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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苏秦说齐闵王

时间:2013/4/29 21:51:18  点击:3351 次
【提要】

作为一代大战略家、大游说家,苏秦的智慧、才干和气度足以让几千年来的豪杰才俊们钦佩叹服。他给齐闵王阐述的立国做人之道,是非常深刻非常有效的,如果没有长期的从政经验和清醒的洞察力,是不可能得出如此精辟深邃的真理来。我们要在领会琢磨这些哲理的同时,掌握苏秦是如何阐述、讲解这些哲理,如何游说齐王的。

【原文】

苏秦说齐闵王曰:“臣闻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约结而喜主怨者孤。夫后起者藉也,而远怨者时也。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
“今虽干将、莫邪,非得人力,则不能割刿矣。坚箭利金,不得弦机之利,则不能远杀矣。矢非不?,而剑非不利也,何则?权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赵氏袭卫,车不舍人不休传,卫国城刚平,卫八门土而二门堕矣,此亡国之形也。卫君跣行,告诉于魏。魏王身被甲底剑,挑赵索战。邯郸之中鹜,河、山之间乱。卫得是藉也,亦收余甲而北面,残刚平,堕中牟之郭。卫非强于赵也,譬之卫矢而魏弦机也,藉力于魏而有河东之地。赵氏惧,楚人救赵而伐魏,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赵得是藉也,亦袭魏之河北,烧棘沟,坠黄城。故刚平之残也,中牟之堕也,黄城之坠也,棘沟之烧也,此皆非赵、魏之欲也。然二国劝行之者,何也?卫明于时权之藉也。今世之为国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敌强,国罢而好众怨,事败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地狭而好敌大,事败而好长诈。行此六者而求伯,则远矣。
“臣闻善为国者,顺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后从于天下。故约不为人主怨,伐不为人挫强。如此,则兵不费,权不轻,地可广,欲可成也。昔者,齐之与韩、魏伐秦、楚也,战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韩、魏也,然而天下独归咎于齐者,何也?以其为韩、魏主怨也。且天下遍用兵矣,齐、燕战,而赵氏兼中山,秦、楚战韩、魏不休,而宋、越专用其兵。此十国者,皆以相敌为意,而独举心于齐者,何也?约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也。
“且夫强大之祸,常以王人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谋人为利也。是以大国危,小国灭也。大国之计,莫若后起而重伐不义。夫后起之籍与多而兵劲,则事以众强适罢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则利必附矣。大国行此,则名号不攘而至,伯王不为而立矣。小国之情,莫如谨静而寡信诸侯。谨静,则四邻不反;寡信诸侯,则天下不卖,外不卖,内不反,则槟祸朽腐而不用,币帛矫蠹而不服矣。小国道此,则不祠而福矣,不贷而见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义者伯,用兵穷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吴王夫差以强大为天下先,袭郢而栖越,身从诸侯之君,而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谋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祸也。昔者莱、莒好谋,陈、蔡好诈,莒恃晋而灭,蔡恃越而亡,此皆内长诈,外信诸侯之殃也。由此观之,则强弱大小之祸,可见于前事矣。
“语曰:‘骐骥之衰也,驽马先之;孟贲之倦也,女子胜之。’夫驽马、女子,筋力骨劲,非贤於麒骥、孟贲也。何则?后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与也不并灭,有而案兵而后起,寄怨而诛不直,微用兵而寄于义,则亡天下可?足而须也。明于诸侯之故,察于地形之理者,不约亲,不相质而固,不趋而疾,众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惧强而加以亲。何则?形同忧而兵趋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齐、燕战于桓之曲,燕不胜,十万之众尽。胡人袭燕楼烦数县,取其牛马。夫胡之与齐非素亲也,而用兵又非约质而谋燕也,然而甚于相趋者,何也?何则形同忧而兵趋利也。由此观之,约于同形则利长,后起则诸侯可趋役也。
“故明主察相,诚欲以伯王也为志,则战攻非所先。战者,国之残也,而都县之费也。残费已先,而能从诸侯者寡矣。彼战者之为残也,士闻战则输私财而富军市,输饮食而待死士,令折辕而炊之,杀牛而觞士,则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祷视,君翳酿,通都小县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则此虚中之计也。夫战之明日,尸死扶伤,虽若有功也,军出费,中哭泣,则伤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伤者空财而共药,完者内?而华乐,故其费与死伤者均。故民之所费也,十年之田而不偿也。军之所出,矛戟折,?弦绝,伤弩,破车,罢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厮养士之所窃,十年之田而不偿也。天下有此再费者,而能从诸侯寡矣。攻城之费,百姓理?蔽,举冲橹,家杂总,穿窟穴,众罢于刀金。而士团于土功,将不释甲,期数而能拔城者为亟耳。上倦于教,士断于兵,故三下城而能胜敌者寡矣。故曰:彼战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瑶攻范、中行氏,杀其君,灭其国,又西围晋阳,吞兼二国,而忧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国亡,为天下笑者,何谓也?兵先战攻,而灭二于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赵,南战于长子,败赵氏;北战于中山,克燕军,杀其将。夫中山千乘之国也,而敌万乘之国二,再战比胜,此用兵之上节也。然而国遂亡,君臣于齐者,何也?不啬于战攻之患也。由此观之,则战攻之败,可见于前事。
“今世之所谓善用兵者,穷战比胜,而守不可拔,天下称为善,一国得而保之,则非国之利也。臣闻战大胜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罢而城郭露。夫士死于外,民残于内,而城郭露于境,则非王之乐也。今夫鹄的非咎罪于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则善,不中则愧,少长贵贱,则同心于贯之者,何也?恶其示人以难也。今穷战比胜,而守必不拔,则是非徒示人以难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则天下仇之必矣。夫罢士露国,而多与天下为仇,则明君不居也;素用强兵而弱之,则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则五兵不动而诸侯从,辞让而重赂至矣。故明君之攻战也,甲兵不出于而敌国胜,冲橹不施而边城降,士民不知而王业至矣。彼明君之从事也,用财少,旷日远而为利长者。故曰:‘兵后起则诸侯可趋役也’。
“臣之所闻,攻战之道非师者,虽有百万之军,北之堂上;虽有阖闾、吴起之将,禽之户内;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上。故钟鼓竽瑟之音不绝,地可广而欲可成;和乐倡优侏儒之笑不之,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为尊,利制海内不为厚。故夫善为王业者,在劳天下而自佚,乱天下而自安,佚治在我,劳乱在天下,则王之道也。锐兵来则拒之。患至刚趋之。使诸侯无成谋,则其国无宿忧也。何以知其然?昔者魏王拥士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其强而拔邯郸,西围定阳,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西谋秦。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昧,令于境内,尽堞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卫鞅谋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从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与必众。故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见魏王,则臣请必北魏矣。’秦王许诺。卫鞅见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从十二诸侯,非宋、卫也,则邹、鲁、陈、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东伐齐,则赵必从矣;西取秦,南伐楚,则韩必从矣。大王有伐齐、楚之心,而从天下之志,则王业见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魏王说于卫鞅之言也,故身广公宫,制丹衣,建九?旌,从七星之?。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处之。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国,而东于齐,然后天下乃舍之。当是时,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卫鞅之始与王计也,谋约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间,谋成于堂上,而魏将以禽于齐矣;冲橹未施,而西河之外入于秦矣。此臣之所谓北之堂上,禽将户内,拔城于尊俎之间,折冲席上者也。”

【译文】

苏秦游说齐闵王说:“臣听说率先挑起战争的人必然后患无穷,而不顾招人忌恨,带头缔结盟约攻打他国的最终陷于孤立。如果后发制人就能有所凭借,顺应时势即可远离仇怨。因此圣贤做事,无不借势而为,顺天而动。借助形势,有利于展开步骤;倚重天时,则是成功的关键。因此,不懂得借势顺天之理,能成就大事的机会实在微乎其微。
譬如说,即使有干将、莫邪一类的宝剑,如果不施以人力,则不能破损毫发;而再坚硬的箭矢,如果不能借助弓弩,也不能杀伤远处的敌人。箭并不是不锐利,剑并不是钝而无力,那是什么缘故呢?只是由于少了借力之物。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赵人袭卫,车不停歇,人不喘息,一下子包围了卫国都城,在刚平(卫地)筑土城加以控制。当时卫都八个城门皆被堵塞,两个城门被摧毁,亡国之祸迫在眉捷。卫国国君在形势紧急、间不容发的情况下,光着脚丫逃奔魏国求援。魏武候亲自披甲带剑,为卫国出头,向赵国挑战。邯郸大乱,黄河与太行山之间也不可收拾。卫国乘机重整旗鼓,北向攻赵,夺取了刚平,攻下了赵邑中牟的外城。
卫国并非比赵国强大,只是有了魏国的支持。假如把卫比作箭,魏就好比机弩弓弦,从而借助魏国而占有河东之地。这时赵国非常恐惧,楚国就救赵而讨伐魏国,双方在州西这个地方大打一仗,楚国穿越魏都大梁城门,驻军林中而饮马黄河。赵人得到楚国的援助,也去攻打魏国河北之地,纵火焚烧棘沟而夺取黄城。毁刚平、破中牟、陷黄城、焚棘沟,这并非是赵国、魏国的本意,然而当初他们都那么卖劲的大干,而最后的结果却是这样呢?这是因为卫国和赵国善于利用时机,明白攻占决胜,须依时借势。如今执国施政的却不是这样,自己军队弱小却喜欢挑斗强敌;国家疲惫偏要触犯众怒;败局一定却仍然一意孤行;没有相当实力,却不能屈志以居下位;自己地狭人少,却与大国抗衡为敌;事情失败却不改诈伪之心。犯下六种错误还妄图建立霸业,其实离霸业是越来越远了。
臣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应该顺应民心,切实估计自己的兵力,然后才能联结诸侯实现自己的抱负。所以缔约时不以自己为主承担怨怒,作战时不替他人去抵抗强敌。这样就能保全自己的兵力以控制全局,而且可以实现拓展疆土的愿望。以前,齐王联结韩、魏两国讨伐秦、楚作战并非特别卖力,分得土地又不比韩、魏多,可是天下惟独将战争归咎于齐,为什么呢?是因为齐国率先倡导讨伐秦、楚,触犯众怒。再说那时天下正烽烟四起,齐燕争斗,又有赵国图谋中山,秦、楚与韩、魏不断交锋,而宋、越专事攻伐。这十个国家,勾心斗角,相互竞争,然而天下只埋怨齐国,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在缔约时齐国喜欢站在领袖的位置,两军相交时喜欢攻打强敌的缘故。
再说强国招致祸患,往往是因为一心想凌驾在诸侯之上;而弱国遭受灾殃,常常是由于一心想算计别人取得好处。所以,强国不免危殆,小国则不免覆灭。为大国所计,不如后发制人,坚决讨伐那些不讲道义的国家。后发制人能有所倚仗。盟国多而兵力强,从而形成以人多势强对付疲弊衰弱的利局,战争必能取得胜利。办事合乎公道,就能取得利益。强国依此而为,名号自然不争而得,霸业也能袖手而成。
至于小国最好的策略则莫过于谨慎从事,不轻信诸侯。小心谨慎,四邻之国就没有借口寻仇犯境;不轻信,就不会被诸侯出卖,成为利益的牺牲品。在外不被出卖,在内没有争斗,就可远离祸患,有利于国内实力的积储和增长。小国若能如此,那么不用祈祷就能享福,无须借贷自能富足。所以说,施行仁政可以称王,建树信义可以称霸,而穷兵黩武只会招致灭亡。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吴王夫差倚仗国大兵强,率领诸侯四方征战,攻击楚国,占据越国,并对诸侯们发号施令,俨然君临天下,最后却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为天下所耻笑。为什么得这样的结果呢?原因在于夫差平时总是想成为天下之主,倚仗国力强盛率先挑起战争。以前莱、莒两国喜欢施用阴谋,而陈、蔡两国则专行诈术,结果,莒国因倚仗晋国而灭亡了,蔡国因依仗越国而灭亡了。这些都是在内使用诈术,在外轻信诸侯招来的横祸。由此看来,国家无论强弱大小,都有各自的祸患,前车之鉴,在历史上都有印证。
常言道:千里马一旦衰老,跑不过劣马;孟贲一旦力乏,打不过女子。劣马、女子的筋骨劲力,远远比不上千里马和勇士孟贲,但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这是因为后发制人,我方就有所凭藉。如今,天下诸侯相互借重而相互牵制,并且对峙的时日还很长,如果哪个国家能够按兵不动,后发制人,同时善于转嫁仇怨,隐去用兵的真实意图,假正义之名以伐无道,那么兼并诸侯取得天下便能指日可待。掌握诸侯的国情,明了天下的地理形势,不结盟,不互相扣留人质,关系会更牢固;不急躁冒进,事情会进展的更为顺利。一起共事能坚守承诺,一起受害而不相互埋怨,彼此都强大了就越发亲近。如何能做到这样呢?在于形势令他们忧患相同、利害一致。有什么事实可作佐证呢?早先,齐、燕两国在桓曲交战,燕兵败北,十万兵众匹马无归。胡人乘势袭击燕国楼烦等地,掳掠牛马。那胡人与齐国,非亲非故,又没有订立什么盟约,却竭力配合齐国,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忧患相同、利害相关呀!以此可见,联合形势相同的国家就可以最大程度地获取利益,后发制人可使诸侯归附并加以役使。
“所以英明的君主和有远见卓识的相国,假如致力于王霸之业,就不要把使用武力摆在首位。战争既耗损国力,又滋扰民生。国家的元气遭到损耗,便再也无力号令诸侯。战争对国家的损耗是显而易见的。士人听说将有战事,便捐献财产,以充军用,而商人就运送酒肉粮食以犒劳战士,长官让人拆下车辕当柴烧,杀牛设宴款待军兵。其实这些都是坑民害国的做法。国人祈祷,君王设祭,大城小县皆设神庙,凡有市场的城邑无不停业为战争服役,其实这是虚耗国家的做法。
决战之地,尸横满地,哀鸿遍野,人们扶着受伤的将士,表面看来将士立功,国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实际上,资财损耗之多,国人痛哭之惨,足以令国君忧心如焚。阵亡将士的家属为安葬父兄而倾尽家财,负伤将士也耗尽积储以求医问药,那些侥幸全身而回的军人,在家中大摆筵席以示庆贺,花费也不在少数。所以战争使人民耗费的钱帛,十年耕种所得的收获也难以抵偿。军队出战,矛戟弓弩,车马刀矢,损失大半,再加上被人盗窃藏匿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十年耕种无法抵偿的。国家负担这两笔费用,已是力竭筋疲,哪里还能对诸侯施以号令呢?攻城拔地之时,百姓作为后方支援,替士兵缝补破烂的战衣,运输攻城的器械,头上顶着禾草,挖掘地道,为徭役所累。将军顾不上士兵劳累,日夜督战,数月能攻下城池就算很快了。将士疲弊,连下三城,相信再没有余力战胜敌人。
因此说,明君贤相图谋天下,并不把使用武力置诸首位。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过去,智伯攻灭范、中行氏,接着麾兵西向,围攻晋阳,吞并两国,又逼得赵襄子走投无路,兵威可谓盛极一时。然而后来智伯却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为天下人所耻笑,这是什么缘故呢?是由于智伯挑起祸端,灭亡之祸威胁到韩、魏二君的缘故。从前,中山国调动全国之兵,迎击燕、赵两国,败赵兵于南方的长子,破燕军于国境之内,并杀掉其领兵的大将。那中山只是个千乘小国,与两个万乘大强国同时为敌,连续取得两次决定性的大捷,成为用兵的典范。然而这样善战之国终不免灭亡,以致国君奔齐为臣,原因何在?是因为它不考虑战争的祸患,接连不断地发生战争。由此看来,战争的弊端在史书上是很多的。
“如今称得上善于用兵的人,屡战屡胜,攻则取,守则固,天下人给予高度颂扬,而举国上下莫不倚之若长城,其实这并非是国家的好事。臣听说战争取得大捷,士卒伤亡惨重,百姓因防务而疲惫不堪,城郭也会损毁得面目全非。兵死于战,民疲于内,城郭破败,国君是不会高兴的。以箭靶为喻,它并没有与人结怨,可是人人都会以强弓硬弩对待它,射中的就高兴,没有射中的则会满面羞惭,不论老少尊卑,皆以一射为快。原因何在?是人们厌恶让人看出自己不会射箭。现在有的国家屡战屡胜不可攻拔,这不仅仅是示人以难,同时还妨害到别国的利益,别国的敌视情绪也就更重了。像这样既劳累百姓、损耗国家,又成为众矢之的之事,圣明的国君是不会干的。
有远见卓识的明君贤相也不会妄动刀兵,以致于损兵折将,大伤元气。明君贤相,总是力求不施攻伐而臣服诸侯,以谦恭辞让获得更多的财货土地。因为明君之于战事,不动刀兵就能战胜敌国,不用武力就可掠夺到土地,别人尚未察觉而王业就可完成。明君之处事,不费财力,而以长期的策划取得永久的利益。所以可以这样说,后发制人可令诸侯归附并加以驱使。
据臣所知:‘战争之道不在军队的多少’,即使有百万敌军,也能败之于朝堂之上帷幄之中;即使遭遇阖闾、吴起那样的将帅,也能通过室内的策划擒获他;虽然有千丈的城池,也可以在酒席之间摧毁它;虽然有百尺高的战车,也可以在坐卧之时摧折它。所以,丝管之声在朝堂不绝于耳、和着优伶和侏儒欢笑歌舞之时,国土已经扩张,诸侯前来臣服。如此的君王,名号与天地相等不算高贵,政权控制海内也不算巨大。
因此,善于开创王业的君主,在于能使诸侯劳顿而自己闲逸,使天下混乱而本国安宁。安逸与大治在我方,而劳顿与混乱在它国,这就是王霸之道。积蓄国力以待来敌,以消兵祸,那么他的国家没有隔夜之忧。有什么事实作佐证呢?过去魏惠王拥有领土上千里,甲士三十六万,倚仗自己实力强大,攻取邯郸,西围定阳,又邀集十二家诸侯朝拜周天子,为图谋秦国作种种准备。秦孝公闻报,忧心忡忡,寝食难安,食不甘味,动员全国,修缮战守的器具,境内严加防守,同时招募死士,任命将领,以待来敌。
卫鞅向秦孝公献计说:‘魏王有匡扶周室之功,号令得以施行天下,既能邀集十二家诸侯朝见天子,从者甚众。以区区一个秦国,恐怕还不能与之争锋竞胜,大王可否以臣为使去见魏王?臣有把握挫败魏国。’秦王答应了他的请求,卫鞅往见惠王,大加称颂:‘我听说大王劳苦功高而能号令天下。可如今大王率领的十二家诸侯,不是宋、卫,就是邹、鲁、陈、蔡,大王固然可以随意加以驱使,然而就凭这些力量还不足以称王天下。大王不如向北联结燕人,东伐齐国,赵国自会服从;再联合西方的秦国,南伐楚国,韩国自会望风而服。大王有讨伐齐、楚的心愿且行事合于道义,实现王业的日子便不远了。大王自可顺从天下之志,加天子衣冠,再图齐、楚。’惠王听了,十分高兴,便依天子体制,大建宫室,制作丹衣和九施、七星之旗。对惠王的妄自尊大、越礼不轨,齐、楚两国君主大为激愤,而各路诸侯也都投到齐国伐楚的旗帜下面。齐人伐魏,杀掉了魏太子申,歼师十万。惠王震恐,急忙下令收兵,又向东臣服于齐。诸侯们这才停止武力制裁。在那个时候,秦孝公乘机取得魏国的河西地区,而且对惠王毫无感激之情。所以卫鞅当初与孝公商议对策的时候,谋约于座席之上,策划于酒席之间,定计于高堂之上,而魏国大将庞涓已为齐所擒,刀兵不动已收西河以外的地方。这就是臣所讲的‘败敌于厅堂之上,擒获敌将于帷幄之中,在酒宴上攻下敌城,在枕席上折断敌人兵车。’”
 
【评析】

苏秦以众多事例引证了他的政治洞见和哲理,他的主要观点是:
1要后发制人、顺应时势。率先挑起战争的人和领头攻打他国的人必然后患无穷、陷于孤立。后发制人会有所凭借,顺应时势可远离仇怨。
2大国应该讨伐那些不讲道义的国家,以此可名利双收、完成霸业。小国应该谨慎从事,不轻信他人,逐渐增强实力。
3不能把使用武力摆在首位,尽量避免战争,避免因为炫耀武功而成为众矢之的。
4取胜的关键是在帷幄之中的策划和谋略,而非疆场上的厮杀。
这4个观点苏秦用了大量事例来论证,一般都是先说出观点,然后举出当时已经发生的事件来佐证,在叙述事例过程中也夹杂一些评论,整体上事实和理论相结合,极富有说服力和真理性。
苏秦对君王的谏言中有破有立,破大于立,破立的中心主旨是一致的,那就是在国家政治军事斗争中尽量要占有道义,尽量要“不战而屈人之兵”,绝对不能好战和强出头。上面这些至理规则同样适合于和平年代的人际关系中,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好自己的发展战略,对待朋友、竞争者要有智慧、有谋略,要将上述国际关系领域的法则娴熟地运用在人际关系上,毕竟人与人之间和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其作为一个利益主体方面,有着很大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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