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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 韩愈

时间:2009/5/25 14:51:20  点击:10209 次
师说 韩愈  朗诵:曹灿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後,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於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於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於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焉.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之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吾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子、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闻道有先後,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於时,学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啊.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始终不能解答了.出生在我前头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做老师;出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做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要人没有疑惑就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聪明的人能够成为聪明人的原因,愚蠢的人能成为愚人的原因,原因大概都出在这里吧?
 人们爱自己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孩子们文字,教授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老师,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大道理,解答那些有关大道理的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理解书本上的字句,有的人从师学习,不能解决大道理的疑难问题,有的人不向老师学习了;小的学了,大的却丢了.我未能看出那种人的高明之处在哪?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他们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一听到有人称“老师”称“弟子”等等,就许多人聚在一块儿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他们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啊,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可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好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士大夫们认为是不值得一提的,现在士大夫们的见识竟反而比不上他们,可真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同行,里面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永远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样样都比学生贤能,老师和学生的区别只是听到道理有的早有的迟,学问和技艺各有各的专长,只是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叫蟠的,年纪十七岁,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了,他不被当时士大夫那种耻于从师的世俗的限制,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正道,所以写这篇《师说》送给他.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郡望为昌黎(今属河北),故世称韩昌黎.韩愈自幼勤勉好学,沉潜诗书.唐德宗贞元八年(792)进士.贞元末,官监察御史,因上疏请求减免灾民赋税,贬阳山令.唐宪宗元和年间,随宰相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迁刑部侍郎.不久即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穆宗朝,历官国子监祭酒、京兆尹等,官至吏部侍郎.卒谥“文”,故后世称韩文公.
    在思想上,韩愈推崇儒学,排斥佛老;在文学上,他崇尚秦汉散文,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俪文风,并因此倡导了有革新意义的古文运动,强调文学要为儒学道统服务,要求言这有物,辞必己出.韩愈诗文都有很高成就,尤以文章著称.名列“唐宗八大家”之首.其文内容殷实,有以反佛、明儒道为内容之长篇,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有嘲讽社会现实之杂文,如《杂说四首》、《送穷文》、《讲学解》.也有论述文学思想之作品,如《与冯宿论文书》、《答尉迟生书》、《答刘正夫书》.其文气势壮盛,辞锋骏利,语言练达.后人称他“文起八代之衰”.对唐及后世散文创作有巨大、深远影响.与此同时,韩愈以计为文章末事,以诗为文,把写文之手法融入诗中,在诗的句法、章法、韵等方面作了改动,白居易、欧阳修、黄庭坚、苏轼等无不受其影响. 
    这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文章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五岁,正在国子监任教.那么,韩愈为什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原来他听说的“师”,有其独特含义.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韩愈写<师说>的社会背景,可以从柳示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一段话里看出.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

从《师说》看韩愈的师道观(周志恩 郭姣凤)  
  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被明朝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在《师说》中以其丰富的学识、卓越的胆识提出了骇世惊俗的师道观. 
    首先,韩愈对老师的作用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突破了一般人对教师作用认识的局限,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受业”,扩大到“传道”“解惑”,明确提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的全新界定.在他看来,既能做经师,又能做人师的人才是真正的老师.他将“传道”放在“受业”“解惑”前面说,表明他把教学生做人比做学问看得更为重要.韩愈心目中的老师不是一般官学老师,也不是学业启蒙老师,而是学有所成的人.他在“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道受业解惑者也”中,明显流露出了对浅薄之师的鄙夷与嘲讽. 
    其次,韩愈提出的择师标准体现了一种朴素的民主平等意识.针对上层“士大夫之族”的门第观念,他明确主张“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种全新的师道观是一种石破天惊的新观念,开拓了为师者的广阔领域.“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表现出鲜明的态度、坚定的信念.从师即是学道,惟“道”是问,凡是闻道者无论贵贱长幼都可为师.这种能者为师的择师标准表现出一种谦逊的学风、不耻下问的胸襟.韩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的感慨是沉痛的.因为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古之圣人“犹且从师而问”,而远远低于圣人的普通人却“耻学于师”,也因此才有“圣益圣,愚益愚”的不幸结局. 
    再次,韩愈提出了转益多师、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观.他认为“圣人无常师”,即有学问的圣人从来没有固定的老师,甚至可以向根本比不上自己的人学习.他举例说“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韩愈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客观事实出发,推论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崭新观点,这种转益多师、教学相长的师生观闪耀着朴素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光辉. 
    最后,韩愈提倡敢为人师的反时俗精神,鼓励青年从师勤学.在“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社会背景下,学生李蟠好古文,不拘于时,“能行古道”,韩愈嘉许之.他收李蟠这样“好古文”的学生,表现出敢为人师的反时俗的勇敢精神.韩愈对当时士大夫中流行的“耻学于师”的现象深恶痛绝,对一般浅薄的士大夫之族“群聚而笑”的丑态予以辛辣的调侃.他主张做大学问,鼓励青年从师勤学,深入研究.“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中流露出了对浅尝辄止、不深入研究的人的蔑视.他认为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勉.“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强调一个人要着力于“业精”、“行成”,即在学业上做到“精”,在品德上要做到“成”. 
    当然,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韩愈《师说》中所表现的师道观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办教育的目的是复兴儒学、排斥佛老和推行文学革新运动,因此他所强调的“道”是儒家之道,他所强调的教学内容是“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视,非圣人之旨不敢存”,“口不绝吟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他的教学方式明显地带有枯燥说教和硬性灌输的特点,不利于学生的创新思维与个性的培养.

从《师说》看韩愈论师道(李伯瑶)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师说》虽只有456字,但其精湛的思想却一直影响着历代教育工作者,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中珍贵的教育文献,也是一份宝贵的教育遗产.
  韩愈为何作《师说》?自魏晋南北朝至中唐,形成了从师为耻、为师遭骂的错误倾向.这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时尚,对于社会文化的传承,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韩愈的《师说》,主要就是针对这种恶劣学风而发的.他从教师的作用、教师的任务、择师的标准和师生的关系等方面精辟地论述了“师道”.
  《师说》一开头就提出了一个命题:“古之学者必有师.”这是针对当时人们以从师为耻说的.原来他所说的“师”,有其独特含义.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韩愈认为,自古以来任何一个人的知识学问,都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如果没有老师的教诲和指导,任何人都不能成为有才智的人.他的理由是:“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即人没有“生而知之”的先知先觉者,所以不可能没有疑难问题,有了疑难问题不去请教老师,这种人是一辈子也聪明不起来的.他对当时社会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进行了尖锐批评,并充分肯定了学习的重要和教师的作用.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形成了良好的师道传统.然而,自魏晋至唐代形成了以师为耻的恶劣风气.故韩愈慨叹:重视从师求学的风气已经消失很久了,想要人们没有疑难也就很困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远远超出一般人,尚且从师求教;现在的普通人,他们远远低于圣人,却耻于从师求教.所以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他还指出:“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从以上这些批评中可以看到:韩愈认为圣人与一般人之所以有智与愚的差别,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是否肯从师学习.并把予头直指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他们在从师学习的问题上还不如巫医乐师和百工之人.
  其次,韩愈在《师说》中把教师的任务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三个方面:“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仅仅11个字,在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对教师的职责进行了论述.
  所谓“传道”,就是传儒家道统、传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所谓“受业”,即授业,是指讲授古文典籍和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古籍文献、具有一定的读写能力,受到文化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所谓“解惑”,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解答学生在“道”与“业”两方面的疑难问题.韩愈认为这三项是教师的基本任务,而且是紧密相联的.他还认为,如果教师只是“习其句读”而不“传道”,那是“小学而大遗”,即因“小”而失“大”,忘掉了自己的根本任务.
  他把“传道”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把“授业”当作第二位的任务,还把“解惑”提到应有的位置,现在看来也是比较全面的.它不仅包含了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起主导作用的意思,而且还包含了寓德育于智育之中、德育通过智育而进行的思想.尤其把“传道”即思想品德教育放在首位,具有普遍意义.
  韩愈认为,有道者即可为师,“道”是择师的根本标准,师和“道”是密不可分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是阐述教师的标准,意思是没有一定的“道”,那就不成其为教师,“道”是师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如果将“道”理解为一种主义、信仰和理想,教师承担的社会职责就包含了这一内容.因此,不管生在我前,还是生在我后,也不管地位高低,只要闻道在先,有道在身,就可以拜其为师.这是有进步性与积极意义的.如何看待师生关系呢?韩愈指出:“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他认为“圣人无常师”,人不分“贵贱、长少”,只要有传道授业的本领,就具备了做教师的条件.“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强调了“圣人无常师”、“不耻相师”的道理,并以孔子拜郯子(请教官名)、苌弘(请教音乐)、师襄(请教鼓琴)、老聃(请教礼)为师作例证,提倡人们要向德行高尚、学有专长的人学习,提倡互相为师,谁在某一方面比自己强就拜他为师.这里既有“能者为师”的观点,又有“教学相长”的含义.这一思想有利于扩大师资来源,有利于推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既然把“道”与“业”作为衡量教师的标准,韩愈认为谁先得道,谁有学问,谁就是教师,即“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人各有长处和短处,如果要求教师在一切方面都比学生强的话,那就很难找到合适的老师了.因此,他提出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论断,指出构成师生关系的唯一条件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他以是否有“道”,是否先于学生掌握了某些专业,作为教师的基本标准,鼓励人们抛弃各种顾虑和成见,勇于拜师求学.韩愈在这段话中,以孔子等为表率,阐述了师生关系的基本见解:第一,“弟子不必不如师”.第二,“师不必贤于弟子”.第三,“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既肯定了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的主导作用,又强调了学生的主动作用;既提倡了乐为人师和勇为人师,又宣传了不耻下问,虚心拜人为师.他在师生关系方面的这些见解,不仅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就是在今天也是值得弘扬的.
  总之,韩愈在阐述教师的作用、任务、教师的标准及师生关系时,提出了师和“道”是密不可分的、教师的任务是“传道”“受业”“解惑”、“圣人无常师”等精辟论断.这对当今正确理解教师的职责,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德育与智育、教书与育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颇有启迪. 

从《师说》看韩愈的师道观(孔艳)
    韩愈的《师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专门论述教师的文章.中国是一个有着尊师传统的国家.古人曾用“天、地、君、亲、师”来表达对教师的尊重.“天”和“地”都是虚的,教师是排在国君和父母之后的,实际上名列第三位,可见其重要性.教师是传播人类文明的使者,没有教师,人类的文明之火就无法传递下去.
    我国古代自从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士族合法地垄断做官大权和经济大权,形成以士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上层士族的子弟,不管品德智能高低,凭着高贵的门第,生来就是统治者,大了靠特权当官,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了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这种风气仍然存在,上层“士大夫之族”自己不从师学习,也反对像韩愈那样公然为人师的人,还对别人的从师学习“群聚而笑之”.韩愈当时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就是在全国性的学府中担任一门课的教授.他对上层“士大夫之族”的恶劣风气深恶痛绝.《师说》就是借为文送李蟠来抨击那些“耻学于师”的上层“士大夫之族”,大力宣传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正确途径的.
    更可贵的是,韩愈在《师说》中以其丰富的学识、卓越的胆识提出了骇世惊俗的师道观,提出了四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古之学者必有师;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
    一、古之学者必有师
    “古之学者必有师.”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授业解惑”的人.
    魏晋以来师道沦丧,士林之中以相师为耻渐成风习.至唐代中叶,此风愈演愈烈,“为人师者皆笑之”,甚至“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针对士林如此情态,韩愈“奋不顾流俗”,置“群怪聚骂”于度外,做《师说》,“抗颜为师”,以光复西汉“师道”为己任,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即使在千载以下的今天,也不能不令人钦佩.
    韩愈“毅然为人师”,炫怪群目,士林哗然,遂得“狂名”,为人非笑.然有识之士,却响应不绝.韩愈《答崔立之书》曰:“近有李翱、张籍者,从予学文.”李翱是古文大家,张籍是著名诗人,他们能北面师韩,说明韩愈所倡导的“师道”,如空谷传音,回响甚大. 
    二、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韩愈对老师的作用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突破了一般人对教师作用认识的局限,他勇敢地站出来指出教师具有“传道、受业、解惑”的重要作用,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受业”,扩大到“传道”“解惑”,明确提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的全新界定.在他看来,既能做经师,又能做人师的人才是真正的老师. 
    韩愈把“传道”放在第一位.“传道”是什么意思?就是发扬光大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正统思想.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指出“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他明确指出,自己所说的道,非老子之道,非佛家之道,而是儒家之道,即“古之欲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历代奉为圭臬.韩愈是以传这个“道”为己任的.因此,对道的理解是解读《师说》的一把钥匙.
    他将“传道”放在“受业”“解惑”前面说,表明他把教学生做人比做学问看得更为重要.韩愈心目中的老师不是一般官学老师,也不是学业启蒙老师,而是学有所成的人.“受业”也是受儒学之业;“解惑”是指解答学者在学习儒学的过程中遇到的疑惑问题.三者的内涵与外延都没有超出儒学范畴,因此韩愈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这就严格区分了两者的不同,同时明显流露出了对浅薄之师的鄙夷与嘲讽.
    三、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韩愈提出的择师标准体现了一种朴素的民主平等意识.针对上层“士大夫之族”的门第观念,他明确主张“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种全新的师道观是一种石破天惊的新观念,开拓了为师者的广阔领域.当然,这个见识在中国其实也是“古已有之”的,那就是《论语》里讲的:“当仁不让于师”.韩愈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表现出鲜明的态度、坚定的信念.从师即是学道,惟“道”是问,凡是闻道者无论贵贱长幼都可为师.这种能者为师的择师标准表现出一种谦逊的学风、不耻下问的胸襟.韩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的感慨是沉痛的.因为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古之圣人“犹且从师而问”,而远远低于圣人的普通人却“耻学于师”,也因此才有“圣益圣,愚益愚”的不幸结局.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
    四、圣人无常师
    韩愈提出了转益多师、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观.他认为“圣人无常师”,即有学问的圣人从来没有固定的老师,甚至可以向根本比不上自己的人学习.他举例说“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韩愈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客观事实出发,推论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崭新观点,这种转益多师、教学相长的师生观闪耀着朴素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光辉. 
    当然,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韩愈《师说》中所表现的师道观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所强调的“道”是儒家之道,他所强调的教学内容是“所读皆圣人之书”,他的教学方式明显地带有枯燥说教和硬性灌输的特点,不利于学生的创新思维与个性的培养.但在当时“自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背景下,韩愈作《师说》,批判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也表现出了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今天,教育有了空前发展,但教师的职能、地位,从师的必要和为师的荣耀感,都未从根本上解决.重读此名作,其实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师说》看韩愈散文的特色(肖旭) 
    韩愈(70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审孟县)人,三岁而孤,由嫂郑氏抚养成人.二十五岁中进士,二十九岁步入仕途.先后作过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官.在监察御史任上,因关中旱饥,上疏请免徭役赋税,被认为指斥朝玫,被贬为阳山令.元和十二年,从裴度平准西吴元济有功,升为刑部侍郎.后二年,又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贬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后,奉召回京,任兵部侍郎,又转吏部侍郎. 
    韩愈,是我国古代继司马迁以后最杰出的散文大家.韩愈的散文内容比较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韩愈最擅长于论说文.他的论说文有严密的逻辑和紧凑的结构,曲折变化而又流畅明快.韩愈的《师说》是一篇很重要的作品.其中“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思想,在当时有进步意义,今天看来也有一定的道理.文中所谓“传道”之道,是指儒家的正统思想.文章虽然肯定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但对他们却是轻视的.
    这篇体现韩愈进步教育思想的散文,既是他推动古文运动的重要创作实践,又是向青年传授求师之道的重要论文.
    关于《师说》的写作缘由,韩愈在文章的结尾处虽有说明,而实际上,此文是韩愈针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社会现实有感而发.他曾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他又反复强调,文章兼有“明道”的作用,认为“道”是主体,是第一位的;“文”是手段和方法,是为“道”服务的.这是对六朝骈体文瘠义肥辞、无病呻吟痼疾的有力批判,是强调文学社会功能的一大进步.
    关于《师说》的写作背景及产生的社会效果,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譁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师说》引起世人“群怪聚骂”,正是因为它触到了世俗的痛处,体现了韩愈散文批判现实、针砭时弊的战斗性.
    韩愈是个复杂的人,在他思想中,既有革新、进步的一面,又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师说》所体现的韩愈的教育思想,是闪烁着民主性的光华的.
    一,提出了“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求师原则,强调能者为师,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学生只能墨守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把师和弟子关系社会化了.
    二,明确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认为弟子可以后来居上.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是一种进步的教育观点.这些表明,韩愈的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当然,《师说》也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局限,他认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看不起有技艺专长的劳动人民.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封建士大夫,这是我们不能苛责于他的.
    在强调文章要有“明道”作用的同时,韩愈又非常重视文章的表现形式.他说:“文字暧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进撰平淮西碑文表》)又说:“辞不足,不可以为文.”(《上襄阳于相公书》)那么,《师说》在艺术上有哪些特色?
    严谨的结构
    《师说》按文意,可分四大段:
    第一段,论述求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指出:无论是谁,只要掌握了真理和知识: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耆,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这段的意思是说: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除疑惑的人.人不是生下来就明白事理的,谁能没有疑惑呢?有了疑惑而不去请教老师,那种疑惑就永远解决不了.生在我前面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应该向他学习,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电该跟他学习.我拜老师是学习他懂得的道理,何必管他比我年纪大还是比我年纪小呢?所以说不论尊贵卑贱,不论年长年幼,谁懂得道理,谁就是我要向他学习的老师.
    第二段,批判世人耻于从师风气的种种表现,这段是本文的重点所在.“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着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共可怪也欤!” 
    这一段的大意是:人们爱自己的子女,选择好的老师来教他们,可是对于自己呢,却把从师求教当作耻辱,这太糊涂了.孩子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学习断句的人,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除疑惑的人.不会断句,去请教老师,有疑难问题不能解决,却不去请教老师,这正是学了小的而放弃大的,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明的地方.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羞耻,而士大夫这类人,一旦有以“老师”和“弟子”相称呼的,有人就聚在一起嘲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们就说:“那个人和那个人年纪差不多,学问也差不多.”他们认为把地位低的人称作老师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把地位高的人称作老师则近于谄媚.从师求学的风尚得不到恢复,由此也就可想而知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士大夫们是看不起的.如今,土大夫们的智慧反而不如他们,这真是奇怪的事情!
    第三段,征引孔子言行,说明人皆可以为师,和“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子弟子”的道理.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木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这段的意思是: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经向郯子、苌宏、师襄,老聃请教.郯子这些人,他们的品德、能力不如孔子.孔子说:“三人同行,其中必定有一个可以作我的老师的.”所以说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样样都比学生高明,只是懂得道理有早有晚,学术技能上各有专长罢了.
    第四段,说明写此文的原因.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最后一段的大意是:李家有个孩子叫蟠的,十七岁了,喜欢古文,六经以及它们的注释全学习了.他不受时俗的影响,来向我求教,我赞许他能行古人求师之道,就作这篇《师说》赠给他.
    从上述论证过程可以看出,作者先是正面阐述师者的职责、功用,并开宗明义亮出自己“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论点,十分简明扼要,为全篇立下了主旨.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社会上耻于相师的陋习,反复运用对比手法,揭露其自相矛盾,荒诞不经.最后,又引经据典,用人们崇拜的圣人孔子的行动和言论,再回过头来正面阐述学无常师、学生可以超过先生的道理,以增强论证的权威性.
    文章有事实,有道理,有立论,有驳论,立论坚定稳固,不容置辩;驳论条分缕析,切中要害.全文围绕着主题,思路层层演进,自然合理;逻辑完密严谨,无懈可击,故虽只有四百六十多字,却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凝练的语言
    语言上力求创新,是韩愈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他有句名言:“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就是说,当要把心中已经形成的思想倾注于笔端时,最重要的是摒弃那些陈陈相因的熟词套话.他用词力求准确,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比如,他只用了“传道、授业、解惑”六个字,就把老师的职能包举无遗.他十分注意文字的口语化,力矫骈文玩弄典故、诘屈聱牙之弊.《师说》全篇浅易晓畅,明白如话,没有用过一个典故.他主张“因事陈词”,“辞事相称”(《进撰平淮西碑文表》),遣词设句完全根据内容的需要而长短错落,竭力用精炼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内容.他在嘲讽某些人为自己子女慎重择师而本人却不虚心求师的矛盾现象时说:“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兀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理条清楚,词约意丰,十分简练地勾勒出他们舍本逐末、愚昧可笑的面目.又如他在描摹世人耻于相师的心理活动时说:“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这些人浅薄无知而又自鸣得意的神态,跃然纸上.作者的刻画是如此入木三分,而用词又是如此经济凝练,达到了他自己提出的“半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词”(《上襄阳于相公文》)的高妙境界.在文章的句法上,《师说》根据论证过程中的不同需要,相应地采用了判断句(如“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反诘句(如“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感叹句(如“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及陈述句等多种形式,使文章气势多变,跌宕有致,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精当的修辞
    在修辞方面,《师说》也很有特色.首先,它运用了许多对比的手法.在文章的第二段,作者接连把三组对立的事实摆在读者面前:
    一,“古之圣人,其书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远矣,而耻学于师”.
    二,“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
    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这三组对句,把人们对待从师的态度归成两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从情理上把耻于相师的人驳得体无完肤.《师说》还注意内容上的前后呼应.在第一段,作者提出了“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在后段,他就批判了“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错误论调,前两句是承前段“无长无少”而言,后两句是对前段“无贵无贱”而发.这样前后照应,加强文章内部的有机联系,才能在短短几百字里把道理说清说透.顶真是论说文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段,《师说》也把它运用得恰到好处.“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这种写法,可以使文章思路连贯,论述缜密,读起来有一种明白流畅的快感.
    宋代大文豪苏轼曾高度评价韩愈的散文:“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我们今天读他的《师说》,仍然可以从它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取得的成就中,得到一定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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