哨。”

    “他也有他的爱憎,荷西,老人不是行尸走肉啊!”

    “奇怪的是怎么会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一个人住着。”

    到了医院,走廊上没有护士,我们直接走进加里的房间去,推开门,加里不在了,绿色空床铺上了淡的床罩,整个病房清洁得好似一场梦。

    我们待在那儿,定定的注视着那张已经没有加里了的床,不知做什么解释。

    “加里今天清晨死了,我们正愁着如何通知你们。”护士不知什么时候来了,站在我们背后。

    “你是说,他——死了?”我愣住了,轻轻的问着护士。

    “是,请来结帐,医生在开刀,不能见你们。”“昨天他还吹着口哨,还吃了东西,还讲了话。”我不相信的追问。

    “人死以前总会这个样子的,大约总会好一天,才死。”

    我们跟着护士到了帐房间,她走了,会计小姐交给我们一张帐单。

    “人呢?”

    “在殡仪馆,一死就送去了,你们可以去看。”“我们,不要看,谢谢你。”荷西付了钱慢慢的走出来。医院的大门外,阳光普照,天,蓝得好似一片平静的海,路上的汽车,无声的流过,红男绿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一群群的走过,偶尔夹着高昂的笑声。

    这是一个美丽动人的世界,一切的悲哀,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而不着边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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