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反经 >> 反经 政体

反经 政体

时间:2013/5/27 21:35:45  点击:2819 次
上一篇:反经 论士
下一篇:反经 君德
   英明的君主,贤能的臣子,必须辅之以完善的管理体制,才会有政治的清明。国家如此,机关如此,企业如此,任何一个“治人”或“人治”的单位莫不如此。

  【经文】

  [议曰:夫政理,得人则兴,失人则毁。故首简才,次论政体也。]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为天下之人,强俺弱,诈欺愚,故立天子以齐一之。谓一人之明,不能遍照海年,故立三公丸卿以辅翼之。为绝国殊俗,不得被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夫教诲之政,有自来矣。何以言之?管子曰:

  “措国于不倾之地,有德也。”

  [周武王问於粥子曰:“寡人愿守而必存,攻而必得,为此奈何?”对曰:

  “攻守同道而和与严,其备也。故曰:和可以守而严不可以守,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严不可以攻,严不若和之得也。故诸候发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谓之文政矣。接士而使吏,礼恭侯於人者,谓之文礼也;听狱断刑,治仁於人者,渭之文诛矣。故三文立於政,行於理,守而不存,攻而不得者,自古至今未之尝闻。”

  尸子曰:“德者,天地万物之得也;义者,天地万物之宜也;礼者,天地万物之体也。使天地万物皆得其宜,当其体,谓之大仁。”文子曰:“夫人无廉耻,不可以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也。法能杀人,不能使人孝悌;能刑盗者,不能使人有廉耻。故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经非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刑诸不用,礼义修而任贤得也。”又曰:

  “夫义者,非能尽利天下者也,利一人而天下从;暴者,非能尽害海内者也,害一人而天下叛。故举措废置,不可不审也。”]

  【译文】

  [任何政治制度,从理论上来讲,都是得到有贤德之人才就兴盛,否则就失败。所以我们首先简要地讨论了人才的品行道德。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论述政权的本体了。]

  古代设立帝王的原因,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而是因为社会上的人总是强大的欺压弱小的,狡诈的欺侮老实的,因此才设立大子来管理他们,好让天下公平合理,万众一心。然而由于天子一人无论多么英明,也不能管到天下所有的地方,所以才设立三公九卿和各级官吏来辅佐他。因为风俗不同的偏远之地感受不到天子的恩泽,所以设立诸候来治理、教化他们。所以这种用教化来统治的方法是由来已久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管仲说:“使国家处于不被倾覆的稳固状态,是因为有了道德。”周武王问粥子:“我希望守住基业就一定成功,想获得就一定到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粥子回答说:“攻与守的道理相同,和睦与严厉是基本手段。然而,守业可以依靠和睦但不可以依靠严厉,严厉不能象和睦那样使国家稳固;和睦可以用来进取而严苛不能,用严厉的方法不如象和睦那样容易获得成功。诸侯发布政令,能对人民公正,是文政;对待士人,使用官吏都能做到恭敬有礼,是文礼;断案用刑,以仁义待人,就是文诛。以这三种政策作为国策,并作为基本理论统一国民的思想,守业不存,进取不得,这样的情况从古至今还未曾听说过。”

  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其所著的《尸子》一书中说:“德,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象征;义,是天地万物和谐融洽的象征;礼,是天地万物井然有序的象征。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使形式和本质相统一,就是最大的仁。”

  文子说:“人无廉耻就无法管理,不懂礼义就不能实行法治。法律能杀人,但不能使人孝顺父母,和睦兄弟;可以惩罚盗贼,但不能使人知廉耻。

  明君在上,应将善恶美丑明明白白的显示给人民大众,用批评和表扬来引导人民,亲近贤人并提拔他,蔑视小人并黜退他。不随便动用刑法,同时要修明礼义,任用贤能。”又说:“仁义并不能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好处,但只要使某一个人得到好处,人民大众就会追随跟从;残暴也不可能危害所有的人,可是只要危害到某一个人,人民大众就会有反心。所以任何政策法令的实施或者放弃,不能不反复考虑,慎之又慎。”

  【经文】

  积於不涸之仓,务五谷也。

  [ 晁错说汉文帝曰:“今土地人民不减乎古,无尧、汤之水旱,而蓄积不及古者,何也?地有遗利,人有余力,生谷之上未尽垦辟,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人未尽归农也。当今之务,在放贵粟。贵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之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则富人有爵,农人有钱,粟有所余,而国用饶足。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汉景帝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乡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毋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朝,为天下先,欲天下务农。蚕素有蓄积,以备灾害。”

  《盐铁论》曰:“国有沃野之饶而人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

  有山海之货而人不足於财者,不务人用而淫巧众也。”]

  【译文】

  要想使粮仓内的粮食储蓄取之不尽,就必须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晁错劝汉文帝说:“现在土地和人民不比古代少,而且没有尧、汤时的水旱灾害,可是粮食的积蓄却不如过去多。什么原因呢?因为土地没被充分开发,民众的劳力过剩,能生长庄稼的土地没有得到开垦,山林湖海的资源也没有全部利用,流民没有全部回乡务农。当务之急,在于重视粮食生产,其方法就是按照生产粮食的多少作为赏罚的标准。应当招募百姓到边疆去从事农业生产。凡是能这样做的,平民百姓可以让他们升官,有罪判刑的可以免罪。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有了富余,国家就一定会财源富足。不过三年,边疆的粮食一定会多起来。”

  汉景帝下诏说:“制作只供玩赏、装饰一类的东西,将损害农业生产;华丽的刺绣只能消耗丝线,将影响成衣制作。农业受到损害将导致饥荒,缝纫受到损害就要挨冻。饥寒交迫而不为非作歹,难啊。我要亲自耕作,皇后要亲自采桑养蚕,以供奉宗庙,来带动大下民众,希望天下百姓都从事农业生产,使丝绸和粮食都有积蓄,以备灾荒。”

  晁错写的《盐铁论》说:“国家有肥沃、富饶的田野而人民却食物不足,是由于工商业发展了,而田野却荒芜了;有丰富的山林江海物产而人民却资财不足,是由于不致力于生产百姓所需要的日常用品,却过多地制作那些奢侈奇巧的东西。”]

  【经文】

  藏於不竭之府,养桑麻,育六畜也。

  [汉景帝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劝农桑,益种树,可克衣食物。吏发人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罪同。”

  《申鉴》论曰:“人不畏死,不可慑之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之以善。

  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也。”]

  【译文】

  要想使府库里财富储备永不柘竭,就必须大力种植桑麻,饲养六畜。

  [汉景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要命令各郡县和诸侯各国奖励农业生产,种桑养蚕,多植树造林,这样就可以保证人民大众的衣食日用。官吏有征发、雇佣人开采黄金珠玉的,要按采集的数量多少与坐赃论罪;对盗窃千石以上的粮食而知情不报的要以与盗窃同罪论处。”]

  荀悦所写的《申鉴》中说:“不怕死的人用治罪来恐吓他,是不会起作用的;不热爱生命的人,无法用做好事来勉励他。执政的必须使人民生活富裕才能稳定人心。”

  【经文】

  下令於流水之原,以顺人心也。

  [尉缭子曰:“令,所以一众心也。不审所出,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也。出令之法虽有小过,无更,则众不二听,即令行《尹文子》曰:“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有不必行者。‘去贵妻,卖爱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无敢恨,汝无敢思。’此令不行者也。

  故为人上者,必慎所出令焉。”

  文子曰:“治国有常而利人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为右也。”]

  【译文】

  必须针对治乱之根源制定方针政策,以顺应民心,方才有效。

  曾与商鞅一同参与秦国变法的尉缭子说:“颁布法令是为使万众一心。

  假如在其出台时不反复审度,出台后又多次更改,那么法令即使颁布了,群众也不相信。所以凡是颁布的法令,即便有所不足,也不要随便更改。这样,人民群众就不会无所适从,三心二意,法令就会得以贯彻执行。”

  战国时的尹文在其所著的《尹文子》一书中说:“父亲给儿子下的命令,有的会照办,有的却不会。比方说命令他:‘赶走尊贵的妻子,卖掉喜爱的小妾。’儿子肯定会照办,因为他想再娶新欢;如果说:‘你不许有怨恨。

  你不许有思想。’这肯定不听。因为这无法做到。由此可知,作为最高决策者,对待法令的颁布一定要慎之又慎。”

  文子说:“治理国家有其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以有利于人民为出发点。

  政治与教化有其最基本的规律,那就以令行禁止为最高原则。”]

  【经文】

  使士於不诤之官,使人各为其所长也。

  [ 孙卿曰:“相高下,序五谷,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若夫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言必当理,事必当务,然后君子之所长。”

  文子曰:“力胜其任即举之,不重也;能务其事则为之,不难也。”]

  【译文】

  使用官吏,必须选择那些不争权夺利的人,同时要使人民大众各自做他们所擅长的事。

  [荀子说:“察看地势高低,安排播种五谷,读书人不如农民;流通货源,掌握行情,读书人不如商人;搞技术设计,准备器材,读书人不如工匠。至于评价一个人的品行以便恰当地任用他们,量能而安排官职,说话合情合理,做事能抓位要害,这却是读书人的特长。”

  文子说:“对其所承担的职责能胜任的就推荐他,因为这对他来说不会成为负担;能专心致志去做的事就让他去做,因为这对他来说不会成为困难。”]

  【经文】

  明必死之路,严刑罚也。

  [议曰: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札也。”故三军大败,不斩;狱犴不治,不可刑。何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致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诫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即可也。陈道德以先服之,犹不可,则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而犹有邪人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矣。”

  袁子曰:“夫仁义礼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未者不成。何则?夫礼教之法,先之以仁义,示之以礼让,使之迁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见其如此,因曰:治国不须刑法。不知刑法承於下而后仁义兴于上也。法令者,赏善禁淫,居理之要。而商、韩见其如此,因曰:

  治国不待仁义为体,故法令行于下也。故有刑法而无仁义则人怨,怨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人慢,慢则奸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道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故仲长子曰:“昔秦用商君之法,张弥天之网。然陈涉大呼于沛泽之中,天下响应。人不为用者,怨毒结于天下也。”桓范曰:“桀、纣之用刑也,或脯醢人肌肉,或刳割人心腹,至乃叛逆众多,卒用倾危者,此不用仁义为本者也。”故曰:仁者,法之恕;义者,法之断也。是知仁义者乃刑之本。故孙子曰:“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此之谓矣。]

  【译文】

  明确告诉人民群众死路是什么,这是为了树立国家法律之威严。

  [孔子说:“当权的丧失道义却杀部下,这是不符合礼义规范的。”所以三队大败,不斩将领;有法不依,不能动用刑罚。为什么呢?因为当权者对人民没有进行教育,责任不在民众。蔑视法律而自取灭亡的是盗贼;横征暴敛的是暴君;不预先告戒民众,却责备求全的是民贼。政治制度没有这三种弊端,然后才能实行法治。宣传文明道德来使人民心悦诚服,这样做行不通,那么就树立有德行的人作为榜样来教育人民;如果这样还达不到目的,那就证明世风日下,仍然有不法之徒为非作歹,这就得用刑罚严励制裁了。”

  东汉袁安说:“仁、义、礼、智,是法律的基础,法、令、刑、罚,是政治的延伸。没有基础,法治就无从建立,没有派生的东西,政治制度就无法完成。为什么这样说呢?实施以文明道德为教化的政治制度的方法,必须以仁义礼仪教育人,然后以有教养的先进人物和事迹给以示范,使人迁恶向善,使人民群众每日每时都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成为自觉的行动。儒家看到这种情况,于是说:治理国家不需要刑法。他们不明白对下面实施法治,仁义礼让才会在上面形成。实施法治,是为了扬善抑恶,提倡文明,禁止荒淫。

  这是治国原理的关键。法家如商鞅和韩非子等人看到这种情况,于是说:治理国家无须以仁义为本,只须推行法治即可。结果因只有刑法而没有仁义,人民产生怨恨,有怨恨就要愤怒。有仁义而无刑法,人民就会轻慢,邪恶就会随之产生。以仁义为根本,靠法令来实现,双管齐下,二者并重,这才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所以东汉未哲学家仲长统说:“从前秦国因商殃变法,张弥天之法网以便严密控制天下苍生,然而陈胜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天下云从响应。举国上下都不愿为朝廷效力,这都是因为老百姓极度的怨恨郁结于心的缘故。”

  南北朝史学家桓范说:“夏桀、商纣使用刑罚,不是把人做成肉酱,就是剖人心腹;以至反叛的人越来越多,终于因此灭亡。就是因其不把仁义作为治国的根本。”所以说,法律是以仁的宽恕作为本体,以义作为断案依据。

  由此可以明白,孙子所说的“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得”,就是这个道理。]

  【经文】

  开必得之门,信庆赏也。

  [《吕氏春秋》曰:“夫信立则立,可以赏矣,六合之内皆可以为府矣。

  人主知此论者,其王久矣;人臣知此论者,可以为王者佐矣。”

  徐于《中论》曰:“天生蒸民,其情一也。刻肌亏体,所同恶也。被立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在而人或不理其身,有由然也。当赏者不赏而当罚者不罚,则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则为恶者轻放国法而恬其所守。

  苟如是,虽日用斧钱放市,而人不去恶矣;日赏赐爵禄朝而人不兴善矣。”

  蜀张裔谓诸葛亮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以无功取,刑不可以势贵免。此贤愚之所以皆忘其身也。]

  【译文】

  要想向人民敞开有功必赏的大门,就必须赏罚有信。

  [《吕氏春秋》说:“信用建立后,整个国家就会井然有序。懂得这个道理的国王,他的基业就能长久;懂得这个道理的臣子,就可以作帝王的辅佐。”

  东汉哲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在《中论》里说:“上天孕育众生,其情感是彼此相同的。身体受到伤害,人人都感厌恶;生前显赫,死后留名,人人都很喜欢。可是有人受害,有人发达,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然而人们依然不认真修养自身,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该赏的不赏,该罚的不罚,结果使想行善的人也失去了信心,不但怨恨暗生,而且对自己以前的善行产生了怀疑;而作恶之人则不但蔑视国法,而且对其恶行恬不知耻。倘若如此,即使每天在大街上砍头示众,犯罪的人还是层出不穷;每天都封官加禄,人们还是不做好事。”

  蜀国的张裔对诸葛亮说:“先生赏赐不漏掉同自己关系疏远的人,惩罚不偏袒自己亲近的人。不让无功之人得到官位,不因有权有势就免去对他的惩罚。这就是无论贤愚都能舍生忘死的原因。”]

  不为不可成,量人力也。

  [文子曰:“夫债少易偿也,职寡易守也,任轻易劝也。上操约少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为君为臣久而不相厌也。末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难而诛不敢。人困放三责,即饰智以诈上,虽峻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也。”

  《新语》曰:“秦始皇设刑法,为车裂之诛,筑城域以备吴越,事愈烦,下愈乱,法愈众,奸愈纵。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

  【译文】

  不做不可能成功的事,因为凡事都要量力而行。

  [文子说:“债少容易偿还,职务轻松容易完成,任务不重容易上进。最高统治者把握住简明扼要的国策,臣民就容易建立功业。这样一来,为君为臣就永远不会互相讨嫌。社会到了末世,其法律的特点是繁杂而苛刻,然而真正犯罪的人却捉不住,可是动不动还要严惩重罚,于是罚不胜罚,严重危害社会的却不敢杀。人民大众为这三种重负所困扰,就变着法子来欺骗上级,虽然采用严酷的刑法,也不能禁止奸诈与邪恶。”

  《新语》说:“秦始皇设立刑法,用车裂杀人,修筑大城以防备江南吴楚一带少数民族的入侵,举措越多,国家越乱,法令越多,恶人越放纵。秦始皇不是不想治理好国家,然而他的一系列举措恰恰失掉了天下,就是因为采取的措施太多、刑罚太严的缘故。”]

  【经文】

  不求不可得,不强人以其所恶也。

  [故其称曰:“政”者,政之所行,在顺人心,政之所废,在逆人心。夫人恶忧劳,我逸乐之;人恶贫贱,我富贵之;人恶危坠,我存安之;人恶绝灭,我生育之。能逸乐之,则人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人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人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人为之绝灭。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亦叛。

  晏子曰:“谋度放义者必得,事因於仁者必成。反义而行,背仁而动,未闻能成也。”

  《吕氏春秋》曰:“树木茂则禽兽归之,水源深则鱼鳖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归。故曰: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强之为道,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也。]

  【译文】

  不追求得不到的东西,不勉强人做他们所厌恶的事。

  [所谓“政治”,意思是要顺应民心,政策法规才能得以贯彻执行,违背民心,政策法规就会被废弃。人民厌恶愁苦、劳累,就设法使他们安逸、快乐;人民厌恶困苦、贫贱,就设法使他们富裕、尊贵;人民厌恶危难、动荡,就设法使他们安全、稳定;人民害怕绝后、死亡,就设法使他们生育、长寿。

  能让人民安乐的人,人民也会为他分忧,为他劳苦;能让人民富贵的人,人民也会为他甘受贫贱;能让人民安定的人,人民也会为他承受危难;能让人民休养生息的人,人民也会为他经受死亡灭绝的考验。只要满足了人民的这四种欲望,远方的人自然会来亲近;相反,亲近的人也会背叛。

  晏子说:“依照正义来谋划,定有所得;根据仁爱去做事,定能成功。

  违背正义和仁爱去行动,没听说过有能成功的。”

  《吕氏春秋》说:“树木茂盛,禽兽才会来栖息;水流深沉,鱼鳖才会来归依;帝王贤明,豪杰才会追随。”所以,圣明的国君不刻意要求归依他的人,而是注重做好能使人才前来归依的那些事情。强迫让人笑,笑了也不快乐;强迫让人哭,哭了也不悲哀。强硬地推行某种政策,只有小成而不会有大成。]

  【经文】

  不处不可久,不偷取一世宜也。

  [董仲舒曰:“安边之策欲令汉与匈奴和亲,又取匈奴爱子为质。班固以匈奴桀骜,每有人降汉,辄亦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安肯以爱子为质?孝文时,妻以汉女,而匈奴屡背约束,昧利不顾,安在其不弃质而失重利也?夫规事建议,不图万事之固,而娱恃一时之事者,未可以经远。”

  晁错说汉文帝令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赎罪,上从之。

  荀悦曰:“圣人之政,务其纲纪,明其道义而已。若夫一切之计必推其公议,度其时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弗由之也。”]

  【译文】

  不要固守在不能久留的地方,不为一时方便而苟且敷衍。

  [董仲舒说:只用汉朝与匈奴和亲的策略来使边境安定,又以匈奴单于的爱子作为人质,这是达不到目的的。班固曾经认为,匈奴人凶暴、倔强,每当有人投降汉朝,他们便扣留汉朝使者来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拿爱子作人质呢?孝文帝时,匈奴单于娶了汉家女子为妻,可是屡次违背和约。他们如此利令智昏,怎么能希望他们不为重利而宁肯牺牲人质呢?谋略大事,议制国策,不求长治久安,只图一时的稳定。这样的人不可以策划长久大计。”

  晁错劝汉文帝发展农业生产,使之得以做官或赎罪,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苟悦说:“圣人的工作,是致力于法令制度的制定和阐明道德和义理。

  如果一切政策法规都要大家去评议,揣度它是否合乎时宜,迫不得已才采用它,若非有重大变故,不应当这样做。]

  【经文】

  知时者,可立以为长。

  [范蠡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容不可强成。”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语》曰:“圣人修备以待时也。”]

  【译文】

  懂得把握时机的人,可以任命他为行政长官。

  [范蠡说:“节令未到,不可以勉强植物生长;形势不允许,不应当勉强追求成功。”管仲说:“圣人只能捕捉时机,不能违背时机。”《论语》说:

  “圣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后,只等时机的到来。”]

  【经文】

  审于时,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

  [议曰:孙卿曰:“盗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为王矣;盗霸者之法,与霜者之人为之,则亦霸矣;盗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矣。夫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矣;与端诚信令之士为之,则霸矣;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矣。三者,明主之所谨择,此能察于用也。”

  管仲曰:“大位不仁,不可授以国柄;见贤不让,不可与尊位;罚避亲戚,不可使主兵;不好本事,不可与都邑。”又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崇;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死。使二者设于国,则天下理。”

  傅子曰:“凡都县之考课有六:一曰以教课治,则官慎德;二曰以清课本,则官慎行;三曰以才课任,则宫慎举;四曰以役课平,则官慎事;五曰以农课等,则官慎务;六曰以狱课讼,则官慎理。此能备官也。]

  【译文】

  能审时度势,对人才、资源的使用了然于胸,并能恰当地选用官吏的人,就可以推拥他为君王。

  [荀子说:“盗窃了帝王的治国方法,要与能做帝王的人去实行它,那就可以称王了;盗窃了称霸者的治国方法,能与称霸的人去实行它,那就可以称霸了;盗窃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去实行它,自然会一同灭亡。与修积礼义的君子共事,可以称王;与正直诚信的人共事,可以称霸;与妄图颠覆国家的人共事,只能自取灭亡。圣明的国君应该谨慎地对待、选择这三种情况,这可以帮助他精明地使用人才。”

  管仲说:“执政者不讲仁义道德,不能把国家政权交给他;有了贤能的人不让位,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居于尊贵的地位;因为是自己的亲戚,就不使用刑罚,这样的人不能让他掌管兵权;不喜欢从事农业生产,不能任命他做地方长官。”又说:“会让有才能的人靠本事吃饭的人,就会使国君尊贵而崇荣;能让勇士靠战功而谋生的人,士兵就会为他卖命。如果这两种政策一旦能在全国确立,天下就得到治理了。”

  西晋哲学家傅玄说:“都市与郡县考察官吏的有效途径共有六种:第一,如以文明教化的情况来考察地方官吏的业绩,官吏就会重视自身的道德;第二,如以清正廉明来考察官吏的本职工作,官吏就会对其言行谨慎;第三,如以才能来考察用人情况,官吏就会慎重地推荐人才;第四,如以租税、服役来考察是否公平,官吏就会处事谨慎;第五,如以农业发展情况来考察官吏的水平,官吏就会致力于农业生产;第六,如以执法情况来考查诉讼,官吏就会认真审理案件。”这样做,使用官吏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

  【经文】

  故曰:明版籍、审什伍、限夫田、定刑名、立君长、急农桑、去末作、敦学、校才艺、简精悍、修武备、严禁令、信赏罚、纠游戏、察苛克,此十五者,虽圣人复起,必此言也。

  夫欲论长短之变,故立政道以为经焉。

  【译文】

  综上所述,户籍管理清楚,村社组织建全,限定每人占有的田亩明确,惩罚与罪行相符,设立行政长官,加紧农桑的种植,抑制工商业,注重教育事业,考核士人的才艺,精简政府机构,做好兵器的制作,严明法制,核实赏罚的信誉,禁止无益的游戏,检举苛刻的官吏,这十五条,即使是圣人再世,也一定要这么说。

  要想探讨一个国家的统治时间为什么有长有短,就应当把以上所阐述的为政之道作为基本的总则。
 

 
分享到:
上一篇:反经 论士
下一篇:反经 君德
青梅竹马女孩为什么不上“床”
清朝留美学子舞会上受西洋美女青睐
变态皇帝慕容熙与嫂子偷情而上位
花公鸡的宝石1
潜能大师一节课教会点石成金的方法1
朱元璋与明教到底是什么关系
尼泊尔“活女神”的私密生活5
小王子发现了一条大路2
用户评论
    请您评论
栏目推荐
浏览排行
随机推荐
小说推荐
  • 贝姨
  • 傲慢与偏见
  • 基督山伯爵
  • 局外人
  • 十日谈
  • 亲爱的安德烈
  • 城南旧事
  • 封神天子
  • 苏菲的世界
  • 穆斯林的葬礼
  • 四世同堂
  • 不抱怨的世界
  • 正能量
  • 写给女人幸福一生的忠告
  • 成功没有偶然
  • 哈佛家训
最新故事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